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和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投入”。所谓投入，我指的是从一种静止安闲、无所作为的空想空谈状态投身到国际上日新月异的时代潮流中去，进入国际社会的中心，去干一番事业。这种开放姿态是中国人从未有过的。我们民族历来倾向于保守，即使如“汉唐盛世”，也不过是对外来的东西不拒绝，或有选择地吸收，但从未“投入”，从未对外界采取积极的参与态度，从未认真对待过外来文化本身。中国人之所以对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有兴趣，并不是要在和外界的交往中得到什么好处、获得自身的发展，而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强盛和自满自足。这种显示在实际上是吃亏的，正如乡下人请客送礼讲排场一样，只是一种“面子”上的好看。有人认为中国以前是开放的，近两百年来才走向封闭。这是很表面的看法。中国的封闭性不是打几次败仗造成的，它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根本特性之一，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万里长城。
事实上的长城早已被打破，但心理上的长城则从未被打破过。除了与狭隘理解的爱国主义不可分割之外，它还与传统的华夏血统论、忠君思想和纲常伦理融为一体，成为中华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象征。每个中国人用长城代表民族传统的伟大，“打破长城”被视为民族的耻辱，“毁我长城”即是卖国。我们今天能否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清醒地反思那些我们从未怀疑过的观念呢？
长城曾是民族的骄傲，但在一定时代又可成为民族的枷锁。在航天工业高度发展的今天，它只能成为一件纪念品、装饰品，但心理上的长城则束缚着我们民族的手脚，使我们在面对国际投入的前景时畏缩不前。
不用说，现代化没有投入就无从谈起。而真正的投入必然是全身心地投入。现在有不少人担心，如果我们全身心都投入国际社会的时代潮流，我们会不会丧失自身的民族特色呢？我提出如下反驳：
1.民族特色不是一个永久不变的东西。我们投身于时代的潮流正是在铸造我们新的民族特色，这种新特色是生气勃勃的、前进的、向上的，而不是萎靡不振的、裹足不前的。一个时代如果不能给一个民族的特色增添新的东西，这个时代对于这个民族来说就是衰亡的象征。
2.民族特色也不是一个想保持就能保持、想放弃就能放弃的东西。多少美籍华人，如物理学家杨振宁、李政道，在生活中与西方人毫无分别，说起话来还是中国气派；许多城市大搞“仿古一条街”，也并没有使人变得“民风淳朴”。感情用事、一厢情愿是不行的。
3.说投身国际社会将丧失民族特色的人，他自己未免对这种民族特色太没有信心，或者说，他眼里的民族特色恰好是一种软弱无力的、衰颓的、没有前途的东西。这种经不起时代考验的民族特色，还是让它早点丧失掉的好。应当保留的是民族传统中那种强有力的、能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东西。
4.而这只有通过投身国际社会才能做到。一方面，什么是民族传统中强有力的东西，这只有在投入中才能检验出来。今天许多人往往抽象地空谈儒家、道家的“合理因素”，而不顾许多“合理因素”早已被现实和时代所抛弃这一事实，实在是迂腐。另一方面，投入给这些强有力的东西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机会，它把传统中那些已经腐朽的东西抑制下来，使之不对传统中有生命力的东西起牵制作用；它使传统的真正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就连名胜古迹，也只有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才会真正重视；用陈旧的眼光看，则秦砖汉瓦都只配垫猪圈。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是真心想发扬民族优良传统的人，都只有在全面开放中尽量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才能达到目的；反之，那关起门来抱残守缺者，注定只能继承固有文化中的糟粕，成为时代的绊脚石。
那么，如何投入？
技术引进是投入，出国留学是投入，体制改革是投入，但如果没有最根本的投入即文化心理的投入，这一切都会被歪曲、变形。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所谓文化心理的投入，就是要了解西方、熟悉西方。身为中国人，要做到随时在心里有两个参照系，即中国和西方：不仅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西方，更要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这才是所谓“文化自我意识”。
要了解西方、形成西方参照系，除要了解西方现代社会之外，还要了解西方历史和传统。中国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固然也不能真正把握自身的文化，但他毕竟生长在中国，他的日常生活、语言，无不渗透着历史；但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则只能从历史、从文化史入手，而最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是西方哲学史。我们过去往往片面地从政治史、阶级斗争史的角度来考察西方哲学史，后来有人提出要从人类认识史和范畴发展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也曾主张把哲学史看作范畴演进的历史，但我现在觉得应当补充的是，还要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必须有一种文化哲学的方法，即考察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倾向，考察它在一般人性的层次中所占的地位或发展阶段，考察它在宗教、道德、法律、艺术、科学各领域中的表现形态以及在哲学中的集中反映。也就是站在关于人的哲学的高度，研究人性在历史上的进化，以建立一门“哲学史哲学”和“文化史哲学”。它研究这样一类问题，如西方文化为什么会断裂？其内在根据何在？西方人性的异化有何必然性？中国文化为什么能保持数千年的一贯性？为什么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文艺复兴”，只有复古倒退？从范畴演进的角度如何表述这两种不同的运动规律和发展模式？
显然，不论是文化史哲学还是哲学史哲学，离开了中、西比较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谈谈“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