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共管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和作用(1 / 1)

公共管理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活动。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充满危机的风险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由此,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公共管理的重要性。公共管理活动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保障社会的正常运行,应对各种突发事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公共管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

1.对公共管理机构的界定

公共管理最早可以追溯到1887年威尔逊发表的《行政之研究》。20世纪30年代,公共行政受管理科学的影响,管理主义与公共性目标相互结合,并且与公共行政、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也有密切的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受公共政策学院背景和工商管理学院背景的影响,公共管理理论范式逐步形成,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特别是90年代初,公共管理研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出现了所谓的新公共管理。

我国学者对于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到目前为止,就对公共管理的界定而言,薛澜的观点似有一定的代表性。薛澜认为公共管理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即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活动。二是政府管理,即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以及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各个部门的管理。三是非政府组织管理,即除政府以外的公共部门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活动。薛澜同时认为,公共管理机构就是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组织。公共管理机构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指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与其他公共组织一起,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组织,主要指政府机构;而狭义的公共管理机构是指非政府组织部门。

公共管理机构的主体是指从事公共管理活动的公共组织。公共管理机构的主体纷繁复杂,根据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是否具有强制性,可分为强制型公共管理机构(如各级各类行政机关)、半强制型公共管理机构(如各种经济仲裁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障委员会等)和非强制型公共管理机构(如大学、研究所、医院、咨询机构等)。公共管理机构的客体,即公共管理的对象,主要是指与公众息息相关的各种公共问题。公共问题是指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共同受其广泛影响,具有不可分性,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那些公共性社会问题、公共项目和公共资源,如文化教育、安全福利、市政住宅、能源交通、公共卫生等。

公共管理机构的特点:公共管理机构是建立在公众利益基础之上的,其本质是公共利益,以公共福利为目标。强调的是管理而不是行政,但不否定公共部门的特性。追求以私人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去解决问题,以满足民众的需求。公共管理机构不但重视内部组织建设,而且重视与外部的关系,即强调政府、企业、公民群体的互动以及在处理社会及经济问题中责任共负。公共管理机构强调“治理”,弱化政治权威。公共管理机构更重视管理模式、战略与方法建设,希望在法律和制度的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管理模型。公共管理强调绩效,强调有效的组织体制和人力资源战略。公共管理打造的是责任政府,即主张“弹性、自主管理、授予权能,又强调责任的重要性”。这实际上也是承认政府治理社会的主要责任。在价值问题上,公共管理强调在多元化的基础上重建公共管理的社会伦理秩序。

2.公共管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地位

(1)反映突发事件的神经中枢。如果把整个国家比作一个神经网络的话,那么公共管理机构,尤其是政府无疑就是神经中枢——大脑。如果一个健全的人没有了大脑,就不可能称其为健全。同样在公共管理活动方面,尤其是突发事件预防与应对中如果缺少了政府的及时反应,也不能算是一个良性运转的社会。当今社会是一个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庞大而复杂的系统。正常情况下,各个部门、各个机构各行其是、各司其职,政府正常有序地运转,社会稳定地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地生活。但是一旦出现了威胁到公共安全的突发事件时,政府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及时应对危机?在生物学上,人有一种能力叫“应激反应”。指人的身体在突然受到外界强烈刺激或巨大伤害时,会自动调动起身体各部分所有的能力,使各器官协调一致,保持最佳状态,以对抗来自外界的打击,这是人体自我保护的本能。

其实政府也有这种“应激反应”。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常性地遇到突发性事件引起的社会震**,使得社会陷入了一种非正常状态。危机发生以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政府应迅速对其做出选择和反应。在危机事态中,政府部门决策者所拥有的时间是有限的,作为突发事件中神经反应中枢的政府能不能迅速反应,是对其最大的考验。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相对集中。危机是一种常态,不断出现、连续发生,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从世界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不遇到危机;从一个国家的历史上看,没有一个时期不出现危机。金融风暴、石油震**、食物中毒、洪灾、矿难、海难、空难、疯牛病、口蹄疫、禽流感、“9·11”恐怖袭击、炭疽病毒、非典型性肺炎、H7N9禽流感等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人类。

面对众多的突发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甚至政治,产生全局性的影响。为此,在全球信息化大背景下,加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建设,是政府的一项重大任务。因为快速反应机制不仅能增强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政府在危机状态下的合法性和权威性。

实际上,政府的危机管理并不是一个新事物,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纳的名言——“今后的战略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这时就需要作为社会系统中的神经中枢——政府能对这些变幻莫测、突如其来的突发事件在第一时间作出有效反应,出面缓解危机,稳定社会秩序,发挥神经中枢所应有的积极作用。

中枢机构在突发事件管理与应对中当属最为核心的部分。突发事件出现后,最初做出反应的就是中枢机构,中枢机构能否在第一时间内做出反应、反应的方式、指挥突发事件管理工作的过程,是衡量一个国家、政府危机管理的主要指标。目前许多国家都设有危机管理中枢机构。

在美国,当发生全国性突发事件的情况时,危机管理中枢机构是由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国务卿、国防部长等组成。在“9·11”恐怖袭击的危机管理过程中,美国的危机管理机制充分发挥了神经中枢功能。总统布什发挥了危机决策的核心作用,他的个人权威保证了危机决策的效力,他强硬的领导风格激活了整个危机管理机制的动员能力。完善的危机管理机制在第一时间自动运作,其中国家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家安全问题的最高决策咨询机构”,从对事态的第一反应到反恐怖战略的制定都充分发挥了中枢机构的作用。袭击事件发生后,联邦和地方政府迅速启动“危机应对预案”,保证了政府职能机构的正常运转,遏制了危机的扩散和蔓延。最高决策者在危机处理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任务是迅速判断危机的性质,提出危机处理的总体框架(原则和底线),并且指派专门人员和机构处理危机。

在俄罗斯,中枢机构是由总统、国家安全秘书、紧急情况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这里最重要的不是决策中枢机构组成人员的地位、身份,而是组织所拥有的权力及其资源、运行机制、处理突发事件的方式。当突发事件发生后,总统会立即召开安全会议,并成立一个临时特别小组,负责处理相关事宜。可以说,在俄罗斯,安全会议的影响遍及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危机管理的各个领域,其活动体现在情报搜集分析、部门之间协调、决策方案准备、采取最终决策和决策效果评估等决策过程的各个阶段。安全会议不仅可以审议俄罗斯政治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安全会议跨部门委员会的渠道协调联邦执行权力机关在执行保障安全领域所采取的决策过程中的活动。

在以色列,中枢机构是由总理、安全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国防部组成。以色列是一个近乎“全民皆兵”的准军事化国家,军队在事关国家安全的危机管理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国防委员会是以色列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最高决策机构。当危机发生时,以色列危机管理的中枢系统迅速启动。政府各部门(内阁、国防部和总理办公室)之间、安全内阁的成员(总理与各部长)之间马上召开紧急会议进行协调。先是听取情报系统的情况汇报,然后及时制定应对计划,并责成各部门以最快的速度付诸行动。

(2)处理突发事件的司令部或指挥所。作为“神经中枢”的政府在第一时间内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后,下一步的工作就该紧急成立处理突发事件的部门或小组,以作为管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司令部(指挥所)。司令部的主要职责是有效地贯彻危机中枢指挥系统决策,保证在危机发生以后,政府决策能够得到社会各部门有效的配合,从而有效地指挥各部门协调作战,化解危机。由于突发事件的管理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艺术。国家的危机管理涉及整个国民的问题,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必须小心谨慎;稍有闪失,矛盾就会激化,小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大危机,局部性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全局性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政治危机,地区危机就有可能转化为国际危机。因此,在危机管理中处于司令部(指挥所)特殊地位的政府部门或小组如何提供公共服务、管理公共事务、行使公共权力成了全面考察与综合鉴定政府组织的管理能力和效力的综合指标。危机局势是对社会稳定构成的最直接的威胁,突发事件的处理是衡量和反映政府统治力量的重要方面,它不仅是政府的一项战略任务,同时也是政府日常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对这些突发事件不仅仅关系到个别事件处理的成败,更是关系到政府能否真正地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危机”只是离开原来的位置,走向一种未知状态,结果可能好也可能坏,就看政府如何管理危机。如果政府不能够有效地防范和控制突发事件的发生,或是及时修正突发事件问题带来的困境,那么,政府将失去社会发展目标实现的基础条件,甚至将危及政府统治权力本身。社会能否稳定发展,人民生命财产和人身安全能否得到保障,都有赖于作为突发事件中司令部的政府部门能否在突发事件中指挥得当。

通常,突发事件造成的危害主要影响到社会公共生活。因而,政府必须肩负起处理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公共危害和社会失序的职能,化解突发事件产生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损失,否则,社会经济发展将不得不因此而延缓,政府的有效性也将遭到质疑。由于危机状态的特殊性,要求政府在突发事件中的管理活动应当具有不同于常态管理的特征。政府的突发事件管理与日常生活中的政府管理具有很大的差别。有了对突发事件敏锐的把握,有了在科学基础上制定的纵观全局的应对方案,还要有整合各种资源、调动各种力量、共同应对突发事件的本事。在管理权力的大小、权限、资源调动、管理手段、程序以及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等方面体现出特殊的性质和要求。

在大多数情况下,突发事件管理是由临时成立的危机管理委员会或机构承担,政府主要部门领导人往往成为危机管理机构的当然领导,有关职能部门主要有医疗救护、安全力量、消防等组成。必要时危机处理机构根据有关法规集中统一行使危机状态下的紧急处置权,制订出有效的危机处理方案和对策。还可以确定新闻发言人,代表政府向社会公众和社会各界发布政府有关工作情况,回答记者的采访,借助新闻界的力量引导社会舆论,稳定社会情绪。政府各个主要职能部门及其所属资源由危机管理机构统一指挥和调配。

综观各主要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都具有小核心、大范围的特征。所谓“小核心”是指挥中枢,位高权重、反应迅速、决策灵活、处置果断。而“大范围”是指一个包括了军队、外交、情报、警察、消防、医疗、防化、交通等职能机构的庞大体系。该体系能在第一时间“紧急出动”,贯彻中枢系统的决策,调动所有社会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按照预案控制、化解、战胜危机。

美国于1979年成立的联邦危机管理局(简称FEMA),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其职责就是运用各种减缓、预防、回应和恢复等手段管理各种人为的和自然的危机。在危机情况下它的权力甚至比总统和国会还大,可以终止法律、没收财产、中断交通系统、迁移居民,可以在未得到任何批准的情况下逮捕和拘留公民。

印度政府专门设有“危机管理小组”。其职责是监视可能发生的各种灾害,协调救援行动,调拨救灾物资以及协调恢复交通和电讯等事务,该小组平时由内政秘书负责。

俄罗斯危机管理的机构:俄罗斯国防部、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紧急情况部等强力部门。这些部门既是危机管理支援保障系统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危机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总统和安全会议则构成了危机管理的中枢指挥系统。也就是说,上述部门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既要负责进行情报搜集与上呈,又要执行中枢指挥系统所做出的决策。当然,具体流程随着危机局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二)公共管理机构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

1.收集、处理、监测、发布信息

如果说中枢机构是人的大脑的话,那么信息管理系统就是人的神经系统。它既要为决策者提供及时、准确、全面的情报,又要适时向公众传递适当的信息,以稳定公众情绪,避免因公众情绪失控而增加决策者所面临的压力。因此危机的信息管理系统在危机管理体系中承担非常重要的职能。特别是在危机发生初期,人们通常面临着知识和信息的不完全性、不对称性,如果无法从正式信息渠道得到官方消息,各种消息就会通过“非正式”渠道迅速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传播就具有失真性、放大性和快速性,容易加剧人们的恐慌,使社会心态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在危机中,原有的沟通渠道会遭到破坏,使信息无法有效地沟通。例如,2013年4月在中国四川雅安发生7.0级地震,在地震发生后,芦山县余震不断,道路受损,交通不畅,成雅高速芦山出口出现拥堵。震后24小时,宝兴三镇(永富乡、玉龙乡、陇东镇)仍无联系,受灾地区内部之间及内部与外部之间无法进行信息交流,公众难以了解确切的受灾情况。另外,公众在危机中,大多处于惊慌状态,便会因为过度紧张而对客观情况反应失真或夸大危机的细微之处,从而使危机管理者接受的是错综复杂而又真伪并存的信息。在这种状态下,就需要政府迅速利用一切机构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发布信息。

危机的信息管理系统的运作主要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收集信息。收集信息是指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所需要的信息,是信息得以利用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危机发生后,在展开救援工作的同时,应当及时组织人员运用有效的调查手段,深入、全面地进行危机事件的调查工作,了解危机各个方面的情况,分析危机发生的原因、事态现状、损失程度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社会影响等,并形成基本的调查报告,为处理危机、制定相应的对策及应急措施提供依据。信息收集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信息管理工作的质量。在重大突发事件刚刚发生或出现某些征兆时,政府应迅速收集与事件有关的可靠信息和资料,制定出相应处理危机事件的计划或方案。信息(情报)是一个国家制定危机管理战略决策和政策的重要依据。任何国家的首脑在作出某种重大决策,尤其是作出重大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战略决策之前,都离不开准确的情报。

为了保证信息收集的质量,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准确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所收集到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当然,这个原则是信息收集工作的最基本的要求。为达到这样的要求,信息收集者就必须对收集到的信息反复核实,不断检验,力求把误差减少到最低限度。二是全面性原则。该原则要求所搜集到的信息要广泛,全面完整。只有广泛、全面地搜集信息,才能完整地反映管理活动和决策对象发展的全貌,为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保障。不能遗漏掉预示危机发生与否的各种信息,否则就无法保证危机预警系统对危机的预警功能。根据全面性的要求,信息收集要确定范围,信息收集范围又取决于危机风险源存在的范围,因而政府需要首先分析危机风险源的分布状况。三是时效性原则。信息的利用价值取决于该信息是否能及时地提供,即它的时效性。信息只有及时、迅速地提供给它的使用者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特别是决策对信息的要求是“事前”的消息和情报,而不是“马后炮”。所以,只有信息是“事前”的,对决策才是有效的。

信息收集有以下一些方式:一是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获得真实可靠信息的重要手段。社会调查是指运用观察、询问等方法直接从社会中了解情况,收集资料和数据的活动。利用社会调查收集到的信息是第一手资料,因而比较接近社会、接近生活,容易做到真实、可靠。二是建立情报网。管理活动要求信息准确、全面、及时。为了达到这样的要求靠单一渠道收集信息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行政管理和政府决策更是如此。因此必须靠多种途径收集信息,即建立信息收集的情报网。严格来讲,情报网络是指负责信息收集、筛选、加工、传递和反馈的整个工作体系,而不仅仅指收集本身。三是战略性情报的开发。战略性情报是专为高层决策者开发,仅供高层决策者使用的比一般行政信息更具战略性的信息。四是从文献中获取信息。文献是前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是知识的集合体。如何在数量庞大、高度分散的文献中找到所需要的有价值的信息便是情报检索所研究的内容。

第二步:处理信息。对信息的科学分析和解释是整个有效信息运作过程中的中心环节。如果把所有的原始信息提供给政府,有可能因为信息量大,容易忽略最有价值的信息。目前我国信息科学的分析和解释以及预测都显得不够,似乎只是根据上报数据进行简单处理。对于这些数字的真实含义,应该请各方面的专家来参与分析。快速分析查找事件的起因、性质,对事态的发展做出总体的、正确的估计或判断,是下一步工作的基础。处理信息包括信息整理和归类。政府有关情报机关或研究机构收集到信息之后一般是无法直接加以利用的,需要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归类,尤其是在指示性危机预警系统中,信息与危机之间缺乏显而易见的联系,信息的整理和归类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消防报警器在收集到信息后,要将信息区分为化学信息(烟雾)、温度信息和位置信息,然后判断火灾威胁是否存在,哪个或哪些地方存在火灾威胁。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归类之后,所收集到的信息就显得非常清晰和有条理,也就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所收集到的信息。当然这还不够,政府相关机构还需要对信息进行识别,以排除那些干扰信息和虚假信息。一个完备的信息管理系统应该具有很强的信息识别能力,如果信息管理系统对信息识别能力很差,那么系统就容易根据那些错误的或误导的信息发出错误的危机警报,人们在经历过几次错误的警报之后就很难再相信系统所发出的警报,系统的可信度就会显著降低。

第三步:监测信息。建立有效的信息监测体系,即政府对所属行政部门一旦发生瞒报,谎报重要信息,能够及时发现、坚决制止和加以纠正。多元的信息来源可以大大减少重大的判断失误,一个渠道延误了,其他信息渠道可以补充。这是一种良性互补的机制,有助于信息本身的客观性、广泛性,并可以弥补某一个部门或地方因为误判信息而导致错误决策。在各个部门内部建立不同的信息来源,可以起到相互校正的作用。因此信息系统的有效运转,很大程度上需要扩建重建信息控制网络。

第四步:发布信息。建立科学的具有相当公信度的政府信息发布机制,包括对信息发布的时机、方式、载体等进行科学的研究,制定相应的机制。信息的快速上报、公开,可以使全社会尽快动员起来,集中应对突发事件,同时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正常的社会秩序,有效地预防突发事件;最有效地击破各种传言。在全球信息时代,政府部门如果不及时向社会发布权威信息,非权威信息就会填补政府留下的“信息真空”,从而对管理危机造成消极影响。现代传播学认为,政府是传播主体,大众传媒是正常的传播渠道,广大公众是传播对象。

第五步:管理信息。管理信息不可避免,在信息公开的同时,也会有人传播虚假信息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既要保持信息传播尽可能迅速和透明,又要把虚假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造成的后果尽可能减少,这就必须依赖严明的法治,如果有人或媒体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更重要的是,如发生信息的隐瞒,造成重大人为事故的,有关官员应该承担法律责任,要加大对隐瞒事故者的打击力度,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

在发布公众信息与开展教育方面,可以通过设立网站、热线咨询电话、散发防范宣传手册等形式,介绍传染病基本知识及防范措施,包括症状、传播途径、可能的致病原因,以及预防措施等。

2.组织、引导相关公众

公共管理机构的职能是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以提高公众的生活质量。这一职能是通过公共机构与公共管理人员向社会提供包括公共政策、公共项目在内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来实现的。所以无论是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还是设立和实施公共项目,公共机构与公共管理人员都需要有公共管理系统外部公众的支持与配合。政府组织、引导相关公众有两个作用:第一,及时采取适当的方法,组织和引导公众,可以从一定程度上避免因恐慌而引起的社会动**,稳定公众情绪,建立政府的权威性。第二,在稳定公众情绪的基础上,再引导相关公众参与到危机管理中来,以降低政府处理危机的成本。

虽然公共管理机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但若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却是很难做到危机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的,而各类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公众自身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危机应对水平便成为决定政府危机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强调政府部门危机管理的快速反应性、责任性、透明性和合法性等原则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危机管理系统当中的参与主体的多元性,最大可能地吸纳各种社会力量、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应对危机,形成社会整体的危机应对网络。单纯的反危机未必能奏效,反而可能导致新的集权;单纯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未必能解决问题,除非改革为社会组织和社会运动的发展开辟真正的空间,即落实“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允诺和法律架构。社会的公共事务不仅需要政府来管理,也需要社会自身的管理,需要民众直接参与管理。坚持维护安定团结的原则。出现突发性事件,在处置上,应本着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向稳定的目标努力,稳定社会大局、稳定群众情绪、稳定工作秩序、多做疏导教育工作,防止矛盾激发,避免扩大事态。

危机管理者有时需要在媒体的帮助下对危机做出反应。如果危机的潜在受害者是公众,就需要通过媒体向公众说明如何对危机做出反应,以避免或减少危机可能带来的伤害。比如,一次大规模的流行性肝炎爆发时,卫生部门就需要通过媒体向公众介绍防治肝炎的措施:首先,应尽量避免在外面就餐,吃饭前要先洗手,家庭成员的餐具应分开,尽量不要吃生冷的食物和可能被肝炎病毒污染的食物;其次,可以服用板蓝根等对肝炎病毒有效的药物,或者进行肝炎疫苗接种;再次,告诉人们如果发现自己胃口不好,进食油腻食物后会恶心,出现眼白发黄等症状时,要及时去医院检查等。

2003年的SARS危机对政府疏导公众、实施灾害救助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社会层面上缺乏突发事件情况下的法律援助和心理救助制度,民众应对危急情况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实际应对能力较差,卫生安全与健康保障系数较低。连“缺米缺盐”的谣言都相信,一旦出现更大的疫情或灾情,后果不堪设想。这一切都亟待政府及时进行有效地说服、沟通、教育相关公众。

3.保护社会(国家、政府、公众)利益

作为政府来讲,在突发事件的处理过程中应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这既是党和政府工作的宗旨,也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原则。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件,都要让群众明白,政府是对群众负责任的,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牺牲群众的根本利益,以此取得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组织的信任。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也就是说,古代的仁者都能够把民众的利益放在政府与官员之上,那么,作为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执政党更应该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

在紧急状态下,由于全社会的任务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消除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以及法律秩序。因此,社会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以及集体利益等要得到优先保护。而要重点保护公共利益,维护法律秩序,就必须赋予政府以行政紧急权力,这些权力一方面相对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优先性;另一方面相对于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公民权利,行政紧急权力具有更大的法律权威,可以比平常时期更容易限制公民权利。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在平时不能采取的行政措施,在紧急状态时期就可以依法行使。

而作为公众自身来讲,在突发事件中应自觉维护国家和集体利益,越是在突发事件中,越能凸显出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政府的管理过程是培植公益精神、陶冶高尚品格和情操、教化人们心灵的过程,因而政府应起到公共道德、公共伦理的教育与示范作用,应把政府看作全体公民的化身。例如美国,为了反恐,美国进入战备状态,美国国家安全机构通过媒体广告,警告美国民众与军方人员要“保密防谍”,这在强调自由民主的美国制度下,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而今美国人民为了自身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不得不牺牲个人权益,以防范美国再遭攻击的危险。2013年的“棱镜门”事件就是例证。

4.维护社会正常运转

在突发事件不可避免地爆发之后,如何对突发事件做出反应和管理的过程,可以显示出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政府负责任程度以及政府能力。从根本上讲,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秩序,而秩序是保障人们生命、财产、自由和安全的首要条件。因此,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后,评价一个国家或政府的能力的重要标准,就在于能否迅速地恢复正常秩序,也就是政府在危机情况下管理社会的能力。

在危机时刻,社会的各种矛盾有可能被激化,各种预想不到的现象纷纷出现,社会秩序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一些人在利益的驱动下产生的破坏现行秩序的行为增多。因此,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极为突出,这不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也直接关系到危机处理措施的实施。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政府在这方面的作为是有效的,但回顾起来,也存在一个社会控制措施相对滞后的问题。

从社会角度看,政府需要通过一系列决策稳定社会并动员社会参与危机救治。稳定社会,进行心理救治。对社会来说,危机造成的最大危害在于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并由此带来社会心理的脆弱,所以保持稳定的社会秩序,恢复原有的社会运行轨迹是首要的选择。首先,尽可能保证社会公共生活的正常。比如,促进社会的正常运转,尽可能避免进一步千百万更大的公众心理伤害。其次,开展政府公关。在危机中,公众的心理是十分脆弱的,他们需要强大的政府。如果这个时候政府软弱,或社会各种流言已经出现,政府必须加强公关,甚至有必要告诉一些内幕信息,以维护政府在危机中的形象。尤其需要做好媒体工作,媒体是除了政府之外提供公众各种信息的主要渠道,我国的新闻媒体自创建以来就肩负“去塞求通”的使命。上要对国家、民族负责,以大局为重,及时传达党和政府的声音,下要对大众负责,反映社情民意,为人民群众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