根据某些人的评介，在这本书中，“林教授对鲁迅的分析下的功夫最大，也最为精彩和深刻”（见附录4，崔之元的评介文章，第432页）。林先生自己对这种分析的概括则是：“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第178页）。这种分析真是那么“精彩和深刻”吗？

鲁迅的反传统思想是人所熟知的，如他要求青年人“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在这方面，争论顶多是用语上或程度上的。但对于鲁迅“献身于中国传统价值”，恐怕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了。这首先取决于所谓“中国传统价值”的真实含义，其次还取决于鲁迅对它们的真实态度。我们来看看林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几个关键性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他的具体所指了。

首先是《阿Q正传》中的例子。众所周知，鲁迅写阿Q，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要着力“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林先生却“独具只眼”，看出“尽管如此，阿Q尚有无辜和天真的某些方面，不能看作是截然可悲的”（第223页）。例如阿Q在赌博输了之后，站在人群背后看别人赌博，“替别人着急”；向人家傲然说出自己行窃的经历，毫不掩饰；在大堂上画押尽量把圈画圆，以免丢了“面子”等。这些或穷极无聊，或愚蠢无知，或虚荣近视的特征，在林先生眼里竟然都成了“天真”“质朴”“可爱”的性格，包含着鲁迅“信奉中国传统中的某些价值”的含义（第223页），只是由于阿Q“缺乏内在的自我，阻碍了这一点，因为没有自我觉醒，他不能有意识地培养和发展这种好的因素”（第224页），因此这种“好的因素”（天真）导致了他的被杀。对《阿Q正传》的这种奇怪的解释，人们可以不必过分挑剔，因为“诗无达诂”嘛！但是说这就表示了鲁迅思想中某种“隐示的层次”，即它不言自明地展示了中国国民性中的优良品质，这种说法恐怕就有些“阿Q精神”之嫌了。倘若鲁迅在世，听到这种议论，也许就会写出一个“自我觉醒”了的阿Q，这个阿Q不但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无聊虚荣等缺点正是他的优点（如同他头上的癞疤一样），而且还会“有意识地培养和发展”它们！

另一个例子是鲁迅的《在酒楼上》。林先生似乎偏爱这篇小说，他几乎是从头至尾复述了它的情节。据他考证，主人公吕纬甫基本上就是鲁迅本人，他年轻时曾和青年们一道反对传统偶像——拔掉城隍爷像的胡子，后来发现一切都是虚空、无聊，为了谋生而回乡下去教私塾，教的竟是“子曰诗云”和《女儿经》！他奉母亲之命去为死去的小弟改葬，为过去邻居的女儿阿顺送两朵剪绒花，后来发现小弟尸骨已不在，阿顺也早已死了，但他却自欺欺人地包了一包土放进新棺材里葬了，回去骗母亲说，小弟的坟已迁毕，阿顺接到花很高兴云云。这篇小说包含的强烈的悲哀和绝望不是言语可以形容的。但在林先生眼里，鲁迅却在“隐示的层次上”说明了他献身于一种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这就是“念旧”，如为幼弟迁坟和为邻居女儿买花都是“念旧”，与母亲的关系尤其是“建立在使传统孝道适应现代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念旧（第247页）。尽管吕纬甫反复说明他的这些奉命行为的“无聊”“敷敷衍衍，模模糊糊”“无乎不可”“算什么？”（这可说是贯穿小说的主题），林先生却还是要说他是“献身于”其中所包含的传统道德或“念旧”情怀。他并不为这种断言的无从证实而感到不安，因为他早已声明，他并不是从小说的“显示的层次”，而是从“隐示的层次上”来谈问题的，他比你们大家都“深刻”得多！看来，林先生之所以一开始就提出将鲁迅思想划分为“显示”和“隐示”的两个意识层次，无非是为了他能随心所欲地解释鲁迅而不受指责，林先生所强调的“精读原典”，原来只是对我们这些没有他那样的“特异功能”的人而言的，他自己则可以不受其限制。

可是，如果我们真的“精读原典”，我们就会发现，吕纬甫（鲁迅）所信奉的并不是“念旧”，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的情感。念旧与重情感并不是一回事。在中国传统中，念旧常常可以和人的真实情感毫不相干，人们可以由于是老乡、老邻居、老熟人、老部下、老同窗等等而结成宗派，以谋小集团的利益。念旧可以徇私舞弊，可以贪赃枉法，可以结党营私，可以官官相卫、任人唯亲，可以大搞盘根错节的裙带风，当然，也可以由于利益的对立而导致“窝里斗”。鲁迅对这个“念旧”的中华民族下过这样的评语：“‘中华’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第255页引语）。说鲁迅的思想竟肤浅到“献身于”这种念旧情绪，这只有林先生才想象得出来！林先生还以鲁迅有很多“终身之交”作为他“念旧”的证据（第247页），按他这种逻辑，凡是重感情的人都是念旧，因而都是受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影响，而外国人则从不念旧，甚至都是无父母无兄长也无朋友的“禽兽”了。

更为离奇的是，林先生以为，吕纬甫即使在为了糊口而教“子曰诗云”和《女儿经》时，他也“觉得这种价值是有意义的”（第248页），他在“未言明地献身于一种传统价值”（第249页），仅仅只是因为“他早期的反传统立场并没有丧失作用”，因而“他缺乏全面系统的世界观作为未来的更加明确的观点的基础”（第249页），他才不赞成用这种古老的教育方式来复活这种价值。也就是说，倘若吕纬甫（鲁迅）当年就达到了林先生这样的思想水平，放弃了那种片面的反传统立场，那他就会极力鼓吹将《四书》《五经》和《女儿经》作为一切正规学校教育的必修课，至少不会为自己教“子曰诗云”而抱愧了，他甚至还会同意袁世凯和康有为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真是林先生一个绝妙的“夫子自道”！但这与吕纬甫和鲁迅都毫不相干。林先生要我们不要相信小说中明明写了的（如吕纬甫的“无聊”感），而要我们相信小说中没有写的，那他为什么不去帮鲁迅再写一篇同样题材的小说来呢？

这篇“新小说”很可能已经“成竹在胸”了，否则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那些离奇的情节（诸如吕纬甫“献身于”教“子曰诗云”）对他来说“正如小说的含义那样一目了然”（第248页）。平常的人只能从一篇小说里看出一篇小说来，而且还不甚“了然”；林先生戴着他的有色眼镜，却能“一目了然”地从一篇小说里看出两篇小说来。

这副有色眼镜，就是前面提到的所谓鲁迅意识的冲突：他既要反传统，同时又要献身于传统价值。林先生非常得意地、甚至不厌其烦地重复他这一重大发现：鲁迅感到一种“强烈的紧张”（第236页，又参看第178、245页），感到“抱歉”（第244、245页），具有“沉痛的思想矛盾和精神上的冲突”（第253页），总之，“终极地说，他的全盘性反传统的立场与他选择性地接受了一些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与文化素质的事实，两者之间存有无可疏解的基本矛盾。因此，他的灵魂被这一分裂的看法与这一看法所带来的罪恶感所扯裂”（第263页，又参看第179页）。

然而，要塑造出这样一个“鲁迅”的灵魂形象，所要做的“创造性转化”工作未免太难了，稍一不留神，就会前功尽弃。果然，又是林先生自己不小心，透露了鲁迅本人的一段心灵自白：“但自己却正苦于背上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因为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的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第294—295页，注①引文）。遗憾的是，这并不是林先生所说的既要全盘反传统，又要献身于某些传统价值的矛盾，这种罪恶感、紧张感也根本不是触犯了自己心中传统价值的神圣性的罪恶感、紧张感；恰好相反，按照鲁迅的这一“显示”和“原典”，这是一方面要反抗传统势力的外来压迫，另一方面又背负着传统势力的内心压迫的矛盾，是无法彻底根除自己身上的传统劣根性的痛苦，是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根性里也在无意中“吃人”的罪恶感。其实，这种罪恶感在《狂人日记》中早已有“显示”的表现，他在那里把自己称为“有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鲁迅的这一沉痛的自我反省，比林先生所指出的那种肤浅不堪和庸人自扰的矛盾（大概是林先生自己内心矛盾的写照：又要反对“新儒家”，又要批判五四的反传统）要严酷、可怕和深刻得不可以道里计！这才是鲁迅真正的伟大之处！

而在林先生眼里，“鲁迅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全盘性反传统的气氛中，他能辩证地指出中国文化传统中某些遗留成分具有知识和道德的价值”，“他能在传统社会解体后正确对待并明确指出中国古老文化成分的知识和道德意义”（第290页）。林先生忘了加上一 句：“这一切都是在‘隐示的意识层次’上做出来的”，否则当人们查遍了鲁迅著作而失望时，就会怪林先生捉弄了他们。但林先生的意思在这里至少还是明确的：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的反传统不像陈独秀、胡适那么彻底！不过，就连这一点也还有可疑之处，因为我们曾从林先生那里得知，胡适的全盘西化学说也“不可能含有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意思”（第153页），但同一件事在胡适那里就成了“花言巧语”和“狡辩”，在鲁迅这里怎么会变成“伟大”的标志呢？况且，以“反传统”的是否彻底作为衡量一个思想家或历史人物的伟大与否的唯一标准，这也有些近乎儿戏。

还有一个例子是，照林先生看来，“虽然鲁迅是号召完全摒弃中国传统的最主要人物之一，但他却以大量时间对中国传统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学术研究，这对他的一生来说，是一个嘲弄”（第229页）；而且，由于鲁迅对许多古代小说作出过肯定的评价，林先生又问：“既然中国过去的一切都令人厌恶，那么，他怎会欣赏传统小说作品呢？”（第230页），“为什么这些积极因素，尽管是跨文化的因素，竟会在整体上被视为完全邪恶的中国过去产生？”这“暴露了鲁迅的全盘性反传统思想的谬误”（第231页）。林先生在这里又犯了一个形式逻辑的“偷换概念”的错误，他用“中国过去”“中国过去的一切”偷换了“中国传统”“中国文化传统”。

这且放下不说。鲁迅作为一个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这与他在现实生活中反传统丝毫也不矛盾。林先生不是常批评陈独秀和胡适对传统没有作深入研究？不是还把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和反对研究这个传统称作一个“矛盾”（第117页）？现在鲁迅研究了传统，怎么又成了对自己的“嘲弄”？要使林先生满意是不可能的。但鲁迅的研究传统，正是为了从传统中寻出反传统或反正统的因素来，正是为了指出传统对人性的压抑和人性对传统的反抗，他赞许《金瓶梅》和《儒林外史》，无非是因为其中对豪门世家、儒者名士们（他们代表正统）的正人君子道貌的虚伪性作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和揭露，而他喜欢无常和女吊，也正因为它们是民间反抗精神的象征，是打破正统和乐之音的中国的“摩罗诗力”。不过，这些反传统的传统因素也正因为终归还是传统，所以它们事实上并不包含真正清除腐朽了的传统势力的现实力量，它们的鼓舞作用是有限的。鲁迅不满意于这些研究本质上的纯学术、纯历史性质而又无可奈何，他明白自己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我们能从鲁迅的这种深沉的悲哀中，得出鲁迅研究古董是“献身于传统价值”的结论吗？能说这是对他的反传统思想的“一种挑战”（第234页）吗？显然不能。鲁迅的悲哀，颇类似于吕纬甫的悲哀，是由于无聊和寂寞，由于无人响应自己激进的呐喊，由于反省到“我绝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呐喊·自序》）。

最后还想谈谈林先生所发现的鲁迅思想的又一个严重的悖论，这是他在本书中用黑体字标出的唯一的一段话，可见其重要性非同小可：“因此，在鲁迅面前等着他去做的基本工作是：透过思想与精神革命去治疗中国人的精神的病症。然而，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症的民族如何能认清它的病症的基本原因是它的思想与精神呢？”（第256页）林先生认为，从理智上，鲁迅是对现实完全绝望的（这一点不假），但在情感的层次上，这种绝望的“硬心肠”“在他心中形成了一种罪恶感”（第269页），逼使他不得不突破理智上的绝望，诉之于“发现意义的意志”（第270页），去进行那“绝望的抗战”（鲁迅语）。也就是说，正是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承认和对传统思想素质的继承，防止了鲁迅滑向彻底虚无主义的深渊，使他感到“他必须继续迈向他未知的命运”（第267页），他的“绝望的抗战”仅仅是为了缓和内心的罪恶感、亵渎感而作出的自我牺牲而已。

这一切解释总算是合乎逻辑的，但并不合乎实际。首先，林先生所发现的那个悖论（paradox）只是一个形式逻辑上的悖论。但在世间一切事情中，唯独精神本身是无法凭形式逻辑解释清楚的。从形式逻辑看来，一切精神的自由、能动的创造都是“悖论”。精神有它的被决定性，也有它的不被决定性。尽管“一个在思想与精神上深患重病的民族”从一切迹象和逻辑推论上看都不能发现任何救治的希望，但它既然有思想或精神，人们就无法用逻辑或最精密的科学去推断它的将来，因为即使一种深患重病的精神，它最深藏的本质仍然是自由，或追求自由，谁能断定它就不能认清自己的病因呢？鲁迅的“绝望的抗战”根本用不着找出他心理上的“罪恶感”和“为国家民族牺牲”“对传统价值的献身”这样一些“合理化”的解释，这些解释与鲁迅的真精神、与鲁迅的反抗意志（而不是“发现的意志”）和对普遍人性所抱的信念与希望，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林先生说：“在世界文学中，很少有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他一方面认为世界是虚无的，但另一方面却使自己介入意义的追寻并献身于启蒙”（第264页），这暴露了林先生对“世界文学”的无知。不要说现代的尼采、卡夫卡、加缪和萨特了，甚至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基本精神之一也就是世界的虚无性和对意义的追寻（见《传道书》）。当然，如果把“世界文学”改成“中国文学”，这倒有些切合实际。但中国并不就是世界。

总而言之，林先生对鲁迅思想的误解，集中到一点就是：他把鲁迅对自己身上存有传统国民性的劣根这种罪感，歪曲为对自己反叛了这种传统国民性的罪感，把鲁迅顽强地与自己灵魂中的传统鬼影作斗争的心灵痛苦，歪曲为感伤主义地惋惜他所信奉的传统价值的痛苦，把他为高扬人的自由精神面对虚无所作的“绝望的抗战”，歪曲为对“国家民族”赎罪而作的“自我牺牲”。这种种歪曲都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涉及对整个鲁迅思想，以至于对整个五四精神和中国现代思潮的总体评价和实质性把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