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综述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总体上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1950年，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52％，已经基本实现了城市化，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仅为18.1％，仍处于城市化起步阶段，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差距为34％。此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继续向高度城市化迈进，而发展中国家则开始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新阶段，直到今天仍然处于这一进程之中。2005年，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为74.1％，发展中国家为42.9％，两者的差距为31.2％，略有缩小。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6％，几乎是1950年(18％)的三倍；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2030年将达到81％。届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为25％，差距将进步缩小。

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内部差异很大。在发展中国家内，最小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1950年仅为7.3％，到2005年也只有26.7％，而其他欠发达国家在1950年的城市化水平为19.5％，2005年上升到45.6％，两者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据预测，到2030年，最不发达国家与其他欠发达国家之间城市化水平的差距仍然维持在19％左右。从区域来看，2005年非洲城市化水平为38.3％，但东部非洲仅为22.1％；亚洲城市化水平为39.5％，但富裕的西亚城市化水平为64.8％；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高达77.4％，超过了大洋洲的水平，且南美城市化水平达到81.6％，已经超过了欧洲和北美的水平。这充分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的巨大差异。

虽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相比，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城市化水平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是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两倍多，1968年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而且，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发达国家同期的水平，预示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的差距将越来越大。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规模将接近发达国家城市人口规模的4倍。从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看，2000—2005年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普遍低于1.4％，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处于1.5％至2.9％之间，亚洲和非洲大部分地区处于3.0％至4.4％之间，其中部分国家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了4.5％。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另一个重要差别是农村人口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在20世纪下半叶开始稳定地减少，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依然保持着增长。2000—2005年，发达国家农村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0.4％，发展中国家为0.5％。2005—2030年间，发达国家的农村人口将继续减少，但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将持续增长，直到2019年左右才开始缓慢减少。结果是2005年世界上91％的农村人口居住在发展中国家，9个农村人口超过5000万的同家(孟加拉、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越南、美国)中除美国以外都是发展中国家。这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的过程中，不仅城市人口在增加，农村人口同时也在增加，只不过城市人口增加的速度明显地快于农村人口，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同时还面临着农村人口持续增长的巨大压力。

城市规模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另一区别在于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的情况。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2005年世界上最大的20个城市中有15个在发展中国家，到2015年，世界上22个人口过千万的特大城市中将有17个属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是在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基础上出现人口向城市集聚的城市化，具有必然的内生性。发达国家的政府花费了上百年的时间，从社会制度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规划、城乡发展等多个层而进行治理，才缓解了城市病问题。相比而言，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城市化问题严重得多。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的城市化带有很强的被动性，而不是内生的、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尤其缺乏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建设。发展中国家中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并不完全是城市经济发展带动的，有时是战争或是农村衰败等原因带来的。从这一点来看，统计中呈现的快速城市化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种福音，反而预示着更大的困难。

(二)巴西的城市化进程

巴西是拉美地区国土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发展水平居前列的大国，并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资源。巴西城市化进程和特征在拉美地区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1.城市化初期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前)

一方面，从16世纪30年代起，巴西开始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长期作为外来殖民者的农产品和原材料的供应地，经济的附属性质相当强，并在政权上形成了“牛奶加咖啡”的农业寡头政治。由于其殖民地的性质，巴西在1930年之前工业化没有明显的发展，为数不多的城市主要是服务于殖民经济、作为商品集散地的港口城市，如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都是在那时发展起来的。因此，受殖民地经济性质的影响，这一时期巴西城市化并没有工业化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巴西城市人口的来源主要不是国内的农村人口，而是外来的移民，其中以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为主。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葡萄牙王室迁至巴西并定都里约热内卢，使得巴西成为了葡萄牙帝国的中心，从而带动了巴西经济的起飞和城市的快速发展。由于葡萄牙王室的到来，里约热内卢的人口急剧增加，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受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需求影响，大批技术人才进入城市。另外，葡萄牙王室对其友好国家开放巴西的港口，也极大地促进了巴西城市的发展。1822年巴西获得政治上的独立。

19世纪中叶之后，咖啡经济的繁荣和铁路的修建，使得城市发展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和强大的物资支撑。随着城市和港口、铁路的建设，铁路沿线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城镇。19世纪后期，大规模欧洲移民的到来促进了巴西城市化的发展。1888年，巴西废除了奴隶制，先前的奴隶成为自由人进入城市，大批欧洲移民也进入巴西，两方面共同促进了巴西城市化进程，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1870—1890年间形成了移民进入巴西的**，大约有400万外国移民定居巴西。大部分移民到咖啡产区务农，小部分留在城市务工、经商或从事其他上作。里约热内卢、圣保罗、桑托斯和阿雷格里港等城市的发展就是在移民的推动下发展壮大起来的。移民在这些城市中一般占全城人口的30％到50％，他们控制了零售业和一些工业(如建筑业)，并推动了面向市场的消费品生产。因此，20世纪30年代之前巴西的城市化是没有工业化基础的传统的发展。从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到达巴西起，在近300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巴西一直是葡萄牙宗主国的初级产品和原料的生产地和供应地。城市主要承担着传统的职能：商业、官僚机构和初级工业活动的中心。

2.超工业化的过度城市化阶段(20世纪30年代以来)

1930年，巴西的瓦加斯革命结束了农业寡头统治，并开始了工业化进程。为摆脱殖民宗主国的经济控制，壮大民族经济，巴西全面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带动了中心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受长期殖民地经济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巴西经济仍然以初级产品和原料为主。50年代后半期，巴西工业化进程加快，注重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在替代进口发展战略的作用下，1967—1974年巴西经济年均增长达到10.1％，创造了“巴西奇迹”，并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巴西城市化飞速发展，新城市不断产生，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等大城市的聚集和规模效应开始显现。如圣保罗的工业品占国家的份额在1950年达到了55％。尤其在资本品工业和耐用品工业发展起来之后，圣保罗的聚集作用更强，一直在巴西工业化进程中处于领先地位。除此之外，多数区域的产业也迅速发展，从而为沿海地区的城市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

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30年间，是巴西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它的城市化水平从36.2％快速上升到67.4％。完成同样的城市化历程，发达国家一般需要50年的时间，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同时增加了2.5倍，而巴西仅增加了60％，这说明了巴西的城市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明显脱节。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巴西形成了相应的城市结构体系。从1950年到1980年，人口大于2万的城市从96座上升到496座。其中，1950年，人口超过10万的有11座城市，其中超过50万人口的有3座，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有2座；到了1980年，95座城市人口超过10万，15座超过50万，7座人口超过了100万。

目前，巴西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2005年的城市人口比重已经达到了14.2％，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特大城市中，并在区域上集中于圣保罗州等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巴西城市化水平超前于经济发展发展水平，因而其城市中存在大量失业人口和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贫困人口。由于城市贫困问题非常严重，贫民窟在城市中蔓延，导致了巴西的各种城市问题。

(三)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

据《世界发展指数》统计显示，2004年墨西哥总人口为1.04亿，国土面积为195.8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人，国民总收入为7049亿美元，排名世界第10位，人均国民收入为6790美元。墨西哥毗邻美国西南部，是拉美地区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其人均国民收入居拉美国家第二位。墨西哥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地存在着以1940年为界线的两个发展阶段。

1.城市化的初期阶段(20世纪40年代之前)

现代墨西哥城市化起源于波菲利奥·迪亚斯总统执政期间经济活动的蓬勃发展。从1876年起，“迪亚斯总统上台伊始，大力发展采矿业，修建海港和铁路，开拓国外市场，从而使北方及内地的一些城市供求两旺，百业俱兴。无论是瓜达拉哈拉，还是梅里达、蒙特雷、圣路易斯·波托西、维拉克鲁斯，都呈现出迅猛增长势头，尽管墨西哥城作为第一大城的重要地位丝毫未受动摇”。1878年，墨西哥已拥有人口规模在1.5万～5万之间的小城市46座，5万～1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5座，而人口逾10万的只有墨西哥城。但是，墨西哥城此时已开始表现出人口迅速膨胀的征兆，1803年，墨西哥城人口13.8万，第一、二大城市普埃布拉人有6.8万，城市首位度为2.03；1884年，墨西哥城人口升至30万，而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仅8万，城市首位度升高到3.75。铁路的修建是墨西哥城的人口膨胀的重要影响因素，正是伴随着铁路的开通，墨西哥城人口从1877年的23万猛增到1910年的72万，增长了2倍多，年均递增3.5％。19世纪末期的经济增长虽使城市人口比重有了显著提高，但并未改变墨西哥社会的农业国性质。1900年，在全国1360万人口中，城市人口仅为143万，占10.55％，而农村人口为1217万，占89.45％。

20世纪前40年，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因素的制约，墨西哥人口城市化进程迟缓而曲折。1900—1910年，经济虽然有较大的增长，但在庄园制生产关系的束缚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自由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靠城镇居民的自然增长。城市人口从1900年的143万增加到1910年的178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2％。

1910—1930年，城市人口比重由11.7％上升到17.5％，城市人口增加到289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45％。城市人口增长的原因，一是1910年的革命既推动了人口国内流动，使得涌进城市避难谋生者众多，也加强了墨西哥城作为全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的重要性，招徕众多破产农民(据统计，在1910—1930年的20年间新增加的111万城市人口中，定居首都的占50％以上)；二是墨西哥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使北部边境城市如地华纳、莫西卡利、华雷斯城等日趋繁荣。

1930—1940年，人口城市化速度又有所减缓，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由1921—1930年的3.6％下降到3.1％。这首先是由于当时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阻碍了墨西哥工业的发展，使其出口萎缩，百业萧条，墨西哥城市的发展也随之减速。其次，卡德纳斯总统推行土地改革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安心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离乡背井流亡城市的现象显著减少。

尽管这一阶段墨西哥人口城市化遇到层层阻碍，增速时起时伏，但从总体来看，1900—1940年间墨西哥人口城市化的进展还是相当显著的：城市由33座增加到55座，城市人口从143万增至393万，增长近175％(而同期农村人口仅增长29％)，城市人口比重由10.6％上升至35.1％。

2.超工业化的过度城市化阶段(20世纪40年代以来)

1940年后，墨西哥进入了高速城市化阶段，无论是城市人口数量和比重，还是城市的数量及规模，均呈现迅猛而持续的增长势头。1940—1950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达63％，创历史最高记录；1950—1960年为5.9％，1960—1970年为5.6％，继续保持着高增长。1970—1980和1980—1990年间，虽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相继下降到5.0％和2.7％，但这20年新增加的城市人口仍多达2467万，增长了112.13％，而同期全国总人口仅增长65.65％。城市数由1940年的55座增至1990年的416座。从城市规模结构来看，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从1940年的6座(占城市总人口的10.91％)，增加到1990年的98座(占23.56％)；5万～10万人口的城市，由8座(占14.29％)增加到55座(占13.22％)；其中，人口逾百万的特大城市，1940年仅为1座(墨西哥城)，1990年增加到4座：墨西哥城(1458万)、瓜达拉哈拉(165万)、蒙特雷(106.9万)、普埃布拉(105.7万)。

1940—1970年，移民潮的流量最大，迁居城市的农民达600多万。移民潮主要流向首都墨西哥城，移民使该城人口由1940年的176万剧增到1970年6687万；其次是流向农业发达地区的商业中心或地方工业中心。墨西哥城市人口分布高度集中，在墨西哥城表现得最为明显：墨西哥城面积仅为总版图的0.2％，却聚集了全国人口将近20％的居民，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1／3，生产全国工业品总量的一半以上。墨西哥人口在10万～100万之间的中等城市的数量在1950年有13个，1970年达到37个，1990年达到56个。由于中等城市的增加，1990年全国人口的23.7％，城市人口的39.0％居住在中等城市。但在1970年，这个比例分别为16.6％和33.6％。1970—1990年间，在人口增长率较高的城市中，有7个地处中北部地区有5个在西北部，3个在西部，1个在优卡坦半岛，1个在墨西哥湾，1个在东北部。人口增长率的差别与迁移规模有关，也与城市化的时间、城市的级别和城市在各地区的作用有关。8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大都市产生了特别的影响，因而其对移民的吸引力减弱。墨西哥城转而成为向外移民的地方。

这一时期墨西哥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是由于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就业机会明显增加，吸引了农村人口转移就业；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加大，农村居民就业不足，生活水平偏低，导致大量农村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像首都墨西哥城这样的大城市谋生。墨西哥城市化过度超前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正是在这一时期积累形成的。

(四)印度的城市化进程

1.城市化的准备阶段(1947年独立之前)

印度是位于南亚大陆的一个人口大国，在独立之前长期遭受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主要经济命脉掌握在英国垄断资本家手中，致使印度农业凋敝、工业停滞，国家经济处在极端贫困的境地。在这一阶段，印度城市化具有典型的殖民地特征。英国殖民者为了在这里倾销过剩工业品和掠夺原料，主要以港口为中心，向内地农、矿产区修筑铁路，在主要沿海港口形成了一些畸形发展的大城市，如孟买、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它们实际上成为英帝国主义掠夺、奴役殖民地的政治经济中心。19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在印度进行大量投资，尤其是大规模修筑铁路以后，又带动了一系列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因而城市工商业、服务业相对繁荣，城市人口比重逐渐提高。但是由于这些城市的发展先天不足，与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容纳不了来自农村的大量移民，因而从一开始便产生了严重失业等一系列城市问题。

1872年，印度城市人口为1789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72％，1901年这一比重达到了10.84％。到1941年，印度的城市人口增长到4415万，城市化水平上升为13.9％，依然处于相当低的水平。

2.城市化的初期阶段(独立以来)

1947年印度实现独立，到独立之初的1950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仅为17.0％，而且大城市畸形发展和城市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在此时已经凸现出来。如1950年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的城市人口已经达到444.6万，290.1万和139.7万，这三个城市即占了当年全国城市总人口(6169.5万)的14.7％。

在之后5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印度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不仅建成了初具规模的独立工业体系，而且农业也有了长足的进展，某些领域的科技水平居于世界前列，而且城市化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从1950年到2005年的55年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约11.7个百分点。但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印度的城市化进展显得相当缓慢。印度城市化的步伐缓慢，不仅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差距悬殊，而且，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比显得明显滞后。

虽然印度城市化总体水平低于世界其他地区，城市化进展也相对缓慢，但从1950年到2005年的55年间，印度的城市人口净增长了2.5亿多。换言之，尽管印度城市化的进展相对缓慢，但城市人口规模的绝对增长量却是巨大的，只是由于印度人口基数大且农村人口增长迅速，才降低了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印度城市发展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突出表现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畸形发展，是比较典型的集中型城市化。除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迅速发展之外，中等城市发展缓慢或陷于停滞，而小城市则明显地衰退，其结果便导致城市规模结构呈现倒三角形的梯次结构。印度城市以人口规模为标准划分为六级，一级是人口10万以上，二级是人口5万～10万，三级是人口3万～5万，四级是人口1万～2万，五级是人口0.5万～1万，六级是人口少于0.5万。在印度城市化进程中，一级城市急剧膨胀，二级城市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三级城市的发展则有衰退现象，四、五、六级城市的发展则呈现急剧衰退，四至六级城市在1901年占了全国城市人口的50％左右，到1981年仅为13.7％。

1971年印度仅有一级城市48座，到1981年便增加到218座。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发展速度更为惊人，1981年全印度仅有12座特大城市，到1990年便猛增到24座，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便翻了一番，这24座特大城市的总人口在全国城市总人口中的比重高达31.7％。由此可见，尽管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低、发展慢，但大城市的增长、尤其是特大城市的发展速度却是惊人的。印度城市体系结构呈现倒金字塔形，这种不合理的体系结构，既不利于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继续膨胀，也不能带动中小城市以及整个区域的发展。甚至有些印度学者认为，这种大城市的迅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小城市的利益为代价的。

印度城市化在区域上的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这集中反映在城市发展的不均衡与城市布局的不平衡性两个方面。印度城市分布格局也有集中型城市化的特点，即少数大城市、特大城市较孤立地分布于某些区域，周边缺乏足够的中小城市与其相互联系。随着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城乡人口的分布状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散布在广阔的乡村地区的人口，不断地集中于空间规模相对狭小的城市，从而使人口分布上出现了一些高度密集的点。这种格局既造成了城乡差异悬殊，不利于大城市带动整个地区形成城市体系，也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较好地起到支撑点的作用。

从印度各邦之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来看，由于城市化主要受生产力水平、尤其是工业发展水平影响，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各邦，城市化水平则较高，这在大、中型城市的分布上尤为明显。如1981年马哈拉施特邦和泰米尔纳杜邦城市人口比重分别达到35％和33％，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喜马偕尔邦则仅为76％。各中央邦直辖区经济发展水平更为悬殊，因而其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更显著，昌迪加尔的经济发展水平最高，其城市人口比重更高达93％，而达德拉和纳加尔哈维利仅为6.7％。总体上，印度城市化在地域上的差异性，表现为西部高于东部、南部高于北部，而在发展速度上则有相反的特征。

虽然城市化水平很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大，印度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的规模依旧很大，而且还远远超过城市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人口。像印度这种农村人口在较短时期内大量迅速地涌入城市，使城市的就业、交通、住宅、供水等与迅猛增加的人口数量远远不相适应，既造成了市区内和近郊大量失业人口和大片贫民窟存在的现象，又使得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少数城市，造成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过度膨胀。

(五)韩国的城市化进程

韩国由首尔特别市、京畿道、江原道、忠清北道、忠清南道、全罗北道、全罗南道、庆尚北道、庆尚南道和济州道等10个道和釜山、大邱、仁川、光州、大田和蔚山6个广域市组成。韩国的城镇化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日本把殖民地政策从剥削农业转变为工业的20世纪3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光复后大量回国人员和韩国战争期间从北方来的难民为寻找就业机会定居于城市。第三个时期也是最为重要的转折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开发和工业化加快，无数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在此过程中伴生急速的城镇化。政府推行了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输出主导型开发政策。为扩大输出，政府扩大既有工厂的生产能力，随之城市人口也增加。新建制造企业也建立在基础设施较好、又易于取得劳动力的城市地区。第四个时期全球化对韩国城镇化的影响期。

1.城镇化史前阶段(1876—1947年)

1876年，日本强加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王朝的大门。在1930年，韩国城镇化水平在5％以下，还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家。据统计，韩国1944年的城镇化率仅为13.0％。1945年独立后，又被苏联和美国一分为二，美国占领军接管了韩国。即使在这样的社会下，还是催长了一些城市。这些城市被当成获得出口产品的中转站，而不是促进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市场。所以，当时的韩国还是典型的农业经济社会。

2.城镇化起步阶段(1948—1960年)

这一时期，韩国经济大致经历了殖民地经济向独立经济转移(1945—1950年)、朝鲜战争与重建(1950—1959年)。李承晚政府时期，城市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主要原因是：韩国光复后一批归国人员到城市居住；战争引起了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使得大批难民及农民从北方朝鲜或农村涌入城市；而政府依赖美援进口了大量的美国粮食，这使农业经济遭到破产，大批的农民弃地入城。尽管政府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但是韩国城市人口依然增长很快。

3.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1961—1987年)

在这一时期，韩国政坛主要经历了朴正熙、全斗焕和卢泰愚政府时期。三届政府的城镇化政策一脉相承。1961年朴正熙利用军事政变控制韩国政权。在朴正熙政府期(1961—1979年)开始了各方面的改革。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低增长到高增长过渡(1960—1969年)、出口主导型发展(1970—1977年)、不稳定及萎缩(1978—1982年)几个阶段，以利用外资发展的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战略转变的工业化进程开始启动。韩国政府开始实行“政府主导性增长战略”，奉行“工业为主，大企业为主，大城市为主”，以低工资为基础、轻工业为中心的输出主导型开发政策。国家产业体系由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逐步发展到以汽车、电子、钢铁、造船业为支柱的制造和出口加工业体系，由发展轻工业向发展重工业转变。重工业的发展为韩国的城镇化进程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依托原有城市实行工业的集中布局，1962年在蔚山建立了第一个工业区。此后，在汉城及其卫星城和东南沿海城市中建立了许多工业区，原有城市和新兴城市同时发展。这一时期，韩国没有在乡村发展工业，而是把工业集中到城市，利用集聚效应推动工业的发展，也促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与此同时，政府奉行人口自由流动政策，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在1960—1980年间，全国城市由27个增至40个，城镇化水平1960年为28％，到1970年达50％，1985年达到了77.3％，1987年提高到78％。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水平提高了约45个百分点。这样快速的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给城市带来巨大的压力。从全国城市发展来看首都圈高度集中，城市发展极不平衡。这时首尔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竟高达13343人，高于大阪和纽约。大城市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展，致使绿地锐减；由于城市工业的发展和小汽车数量的激增，造成了城市空气的污染和交通的拥堵，导致城市社区人居环境质量的下降。城市内大量机动车辆的使用带来了严重的大气污染(包括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碳氢化合物等)。城市土地极为紧张，住房、交通、环境问题凸现。卢泰愚政府对修订后的1987—1991年《第二次国土综合开发修订规划》实施非常有力，促进了中部圈、东南圈和西南圈的发展。

4.城镇化平稳发展时期(1988年至今)

在经历了30多年的威权统治后，1987年韩国实现了向民主国家的转轨。从过去的农业占统治地位的“70％”(国土的70％为山地，国民的70％是农民)过渡到非农业部门产值占GNP的90％以上的工业化国家时代。到1990年，韩国城镇化率已达82.7％，1991年韩国农业在GNP中的比重只占8％，韩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和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韩国更加关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和城市的转型升级，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一些传统产业迅速转型到“以知识为基础发展”，用知识经济引领城市发展的未来，走上了知识城市之路。1985年韩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7.3％,2000年更高达89％。到2000年，韩国99460平方公里的国土，农耕地和林地占87％，而住宅用地(2.4%)、工厂用地(0.5％)等城市用地仅占2.9％，道路、铁路、学校用地等公共用地占2.7％。4800万人居住在占国土面积2.4％的区域，所有产业活动在仅占国土0.5％的空间上展开。

韩国曾经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自战后尤其是从1962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90年，韩国经济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8.7％的增长(20世纪70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高达9.6％，经历了“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向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一次产业调整，继而又根据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从20世纪70年代起先后进行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的调整。到1990年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20世纪90年代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使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一跃而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目前，韩国城镇化水平已接近90％，是新兴的工业化城镇化国家，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跻身于亚洲经济发达国家行列。2009年首都首尔公布的城市人口总数约为1020.8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