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突发事件与危机爆发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日常生活中每日每时都在发生我们以前所没有遇到过的、突发性的各类事件，因此，并非是突发事件就与危机相关。但任何突发事件会像涟漪一样对其周遭的人与事产生影响，当这一影响超过了一个出乎通常社会秩序或人们的心理惯性所能接受的“临界点”时，突发事件就转而成为危机事件，继而引起危机的全面爆发。

我们平时经常会遇到因不小心让一粒火星、一响爆竹、一束烟花、一个烟头引发一场火灾的事件。如果这些引发火灾的诱发因素，在到达临界点前就被熄灭，那么就无危机的发生。紧急突发的事件不一定危险，危险的事件可能不十分紧急，而危机事件则把“紧急”和“危险”这两者统合在一起，又以不确定的方式展现在人们面前，考验人们对其应对的能力。

突发事件引发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不仅有技术性的因素，还有社会性的因素。社会因素的介入特别是社会大众传媒的介入，会使突发事件的临界点“漂移”并迅速越过新的“临界点”而引发危机。近些年来，我国加强打击网络造谣和散布虚假信息导致社会混乱的犯罪力度。如，2013年5月，安徽籍女子袁某在北京跳楼事件，引发上百安徽籍老乡聚集。北京市公安局及时介入组织侦查、技术家对现场勘查、尸体检验进行了认真复核，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并对在互联网上散布谣言的马某实施逮捕。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控制谣言传播，那么，这一事件可能突破“临介点”，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对于公共危机的治理来说，事件的普遍联系是一个自明性的道理，重要的是如何判定突发事件可能会有的“临界点”以及如何掌控突发事件不越过这一“临界点”而引发危机的全面爆发。

(二)危机临界点的识别与控制

临界点的识别主要以危机的级别程度为界。无论是自然性突发事件还是技术性或社会性突发事件，一般、较大、重大、特别重大的级别本身就是一种临界点的设定。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危机临界点的直接标志是：人员的直接伤亡程度、财产的直接损失程度、相关环境的破坏程度、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国际社会的负面影响程度。

临界点的识别不能“就事论事、就‘点’论‘点’”，因为危机的不确定性往往使突发事件的临界点发生“漂移”，或者说，因危机的连锁反应，临界点就转变成诸多临界点组合而成的“临界面”。

临界点的控制主要是“防火墙”技术运用，即对危机事件的隔离。中国的“徽宅”很出名，徽宅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一面墙特别高，这面墙就是用来挡火的“防火墙”。中国长城当年其实也是一种“防火墙”，是防战争危机之火的“防火墙”。现代计算机的病毒防范与隔离技术系统也被称之为“防火墙”，而且“防火墙”的技术性能与计算机的性能与质量直接相关。

防火墙的第一个特点就是“直接有效”，防什么就挡什么。但是突发事件发生后，由于时间紧迫、资源有限、信息不确定、组织间合作不到位、专家调用赶不及，所以临界点防控的次序非常重要。在始于1979年11月4日、持续时间长达444天的“美国—伊朗人质危机”中，美国前总统卡特，面对众多方面的主张(有的主张以保护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人质的生命和财产为先，有的主张采取军事行动进行突击式解救为先，有的主张进行外交施压如美国驱逐伊朗人出境为先，有的主张通过经济手段如终止从伊朗进口石油、冻结伊朗人在美80亿美元资产为先，有的主张确保美国国家利益为先，有的主张提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国际声望为先)，难以作出有效与适当的决定，最终造成了执政的被动。其实以非传统安全的观点看，人的安全是一切安全的基点。所以“生命第一”原则是一切次序中的最优先原则，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救援人的生命和保护人的生存的最基本权利是危机“防火墙”的最“直接有效”的标志。

防火墙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超越程序”。计算机中的防火墙，对来路不明的有用信息也一律先实行“隔离”原则。危机治理也一样，对一切有可能使突发事件扩大、破坏性增大的因素(包括不明的、怀疑的因素)均超程序地先挡住再说。例如，为了实现“生命第一”这一原则，危机治理的领导者可以通过非程序化的决策和超越某些法律限制的权力的运用，对受害人员的生命和最基本的生存权利及时进行救援。

如果突发事件处置不当会引发严重后果，或者会波及社会方方面面，那么与突发事件相关的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直接亲临第一线，特别是在“第一时间”掌握真实情况，在“第一时间”召开紧急会议，在“第一时间”研究应对措施，在“第一时间”承担领导责任，在“第一时间”向大众发布信息，在“第一时间”进行危机公关(请求上级部门指示、请求相关部门协助)等，对危机事件临界点的防控很有帮助。这是因为，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比下级领导有更强的全局观，有更大的跨部门资源调动的权限，对事件发展的后果预估准确性比下级领导要高，应对措施的权威性与强制性大，请求上级与相关部门帮助的直接性要强，尤其是代表部门对受害方或者社会公众做出的承诺会更有行政与法律的置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