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思维方式的提升
对于政治领导来说，危机治理决策的正确度及有效性直接影响到政府效能的实现。而治理的思维方式却又直接影响着危机治理的决策。危机治理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以“矛盾论”为基础的传统的“抓住主要矛盾并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思路，另一种是以“系统论”为基础的“在一个系统中任何一个随机因素都可能引发整个系统崩溃”的思路。“系统论”的思维方法应当说与“矛盾论”的思维方法并不矛盾，而是向前发展了一步。“系统论”的思维方法较之“矛盾论”的思维方法，更好地揭示了事物联系的普遍性、客观性和多样性，因而用之于危机治理的分析会更有效。
从“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观之，任何联系与发展都可以归结为一种系统的联系与发展。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与运动、变化、发展，会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与时间的演变秩序，从而产生系统。所谓系统，就是由一定数量的相互联系的部分或要素所组成，并具有特定性质、功能的有机整体。或者按照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的定义，系统就是处在一定相互联系中与环境发生关系的整体。因而，在整个世界中，各种事物无不处于系统的联系之中。事物的系统性及其认识是对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与永恒发展观点的具体深化。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运用系统论的主要方法性原则如下。
1.整体性原则
即“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就是说系统的有机整体的功能大于部分功能的机械之和，通常人们所说的“1+12”，表达的正是这一系统整体性原则。整体性原则表明，任何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因为整体具有不可分割性，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只存在于组成其系统的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各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和活动之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
2.动态有序性原则
即任何联系都是发展变化的，有序是动态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平衡，有序性表征着在非平衡态中系统保持自己的“稳态”，有序程序越高越远离平衡态。如一个对初始条件有着极其敏感依赖性的混沌系统，因其宏观的有序性又有着极高的抵抗小冲击的能力。动态有序性原则要求公共危机的治理要建立相应有效的制度。
3.最优化原则
系统是以整体目标的达到为其优化的根据。最优化就是系统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达到总体目标实现的最佳状态。“最佳”在现实中只能是“满意”，因为在实际的系统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最佳”，而只能是相对于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的“满意”。
关于系统思维的奥秘，可以从“混沌学”窥得。“混沌学”中有一个重要的现象称作“蝴蝶效应”，它由科学家洛伦兹首先提出。洛伦兹发现了一个重要问题——混沌的可能性，即天气在每一点上都出现不稳定性。对这种不稳定性，洛伦兹用“蝴蝶效应”来描述。他在1979年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演讲中提出：“可预言：一只蝴蝶在巴西振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引起龙卷风。”其意思是说，就小范围的天气而言，任何预报都很快走样，而对于全球预报来说，雷雨和暴风雪也算是小范围的事，各种误差和不确定性积累起来，经过一串湍流式的逐级放大，从尘旋风和小暴风将会发展成跨越整个大陆而只能从人造卫星上观察全貌的旋涡。这其实只是一个把宇宙中事物的普遍联系刻画得十分形象生动的例子。
在考察公共危机事件时，我们会发现“蝴蝶效应”式的现象同样存在。根据“正常事故理论”，在一个紧密耦合的大型复杂组织系统中，一个小小的失误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如“瀑布”般的一系列大错误，大型复杂组织因其要素之间互动的“非线性”特征使得系统危机的成因“随机化”，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结合危机分析，一般人们总是按抓住主要矛盾的思路去分析危机的原因，发现A和B有问题，于是就认定A和B是危机事件的原因。如果从系统思维去思考，还要有“不正常问题的正常化”和“正常问题的非正常化”观点。即还要考虑，在其他同样的系统中，A和B同样有问题，为何没有发生同样的危机事件？还要进一步考虑，没有问题的C是否会有问题？难道是C连接了两个有问题的A和B才造成了危机事件？或者是C连接了X和Y，而X和Y对A和B产生了某种影响才造成了危机事件？
危机对制定核心政策的领导者有着很大的挑战，因为引发公共危机的系统失序的原因往往不可预见或不可事先得以控制。虽然重大事件总是蕴含着重大的原因，但原因往往不是单一的、简单的，而是多重的、复杂的，甚至是相互间联动而从危机中引发新危机以致整个运行系统毁坏的。系统思维方式要求我们从简单的因果关系的思考上升到复杂因果关系的思考，从“一因一果”上升到“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和“多因多果”的关系上去思考。
(二)领导决策能力的提升
危机的治理取决于危机的类型或者是威胁的类型。我们把危机分为自然性危机和人为性危机，使人们对危机的治理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界线。在危机治理中，使数千人死亡的海啸应对与使数十人死亡的烟花爆竹厂爆炸的处理方式完全不同，一个企业带来的污染危机的治理与一个地区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治理不能相提并论，国内危机与国际危机解决的途径也大相径庭。但是，所有类型的危机对领导者或者决策者形成的挑战在根本上是相同的：危机发生前预防、危机发生时让危害最小化、危机过程中处理出现的社会与政治后果、危机后恢复公众的信任。
因管理决策理论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赫伯特·西蒙强调：管理就是决策。领导是高级管理者，所以，领导的工作实质也就是决策。特别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性质的“危机决策”，更是领导所不可回避的第一职责。危机决策在时间约束下其选择与成本之间形成直接的相关性。
危机决策有着其选择与成本的紧密相关性，解决问题的时间越长，可供选择的机会越少，其相应的付出的成本与代价也就越高。
通常，决策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按程序进行的常规决策
常规决策首先是在信息充分对称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专门的信息机构为领导决策提供第一手材料。其次，常规决策因时间上的充分性，可以等待咨询机构针对获得的信息作出多种方案的预设，领导的决策通常做的是“方案选优”的工作。再次，常规决策还受到一定程度的监督，如法律的约束、程序的约束和特定监督机构的约束等。第四，常规决策往往是由领导集团共同作出的，其责任是扩散的和相对的。
第二类是超程序进行的非常规决策，它的特点正好与常规决策相反。
危机决策属于第二类。危机决策需要在信息不对称、后果不确定、时间不充裕、条件不充分的情境下作出。这时危机决策的流程简化。
危机决策首先是在信息不充分情况下作出的，有时下级出于非正常原因还向决策者提供不真实信息。其次，危机决策面临巨大的时间压力，不可能等待咨询机构作出多种方案的预设，最多是召集几位专家进行一下紧急咨询，或者就是与身边的专家顾问进行一下紧急商议，而这个时候仅有的几个专家的意见却往往是大相径庭的，反而给决策带来压力。再次，危机决策可以不受监督，甚至可以不顾常规决策所必须遵循的法律的约束、程序的约束。第四，危机决策往往是由领导亲自作出，其责任是集中的和直接的。除了这些以外，危机决策呈现的高时效性与高风险性造成了领导者以往所不可能有的心理压力，无论是仓促决策还是拖延决策都会使危机应对进入误区。
危机决策的理论研究在20世纪50—60年代开始受到学术界重视，之后就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如理查德·斯奈德的外交决策模式。查尔斯·赫尔曼提出的为了应对危机的四种决策模式——个人压力模式、组织反应模式、敌对互动模式、成本计算模式。格雷厄姆·阿里森通过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而建立的三种决策模式——理性行为模式、官僚组织过程模式和部会政治运作模式。
贾雷德·戴蒙德对危机状态下的决策失误作出仔细研究，并为此列出了一张决策失误检查表(见表2-1)。
可见在危机的决策中，领导者在两难的处境中扮演着十分特殊的角色并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能。作为危机决策者的领导人既可以成为凸显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力量，并通过非常情境充分展现和延伸这种合法性，又往往容易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众矢之的，成为政治不稳定的焦点。以印尼总统苏哈托为例，苏哈托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巨大政治权威，也曾领导印尼创造过经济奇迹，但在1997年由金融危机引发的社会动**中，苏哈托无力回天，祸及自身，不得不走下权力的神坛，退出历史舞台。
(三)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途经
社会转型期凸显公共安全管理面临新的压力。自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颁布实施以来，中国的应急管理体制在“一案三制”(应急预案、法制、体制、机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危机处理的理念和措施仍然无法全面应对复杂的现实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的整合和深化。
根据现代风险与传统风险具有根本的差异以及公共危机的特征，风险的引发因素和风险的多维度治理思路，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应该通过以下路径实现。
1.建立健全危机管理预警机制
根据风险引发的因素——对知识的反思性运用，要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应该构建危机管理预警机制。政府管理的目的是使用少量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钱治疗。可见，危机预警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应该成为政府危机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对可能发生的各种危机事先有一个充分的估计，提前做好应急准备，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和公众的损失。
2.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
由于现代风险和公共危机都具有人化特征，为了不使公共危机事件更加严重，此时的公共危机决策十分关键。为了提高公共危机决策的质量，应该重视专家队伍的力量，可以组建专家咨询部门。一是要保证专家的地位，为辅助决策的专家安排专门的编制，设置正式的职位，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样，一旦危机爆发，这些专家能够第一时间为决策者提供政策建议，采取最佳的方案，甚至在必要时组织人员研讨对策。二是要明确各专家的职能，使其依法行使职能，履行职责，以防止在关键时刻相互推诿责任，出现职位空缺。三是建立相应的制度对专家参与决策实行法制化管理。在这方面，目前我国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在危机状态下，专家参与政府决策取决于政府决策机关及其领导的意愿。所以，今后应制定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使专家咨询工作规范化，也要逐步地使专家咨询机构独立起来。
要积极防范和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完善公共安全管理策略安排。新时期公共安全管理主要包括群体性事件管理、环境污染事件管理、恐怖犯罪事件管理等方面。公安部门通过制定各类应急预案对公共安全事件管理作出全面的策略安排，全面性、科学性、可行性、真实性是预案制定的基本属性和要求。为此，我们认为当前公共安全管理策略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防控体系一体化建设，实现事前防范与危机隔离；从防控整体策略上看，强调以情报为主导，坚持“预防为主、教育疏导、依法处理、防止激化”的原则；尤其要注重重构与媒体、大众间关系，提升舆论引导能力。在危机事件的影响扩散传播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包括网络媒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媒体会把公共危机事件作为新闻焦点。在以往的危机事件中，公安机关往往处于危机报道的舆论被动方，要想改变危机事件报道中的被动，公安机关必须改变以往缺乏媒体参与时的单方面的主观的处理方式，学会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公开说明事件真相，回应社会的关切，消除谣言和恐慌，有的放矢地加强和改进对社会舆情的引导。具体而言，首先树立正确的新闻媒体报道观念，相信只有尊重客观事实、尊重百姓利益与诉求的报道才能更好地处理好危机事件，根本上化解矛盾。从以往单方面的自我宣传模式转变为公安机关提供新闻资源、尊重社会新闻宣传规律的合作式宣传模式。
3.完善危机管理的法律制度建设
由于现代风险的引发因素——结构性缺陷以及它的制度化特征，因此，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要对危机管理实行法制化建设。当前我国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制度建设。
一是加快立法进程。凡是危机管理所需要的法规制度，就要抓紧研究制定，补缺立法盲区。同时要修订和完善种种有关管理公共危机的专门或相关法律和法规，形成一套统一协调具有可操作性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体系，使公共危机管理有法可依。也要保证立法质量。
二是规范危机状态下的行使权。可以通过以下五方面来进行规范：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来明确政府紧急权力的范围和边界；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明确规定政府的职责；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条件；通过危机状态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确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程序；通过各种相应法律规定政府行使紧急权力的目的。
三是要切实维护相关主体和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如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中，受害消费者、奶农和经销商等都被卷入其中。而从事件处理结果来看，奶农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保障，导致生产的鲜奶价格不断下滑仍没人收购。所以，要过制定一些法律来维护他们的权益。
四是要加强法律制度的落实。法律制度出台后，就进入试用和实施阶段。我们要全面收集实施的情况资料，认真研究分析实施受阻的原因，改进法律制度，使其落实到位。
4.加强公共危机教育，提升危机救治能力
这是基于现代风险的引发因素——心理层面的公共认知偏差以及公共危机意识淡化。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社会整体恐慌与混乱是导致危机扩大化、延伸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战胜公共危机需要广大公民的成熟心态和基本素质。而实现或达到这种状态要依靠公共危机教育的落实。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和具体的公共危机教育能够提高社会个体及其相互之间的救助能力，通过自救互救，减少危机损失，挽救宝贵的生命，同时，公民个体或组织在参与救助中也增加了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加了战胜危机的信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增强公共危机意识，如开展全民危机知识讲座、模拟灾难演练、学校教育等。个体危机应对能力的提升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基础，因此，开展多方位的公共危机教育是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重要环节。
5.建立信息资源库，畅通信息流通渠道
信息流通不畅，会加速危机的爆发，最明显的就是导致公民心理恐慌，妨碍开展危机事件处理工作。建立危机管理信息资源库，可分为三个系统——信息汇总系统、信息处理系统和信息发布系统。信息汇总系统主要是通过多种方式发现、传递和收集各种相关的危机信息；信息处理系统集中对收集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排除不是危机信息的信息；危机信息发布系统，要求危机管理者遵循原则，发挥媒体的信息传输和舆论导向功能，稳定民众心理，引导公众选择正确的行为，正确对待各种突发性危机事件。同时，要建立信息沟通绿色通道。
6.加强公共危机管理的国内外合作
加强和促进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也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内容。现代风险社会和公共危机的全球化特征，使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我们要加强与有关国际组织、有关国家以及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最大可能地争取国际社会的协助和支持。2008 年抗击汶川大地震就是典型的例子。而且，加强与国际合作，一方面，会部分分担政府的负担，另一方面，可使全社会形成战胜危机的坚定信念和共渡难关的良好氛围，有利于政府危机处理措施的顺利实施。总的来说，全球治理无疑是风险社会下公共危机事件处理的一条有效途径，即应该构建国际性公共危机管理模式。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出现的危机,不可避免的会产生国际影响,一个国家的危机也会演变成地区危机乃至全球危机。生活在各国相互依赖的世界中,我国政府有责任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在危机管理方面扩展合作,加强信息沟通,协调危机管理事务,在科研、技术、资金、人员、教育和培训等方面相互支持和帮助,这对关键技术的选择以及研发路径的确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四)提升领导干部应对危机的能力
只有政府才具有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承担主要责任的能力。政府领导干部拥有紧急召集、资源配置的权力，是危机管理决策的核心。政府领导干部特别是核心领导人对危机的识别定性、决策、治理，以及领导人对待危机的心理素质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成败至关重要。
公共危机管理对领导干部的应对能力提出了以下重要挑战。
一是领导干部应具有公共危机预警和识别能力。危机如同艾滋病毒一样，预防与控制是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但它常常被忽略，最终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作为领导者，必须具备捕捉和准确判断各种危机预兆信息的能力，即预警和识别能力。预警和识别能力是指对可能引起公共危机事件的诱因、征兆和隐患，或者可能导致大面积扩散趋势的个案等危机诱导因素具有敏锐的观察判断和正确的识别能力。任何危机事件都有预兆，只不过是有的预兆明显，有的预兆不明显而已。有的预兆仅凭借肉眼的观察就可以看出，而有的预兆则需要通过特定的仪器设备才能检测出来。因此，应该对各种倾向性、苗头性、全局性的因素进行监测和信息收集，能够见微知著，真正做到未雨绸缪，及时进行预防，把问题化解在初始状态。在无法避免时，也能够做好应对的准备，采取果断措施，有效地防范和避免突发事件事态的扩大，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对潜在公共危机能否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是政府能否及早采取行动、消除危机的关键。领导者能否在危机尚未全面爆发时预先识别出潜在危机，并采取相关措施将潜在危机化解于萌芽状态，是成本最低的危机管理方式，也是危机管理的最高境界。
二是领导干部应具有应对公共危机的决策和组织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是领导者根据公共危机事件的性质、发展态势及时制定和实施具有针对性、可行性措施的能力，是领导者危机管理能力高低的最终体现。领导者需要一个既使用权威又使用民主的决策程序，在此环境中激发反应者作出一个富有弹性但又极具力度的决定。面对突发性、紧迫性的公共危机，领导者的决策必须相对集中，因为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讨论协商、广泛征求意见，否则就会贻误良机，不利于危机局势的控制。在危机时刻，领导者必须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有限信息，依赖少数参谋人员的意见和自己的经验、智慧进行迅速决策。决策时需要坚持权力集中结果优先、短期目标优先、强制执行、无等级协调和承担责任等原则。
对领导干部来说，能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科学决策，首先，要广泛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各方面的知识，不断提高对事件的认知水平。当一个事件发生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准确甄别其究竟是普通事件还是危机事件，或者普通事件有没有转化为危机事件的可能。其次，要实事求是地对公共危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过程的基本矛盾进行多角度的理性思考，找准事件发生的根源，预测事件的发展变化，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进行科学处理，以免因找不到关键点和突破点而造成局面失控。再次，在处理公共危机过程中提出的目标要求，采取的方法步骤，出台的措施规定，必须与相关的法律法规相适应，与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相符合。这样，既能准确运用政策法规的约束性来规范自己和下属的言行举止，又能利用法律政策的强制性去说服教育、化解矛盾、平息事态，否则就会事与愿违，越搞越糟。需要强调的是，在面对危机时必须遵循内在规律，根据危机的不同类型、不同特征、不同表现方式，充分借鉴外地成功经验，运用现代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手段，创造性地开展各项工作，将公共危机引入预定轨道，达到实施有效控制的目的。
三是领导干部应具有应对公共危机的协调能力。面对瞬息万变的公共危机，统一指挥是为了协调有序，协调有序是为了把个体的、分散的应对危机的人力、物力整合起来，从而发挥出整体的最大优势。首先，协调各个危机管理部门。危机一旦发生，仅靠某一部门是不可能得到有效处理的，它需要各部门的联合行动。如一次地震事故，参与救援的人员可能包括武警、公安、消防、医疗、卫生、通信、交通、搜救、物资供应等部门的加入与合作，有时还有志愿人员参加。但各个危机管理主体以及所辖部门工作性质不同、职责不同，各自的利益取向也会有差异，各自需要介入的方式和程度也不相同，如果没有协调就有可能出现自行其事的状况，不利于有效地开展公共危机管理。因此，如何协调不同的管理主体、参与管理的机构和人员的力量，就显得十分重要，协调是有序行动的前提和保证，而有序行动并不意味着一起行动，而是按照各自的职责要求，有分有合，相互配合。其次，要动员和协调各个社会力量。及时动员各种社会团体、工会、社区组织、群众组织、村民自治组织等力量进行危机救援和危机恢复，科学地协调、组织、配置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社会资源的最优整合，快速、高效地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目标。譬如，《消防法》中这样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消防机构统一组织和指挥火灾现场扑救，应当优先保障遇险人员的生命安全；根据扑救火灾的紧急需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人员、调集所需物资支援灭火；消防车、消防艇前往执行火灾扑救或者应急救援任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速度、行驶路线、行驶方向和指挥信号的限制。再次，要安慰好危机事件中的群众。危机事件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往往受灾受害群众惊慌失措，可能擅自处理危机，更加增加危害，因此，领导者与这部分受害群众的沟通对于妥善地处理危机事件是极其重要的。
四是领导干部要有应对公共危机的信息沟通和危机公关能力。在危机管理中，信息沟通和危机公关非常重要。危机事件发生后，公众出于对事件真相不明而感到恐惧无助，就可能对事件缺乏理性分析和判断，从而流言蔓延。而在当前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信息的传递、交流也更加频繁、迅速，这使得危机很容易跨越地理界限而迅速扩散。面对突发事件，当没有明确的官方消息时，人们主要通过人际传播来获取信息，这时谣言、传言就会更快速蔓延，引起社会公众恐慌，使社会危害和危机管理的难度加大。因此，领导者必须具备优异的信息沟通和危机公关能力，能够主动与新闻媒体、上下级领导和人民群众进行良好的信息沟通，安抚社会公众的恐慌情绪。
五是领导干部应具有面对公共危机的心理素质能力。面对突然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很多人会惊惶失措。人们不知道危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不清楚危机会怎么发展，不知道如何躲避危机可能带来的灾害。作为公共危机领导者承受的心理压力最大，且常常超负荷工作。危机管理中合理的担心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但过度的焦虑等负性情绪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还会导致时间上的浪费，甚至耽误人们及时采取行动达到目标。因此，作为管理公共危机的领导人需要具有不同于常人的心理素质，做到临危不惧，能够调节自己的情绪，沉着冷静。只有这样，才能既保持清楚的头脑，正确决策，指挥得当，也才能给群众以信心，稳定人心，稳定局势，从而赢得群众的配合和支持，使危机管理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同时，在决策时要克服自身性格的缺陷，放弃个人的偏好，以整体大局为重，以社会公众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六是领导干部应具有应对公共危机的善后能力。危机处理工作的结束并不代表领导者的工作已经结束，从已经发生的公共危机中汲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是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中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重要原则，也是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能力。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面对危机和灾害需要勇气和智慧去抵抗，更需要勇气和智慧在事后进行反思和总结，分析造成危机的原因，评估管理危机的措施是否有效，从而把一次危机变成一次改进工作和提高公共危机管理水平的契机。作为领导者，应该认真总结危机事件中的经验教训，详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做到危机处理工作规范化、法制化，从而为以后的危机处理提供宝贵经验。
参考资料：从重庆官员“艳照门”看政府公共危机的处理
2012年11月20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出不雅视频，在60多个小时后遭免职，并被立案调查，出乎许多人意料。但这还并非**，而只是个开始，在几乎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下，仅在两个月后，雷政富**视频事件演化成2013年年初更大的震**，10名厅局级高官因牵涉不雅照事件一夜间被免职，引发了重庆官场的“地震”，当然也引来了很多网民的围观。这种“官官相护”的无耻行为，欺骗了民意，掩饰了真相，不但影响个人的形象，更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在媒体的高度关注下，“艳照门”事件很快从个人事件变成一个社会公共事件，变成全国民众对中国政府官员作风、执法机构公正性的严厉责问，相关政府机构的声誉在事件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一个不雅视频的女主角，为何连日来火爆媒体网络，引发人们众多思考。对于重庆地方政府在这件典型的“公共危机”的处理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由于案件的特殊性，受到全国媒体及公众的高度关注。在某些对中国存在敌意的西方媒体眼中，“艳照门”事件就是最佳的攻击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官员的例证。如果中国政府或相关执法机构在事件处理上失当，或者对来自西方媒体的采访应对不当，将可能使中国官员的正面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语境中形象受损。所以政府机构在处理事件过程中，点滴的失误都将可发引新一轮的汹涌舆论批评，从而使政府公信力与声誉蒙受重大损失。面对着铺天盖地的负面舆论危机传播，政府机构应该如何管理？在一个新的时代中，由于媒体的发达以及民众对于信息透明化了解越来越强烈，政府机构的运作开始处于一个全方位受监督的聚光灯之下，其间执政或运作的点滴失误都可能随着媒体报道介入被提升至万众瞩目的阶段，如果缺乏相应的政府危机公关能力或危机沟通能力，将可能使政府机关面对舆论强烈批评时陷入尴尬境地。这些案件虽然罪在个人，但是由于其特殊的身份也使背后的政府机构声誉受损，所以重视与媒体的沟通，有效地引导舆论正确的走向，这对于任何一个政府机构来说都是无比之重要。
政府公共危机往往最能考验一个政府的整体素质和执政能力。无可否认，以往在许多地方，危机一经发生，政府官员首先想到的就是封锁消息，试图“内部消化”、“内部解决”。这种想法本身未必就错，但它在客观上却造成一种类似高压锅的效果：一切矛盾都被禁锢在有限的空间里边，彼此纠缠，难分难解；一旦安全阀最终承受不了内部压力，结果往往不可收拾。同时，为了把矛盾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地方政府难免采取过激手段，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一)政府形象危机的应对策略
多年来，媒体上有关政府官员的负面新闻很多，腐败、贪污、失职和道德水准低下一直是媒体视野中的政府官员负面形象的典型符号，这些符号被媒体报道后往往被放大，给政府形象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可以说，任何一种形象的破坏或者毁灭都与大众传播媒体的传播活动有关。因此，政府声誉危机管理的关键点在于媒体，危机管理者首先应该理解大众传播媒体在传播活动中的价值喜好和取舍。新闻媒体重视负面新闻的价值，与正面新闻相比，媒体更愿意报道含有负面价值的因素，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形成负面价值的因素往往更容易被传播，例如，绯闻、暴力、贪污、腐败、失职、劣行等，都是引发人们好奇心和窥视欲的题材，如果上述行为的主角是名人或者高官，那么就更加具有吸引力了——从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何“艳照门”事件成为全面媒体追逐的焦点。从新闻制作的角度来说，这些负面符号易于包装和制作，成本低，能获得较高的市场关注度。从现代传播环境的特点来说，新闻媒体的市场化和娱乐化趋势更是助长了负面新闻价值观的普遍存在。因此，媒体有时候可能不是有意的，但是其传播结果直接导致了政府声誉危机，在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现代社会，政府声誉的维护更加困难，而声誉毁坏却轻而易举。这是目前政府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 那么，政府应该如何进行声誉管理与形象建设？如何应对负面舆论？如何在负面信息铺天盖地而来之时进行适当的引导？
1.以细节化传播丰满政府形象
在日常的媒体宣传过程中也要对正面政府形象进行有效传播，以往的正面宣传往往充满政治味和官腔，政府公务员很难在公众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这类宣传应该改变思路，多注重人情味的角度。 例如，广州市媒体曾报告过两则有关警察的人物报道，一则是越秀区民警积极学外语，帮助社区中的外国人在广州安居乐业；另一则是一位姓李的警察几年如一日照顾得癌症的妻子，同时认真完成本职工作。这两则新闻都充满人情味，从另外一个侧面体现了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和工作态度。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部分政府官员的特权意识和官本位意识已经成为影响政府形象，妨碍政府声誉的绊脚石。如果政府官员“身不正”，单靠形象宣传和公共关系活动是无法消除“影子斜”的后果的，因此，政府声誉建设的第一步在于强化政府公务人员的职责、道德、法制教育，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
2.对危机快速连续的反应
在此基础上，形象危机发生后政府迅速及时的反应非常重要。如事件在网络上曝光后，需要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相关调查和处理的结果，属于刑事案件的应该进行立案处理。
中央电视台《新闻1+1》栏目2012年11月23日播出《雷书记的“雷人”视频！》，对于当地政府处理此次危机事件加以报道。在疑似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不雅视频的截图在微博上发布后的第二天，重庆市纪委就回应，称注意到此事，并且开始核实。同一天雷政富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不雅视频是造假的。到了第三天，重庆市官方确认不雅视频并非PS，继续核实当事人的身份。到了第四天，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称，确认不雅视频的主角为雷政富本人，宣布免去他的书记职务，并且立案调查。
这种及时的、适当的、连续的处理行动及其公开发布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平息舆论怒火的最有效方法。尤其是在社会整体大环境往往还不能做到这一步，公众按惯例想象相关部门会不会否认、推搪，或者索性不闻不问时，相关部门有如此快速和适当的反应，这种做法会对影响舆论走向发挥很大的作用。
另一起“名人形象危机”的处理值得思考，另一宗“艳照门”的主角陈冠希在前期的处理失当之后，突然出现在媒体面前沉痛检讨，并宣布承担作为公众人物的失责而退出香港演艺圈，这是公众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严重自惩的结果，因此舆论走向立刻发生了变化。
3.站在公众的立场进行事件说明
面对危机，政府迅速而及时的发言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政府发言的立场要符合公众对事件的理解语境，而不能仅仅站在政府部门的立场上为失责官员解脱过失。
在河南郑州市须水镇西岗村原本被划拨为建设经济适用房的40多亩土地，被开发商拿来建起了12幢连体别墅和两幢楼中楼，有村民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一情况，许多部门都很热情，但郑州市规划局的态度却极为冷淡。在郑州市规划局信访接待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来到规划局调查采访时，竟遭到规划局主管信访的副局长逯军盛气凌人的质问：你们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对于逯军的不当言论，有评论认为，从某种角度来理解，他(逯军)可能说出了一部分官员抗拒舆论监督的心里话——媒体替老百姓说话，就是与自己过不去，就是与政府过不去。他的潜台词其实并不是要求记者“替党说话”，而是要求记者“替我说话”。党只不过是他所扣的一个大帽子，是他所依托的一个背景，是其狐假虎威的一个道具，简言之，他是拿党当作挡箭牌，其实质是要求记者为他说话，因为他俨然以党自居，认为记者替老百姓说话，就损害了规划局的利益，也就使部门利益、个人利益受到了损害。如果记者不替“党”、不替他说话，他就拒绝采访，逐记者出门。
无独有偶，2012年3月24日，贵州电视台“法治第1线”记者因为高空坠物砸坏私家车的一起纠纷，电话采访毕节市政府驻贵阳办事处办公室主任文永东。文永东在接受采访时反问记者，“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人，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相关节目的视频被发上网后，上述“雷语”很快就被不少网友围观。难道中国共产党不是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政党吗？！什么时候共产党与人民成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面？！这一质问，非但暴露出我们有些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水平几乎为零，更深刻揭示出许多地方政府在执政理念上存在着多么严重的错误指导思想。由此可见，官场中这样的两面人多么让公众失望和担忧，而食百姓之禄不为百姓办事的官员又是多么透支政府公信力。因此，重塑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驱逐出类似的害群之马，让官员真正践行“权力来自人民须为人民服务”的权力观，是何其重要！
(二)政府声誉的管理建议与危机预案
政府的形象危机需要平时的声誉监测与危机预警，所谓声誉监测是指时刻关注媒体和舆论中有关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官员的信息和评论，观测报道的导向和舆论的风向。
1.政府单位应该及时对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进行观察
现代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可以说是危机的主要发源地之一，“艳照门”事件也是在网络上通过“人肉搜索”来确认官员身份的，因此，重视组织形象和危机预防的政府单位应该有专职人员对媒体报道和网络信息进行观察，及时发现违纪苗头。如果出现危机的苗头——如与政府形象有关的负面新闻报道、批评性评论、网络帖子和图片等，尤其是这些报道、言论和图片被多家媒体报道、被多家网络媒体转载、被大量点击和回帖时就更加要注意了。这样可以让政府部门在危机刚刚发生后掌握主动权，准备适当的危机回应方式。
试想如果“艳照门”事件在网上沸沸扬扬传播后，相关政府机构的反应是“尚不了解真实情况”、“正在调查中”、或者索性不露面不发言的话，恐怕政府机构的形象会受到更严重的影响。一旦形成危机，快速反应、及时而适当地通过媒体表明相关部门的态度和立场是控制危机的关键。从社会心理学上来说，人们往往对第一个发言的内容有认同感，这是危机处理准则之一——抓住“天时”。一些政府部门知道了危机发生后，往往认为危机的具体情况还不明确，原因和责任还有待调查，未知情况太多，不适合发布信息。恰恰相反，危机后的第一次发言要快、公布目前所知道的情况、表明立场就可以了，这个时候的新闻发言起到的是安抚民心、表明政府态度的作用。
2.政府新闻发言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框架
同时，针对危机的政府新闻发言要注意选择恰当的框架，重视新闻发言的框架设计。所谓框架是指每个信息中所含有的问题定位，观点立场，原因分析和对策等内容形成的方向性理解结构。每个信息中都含固定的理解结构，但是以往的政府新闻发言中往往带有较为浓厚的“官本位”框架，与公众的认识和理解格格不入，因此，不但不能缓和危机问题，相反会招致更大批评。新闻发言的框架选择不但要注意公众对危机的理解角度，更要注意公众是不断成长的，公众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都不断提高，部分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舆论领袖更具有深刻的分析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如果回应危机的政府新闻发言不能关注到这些因素，那么只能是火上浇油，引发新一轮的危机。
一个进步的社会需要有一个进步的政府。进步的政府就必须顾及自身的信誉与公信力，当决策失误引致外界舆论批评时，政府同样需要进行危机公关，需要与利益相关者、媒体、民众进行积极地沟通，以取得谅解与意见一致。人民群众可以允许政府在工作中“犯错误”，但是不能原谅政府“撒谎”，缺乏诚信。从危机管理上讲，这就是事件失误与态度失误的不同性：事件失误本身只是导致舆论批评的根源，但主导方的错误的态度与立场将导致事件朝严重化方面迅速扩大，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尊重民意、顺应民意，这或许就是新时代政府进行公共关系形象建设的关键。
3.政府部门应学会把公共危机转换为时机，赢得民心、树立威信
危机自始自终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政府公共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危险”又可能发展成一次“机会”，政府处理不当可能由此陷入困境，一蹶不振。但如果能把危机变换为时机，反而能使政府得民心、树威信，能够体现一个政府的能力与魄力。
作为一个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必须做到：首先是转变观念，坚持以人为本。不能报喜不报忧，必须时刻坚持以人为本，将人的价值置于首位。其次是积极作为，完善危机应急机制。一是快速反应、及时处理，将危机控制在最小范围。二是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并做出预测、预报和预警。三是规范引导机制，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最后是未雨绸缪，启发危机意识教育。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理性心态，当危机来临的时候，理性的看待，从容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