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林先生认为五四的反传统是导致“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原因，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要解除这种危机，必须消除五四运动的影响，对五四思想来一个全面批判。在人们头脑里重新树立起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权威”（卡里斯玛），在此前提下再来进行我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那么，如何批判五四思想？林先生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追溯五四思想的根源，找出它的一个基本思想模式：“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the cultural-intellectualistic approach）。

林先生认为，他在本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这就是发现五四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根源来自于中国儒家特有的思想模式，即“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维习惯，他称之为“一元论和唯智论的思想模式”（第75页），也就是强调思想的力量，并主张改造思想文化是真正的社会改革的第一步。据他看来，这就暴露出五四知识分子们内心深处“一种对中国文化的强烈而持久的偏爱”（第66—67页），这种偏爱甚至于压倒了他们对当时社会政治形势的考虑，而成为他们思想中的“主要的决定因素”（第63页）。换句话说，五四知识分子们尽管宣扬全盘否定传统，他们自己却是立足于传统之上的，并且是立足于一种狭隘、错误的传统思维模式之上的，这是五四思想一切弊端的总根源。

有人已经指出，林先生在这里陷入了一种奇怪的悖论：要克服五四全盘反传统的偏颇，就必须比五四知识分子更进一步地反对中国传统[28]。不过，想揭示人家的自相矛盾，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自相矛盾，这在林先生这本书里是司空见惯的，后面我们将就触及的问题随时提示一二。在这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林先生认定“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受根深蒂固的、其形态为一元论和唯智论思想模式的中国传统文化倾向的影响。它并未受任何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响”（第48页），这一论断到底有何根据？

通读全书，林先生的这一论断也仍然只是一个先验的假定。充其量，林先生只是证明了，五四知识分子“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在中国传统中也是存在的，但却没有证明，五四时期的这一思维模式事实上来自中国传统思想，更不能证明它“未受任何西方思想源流的直接影响”。休谟（Hume）曾指出，仅凭post hoc（在这以后）绝不能确立propter hoc（由于这）。同样，仅凭五四的某种思维模式在中国传统中也能找到，绝不能肯定五四的思想模式就一定是由中国传统中继承来的。况且，古今中外，“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可说是比比皆是，凭什么断言“思想和文化的变革应当先行的主张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第65页）？“强调以基本思想的力量和优先地位来研究道德和政治问题”（第75页）的倾向，在西方思想史中甚至也是一股主流。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到近代的自然法派和康德，以及法国启蒙学者对教育、理性的强调，无不如此，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是主张通过理性来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

面对这些不容否认的事实，林先生辩解说：“西方虽然也有一些强调意识作用的思想流派，但没有任何一种唯智论或唯心论能成为西方文化的共同主宰”（第77页）。且不管这一断语下得是否确切，至少，林先生在这里是偷换了论题。因为这里讨论的关键不是唯智论或唯心论是否能（或哪一种能）成为西方文化的“主宰”的问题，而是西方有没有一种“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唯智论思维模式。如果西方有许多思想家都有此种模式，其中有的人还影响过五四的思想家，那就不能排除五四知识分子的这种思想模式直接来自西方的可能性。更为奇怪的是，林先生在这样偷换了论题之后，在下面几行文字中竟又将原来的论题偷换了回来，似乎他已证明了西方思想流派“本身都否定唯智论或唯心论”（第77页）！这样，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那么，为什么他们（五四知识分子）几乎还共同遵循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同上）答案似乎只能是：这只能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不是西方的影响。

可是，退一步说，这里还有第三种可能的答案，是林先生未曾考虑在内的，这就是：这种思维模式既不是来自传统，也不是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五四知识分子个人对民族苦难根源的体验和思索。鲁迅就是这样，他早年求学日本，学的是医学，目的是改变中国人的体质。但后来在电影里看到一群强壮的中国人在麻木地观看他们的同胞被杀，才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29]。当然，鲁迅学医根本还是为了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这主要受尼采影响），但是主张改变国民性并不一定要从思想文化入手，也可以从体质或其他方面入手，这是不能混同的。林先生在书中也提到了这个例子（第181—185页），却没有发现这与他的前提恰好相矛盾。其实，人的思想模式即使一开始就受了传统的影响，他也可以由现实生活的启示而改变之，或独创出一种思想模式来。例如孙中山就认为，中国自殷商以来“知易行难”之说深入人心，流弊千年（这与林先生对传统的评价似乎相左），他则通过对社会进化过程的考察，反其道而行之，总结出“知难行易”的思想，即（用林先生的话说）“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想模式。五四知识分子的这种共同的思想模式，难道就不能是他们所经历的共同现实生活的反映吗？

再退一步说，就算林先生本书的这一指导性观点（即五四全盘反传统基于传统一元论和唯智论思维模式）能够成立，那么，他由此推出的第二个基本观点（他把这两个观点称为“对本书主题有重要意义的两个论点”，见第48页）也是说不通的，这个观点就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演变成唯智论——整体论思维模式的潜在趋势”，它在一定条件下就导致把传统文化理解为一个有机整体（见第49页，参看第85页）。看了林先生的反复说明后，我却怎么也看不出，为什么强调思想的力量就会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有机整体，而为什么把中国文化看作一个有机整体一定是由于强调了思想的力量。林先生解释说，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会导致“认为基本思想的决定作用类似于生物有机体中基因的决定作用，它是影响有机体各部分性质和形态的一种潜在的整体”（第49页），但马上又说，五四以前第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也强调思想文化改革的优先地位，却“还不至于”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同上），可见这又并没有必然性了；相反，例如陈独秀并不总是抱有“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观点，并且如林先生自己指出的，他有时反而强调政治、经济、人口等因素是思想道德的原因（参看第129页，第136—137页注），甚至“为他后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者提供了些潜在的理由”（第130页），这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如果我说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并非基于林先生说的一元论—唯智论模式，而是来自政治、经济、思想的多元论或系统论倾向，这不是更加言之成理？可见，说整体观的思想模式是由思想优先的一元论—唯智论模式“演变”而来的，这是于理不通的。至少，这两者并无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又退一步说，就算我们承认林先生关于“有机整体”的观点是由“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模式演变来的，然而，由这种有机整体观也并不必然就会得出要么全盘否定传统、要么全盘接受它的结论。这就像一个好的医生对病人的身体不可能没有一种有机整体观，但却不一定认为病人要么用不着治疗，要么只有让他去死一样。即使如林先生自己所大力提倡的“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第299页），也未尝不可以建立于对传统的有机整体观上的。事实上，林先生所谓“传统中国社会具有高度的整合性”（第350页），与他所攻击的“有机整体观”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例如他认为，当传统构架解体之后，有些传统思想失去了活力，“有的却有与四方传入的思想与价值产生新的整合的可能”（第351页注①），这其实就是“有机整体观”中所必然具有的“新陈代谢”观点。林先生却竭力把自己的“高度整合”观与“有机整体观”区别开来，但区别的根据却仅仅是，有机整体观“认为在另一有机体（近代中国）崛起以后，传统的一切便失去理智上的价值”（同上），他的“高度整合观”则认为并不是传统的一切都失去了理智上的价值。但这恰好说明，同一个观点（有机整体观或者说高度整合观）既可能导致否定传统，也可能导致“创造性地转化传统”，五四思想的“错误”并不在于什么“思维模式”，而只是在于它反了传统。林先生想“深入分析”一下五四反传统的“错误根源”，到头来却仍然回到了“反传统就是错的”这个出发点，他不得不把要证明的东西当作了证明的根据。

综上所述，林先生在本书中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课题，即“对五四时期反传统主义的根源和性质的研究”（第6页），在理论的总体框架上每一个环节都无法成立，因为他既没有给我们指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途径”为什么一定是受传统思维模式影响，又没有给我们指出对传统的有机整体观为什么一定来自“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甚至也没有给我们指出，全盘否定传统为什么是有机整体观的必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