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先生这本书，开宗明义就提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最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的出现与持续”，其“直接历史根源”，可追溯到“五四运动时代所具有的特殊知识倾向”[21]，所以，“充分理解五四时期激进反传统主义的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很难说是过分”，它构成了“后传统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第5页），由于这种反传统的激烈性，“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说成是全盘的反传统主义”（第6页）。

综观全书，还可以看到，林先生的意图还不仅仅是探讨五四运动中所包含的反传统主义因素（对此当然无可非议），而且是要根据这一因素来为五四运动做出全面的评价和总结，如他在“结论”中说的：“如果从历史角度对五四时期作一回顾，我们便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显著特色就是在文化方面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的特色”（第284页），并且说：“我希望我的研究不仅能对现代史的这一关键时期提供一些基本的理解，而且也能为中国知识和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第298页）。显然，林先生是把五四运动“基本理解”为一场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这是他对五四运动的总体概括。

这种概括能否成立呢？

我认为不能。道理很简单，就像我们不能用“杀人”来概括一场战争一样。

不错，五四运动的确具有否定中国传统的倾向或态度，然而，这里还应当有些最起码的界定必须提出来和分辨清楚：1.五四是为了什么而反传统？2.五四是用什么来反传统？3.五四反传统的实际作用和后果是什么？对五四运动的任何概括，如果不能反映出至少其中一个问题，都很难说是触及到了本质。

林先生的概括恰好回避了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尽管他宣称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应是关注具体的特殊性而不是普遍的通性（见第391页），但他还是要借助于“反传统”这一概念的笼统性，把五四运动和60年代的“**”混同起来。“这两次‘文化革命’的特点，都是要对传统观念和传统价值采取疾恶如仇、全盘否定的立场”（第2—3页）。这种极不明智的混淆，已在中国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中引起了惊讶[22]，因为他们通常是将“文革”与秦始皇的焚书和迫害知识分子的暴政相提并论，万万没想到这十年竟还与反封建、反愚昧、启蒙和强调科学知识的五四运动有瓜葛。也许这可以算作林先生的一个发现吧。但从逻辑上看，似乎还应该有一个更大的发现在等待他去提出来：五四运动的全盘反传统不过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继续而已！

当然，尽管对五四的总体概括是如此荒谬，林先生在具体论证时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接触到上述三个问题，例如，他谈到五四反传统有两个目标，一是“民族主义的冲动”（第15—16页），是为了“使国家强盛”（第336页）；一是“中国文化的全盘西化”（第156页）。他还指出，为了反传统，五四运动“竭力主张采纳当时在中国所理解的西方的民主和科学思想以及价值观念”（第16页）。但这并没有使他把五四的这些目标与“四人帮”“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政策区别开来，没有使他把五四的启蒙作用与“四人帮”政策的愚民作用区别开来。在林先生眼里，反不反传统是一个唯一的标准，其他方面他一概不管。

撇开五四和“文革”的区别不谈，我们可以再来看看，五四的“全盘反传统”真的是“整个世界史中”一个“独一无二的现象”（第344页，又参看第5、7页）吗？这种话出自一个历史学教授之口，简直难以令人相信。众所周知，中世纪基督教对古希腊罗马异教文化的摧毁，就其“笼罩范围之广，谴责之深，与在时间上持续之久而言”（这是林先生的限定词，见第343—344页），都要远远超过五四对传统的反叛，以至于到后来，许多希腊经典著作（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在整个西欧已经绝迹，千年之后才从阿拉伯世界输入。文艺复兴时期对整个基督教文化的全盘否定，在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名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有大量的论述。如果说文艺复兴终究还打着“复兴古代文化”的招牌的话，那么近代西欧哲学的创始人培根和笛卡尔则已公开标明了“全盘反传统”的倾向。梯利（Frank Thilly）在其《西方哲学史》中认为：“弗·培根在许多方面是新思潮的典型代表。他反对古代权威，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哲学，不亚于他反对空洞无益的经院哲学。”[23]笛卡尔则提出了他著名的“怀疑一切”原则，他唯一不怀疑的只是他自己的“我思”，他“同培根一样，坚决反对旧权威，强调一切哲学的实践性”[24]。当然，林先生可以说这些人思想深处实际上还是继承了古典文化传统的，但这正如五四反传统在他看来事实上也没有完全摆脱传统思维模式一样，并不能说明培根和笛卡尔的反传统就不如五四时期的更深刻。

作为论据，林先生只提出了法国启蒙哲学家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的继承（第11页注③）。但他似乎忘了，法国启蒙思想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卢梭，就是以“全盘反传统”而著称的。他的第一篇成名作《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其批判的矛头不只是针对中世纪，而且是针对整个西方文明的。说法国启蒙运动“不包括对整个西方传统文化遗产的谴责”（同上），这就必须把卢梭排除在法国启蒙运动之外，这恐怕是一个过分“大胆”的假设。况且，即便如此，其他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对古代文化的继承也与我们中国对传统遗产的继承有很大的不同，因为他们这中间还有一个长达一千多年的中世纪文化的“断裂层”，因此，这种继承首先是建立在“全盘”反对其最近的文化传统（封建教会势力）的基础上的；他们所继承的，已不是直接意义上的传统，而是他们已然丢失了的、陌生化了的那个传统；他们向古希腊罗马学习，完全不同于我们今天向孔夫子学习，倒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向西方学习，因为他们通过“转向古代”而体现的启蒙思潮，在我们是通过“转向西方”来体现的，而不是通过复古主义来体现的。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五四思想家的启蒙工作远远没有进行得像法国启蒙运动那样深入、广泛、持久，他们对传统的摧毁也远远没有像法国启蒙运动那么深入人心。以至于直到今天，某些人还把他们视为民族文化的罪人，而不是文化进步的功臣，他们的地位远在伏尔泰、卢梭之下！

另外勉强还可以称之为论据的，是“非洲、中东或东南亚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者，这些人“通常是要热情地找寻自己历史的根源，以便重建此一文化遗产”（第344页）。但是，林先生又似乎忘了一个比这一切都更重要得多的例子，这就是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为了尽快地实现日本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一大批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日本知识分子并没有致力于“热情地找寻自己历史的根源”，而是大力宣扬西方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掀起了一股“全盘西化”的强大浪潮。如福泽谕吉主张：“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25]，并认为：“不应单纯地仿效（西洋）文明的外形，而必须首先具有文明的精神，以与外形相适应”[26]；吉田茂写道：“明治时代的日本人在面临一种陌生的强大的文明时，无所畏惧地放弃了长期爱好的习惯，引进了外国文明”[27]。当时的日本社会风尚是提倡废汉字，吃牛肉，喝牛奶，以至于提倡与外国人通婚，以改良日本国民的体质！我不相信林教授真的忘记了这些在近代史上人所皆知的常识。提及这些只是为了说明，“全盘反传统主义”不但不能看作混淆五四和“文革”两次文化运动的共性，也不能看作五四区别于法国启蒙运动和日本维新思潮的“独一无二”的个性。

其实，“反传统”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倒退式的，是毁灭人类所已经达到的文化成果，其结果是降低民族文化素质，使人民群众成为没有文化知识的愚昧的群氓，为专制暴政鸣锣开道，如西方中世纪，如秦始皇的焚书，如“四人帮”“革文化的命”；另一种则是促进式的，是把人类从陈旧腐朽了的传统文化框架中解脱出来，冲破僵化的精神束缚，推进新思想，如近代启蒙思潮，如日本明治维新，如五四，如现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林先生把五四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归结为“反传统”，这就必然将两种意义截然不同而且相反的“反传统”混为一谈，甚至进一步得出了任何全盘性的反传统都是肤浅的、错误的、要不得的这一结论。由这种立论出发，林先生认为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不但没有促进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进程，反而“造成了日后中国思想史与政治史上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第345页）。

这就是他所谓的“中国意识的危机”。在他看来，近代中国意识之所以发生了“危机”，不是由于在西方先进文明面前中国文化传统暴露了它固有的弊病，不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腐朽没落导致了它的解体、衰亡，不是由于现代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逼迫中国人抛弃意识中一切过时的东西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否则就要灭亡，而仅仅是由于“权威的失落”（第363页），这种失落应归罪于五四运动的反传统。“我们中国就是发生了权威的危机。为什么呢？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中国好歹发生了五四运动”（第366页）。

不过，林先生也并不以为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和现代西方思潮可以填补这种“权威”的空白，理由是：学习西方“谈何容易？”（第367页）。西方权威既然不容易学，那么最“容易”、最舒坦的当然是回到“皇帝万岁万万岁”的传统权威那里去了，这就是林先生给我们每个中国人暗示的唯一道路？

不过，尚有一点不够明白的是：林先生也承认，皇帝权威的倒台并不是五四运动所造成的，在五四之前，“中国社会的终极‘卡里斯玛’的中心”即皇权已经崩溃、覆亡。因而“世俗纲常已不再被认为是合法的了，所以他们已不再觉得受其约束”（第29页），那么，要说五四是产生这种“权威危机”的原因，这难道不是倒因为果吗？如果五四的罪名在于导致了“权威的失落”，那么“始作俑者”不正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吗？林先生怎么特别与五四运动过不去呢？

的确，在林先生眼里，正是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普遍王权和传统权威的解体，导致了“旧的邪恶势力正从传统的束缚下被释放出来，因而变得更恶毒、更猖獗”，导致了“袁世凯肆无忌惮地篡权窃国的种种罪行”（第28页）。可是，袁世凯的“罪行”是什么呢？不正是要恢复帝制、恢复传统的权威吗？按林先生的逻辑，不正是要把邪恶势力重新纳入传统的束缚之中，使之变得不那么恶毒、猖獗吗？在这里，一切都搅成一锅粥了，我们仿佛看见，林先生已钻进了一个自己结成的解不开的网罗之中，不论他如何挣扎，都归之于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