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们所涉及的主要是林先生本书的基本理论框架在自身逻辑上的一些毛病。可是，一种理论尽管在逻辑上不严密，甚至有明显的自相矛盾，如果它还能用来很好地解释某些事实，这就还不是不可救治的毛病，它甚至还很可能包含某些真知灼见。林先生的本意也正是如此。他明确主张不要过分重视逻辑与方法论，要“放弃对逻辑与方法论的迷信”（第400页）。尽管对逻辑的这种蔑视使他在理论上得到了某种别人所不敢奢望的自由，以致演变成了对事实的蔑视（如我们已指出的）。不过他提出“我们要精读原典，同时要随时随地进行自我批评”（第400页）的研究途径，总还是令人振奋的，在这方面，我等“过分提倡逻辑与科学方法并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因而“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很肤浅”之辈，想必是不能望其项背的。既然林先生这样强调“自我批评”，他大概也不会反对别人对他略加批评的吧。

我们先来看看林先生对陈独秀思想的批评。我们本可以指望在这里看到一些“实质性”的研究，然而，大约林先生自己也还未能彻底克服“对逻辑和方法论的迷信”的缘故，除了对陈独秀思想深处民族主义根源的揭示还算中肯之外，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把陈独秀的思想纳入他那个抽象的理论框架之中，以为只要做到了这点，对陈独秀思想的分析就算完成。这就不能不使他的许多分析“变得很肤浅”了。

林先生对陈独秀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他的全盘反传统之上，因为“陈氏代表整体性反传统主义（全盘否定传统论）的直接反映”（第353页）。但是，陈的这种倾向是从哪里来的？林先生看到，在《新青年》的头几期中，陈氏的全盘反传统主张尚未完全形成（第109页），直到1916年11月以后，他才明确了“将孔教作为一个整体给予一系列猛烈的抨击”（第117页）的态度，其直接原因就是康有为等人在袁世凯死后再次重申要将孔教定为国教的举动。按照通常人的逻辑，这一事实所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国人常有种错觉，以为帝制的覆灭就是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道德秩序的解体（这种错觉竟直到今天还盘踞着林先生的头脑，见第23、24、28等页）；袁世凯窃国暴露了这种想法的虚幻性，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感到，中国社会政治体制的牢固根基乃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于是才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正是袁世凯和康有为的尊孔复古活动才使陈独秀等人最后看清了，儒家礼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天暴露出来的一切弊病的大本营。历史和现实生活本身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们提供了集中攻击的目标，指出了思想发展的道路。

然而，这一切在林先生先入为主的眼里却成了另一幅图景。在他看来，陈独秀对孔教的全面抨击“是以整体思想为出发点的，所以立刻就涉及中国传统的整体”（第117页），至于现实生活（社会政治形势）则只不过是一种“辅助因素”（第63页），只是使陈独秀心中那个先验的“整体思想”发展出来的外在诱因，这个整体思想最终导源于中国传统唯智主义的思想模式，似乎若没有这种传统思想模式，一个正常人就无法从中国的现实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仍作为一个有机整体阻碍着中华民族的进步似的！不过我们已从林先生那里得知，“已故赖文森（Joseph R.Levenson）教授”虽然是个洋人，却也“把中国传统完全当作一个有机体”看待（第351页注①）。至于赖文森从小是否熟读《四书》《五经》，尚有待于考证。总之，在林先生看来，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什么“整体性”，或至少在辛亥革命以后已没有了整体性，因此这种整体性只存在于陈独秀等人的头脑里、幻觉里。

此外，林先生宣称他发现了陈独秀反孔斗争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在他坚持从整体上抨击孔教和在反孔的某些具体论据之间存在着矛盾”（第117页），因为他并没有“彻底考察许多世纪以来孔教理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第118页），还把对孔教在历史上的演变，当时的功过等问题的研究斥之为陈腐的。然而，正如林先生已指出的，陈氏是“以孔教背离现代生活方式为中心而建立了他的反孔论据”的（第120页），也就是说，他的全盘否定孔教仅仅是立足于现代生活的角度，而不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提出来的。因此，当陈独秀提出孔教（包括孔子的思想）在今天已完全背离现实生活的进步方向，而应当在现代生活方式中全盘抛弃时，有人却从学术的立场提出反驳说：孔子的思想在历史上曾有过好作用，不能完全否定，这难道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吗？陈氏将这种反驳斥为陈腐之见，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当然，陈氏对中国传统在历史上的发展和状况缺乏深入的学术研究，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凭自己敏锐的生活体验和社会思索发现当代生活中传统习惯势力与时代的尖锐对立。如果他活到今天，也许会用学术研究来丰富和深化自己的观点，但尽管他没有做到这一步，却也不存在与他的反传统思想的“矛盾”。

再者，为了使陈独秀的观点显得荒谬绝伦，林先生故意用了一些危言耸听的字眼：“从陈独秀的观点看来，西方的现代文化同样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是一个能够移入中国的统一体。”（第124页）然而，考究他引以为据的陈独秀的言论，我们却很难得出与林先生相同的结论。陈氏在这里不过是说：“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礼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全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第124—125页）这里所谓“西洋式”或“欧化”，当然是指西方各现代国家之共同基础，即平等人权原则，根本不涉及西方各国文化是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是否可以作为一个统一体“移入中国”的问题。如果说陈独秀连西方各国有着巨大差异，并不能构成像“我中华”这样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都不懂，如果说他甚至无视当时西欧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残酷事实，而企图把西方文化（包括现代化战争）整个地“移入”中国，这也未免太低估了陈独秀的智力了。林先生这种有意夸张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这就是从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中引出一个陈独秀本人没有主张过的“全盘西化”来，使自己对陈氏的批判占据一个有利地势，因为对于中国人的耳朵来说，“全盘西化”至今还是一个过分刺耳的噪音。

果然，在“结论”部分，林先生就明确提出：“陈独秀和胡适所主张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很容易导致把全盘西化作为目标”（第285页）。但在紧接着的一段话里，陈独秀的“全盘西化”已不再只是一个“很容易导致”的“目标”，而是已经成为了事实和定论了，林先生可以不加任何修饰地谈论“他们（陈独秀和胡适）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和全盘西化”，谈论“陈独秀在完全否定中国的过去和主张全盘西化之前”的事了（第285页）。

其他如陈独秀的全盘反传统倾向是否必定要主张废除中国的一切，否则就意味着陈独秀陷入了矛盾，“在逻辑上破坏了他全盘性反对孔学的全部整体观的论据”（第132页）；又如前面指出过的，他的以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与从其他方面着力来解决问题的方法并用是否就是矛盾的，就说明他不是“始终如一”的（第129页），等等，此类问题还很多。限于篇幅，在此就不一一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