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的这本书，攻击得最厉害的还是胡适。这种攻击，集中点仍是胡适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论，特别是后者。林先生认为，他抓住了胡适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矛盾，这个矛盾是胡适本人也未意识到的，这就是：“胡适既主张进化地改革中国传统，又主张全盘摒弃这一传统”（第139页，又参看第158、164、165页等处）。在林先生看来，胡适的这一“矛盾”只有通过将矛盾的一方宣布为假，将另一方肯定为真才能解决：“事实上，胡适的改革主义不能从表面价值来理解，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假改革主义，也就是说，他的改革主义是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实质上，在胡适的意识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以全盘西化主张为基础的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第140页），为此，林先生在胡适的“改革主义”上加上了引号（第145页）。

林先生既然这样断然地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本应当感到他在对胡适思想的分析中得心应手才是，本应当毫不犹豫地把胡适的一切改革主义言论都称为虚假的才是。但奇怪的是，从林先生的具体分析来看，他似乎又对如此简单地处理这一“极为繁复的问题”（第353页注①）并没有充分的自信。他先是承认了胡适早期的改革主义态度还是“真诚的”，只是在“发现了杜威的思想”之后才有了“决定性的转变”（第148页），但后来又认为，在此之后，胡适仍然“相信”即使接受杜威的方法也“可以不必舍弃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而把它转变成现代性的一部分”（第153页），即使在这时，他的全盘西化学说也“不可能含有完全拒绝中国传统的意思。因为根据胡适的定义，中国的全盘西化，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传统‘有机式地吸收’现代西方文化而实现，这就意味着西化是以本民族科学传统为基础的，尽管这传统的某些成分因与现代文化不协调而将在这过程中遭到淘汰”（第153—154页）。林先生在这里又并没有说他的这种改革主义是“假的”。林先生甚至还承认，当胡适估计到全盘西化不可能实现却对此表示赞赏，表示“乐意看到中国文明保持在本民族的基础上”时，这种“情感”正是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第156页），尽管这并未改变他全盘西化的主张。可见，林先生所发现的胡适这一“终身矛盾”，在林先生的分析中也传染给了林先生本人。也许，这根本就不是胡适的什么矛盾，而本来就是林先生自己的矛盾？

情况正是如此。在胡适那里，事情本来很清楚，他的全心西化[30]与他的渐进的改革主义并没有任何矛盾，因为在他看来，西化只是手段，改革才是目的，或者说，西化只是态度（“全心”），改革才是实际效果，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的继续发扬光大，只有通过全心全意学习西方才能够实现。林先生自己很清楚胡适的这个意思，在本书中也多次提及（见第155—157页），然而他却把这称为胡适的“花言巧语”（第157页），认为他在这里是“混乱的”，把“应该是什么同实际是或将来是什么的概念”弄混了（第155页），因为在林先生先验的眼光看来，胡适的改革主义应该是他的全盘西化或全盘“杜威化”的手段（同上），而不是相反。正是这一主观武断的颠倒，导致了林先生自己的自相矛盾。因为，如果改革主义只是胡适的全盘西化的手段，那就必然还可以追问：胡适为什么要使中国西化？林先生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承认，在胡适看来，“只有在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社会以后，中国传统思想才能得到拯救”（第163页），也就是说，西化正是为了改革中国传统。林先生喜欢谈“辩证的”，胡适这种看法恰好就是非常辩证的。他可以不同意胡适的观点（即“西化可以是拯救中国传统的手段”），却不能说胡适这里有什么“逻辑上的矛盾”。真正逻辑上矛盾的是林先生帮胡适所作的那种愚蠢的解释。正是林先生自己把胡适的“应该是什么同实际是或将来是什么的概念”弄混了，而在胡适那里，提出我们应该“全盘西化”的主张，其实际后果绝不会是中国人就变成了西方人，而将是对中国传统的改革有实质性的促进。这一点鲁迅也曾有过同样的看法，认为在中国，你要在墙上开一个窗，就非得做出掀掉屋顶的努力。这是因为总是有像林先生这样的人，别人刚刚要开一个窗（引进西方文明），他就大叫屋顶已经没有了（全盘西化了）。

胡适的这种“目的—手段”论也许不算什么深刻的创见，但它对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毕竟起到了实效。例如，如果没有五四运动一大批人的全盘反传统，谁能担保在袁世凯、张勋以后，不会再来一次皇帝登基的丑剧？林先生先是责备陈独秀在思想文化上所起的作用是“空谈”（第128页），现在又指责胡适“提不出一种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的有效理论”（第156页），他故作天真地质问胡适：你说在西化过程中中国传统宝藏才可能充满活力，那么“这如何可能做到？”（第157页）我想反过来问问林先生：照你看来，只有不学习、不“有机式地吸收”“现代文明之精华”（林先生带讽刺地引用了胡适的这个说法，见第152页），才能“做到”使中国传统充满活力？这就是你的“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的有效理论”？

其实，林先生的这种“理论”毫无理论色彩，而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抱残守缺、盲目排外的情感，它远远低于五四知识分子那种奋发向上、义无反顾的**，因为后者终究还是与我们民族现实生活中的真正“危机”息息相关，前者则是一种失去了现实感却又目空一切的空论。然而，即使这种空论，实际上也是由于林先生吸收了某些西方思想文化（如韦伯、博兰尼、库恩、哈耶克、史华慈等人的思想）以后，才有可能“创造性地”提出来的。也许正是这一点给他带来了一种“真正的自卑感”，使他有必要排除自己头脑中“西化”的鬼魅，以恢复一点他“作为中国人的自尊感”？这种心情作为一个飘零海外、时刻担心受到种族歧视的华裔同胞来说是不难理解的，甚至是可以同情的。但他以此来度量一位五四健将的心胸，却成了可笑的了。他竟试图这样揣测胡适的心理动机：“他在中国传统中寻找着某种东西以便从中能够汲取一点作为中国人的自尊感，以抵消他在面对所接受的西方价值时产生的对中国传统的真正自卑感”，最终使自己有理由感到“自豪”（第155页）。这种猜测，至少对于五四时期的胡适来说是十分滑稽而不可信的。人们从中并没有看出胡适的理论动机，反倒似乎窥见了林先生内心的秘密：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这场争论看作是对中国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冷静的理论分析，而是看作一场有关民族自尊心和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面子”的拼搏！（还可参看第421页）

为了彻底嘲笑胡适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林先生还在“附录”中不吝篇幅，大力攻击了胡适本人“西化”之不成功和可笑，这特别是针对胡适从西方科学主义立场提出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一方法论原则的。但尽管林先生引用了博兰尼和库恩（或译孔恩）的现代科学方法论作根据，在这些攻击中却看不出一丝一毫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先生的批判是这样的：“胡适终生所宣扬的科学方法，虽然形式上包含归纳法与演绎法，但实际上，他十分强调的只是归纳法，再加上一点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大胆（他认为那样的心态便能在科学方法中扮演假设、演绎的功能——实际上‘大胆’与演绎推理并无关系）”（第325页），“在科学研究的时候，工作人员是不是要在假设上看谁胆子大，谁就容易有成绩？你的胆子大，然而我的胆子比你还大，所以我的假设就容易导致重大的科学发展？”（第379页）这样嘲笑过后，林先生就以为自己有权利将胡适的方法称为“商人做广告，政客搞宣传”（第379页）了。这种批判其实并不新鲜，它还是国内50年代“左倾”影响下“胡适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老调。然而不幸的是，林先生自己在书中透露了胡适本人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解释，使我们甚至不必从头至尾核对胡适的著作，就可以看出这种批判在理论上究竟有多少诚意。胡适是这样说的：“当我们寻得几条少数同类的例时，我们心里已起了一种假设的通则。有了这个假设的通则，若再遇着同类的例，便把已有的假设去解释它们，看它能否把所有同类的例都解释得满意”（第332页注，原文载《胡适文存》）。

很明显，胡适所谓“大胆假设”，并不是和人比胆子大，而是以事实为根据，突破狭隘经验的束缚，把少数事实的规律性扩展到多数事实以检验其普遍性程度的一种尝试。林先生所崇拜的博兰尼和库恩有“支援意识”和“典范”的概念（见第381页），胡适也有假设的“通则”概念；而林先生竟可以允许洋学者库恩的“尖锐的想象力”，却不允许中国学者胡适的“大胆假设”，这实在有欠公平。一个极好的树立中国人自尊心的机会被他错过了。但也许，他是想让自己取代胡适成为这种自尊心的象征？无疑，他取笑胡适的“西化”是东施效颦，就是想说明他自己是西化得可以了，他才是正宗的西化意识的代表。

然而，这里又包含着一个林先生始料不及的悖论：他批判胡适的本意，是要说明胡适学西方的方法是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学方法的结果是什么西洋的精华都没学到。事实上，学方法最不能学到真正的东西”（第378页）；但他批判胡适的方式，却是证明胡适的方法没有学到家，只有他自己才真正学到了西方的方法，也就是说，他比胡适错得更厉害！

我并不以为胡适的方法论就是绝对正确的。但至少，批评应有学术性，你既然在指责胡适的方法论是对西方文化的不求甚解，其推论就应当是要加深对西方方法论的理解，而不是要放弃西方的方法。即使林先生自己对西方方法已精通熟透了，但他摆一副教师爷面孔吓唬别人：“大家要晓得，了解外国文化，谈何容易？”（第367页）以迫使大家转回到中国传统中去寻找自己的思想“权威”，这就很有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味道。何况今天的人要学习我们古代传统中的权威，也变得不那么“容易”了：一个孔夫子的思想本旨，不是就争论了两千余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