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是近年来十分热门的话题。中西哲学比较、艺术比较、文化比较，文章不少，但至今还未见有功力的大型专著出现。其主要问题在于难度较大。有三方面的难点：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把握；对西方文化的整体把握；对比较方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和地位的把握。中国当代不是一个出大学问家的时代，近十几年、几十年内似乎还不可能出现一个真正学贯中西、双方都无条件承认的学者。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个调整中国文化学术的步子、决定将来几百年大方向的关键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心任务，首先还不是在比较中对中西文化得出全面深入的结论，而是要确定一个比较的方法。

那么，什么是比较的方法，或中、西文化比较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呢？

比较的方法本身最初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是不完全归纳法的一种，如类比推理就包含着比较的方法。亚里士多德曾举例：雅典和底比斯作战是不是坏事？可以先提出一个事实：底比斯人和凤尼人作战两败俱伤，是坏事；由此推出：一切和邻国的战争都是坏事；既然雅典人和底比斯人的战争也是邻国的战争，所以它一定也是坏事。亚里士多德并未把这种方法看作严格的逻辑推理，而是称之为“演讲术的归纳类推”，仅仅是为了说服人，除了“想当然”外没有因果必然性。在中国，类比推理一直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主要方法论手段，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修齐治平”，各种经典学理，都建立在直观类推之上。比较法的这种初级的原始形态，作为一种有目的地搜集资料、区分类型、为进一步研究指出方向的手段，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它毕竟需要提高。现在学术市场上充斥着大量无谓的比较，将两个毫无联系，只有点表面类似的人物或学说拿来，斩断历史，乱比一通，或是为了猎奇，或是为了满足某种民族自大心理，没有任何理论意义，败坏了比较学的名誉。

历史与理论的结合做得比较好的是黑格尔。他的历史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美学、精神现象学，虽然有许多牵强武断的东西，但总体倾向是对的，就是将逻辑渗透在历史描述中，而在逻辑演进时又体现出巨大的历史感。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这一点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充分肯定。这并不是黑格尔凭空杜撰出来的一种主观方法，而是反映着历史的偶然现象底下隐藏着内在必然规律和普遍共性这一客观事实。我认为，正是这一事实，构成一切事物可比的基础。不管哪一种比较，只要把两个不同的东西相比，就是无意中承认了这一事实。黑格尔则是第一个（以唯心主义方式）说出这一点的人。

由此来看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就很明显了。中西文化的可比性基础是历史和逻辑的一致，也就是说，要从同一人性发展的两种不同形态这一总体高度来看待中西文化的历史发展，从两种不同“规律”的比较中探索人性结构中的不同“层次”。由此就必须具备一个超越中西文化各自局限性的人性观，即关于人的哲学观。那么，如何“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