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所处的时代背景、内外部的环境条件、面对的发展任务、可选择的发展战略等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的情况有着非常大的不同，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道路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事实也证明，发展中国家不可能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呈现的总体特征是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比较均衡，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也日趋合理，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则呈现出明显的非均衡特征。这种非均衡的城市化道路，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同步发展

除少数新兴工业经济体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经济增长与城市化比较协调的发展之外，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上是失衡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城市人口比重的快速增长超前于经济发展的水平。这种现象被称为“过度城市化”。

从表中可以看出，2006年的数据显示了各国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国民总收入(GNI)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均国民收入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趋向于越高。发达国家的人均GNI都在2万美元以上，相应的城市化水平在70％左右。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NI在5000美元以下，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50％～70％之间，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甚至超越了发达国家的水平。这说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尚未达到相应水平的时候，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种建立于相对贫困和经济落后基础上的城市化进程，由于缺乏经济发展基础，因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中相当严重的城市问题。

同时，从城市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的相互关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也表现为缺乏相应的工业化基础。在数据可得的基础上，可以选用工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的工业化率(I)，将它与城市化水平(U)之比(IU比)视作衡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指标。相关研究数据显示：1995年、2005年发达国家的IU比普遍低于0.4，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发达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进程，之后又进一步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因而城市化水平很高；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实现了工业化后经济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较小。

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国家的IU比达到了与发达国家类似的水平，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类似于发达国家。事实上恰恰相反，这类国家的IU比较低，一方面说明了它们的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进程，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与其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严重失衡，另一方面也印证了这类国家的城市人口主要在一些非正式的传统服务行业就业，传统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大。另外，以中国、印度、泰国等为代表的部分亚洲国家的IU比则明显偏高，中国1965年的IU比接近于2，目前仍高于1，这说明了这类国家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其工业化进程，同样呈现出失衡的特征。

以巴西为例能够更为清楚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不同步、不协调的特征：巴西的经济增长从1967年开始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并一直维持到1980年，人均GDP从1967年的1485美元(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下同)增长到1980年的3256美元，13年间增长了近120％；同期巴西的城市化水平从52.5％提高到67.4％，每年平均提高1.15个百分点。进入80年代后，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巴西经历了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波动起伏，其中5年出现了经济负增长；而巴西同期的城市化水平依然从1981年的68.2％提高到1992年的76％，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巴西经济增长进入了低速增长阶段，人均GDP自1998年以来出现了4年负增长，至2005年的人均GDP为3596.7美元，但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4.2％，与发达国家处于相同的水平。这充分说明了巴西城市化水平明显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缺乏经济发展的支撑，是一种缺乏经济发展的城市化过程。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来看，巴西城市化水平自1965年以来几乎呈直线上升趋势，但工业化率一直在40％左右波动，其中1996—2000年间明显下降。这种状况使巴西的IU比从1961年的0.91持续下降到1999年历史的最低位值0.34，只是在进入21世纪后IU比才回升至0.45左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IU比过低，反映了该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发展不足。

从就业人口的三次产业分布情况来看，巴西接近60％的劳动力就业于服务业，工业领域的就业人口比重与农业相当，均在20％上下波动。而在巴西2003年城市劳动人口中，7.6％的人口从事农业，从事于矿业制造业的分别占0.3％和15.5％，电力、天然气和水务部门的占0.5％，建筑业占8.2％，商业占20.1％，交通行业占5.5％，金融服务业占8.1％，服务业占33.9％，其他行业占0.3％。

同巴西相似，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带有拉美国家的典型特征，即城市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在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却已经实现了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高度城市化。1960年，墨西哥人均GDP(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仅有2554美元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0.8％，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到2005年其人均GDP达到6172美元时，城市化水平达到了76％，已经进入了高度城市化国家的行列。从过程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是墨西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其城市化发展最快的时期，其间人均GDP翻了一倍，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0.79个百分点。80年代初期开始受到拉美债务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个别年份还出现了经济衰退，城市化的速度也明显放缓。1980年至2005年，人均GDP增长了20.1％，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年提高0.39个百分点。虽然墨西哥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也存在正相关关系，城市化水平还是过高、提高还是过快。

从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来看，墨西哥城市化超前于工业化的特征也很明显。1965—1985年间，其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缓慢提高，并在1985年达到最高值35.27％，随后这一比重就逐渐回落至2005年的25.93％。反映在IU比上也有同样的趋势。1965—1985年IU比在0.5上下波动，之后就迅速下滑至0.34的水平

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来看，1990—2003年墨西哥在工业部门的就业人口仅占25％，农业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从1990年的25.3％下降到2003年的16.6％，服务业的就业比重相应地从49.9％提高到57.7％。但服务业就业人口主要是在零售、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就业，在现代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很小。如2003年墨西哥城市劳动人口的就业分布结构为：农业占2.0％，矿业占0.4％，制造业自19.6％，电力、天然气和水务部门占0.5％，建筑业占78％，商业占23.8％，交通运输业占5.4％，金融行业占1.8％，普通服务业占38.7％。

上述数据均反映了墨西哥工业化与城市化相比明显发展不足，无论是工业的产值比重还是就业比重都偏低。工业发展不足既限制了城市的就业机会，也使得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缺乏基础。因此，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服务行业，工作环境较差，收入水平也较低。这种状况影响了城市化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再以印度为例：印度在1947年独立之后，出于主权独立和经济自主的需要，选择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心内容的“赶超战略”，在政府管制的“混合”经济体制下用了几十年的时间逐步建立了较为独立和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了克服传统体制的弊端，印度从1991年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宣布新的工业政策，将私营企业的发展作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带动力量，并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主动融入全球化进程。由于印度强力推行工业战略以及90年代开始的改革政策，其经济发展成就值得称道。印度人均GDP从1960年的176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588美元。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农村发展落后、经济结构失衡等原因，印度至今还只是一个低收入的农业大国，它不仅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也是发展中国家中城市化水平偏低的国家之一。

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印度的城市化进程相当缓慢。从经济上看，这一方面与目前印度的经济欠发展、人均国民收入很低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印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偏重于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有关。尽管1991年经济改革后政府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放松国外投资的限制，但印度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且重工业长期受到政府保护，因缺乏竞争而效率较低。因此，印度的经济发展没有起到大量吸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不协调的另一种表现。

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看，印度的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1960年以来一直在20％～25％之间，而城市化水平缓慢增长，2005年也仅为28.7％。印度工业化率长期高于城市化水平，直到1998年之后城市化水平才高于工业化率，这就导致了印度的IU比长期高于1，2005年也还高达0.95。这一比值不仅明显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也高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从就业结构看，2004年印度劳动力在农业领域的就业比重仍高达54％，而工业的就业比重仅为19％。这些数据说明了印度经济结构的偏差，尤其是工业发展不足，是导致印度城市化水平偏低的重要经济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软件产业近年来获得了飞速发展，并已经成为世界出口计算机软件的重要国家。目前全球中500家最大企业中有半数以上使用印度提供的软件。印度1992年出口计算机软件还只有74亿卢比，1996年已增至411.3亿卢比，2002年再增至650亿卢比，10年间增加了8.78倍。同时，印度服务外包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印度也赢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美誉。但是印度的软件产业和服务外包业主要是在国际市场巨大需求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这些高端产业实际上与印度本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联系很小，因而使印度更加呈现出显著的现代与传统并存的二元经济特征，不利于城市化的健康发展。

(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空间布局

城市人口过多地集中在几个最大的城市，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较为普遍的问题。这些大城市，或者是该国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或者是作为对外贸易枢纽的经济中心城市，或者是这两类城市的结合。自197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10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发展最为迅猛，其数量从1个跃升至15个，人口从1000万增加到了2亿多，占发展中国家城市人日的比重从1.3％猛增至9.1％。在此期间，除人口规模为100万至500万的城市人口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外，其余规模城市的人口所占比均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就反映了20世纪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还存在一个偏向集中型城市化的明显趋势：人口迅速向规模超过1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集中，城市人口明显存在过度集中的趋势。

这种城市人口的非均衡分布和过度集中，导致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畸形地发展起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城市的人口占其总城市人口的比重高达20％～60％。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一两个大城市，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少数城市的极度膨胀，带来了种种城市问题。其一，由于这些国家的城市经济发展不充分，正式就业的机会非常有限，因而大量城市人口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主要从事于一些技术含量低、劳动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缺乏保障的传统服务活动。在这些城市中，贫困成为常见的现象。其二，受到政府财政收入的限制，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城市人口的需要，如一些城市缺水、缺电、缺乏能源供应等问题非常严重，同时道路拥挤不堪、卫生设施严重匮乏。由于过多人口对有限的基础设施的过度使用，也使得这些城市中的基础设施损耗过大，破败不堪。其三，由于住房的严重短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存在严重的“贫民窟”问题，而且呈现逐渐蔓延的趋势，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顽疾。贫民窟的蔓延，不仅对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而且对城市的社会环境构成了威胁，犯罪率高、教育不足、法治缺失等特点使贫民窟既不利于城市人口的生存与发展，也不利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失衡和不当的公共政策有着密切联系。发展中国家在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时候，由于受到资本、技术和资源等因素的限制，往往采用非均衡发展战略，集中力量发展部分基础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城市，希望通过形成“增长极”来带动和辐射其他地区和城市的发展。然而在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中，这些“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聚集效应吸引了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集中，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人口聚集区和大市场，但其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却没有得以很好的实现，结果是少数区域和城市获得了相对较快的发展，而其他地区却陷入了停滞甚至是衰退的局面。与经济发展战略相一致，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偏向”，政策向主要的大城市倾斜。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社会事业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使得大城市呈现出现代化的特征，从而吸引了大批人口进入这类城市之中。虽然许多的城市移民并不能充分享受这些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和社会福利，但在大城市中生存的机会和发展的期望要远高于在农村和小城市。面对城市人口过度地集中于一两个大城市，政府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更加注重这些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而在人口迁移没有限制的情况下这又会带来更多的人口涌入这些城市，从而形成了“人口过多——政策倾斜——新移民迁入——人口过多”的恶性循环的局面。

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情况，还存在城市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区域的问题。以巴西为例，由于受长期殖民经济的影响，它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上差异巨大，东南部在经济总量中占据的份额高达60％左右，其中仅圣保罗州的经济规模占到全国的1／3强，而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最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长期不足10％。东南部尤其是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快速发展导致了人口从落后地区和乡村大量涌入，推动了大都市的进一步发展。到1960年，圣保罗超过里约热内卢成为巴西最大的城市，城市人口将近380万人，里约热内卢有人口330万人；到了2005年，这一数字分别为1833万和1147万，分别排名世界最大城市中的第4位和第14位。

为了改变工业和城市过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状况，开放内地不发达区域，巴西政府开始实施各种区域平衡发展政策，如补贴从圣保罗到边缘地区的产业资本转移，在圣保罗的主导作用下，提高互补工业，将圣保罗和其他区域连接起来。此外，巴西于1960年正式将首都迁至戈亚斯州海拔1100米的高原新都——巴西利亚，以图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通过一系列区域一体化的政策，中西部地区从最初城市人口分布为零上升到1970年的4％，并且人口超过2万人的城市增加到303座。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政府的干预措施引起了地区间差距的缩小，工业集中化程度有所下降，区域发展水平的不平衡状况有所减弱，但并未根本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格局。如1940—1980年间，人口超过2万人口的城市中，城市人口在东南部的份额由64％降低到59％，北部由3％增加到4％，东北部由21％下降到19％，南部由12％上升到13％，中西部由空白上升到5％。

韩国采取首都圈的集中发展、经济空间集聚的模式，在政府主导性增长战略下，依托工业化优先发展大城市，是人口高度集中的大城市集聚模式。到1990年，面积仅占全国的0.6％的首尔市，常住人口高达1060.3万，约占全国人口的1／4。整个大都市区基本上占了整个韩国人口的一半左右，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进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相对稳定时期。在城镇空间布局上，首都圈边缘地区迅速增长，中心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同时，经济要素逐步在中心城市周边的卫星城市集聚，如首尔周围的富川市等6个卫星城，逐步形成大中小城市相对稳定的发展局面。

韩国人口向首都圈及大城市集中的主要原因是城市中各种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率较高，以及大城市生活带来的多样性与便利性。这样集中超过一定程度，则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如交通堵塞、环境恶化、物流费用增加与住宅价格上涨，这些因素直接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水平下降。韩国城市在很短时间内超高密度人口的集中，造成了市民的隐私意识过强，传统的亲密交往关系支离破碎，而共同体意识的肢解引起的后果之一是犯罪问题严重；同时，韩国大量的城市基础建设属于应急型，因人口短时期内向京釜轴及首都圈集中，引起了在有限空间内对住宅、道路、上下水道以及教育、防火等城市基础设施需求的急剧扩张。结果，引发了城市财政困难及基础设施不足的现象。

韩国还出现应急型城市，即新城市计划的决定和建设不是系统的，而是超短期的。而此类应急型城市导致了以下不良影响：首先是导致职、住分离。大量居住在应急型城市的居民前往有生产机能的城市上下班，造成地域间交通混乱，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政府不得不加大城际交通基础设备的投资。第二是导致居住环境不良。因超高层公寓、中心建筑随着高层密度化而出现“过密居住”，绿地空间及文化休闲空间不足，引起了在城市郊区地域形成高密度公寓村现象。这是因为不考虑新城市的环境水平，而只考虑开发事业的经济性造成的。

(三)城乡非对称发展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

城乡发展失衡也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它主要表现为国家片面强调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忽视农业和农村的进步。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实行了向城市和工业严重倾斜的产业政策，在资本短缺的情况下常常以牺牲农业和农村为代价来支持现代城市工业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一般采取的方式是通过较低的价格将农产品或原材料出口到国外，同时在国际市场上购买城市工业所需的设备和技术，所生产的服装面料、农业设备、化肥农药、生活用品等又以较高的价格卖到农村。在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的长期作用下，城市和工业吸取了农村和农业大量的资源，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了农业、农村的落后和衰败，另一方面也制约了城市工业的健康与长远发展。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难以为国民经济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也容易为社会安定埋下隐患。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农村的衰败使得农民被动地离开农村，到城市中寻找生计。这种被动的城市化过程带来了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影响了城市经济的健康发展。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结构趋向于服务化，对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需求减少，使得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原有的贸易方式遭遇了困境。这也使一些依赖于初级产品出口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很大的经济困难，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均受到影响，城乡发展无法实现良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城乡关系更趋恶化，农村更加贫困。

发展中国家中与城乡关系失衡相伴随的问题是收入分配的失衡，即收入不平等现象普遍较为严重。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是南非、巴西和阿根廷，它们的基尼系数超过了0.5，而墨西哥、菲律宾、委内瑞拉等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5。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标准，这些国家的收入分配属于收入差距较大。柬埔寨、伊朗、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尼日利亚、南非、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委内瑞拉等国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全国总收入或消费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了50％，其中巴西和南非的这一指标超过了60％。

从城市人口的贫困率看，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城市贫困问题。以各国的城市贫困线为标准，孟加拉、蒙古、尼日利亚、阿根廷等国的城市人口贫困率接近甚至超过了30％，埃及、土耳其、印度、菲律宾等国的这一比重超过了20％。但与城市贫困相比较，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困问题更为严重，乡村贫困线以下的乡村人口比重更高。如孟加拉、菲律宾等国的农村贫困率超过了50％，巴西、蒙古超过了40％，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率在20％～40％之间。考虑到各国的农村贫困线要低于城市贫困线，这充分说明了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工业发展不足、就业机会欠缺，但城市人口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仍然明显高于农村人口，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的重要动因。

1.巴西城市化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受长期殖民经济的影响，巴西农业一直属于严重依赖出口的外贸型农业。几个世纪以来，巴西农业一直维持着以少数几种农作物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外贸模式。如15世纪以巴西红木为主，16世纪后期以甘蔗为主，19世纪中叶大量发展咖啡和橡胶，当前巴西农业出口以大豆、柑橘、咖啡、蔗糖、烟草、可可、棉花、花生、牛肉等为主，20世纪90年代中期农产品的出口仍然占据出口总额的4成至5成。巴西建立于大农场制基础上的外贸依赖型农业，既不能充分利用国内多样性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也不利于地区间的均衡发展，还不能与本国的城市工业体系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使得城市工业发展欠缺原材料等必要的基础条件。

虽然巴西农业出口量很大，在世界农业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巴西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工农和城乡发展关系失衡同样表现得相当明显。巴西的工业化基本是依靠“以农养工”的战略，即依靠优越的农业自然生产条件，通过本国初级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出口优势创造外部资本积累，并将这些积累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以促进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的发展。由于长期实行这样的发展战略，带来了工农业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例如，1960年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为0.9　∶1，农业产值略高于工业；1975年变为2.69　∶1，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1倍多；1980年工业与农业产值比变为2.6　∶1。

巴西的农村土地所有制是典型的大地产制。20世纪60年代的一项国际比较研究显示，巴西农业生产单位的平均占地为105.2公顷，而美国为70.3公顷，法国为9.4公顷。1980年，10公顷以下的小农场在数量上虽然占全部农场的50.3％，但其所占土地的份额仅有2.5％；1000公顷以上的大农村在数量上仅占0.94％，但其所占土地的份额却高达45％。虽然巴西数次试图推行土地改革，但到2003年巴西2000公顷以上的农场数量占总数的0.8％，但其拥有的土地却仍占总数的31.6％；100公顷以下的农场数量占农场总数的73.7％，但其拥有的土地仅占土地总数的20％。由于土地占有的极度不公，引发了各种矛盾和冲突，群众运动频繁，无地农民成立了“无地农民运动”组织进行占地活动，庄园主阶层则成立了“农村民主联盟”与之对抗，加剧了社会紧张的程度。

巴西农业的发展模式导致了，工业发展先天不足，并使工业的发展与农业的联系较少，工业发展具有外生性和外向性的特点。巴西通过将绝大部分的国内外资金投入到城市的工业部门之中，农业和农村无法获得充足的资金。通过牺牲农业和农村来发展工业和城市，使得巴西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不断扩大。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农村贫困问题。在农业发展较快的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农村贫困人口有增无减，贫困人口在农村人口中的比重从1981年的56.7％上升到1990年的70％。1998年巴西政府土地改革计划披露，当时全国大约有480万户至700万户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农业创造的财富高度集中在少数的大农场主或农业企业主手里，他们住在城市、消费在城市，极少关心农村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政府对农村建设的投资也较少，农村教育落后、医疗卫生机构缺乏、缺水缺电和环境污染问题颇为严重，农村生存条件与城市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20世纪中期以来，农村的人均收入也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农村面貌变化也很小。农村的贫困与落后，以及大农场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减少，促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这也说明了巴西的高度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的基础上的。

巴西城市化进程中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是造成其城市问题的重要原因。1981—2004年，巴西的基尼系数在0.61～0.57之间波动；2004年年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有总收入的61.12％，而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却仅占有总收入的9.25％。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8年为22％，2003年依然高达21.5％，2004年日均收入在1美元以下的人口比重为7.54％，日均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口的比重为21.15％；在城市中，贫困率在2003年为17.5％，比1998年提高了2.8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巴西收入分配得相当不平等，尤其是大量贫民在农村无法生存，是巴西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重要动因。这种因贫困带来人口大量地向城市迁移，导致了城市聚集了众多的贫困人口，从而给城市带来了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如贫民窟蔓延、基础设施供不应求、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率过高、投资环境不佳、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等。

2.墨西哥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20世纪40—80年代，墨西哥政府实施温和的进口替代政策，排斥外资，主要依靠农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如50—60年代，农牧产品的外贸盈余填补了资本品进口为主的非农产品外贸赤字的50％左右，全国银行和金融部门20％以上的资金自来农业积累。为实现这样的目标，政府一方面促进北部和西北部大规模的商业性农作物种植，另一方面实行土地分配政策改革，向穷人倾斜。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墨西哥农业发展具有明显的二元特征。政府对农业的投资主要用于与美国相邻的北部和两北部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农场，这类大农场约占全国农场数量的3％，但其种植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0％，产值则占农业总产值的50％。而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传统的小农经济和村社则主要发展以玉米和菜豆等为主的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这类农户约占全国农业生产单位数量的75％，但其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28％，产值仅占农业总产值的20％。实际上，农业现代化的受益者主要是大农场主和出口经营的农业公司，在土改中分得土地的小农的境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他们的农场不超过5公顷，规模小、资金匮乏、生产技术落后、以人力耕作为主，与现代化的大农场相比只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由于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的滞后，墨西哥工农业发展的不平衡不仅未能改观，而且出现新的失衡，即第二产业、尤其是出口加工业发展迅速，第三产业的商业、金融业和服务业依靠吸收外资获得快速发展，但农业危机却进一步加剧。同时由于经济的自由化，工业产品价格放开，农业生产所需的化肥、农药、农用机械等产品的价格上涨了9倍。由于农业的衰退，墨西哥国内粮食消费的30％依赖进口，同时大批农民受国内外市场的冲击而破产，激化了农民与政府的矛盾，社会骚乱不断，较大的如1994年恰帕斯州农民暴动、2007年的农民大游行。

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墨西哥的城市经济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过分倚重外资等问题。墨西哥实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将国有企业的股份大量出售给私人和外资，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也削弱了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能力。由于过度依赖外债和进口，加上初级产品出口不断受到挤压，墨西哥于1982年暴发债务危机，到1994年底外债高达1640亿美元。由于无法偿还到期的本息，终于酿成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反映了墨西哥城市经济对国外资本和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而与本国经济尤其是农村经济缺乏足够的内在联系，城市经济大发展没有能够有效地带动农业和农村大发展。在这样的情形下，墨西哥贫困的农民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或向美国偷渡，形成了城市化的超前发展和难以遏制的非法移民潮。

墨西哥同时也是世界上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1984年以来，墨西哥的基尼系数在0.46以上，2000年达到了0.52。从收入分配情况来看，收入最低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到2％，最低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不到5％，而收入增高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超过了50％，其中最富有的10％的人口的收入占全国比重在40％左右。

从城乡贫困状况来看，墨西哥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贫困人口比重显著减少。但农村贫困率仍显著高于城市贫困率，同样反映了城乡差别明显。城乡差别大、贫富差距悬殊，是过渡城市化和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中的重要原因。

3.印度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印度独立后实施以重工业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和以进口替代为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因长期忽视农业部门的发展而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1951—1981年，印度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而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4％。由于农村人口众多，人均耕地较少，因而印度农业的发展主要是通过“绿色革命”，即改良作物品种来提高农作物的单产。在农业的生产方式上依旧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传统式的人畜耕作，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很低，因而农业容纳的劳动力规模相当庞大。农业和农村的低速增长，也意味着较少的农产品供给量和较小的工业品需求市场，这就形成了对工业化长远发展的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工业发展比较缓慢，是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度有着丰富的土地资源，但土地的分配很不平等。独立后，印度采取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政策，以改变土地过于集中的状况，其主要措施包括：消灭在外地主和中间人阶层，实现耕者有其田，有约2000万农民与联邦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对实际耕种者确定永久的占有权，按合理价格购买占有的土地；规定合理的土地租金，保障农业经营者利益；实行“土地持有最高限额”法令，规定超过限额的剩余土地，分给无地农民或“农业合作社”耕种。这些措施使地权有所分散，但地权集中的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农村10％的家庭拥有35％的耕地，而61％的家庭只拥有8％的耕地，其中22％的家庭一点土地也没有。尽管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很不彻底，农村仍旧保留了不少半封建的生产关系，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只能向地主租种土地，在缴纳地租后收入微薄，常常仅能维持生计。

印度农业和农村的落后也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如印度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38.7％，逐步下降到1990年的31.4％和2000年的22.0％，工业所占比重相应地从24.2％上升到27.6％和24.8％。但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1990年高达58.2％，2000年为53.7％，2005年为51.3％。这组数据充分说明了印度农业生产力水平低和农村经济的落后，这是印度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就收入分配关系而言，印度的状况要好于巴西和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如2004年印度的基尼系数为0.37，处于相对合理的范围之内。当年印度收入最高的20％的人口占有国民总收入的45.34％，收入最低的40％的人口仅占有国民总收入的19.35％，分配不平等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中间水平。但2000年印度的总体贫困率为28.6％，乡村贫困率为30.2％，城市贫困率为24.7％，高于拉美等国。这一点也印证了印度的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偏低，它依然是一个低收入国家。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差别和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理论上的一种观点认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倒U字型的发展趋势，即存在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曲线。历史数据也能印证发达国家曾经历过这样的发展趋势，但这并不代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产生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更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可以仅仅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忽视城乡差别和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事实上，城市贫困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严重地影响和制约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如何减少贫困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中的突出难题。

4.韩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

1960年代，韩国推行了两个五年经济开发计划，启动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加快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但在同一时期，由于政府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农业和农村的严重落后。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1962—1966年)，全国GNP(国民生产总值)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7.7％和14.1％，而农林渔业增长率仅为5.1%。到了第二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这样的差距更严重，全国GNP增长率和工矿业增长率分别达到10.5％、20.3％，而农林渔业增长率反而下降到2.3%。此外，1960年，农户收入超过城市家庭收入，但到了1970年，反而减少到城市家庭收入的70％。农业的相对落后导致国内工业产品市场的缩小和粮食进口外汇的浪费，威胁到工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时，韩国政府将工农业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为启动新村运动，政府首先投资了20亿美元。这项运动最初在农村推行，后来扩展到城市、工厂和学校，工作内容也由单纯的管理改革扩展到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诸方面，成为一场席卷全韩的全方位社会改革运动。

“新村运动”的工作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即：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福利、环境改善，精神启发和城市与工厂建设。在1973—1974年，投资集中在基础设施、福利和环境改善方面；在其后几年，政府发现如果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就不能保障居民参与农村建设，所以工作重点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从1977年起，政府强调村容村貌的建设。新村运动主要成果包括农村道路建设、农民住房改造、自来水设施建设、农村电气化、农作物高产新品种的普及、乡村礼堂建设以及大规模培训乡村领导人。

新村运动是一场由政府主导调整经济结构的战略性全民运动。其特点是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激发广大农民改变旧貌的热情，让农民在新村运动中受惠，从中探索出一条扶贫、致富的道路。

韩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腾飞的20世纪60年代，与其他国家一样，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明显，一面是繁华的大都市，一面是贫困潦倒的农村，严重的城乡差距成为影响社会分配状况的主要因素。不过，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在初次分配方面，1970至1980年则是韩国重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当时钢铁产量增速超过30%，因此收入分配也倾向于资本，客观上造成了该阶段基尼系数达到了历史峰值。然而此后，韩国企业盈余占GDP比重开始下降，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超过了企业盈余占GDP比重。而在二次分配方面，韩国积极采用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等措施缩小收入差距。韩国的个人所得税是韩国国税中的重要税目，占国税总额的20.9%。个税包含综合性收入、年金和退休金收入和资本所得三方面。从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效果来看，个人所得税在政府税收中的比重日益扩大，高收入阶层纳税额占总额的比重较高，起到了明显的收入调节作用。

韩国在1965年时仅为0.34。到1975年和1980年时，基尼系数达到最高值0.39，随后逐步下降，1995年时为0.28。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韩国作为重灾国，国内失业率大幅提高，行业间薪酬差距有所扩大，基尼系数开始回升，1999年时为0.32。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韩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基尼系数自1997年时的0.264上升至0.313。收入不足中等水平一半的贫困人口占韩国总体人口的比例从8.7%上升至15.0%。按照居民可支配收入标准，2011年收入最低1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3万韩元，收入最高10%人群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0万韩元。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警戒值和收入最高10%人群的收入警戒值比例是4.82，高于2010年的4.80。

贫困层和中产阶级的收入差距也进一步拉大，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警戒值和中产阶级的警戒值也从2010年的2.53上升至去年的2.59。与之相反，高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收入最高10%人群的警戒值和中产阶级警戒值的比例从2010年的1.90下降至2011年的1.86。这种趋势在最近6年内除了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外尤为明显。

(四)政策导向失当与市场体系不全并存

从多数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情况来看，其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常常表现为力不从心、事与愿违。以贫民窟的治理为例，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治理结果多数收效甚微。

例如，鉴于巴西贫富差距悬殊、城乡发展失衡、农民背井离乡的根源在于大地产制，巴西政府试图通过上地改革来改变土地占有严重不均的情况，但其过程十分艰难，收效亦不明显。巴西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制定土地改革大纲，提出了限制大庄园的规模以及逐渐集中小地产的政策；60年代初政府宣布在农村地区进行土地改革，规定凡是庄园闲置土地一律征收。但不久这项计划就被军事政变所中断，上台的军政府放弃了地产分割的目标，代之以大庄园的现代化，鼓励大规模的出口作物种植经营，结果加剧了地权的集中。70年代后期，迫于压力，军政府提出了包括全国一体化、重新分配土地和鼓励落后地区的工农业发展等在内的一系列发展计划，并试图通过开垦拓荒来缓解土地过度集中的问题，但效果并不明显。1985年军政府下台，新政府通过有偿征收大地产阶级的土地，并以较低的价格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1979年至1993年，约有32.5万农户从政府得到了土地，1985年至1991年单是联邦政府就在一个面积为470万公顷的地区建立了524个定居点，使9.4万农户家庭受益。尽管政府的土地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巴西的土地所有制结构。由于无地农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和严重，政府每隔一段时间就不得不采取一些紧急土改计划来安置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但这种计划也只是起到临时救急的部分效果。贫民窟是巴西经济社会发展失衡带来的恶果，也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大的顽疾。目前巴西城市贫民窟中居住有3500万人，占全国城市人口的25.4％。

巴西向发达地区和富裕地区倾斜的财政政策，也人为地加剧了地区差距和阶层差异。巴西实行财政返还政策，即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然后按税收贡献的多少向各地返还相应的部分。这种财政政策不但不能够平衡地区间的发展和不同阶层的收入，反而会产生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其结果一方面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另一方面是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有较为充足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公共事业投资，而一些中小城市则长期得不到足够的投入，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差距也愈来愈大。同时，巴西教育开支重点向中、高等教育倾斜，基础教育投入相对较少，而且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这种教育投入政策使低收入阶层子女接受高中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的机会大大降低，同时也使贫民家庭为基础教育的开支负担过重，无助于他们走出贫困。

墨西哥的发展政策也是其城市问题的重要根源。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工业化进程兴起，农业部门逐渐被忽视，墨西哥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农业陷入了停滞，并演变成持续30多年的衰退和结构性危机。在1982年债务危机后，墨西哥在获得外部援助的同时接受了以经济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的政策改革条件。自80年代中期开始，墨西哥政府实行与农业相关的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包括降低农产品关税、减少国家对农业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价格、实行村社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等。这些政策在实施之初有一定的效果，但在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下，农业危机加剧，农村社会矛盾激化，农业和农村问题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中的突出矛盾之一。鉴于矛盾的深化，政府近些年来采取诸如“直接支持农村计划”、“农村联盟计划”、“全国农村协议”、“资助农村特别计划”等措施，以期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但依旧困难重重。

同时，由于墨西哥的权威主义的政治体制，政府与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中联盟，腐败盛行成为政治生活中难以治愈的顽疾，结果是损害了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利益。如在20世纪60年代奥尔达斯执政期间，政府与私人资本的密切结合使税制改革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政府通过的税法导致了高累退税，来自劳动所得的税收在政府个人所得税总收入中的比例由1960年的58.1％增长为1966年的77.9％。而且墨西哥体制奉行的政策是鼓励一种将财富集中在中间阶级和上层阶级手中的政策，该政策要求通过促进出口农业的发展换取必需的外汇以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结果就演变为剥夺农业、财富分配不均和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在这样的政策下，城乡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无法得到根本改善，城市变为大量贫困人口的栖身之地。

印度的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对其城市化进程影响深远。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一种颇为严格的划分社会等级或社会集团的制度。虽然独立后印度宪法规定歧视贱民为非法，但种姓观念和种姓因素依旧在印度社会中有着深厚的根基和影响。高级种姓通常占据着社会的上层，并生活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中；而低种姓人民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和贫穷的农村，很少有机会能够实现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当前印度的种姓和族群关系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变化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政府向落后种姓提供各种倾斜，如优先晋升、入学优待、各种补贴以及选举制度，实际上强化了种姓的存在和内聚力。同时低种姓者对抗种姓制度的方式是在种姓内部结成党团，从而使这个制度更加稳固，因而印度许多政党具有种姓集团的背景。种姓制度对城市化进程形成了无形的制约，因为人们尤其是低种姓的人们仍然按种姓的限制来居住、通婚和进行社会交往，他们因为利益、安全和共同的文化习俗等原因，并不太愿意离开其种姓和族群聚居的区域，以免失去种姓和族群内部的相互支持和帮助；也不太愿意进入其他种姓的“领地”，害怕因此而受到排斥和歧视。总之，种姓制度对目前印度的政治体制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影响印度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同时种姓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口的地域流动和社会流动，这也是印度城市化进程缓慢的重要社会原因。

同样，印度农村文化中浓重的恋土情结也是影响其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印度虽然没有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但其土地私有制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等因素综合在一起，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消极影响。印度盛行大家族共有制度和多子平分制，因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家族就不得不买进新的土地。也因为如此，印度农村许多男劳动力到城市中打工的同时不但不会放弃农村的土地，反而会在城里挣了钱就会努力在村子中购买上地。所以，外出打工的结果往往不是失去土地，而是为了保住土地或扩大土地。一项调查研究表明，即便是印度的大型现代化工厂的一些工人也有着占有土地的强烈愿望，他们将占有土地当作类似于市民购买股票或储蓄的投资方式，而且认为这种投资方式既安全又能提高自己在村庄中的地化和威望。他们的人生哲学是在外头尽力挣钱、攒钱，然后寄回家买地，退休后回到家乡，当地主老爷了，雇佣工人为自己种地。

总而言之，多数发展中国家走的是一条城市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协调、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不太合理、城乡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市场和政府双失灵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一条存在严重缺陷的不成功城市化道路，不仅没有有效地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往还造成畸形城市化，即“过度城市化”或“滞后城市化”，即使达到很高的城市化率，却存在严重的“城市病”，实现的不是健康城市化”，而是“病态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