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对我所提出的“文化恋母情结”一说也提出了异议，认为我在“极不雅驯”地“嗤笑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恋母情结”“白日梦”等等都不是骂人的话，而是精神分析学的科学概念（当然也有争议），它是针对事实的，而不是针对某些人的鉴赏趣味的。郭先生没有举出什么确凿的事实来反驳我的观点。他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思想大家（例如康德、黑格尔）是可以不从自已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思想资粮的。”这话的意思，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相当于说“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妈妈生的”。显然，这里又重犯了上面提到的那种逻辑错误，即把一种文化的存在与这个文化中所出现的文化思潮混同起来了。就文化思潮而言，郭教授似乎不可能不知道，确实有不少“思想大家”并非“从自己文化母体中去寻求思想资粮”，而是通过批判自己的文化母体而获得思想资粮的。如卢梭对整个西方文明的众所周知的否定，伏尔泰参照当时的中国传闻对自身文化的抨击（这常为新保守主义者所津津乐道），尼采对西方文化的“一切价值重估”，当然也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就连郭先生所引用的雅斯贝尔斯对“轴心期”希腊文化的回归，也不是从他“自己的”（德意志的）文化母体中，而是从异民族（希腊民族）的文化母体中寻求思想资源。至于康德和黑格尔，他们当然打上了德意志文化的深刻的印记，但他们的思想倾向却是面向古希腊的。海德格尔曾直呼黑格尔为“希腊人”。但即使他们已把希腊文化看作自己的“家园”（黑格尔语），他们仍然是靠强烈的批判精神（如康德的“批判哲学”）对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遗产做出了巨大的改进。一般说来，西方文化整体上具有一种自我批判的倾向，直到现代的西方思想家对他们的现代化的严厉批判，其实这也正是从现实生活的立场对他们自己两千年来科学理性传统的批判。郭先生却似乎不明就里，仅凭一种浮面的理解而引出了“文化的创造动力、源头活水在文化母体”的结论。其实西方人的文化反思所证明的，毋宁是文化的创造动力和源头活水在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生活，文化（包括它的“母体”）不过是现实生活的结晶，脱离现实生活切实需要的文化母体（如科学理性）再好，再完备，也会受到批判、改造乃至于扬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现实的人就不是“文化的”人（或“孩子不是妈妈生的”），而是说从现实立场对文化的批判才是文化自身的变革、进步和创新的真正动力。

郭先生还不吝篇幅，对我的《灵之舞》一书作了批判，这种批判使人联想到过去某个时期常见的《××错误言论集》和每段话后面插入的“编者按”，它既不要理论分析，也不要事实反驳。这样的批判确实“没有什么新意”。我的“新批判”与这种“旧批判”的“本质区别”是一目了然的，即：我强调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自己身上进行文化的自我批判。正如鲁迅发现自己也在无意中“吃人”，我发现我的全部传统道德观念的根基和价值依据最终都可追溯到生物性的血缘关系。这对于郭先生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是既不敢想，更不能接受的。但郭先生却反问道：“说中国文化自身没有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请问（她）是如何发展至今的呢？”我的回答是：郭先生以自己的言论证明了，恰好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仅自身缺乏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内在力量，而且总是有人视之为洪水猛兽，要随时以各种借口消解掉这种力量，所以（她）才至今没有大的发展，而老是在兜圈子甚至走回头路，（她）与其说是“发展至今”，不如说只是“存在至今”。我把对“她”的这种“不可断，不能断”的依恋概括为“文化恋母情结”，似乎不能说是在卖弄辞藻或虚张声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