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公共危机的预警

危机发生后，人们总是要去寻找危机临发前的各种线索与暗示信号，然后就会追问事态中的领导人为何没有预料到危机的发生。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人追问政府，如果提前知道日本的预谋，悲剧是否可以避免。“9·11”事件后，美国人又追问政府，如果提前知道威胁的到来，这一事件能否被防止。再进一步的问题是，那又为何不能做到提前知道呢？无论何种危机的发生，如自然灾害或国际冲突、意外事故或经济危机、环境污染事件或民众食品中毒、社会暴乱或恐怖行动等，是否有可能提前知道呢？

其实，一场危机与得一次病相仿，总有着发病前的预示信号，也有着发病后进行治疗的过程。一般情况下，因不良卫生行为或因遗传原因，疾病总是在我们身体处于某种易受侵害的状态下发生的。首先，病菌在身体内的增生扩散是疾病的源起阶段；其次，当它们达到一定的极限时，病菌开始攻击身体的防御系统，并使病人感到某些不舒服；随后，疾病变得越来越明显化；最后，是各种手段的努力治疗，直至彻底恢复健康。

预防危机与预防疾病一样，树立非传统安全的“预警安全观”十分重要。“预警安全观”最早见之于《易经》——中国历史上第一本深刻反映安全哲学理念的书。《易经》通过“以象取义”的卦象分析方法，告诫人们要有对发展的危机意识；通过“安危吉凶”与人的生存发展关系的揭示，强调人们要“预卜在先”、“预知凶吉”，并通过“预防在前”以期达到“保合太和”的人与社会、自然间的“和谐”。

事实上，在危机变得明显而又尚未形成时，抓住危机的苗头是可能的。一开始，面对危机的形成，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认知”能力，即对模糊的、动态的甚至是高度不确定的境况能否予以明确判定的能力。但任何领导在知识、能力、精力、信息渠道与信息处理中都有其局限性，所以发挥“智库”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公共危机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智库”建设不可缺少。公共危机的治理不仅需要公安、消防、医疗、气象、地震、海上事故、矿山安全、防洪、危险化学品、核与辐射、铁路和民航方面以及水、电、油、气、计算机等方面的技术专家，而且还需要来自不同部门的管理专家、社会心理专家、社会保障专家、公关专家、法律专家、军事专家等，还要建立一批与危机治理直接相关的研究所、研究中心、咨询机构和民间智囊机构。“智库”即“专家思想库”，如拥有几百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其中不乏世界级的研究专家和学者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是世界著名的专家思想库。还有如美国的兰德公司、拉默·伍德里奇公司、斯坦福研究所、郝德森研究所等，经常为社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进行咨询，并为政策制定者所重视。

“第一智库原则”强调，专家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资源，他们通过预案研究、政策分析、信息处理、决策咨询、专业分析等途径，为政府决策发挥提供信息、拟订方案、跟踪检查、独立调查、培训人才的功能，因而对危机的预警预防包括危机事发后的应对有极其重要的作用。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即有专家教授称在几年内，四川还会有大的余震发生的可能性。但是，人们对这一猜测置若罔闻，没想到的是，2013年雅安地震发生了。

(二)公共危机的预防

建立对公共危机的预警机制是各国政府治理危机的最基本制度。下暴雨不是公共危机，但城市里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它就会引发公共危机；日常垃圾不是公共危机，但城市没有良好的垃圾处理系统，它就会引发公共危机；人们购买某些基本生活品不是公共危机，但出现普遍断水缺粮时，它就成为公共危机；社会团体之间有冲突不是公共危机，但当冲突扩大到了严重流血事件，它就成为公共危机。可见预防公共危机是多么的重要，这其中处在政策制定地位的领导者更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据报道，在雅安地震发生的前2天，四川省刚进行地质灾害救援演习。演习规定，每位救援动人员必须具备72小时的给养，以免对受灾人员的救援增加阻碍。　这次演习也因此在雅安地震救灾工作中具备了充足的救援准备。

预警机制的确立是公共危机预防的第一步，但仅此还不够，还要实行各种类型的“演习”以使危机来临时预警机制能真正发挥作用。危机管理专家米歇尔·里切斯特提出一个实用性的危机预警演习模型。通过演习参与人员与专家形成很好的互动，资源的调配与各方配合得到协调，特别是发现的问题可不断地反馈给评估机制，进而对原危机预警方案进行修改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