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危机爆发后的公众心理
民众响应除了积极的一面，还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因为民众往往是危机中的“受灾体”，民众的恐慌心理也会引发“危机中的危机”。公共危机作为一种突发的紧急状态，预示和昭示着巨大灾难性危害，对没有多少防备的社会公众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心理震撼与冲击，轻则吃惊、紧张、担忧、激动，重则震惊、恐慌、挫折、激怒。随之而至的公众消极或者不良“集体行为”有：不知所措、猜疑四起、过度不安、普遍恐慌，严重的甚至**迭起、暴乱横生，不仅加剧危机的蔓延，而且会成为新的突发事件的诱因进而引发新的社会危机的爆发。
在危机的威胁下，公众的恐慌心理会通过某种程度的“传染”而转变为非理性的从众行为。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地震后，恐惧、抢盐直到退盐等一场心理“核爆”，出现在与日本相距上千公里的中国。
事情的起因是一条关于盐的短信——“碘盐、海带、碘酒能防辐射，某地的超市里已经没盐了，赶紧去买一些……”一时间，“洛阳纸贵”，沿海省份：上海、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出现了民众排队去超市抢盐风波。导致盐价飞涨，后来，政府出来辟谣，抢盐风才得以平息。之后民众纷纷又去超市退盐。
在危机的情境中，公众的恐慌心理会因谣言传播而加剧。如2003年SARS危机中，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地出现市场抢购板蓝根冲剂和醋制品现象，海南、南昌、南京等地也同时出现抢购药品现象。在不断的“米荒”、“盐荒”等谣言冲击下，群众心理十分脆弱，非理性抢购风潮不断再起。所以，正常信息的阻塞、不正常信息的传播会加剧公众的心理恐慌与情绪过激，会导致公众超常的自保行为或非法的反社会行为。
在危机中，公众的恐慌心理有其一定的合理历史成因。人们相信传闻而不相信政府有其原因，一是曾经的“谣言”后来竟变成了事实，于是正常传播渠道的“可信度”下降；二是政府的“保密”行为使公民的“知情权”得不到体现，于是非正当传播渠道的“可信度”增加；三是公共部门的“造假”行为、“前后矛盾”行为、“报喜不报忧”行为、“躲避责任”行为，使公众自然地站到了真相的对立面上。当“官方”的数字竟成为公开的“谎言”时，没有一个社会中“谣言”是不会大行其道的，于是公众的恐慌心理就成了危机中的“危机”。危机过后，仍然会存在“危机后遗症”等各种社会心理问题，由于危机事件往往造成人员与财产的惨重损失，个别人可能会因为过度“心理应激”出现抑郁倾向，社会公众也自然会表现出悲伤、低落、紧张、焦虑。如果疏导不力或经媒介的不当传播，甚至会对某类事件形成一种集体恐惧心理。因此，危机发生后，抚平受害民众的心理创伤、尽快恢复民众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恢复生活的信心显得十分重要。
(二)危机时的公众心理干预及救助
危机给人们带来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损失，同时还给人们带来心理上的伤害。失去亲人的悲痛、灾难场面的刺激、过度紧张的焦虑、不期而至的精神创伤、意外幸存的情绪体验以及重新生活的压力等，会造成不同程度的“心理危机”。并且这些情绪体验与心理反应会持续很长时间乃至终生，甚至还会改变一个人的信念与行为方式。美国波士顿爆炸案和我国雅安地震发生后，大量的心理学工作者活跃在救援第一线，抚平与稳定受害者心理。
心理危机的干预是一项复杂的且操作性很强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进行个体心理健康的咨询工作
不仅对灾难幸存者，还包括对灾难的救助者、照顾者、目击者和受灾人家属与亲友等其他灾难见证人的咨询。通过咨询有效地将他们的精神创伤在意识中进行整合，适时地将他们的心理问题在互动中进行调适，得以恢复正常的心态。
2.进行团体心理健康的疏导工作
通过多种方法的干预、救助，在同情、理解、关心的基础上，激发身处灾难中的团体重新鼓起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勇气，鼓励互相信任、尊重人格的行为，弘扬团结友爱、互助自强的精神，肯定重新振作、重建家园的努力。
3.进行社会心理健康的引导工作
通过电话、网络、媒体对公众在危机中的心理、经济、法律问题提供援助和服务，通过政府的政策宣传、善后的行为导向满足公众的信息需求与秩序需求。2013年波士顿爆炸案发生以后，美国媒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在尽力报道事件的真相与背景的同时，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大力呼吁公众尽可能地恢复正常生活。一些报纸力求重塑公众良好心态、稳定人心。
4.进行杜绝谣言传播、实施健康舆论的心理导向工作
谣言传播具有突发性、扩散性、稀奇性、交叉性等特点，一般一次完整的谣言传播要经历形成期、**期和衰退期三个阶段。特别是网络时代“在线新闻传播”、手机短信的快速性、交叉性、海量性与互动性，人们获取信息十分便利，谣言传播也会创造各种“奇迹”。美国的传播学用“葡萄藤”来形容谣言的传播，因为“葡萄藤”传播呈现多向性与交叉性，其传播覆盖面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面对危机爆发的复杂状态，政府如果在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保护上的“缺位”或“失灵”，不能及时地采取有效的制止和疏导，那么针对某一主题的谣言还有可能反复出现。所以，政府要和新闻媒体一起保持信息通畅，做到稳定公众心态、疏导公众心理。
(三)危机中心理调适的环境优化
研究社会心理调适的环境问题，旨在通过沟通恢复社会基本的生产和秩序，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协调发展。所谓环境，就是环绕在人的周围并给人以某种影响的客观现实。危机发生中的环境往往都是情况危急，社会失序的环境。而潜在危机的环境则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研究危机治理中社会心理调适的环境，就是指沟通过程所必须面对的环绕在危机的受害者、卷入者和旁观者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即影响人的价值判断，促使人们采取相应行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这个现实包括了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与此同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沟通机制难以逾越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以及文化环境，都在实践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并对社会秩序产生微妙的影响。治理过程中的环境通常指的是既有经济、政治、文化政策下的环境。在紧急状态下，其要素和结构都可能发生变化。沟通机制的环境研究包括四个基本层面。
1.社会经济环境
社会经济环境是基础性(或物质性)的环境，是决定社会心理调适的重要因素。也是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物质基础。包括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产品的交换关系、分配关系、物质产品的满足关系。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性质是由人们所处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其发展水平归根结底是由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的。
2.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是指在一定经济制度基础上生成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体制、国家的组织、公共政策制定等因素，它是实现人的政治社会化的客观条件。政治社会化是指人们通过学习和接受一定的政治文化而获得政治属性、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也是一定的政治文化传播的过程，是二者的有机统一。政治环境与沟通机制的关系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维护和实现党的政治领导，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够为社会接受；二是传播政治文化，树立正确的政治价值观；三是引导政治参与。而在紧急状态下，政治环境可能因为治理结构的打破而出现严重的冲突与失序，在这个时期，沟通机制的作用就在于实现社会群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把握，并避免采取过激行为。
3.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对人的思想认识直接起作用的主要是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又包括思想与文化两方面。主要是指社会的理想、信念、道德、纪律，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社会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各项活动的情况。社会文化环境，实际上是人们在精神文化的支配下的各种行为联系而构成的社会文化关系。它内在地影响着社会活动中人们的心理过程，并对意识形态产生影响。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时代精神；二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形成社会道德风尚；四是形成社会意识(理论形态)环境。
4.虚拟环境(虚拟社区)
虚拟环境指的是借助网络建构的信息共享与互动平台。网络本身所提供的即时便捷的传播技术，使得虚拟环境能够将现实环境的信息加以削尖或者磨平。从而对现实生活中的网民产生积极或者消极的行为激励。在近些年来发生的类似游行、集会等事件中，网络发挥了其他传媒难以企及的动员效果。
沟通机制的环境特点对人们心理调适具有以下影响。
(1)广泛性与复杂性。沟通机制环境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系统，它是不同层次的环境因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有机整体。人的心理过程一方面受以往历史环境的影响，具有历史继承性，同时又受到现实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条件的影响，具有持续性和应激**互的特点。因此，在采取因应措施的时候，往往需要长效的政策过程和应急的措施并行使用。
(2)特定性。人总是生活在具体的特定环境中的，通常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成长的环境。因此，实施心理调适的时候，必须针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展开，并且要针对事件实际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展开。
(3)可变性。由于危机状态下的社会环境具有激烈变迁的特点。危机的扩散和消除都可能直接引发人们采取相应的行为，此时的心理调适必须给人们一个确证的事态发展趋势，使得人们的情绪能够被引导或者及时抚慰。而在渐进的治理环境变迁过程中，沟通机制要根据变化了的环境态势、变化了的行为对象，不断调整工作方向，选择相适应的内容和方法，在实施心理调适的过程中，使群体保持相应的警觉度或者平和度，以规避可能造成的新的伤害和损失。
在认识危机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价值判断与现实举措混淆起来，把社会存在的危机一味认定为政府治理能力的缺陷导致的，把政府的举措无一例外地与利益调整联系起来。这样一种文化思维的存在，在日常的治理中构成了对政府行为的压力系统。人们在谈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时候，往往不去认真思考何以政府全力禁止的东西，人们会如此乐于参与，及至出了问题，所有的责任却要由政府承担。人们习惯于将改革开放过程中不必然引发的问题归咎于政府治理的缺失，很少考虑社会在这些问题上面应当担负的责任。这一方面反映了政府在社会治理的主导作用和引导与强制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形成了治理对社会产生的责任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