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发达国家在20世纪先后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同时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其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国家走了一条比较成功的城市化道路。主要发达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非常值得总结。从过程来看，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是一条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大中小城市基本协调发展、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先扩大后逐步缩小甚至基本消除、城市环境由乱到治、城市人口分布先集中后分散的动态均衡的发展道路。从动力实现机制来看，发达国家主要依靠民间力量和市场机制，通过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来实现城市化，同时也重视政府的规划和调控功能，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主导、政府为辅助的城市化道路。

具体而言，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

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集中，从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的发展促使人口聚集，增加了城市的数量，扩大了城市的规模，提高了工业生产和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些反过来又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这便是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的内在机理。

英国是率先启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它的城市化道路对西方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先行示范作用。工业革命通过技术变革带来了英国工业经济的繁荣，改变了英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吸引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和集中。英国的商业革命活跃了物资流动和商贸往来，也促进了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流动。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工业产品的供给量大大超过本国的需求量，大量出口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民经济中，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工商业的比重大幅上升，而农业的比重相应下降，如农业增加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801年的32.5％下降到1901年的6.15％，农业的就业比重从35.9％下降到8.7％。正是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带动下，英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与英国不同，法国工业化进程缓慢，而且小农经济特征突出，因而法国的城市化发展较为迟缓，城市化水平直到1931年才达到50％，且以中小城市的发展为主。首先，法国的产业革命及由此开始的工业化进展缓慢，经历的时间较长，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长期以来中小企业在工业生产中所占比重较大。至19世纪末，法国平均每家企业雇工只有5.5人，雇工千人以上的企业不到全部企业的0.03％。1906年，不到10人的小企业仍占企业总数的59％，百人以上的企业只有总数的1／4。其时，28％的工业劳动者在自己家中生产，32％在雇工1～10人的企业中劳动。其次，在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后，法国的传统工业仍然举足轻重，大量的工业劳动者还是集中在食品、纺织、服装、化妆、家具等行业。19和20世纪之交，纺织工业职工占全体工业人员的40％。工业化并没有彻底打破法国工业的传统结构。最后，法国企业的机械化程度低，现代化手段与传统手段长期并存。尤其在做工考究的奢侈品生产中，手工业的统治地位更显突出。19世纪末，法国国民经济中使用蒸汽机的总功率只有英国的1/12,跟美、德等国的差距更大。法国工业化的特征，使得很多城市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转移相当缓慢。工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直到1866年才勉强超过劳动力总数的一半。

另外，法国的小农经济根深蒂固，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法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因而农民人均占有土地面积较小。1880年时，每一男劳力平均占有的农业土地(包括牧场)，法，德相近，约为6公顷，英国为8公顷，美国为71公顷。18世纪末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在法国建立了普遍的小农所有制。之后拿破仑又以法典的形式对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加以确认和保护。因而从1826年到1908年的80多年中，法国小农占农户总数的比重只下降了6％，而小农土地占耕地总面积的比重也只下降了10％，说明小农户数量相对稳定，小土地经营的变化缓慢。在法国的大量农场中，小农场也占绝大多数。到1892年，在全国的农场中，71％的面积在5公顷以下。由于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法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制约了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流动，从而限制了法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

德国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后来居上的代表性国家。19世纪中叶之前，德国境内共有38个各自为政的小邦国，国家内部的割据状态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直到1871年实现民族统一，德国才开始真正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轨道。德国同时经历两次产业革命，工业化进程非常迅速。工业化使德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实现了从“带有早期工业痕迹的农业国，向着有强大农业基础的工业国的转变”。工业革命初期，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从业人口的55％，第二产业占28％，第三产业占20％。1910—1913年，第一产业人口比例下降为35％，第二产业人口上升到38％，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上升到27％；同期国内净产值结构变化是，由第一产业占45％、第二产业占22％、第三产业占33％，发展到第一产业下降为23％、第二产业上升到45％、第三产业是32％。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德国是科技进步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国家之一。德国首先引进工业革命较早的英国的先进技术，结合本国情况加以改造，并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鼓励发明创造，走出一条仿造、改进、完善和创新的路子，迅速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1851—1900年，德国取得重大科技发明成果202项，同期英国是105项，法国是75项，德国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使得德国迅速占据工业发展的前沿位置，工业和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因而城市经济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能力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迅猛推进。德国从1871年到1910年城市化水平从36.1％迅速上升到60％。

美国的城市化同样是在工业化的带动下快速发展起来的。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入了发明创造的繁荣时期，其中冶铁技术和电力应用对城市化进程产生的影响最大。1889年美国钢产量居世界首位，形成了钢铁时代。钢铁业的发展引起了采掘业、燃料工业、加工运输业的大发展。美国也是最早使用电力的国家，19世纪70—80年代莫尔斯的电报、贝尔的电话、爱迪生的电灯等都是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它们的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美国在这个时期也已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到1910年已用汽车引擎代替了蒸汽机和畜力，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19世纪90年代末，美国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比80年代提高近1／4，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人口迅速减少，在1880年农业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9％，到1910年降低到了32.5％。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第二次产业革命期间，美国交通运输业获得了巨大发展，其中又以铁路运输为最。全国铁路从1870年的5.3万英里增加到1900年的近20万英里，相当于当时世界铁路里程总长的1／3。市内交通出现了地下铁路、高架铁路、有轨电车等，这些运输手段补充了铁路运输的不足，构成了更广更宽的全国运输网络。同时美国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电报系统和电话系统，这些因素加强了城市间、城乡间的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推进了美国的城市化进程。

1950年以后，传统的制造业的衰落、第三产业的大发展、交通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以及网络经济、信息时代的来临，导致美国城市人口分布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郊区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对许多工商企业来说，农村低经营成本和无工会环境、地方的金融刺激和一种强调对工作道德的信奉吸引着它们从城市迁向农村。农业结构因此而快速变化，1990年农村的农业就业份额不超过20％，非农制造业和服务业成为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乡村和城市的生活方式正在融合，经济上的差别越来越小。但城市的分散化并不是城市乡村化，也不是城市经济联系的减弱，经济的发展仍然需要依靠中心城市的信息和服务，只是在城市形态上形成了功能有所侧重、但又相互依存的由中心城市和郊区构成的大都市区。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开始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由于先前缺乏工业基础，因而日本城市化起步时间晚，发展速度也较慢，城市人口比重到1930年还不到24％。城市化进程又因两次世界大战而出现停滞和倒退。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城市化才突飞猛进，城市化水平从1947年的33.7％迅速提高到1970年的72.2％，日本由此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和高度城市化国家。

综上所述，虽然主要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的起始时间、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等方面各有差异，但它们的公用网化与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同步的。城市化建立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同时城市化又有力地推动了工业化进程，是主要发达国家城市化道路的最重要的特征。

(二)多样化的城市规模与空间布局

由于发达国家之间的城市化进程在国情条件、发展进程和社会文化等因素上存在的差异，使得它们的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有些国家以中小城市的发展为主，有些国家则以大城市、大都市的发展为主；有些国家城市分布十分均衡，有些国家的城市则高度集中于一些具有区位优势的地方。

大城市在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工业革命前，英国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伦敦所在的南部地区，但随着北郊工矿区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迅速发展，南方人口大量向这些地区迁移和聚集，形成了一批新兴的工业城镇，并很快发展为具有中等规模以上的城市。如新兴城市利物浦1901年就超过了70万人，伯明翰超过50万人。不考虑首都伦敦，工业革命前占主导的7个传统城市(诺里奇，布里斯托尔，纽卡斯尔，埃克塞特，约克，科尔切斯特，考文垂)在发展的起点上较新兴城市要高，1700年时总人口达11.9万，而工业革命时新出现的7个主要城市(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设菲尔德，布拉德福德，斯托克)人口在这个时期才4.7万。到1901年，7个新型工业城市的总人口增长到88.9万，增加了6.5倍；而7个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总数增长到308.3万，增长了64.6倍；且其总人口从不足传统城市的1／2增长到7个传统城市的3.5倍。

在城市化进程中，英国还形成了几个大的城市群。由于大城市不断向外扩张，以及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的快速发展，从而在一些区域形成了当时举世罕见的城市群。例如纽卡斯尔、加兹海德、北谢菲尔德、瓦尔索德和雅诺构成了一个大的新兴城市复合体，伦敦的发展吞噬了邻近的威斯敏斯特、索斯沃克、格林尼治、乌利奇、德普特福德，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都市区——大伦敦市。1841年时大伦敦市人口为223.9万，占城市总人口的29％，1851年人口为268.5万，占城市总人口的27.1％，1861年人口达322.7万，占城市总人口的27.3％。

从上列表中可见，英国的六大城市群的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超过了50％，总人口规模在1901年就达到了1340多万，其中大伦敦市的人口规模将近660万人，这在当时是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城市人口聚集区。可见，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是英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法国城市化发展以中小城市为主，大城市增长缓慢，中小城市在城市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除巴黎外，其他大城市屈指可数，且人口增长速度也很慢。1911年，除马赛外，其他城市的居民数都赶不上110年前的巴黎。到20世纪30年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美国有93个，英国有57个，德国有56个，法国却只有17个。整个近代，法国城市生活要集中在小城市中。1911年时，法国尚有74％的城市人口居住在2万人以下的小城市里。

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法国的城市格局长期以来罕有重大突破。尽管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几乎很少建立新城市。法国现代工业的布局一般都是继承自17和18世纪的工业布局，与之相应，现代城市的布局也有许多是工业化前遗留下来的。法国工业化过程中重工业发展相对落后，也使得工业城市在数量和规模方面都很薄弱，非常不利于大城市的普遍兴起。普遍的工业不足和产业革命后交通运输的发达，造成首位城市巴黎急剧膨胀。1800年，巴黎居民占全国总人口的2％，1910年便达到7.3％。这表明巴黎在法国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不断加强。到现代，法国的城市结构分布仍然呈现出巴黎“一城独大”和众多的中小城市星罗棋布的特征。2005年巴黎人口达到982万，而其余城市仅有马赛、里昂和里尔的人口超过百万，更多城市是规模较小的中小城市。

德国城市体系的特点是中小城市多且分布比较均匀，大城市人口比重较小。德国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全德各地，在其城市化进程中，各类城市协调发展，没有超大规模的巨型城市，也不存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间的巨大差别，因而形成一种城乡一体、分布合理、均衡发展的格局。德国除了首都柏林拥有340万人口以外，第二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三位的慕尼黑只有119.46万人口。在德国8200万人口中，几乎有1／3的居民生活在84个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里，而近4930万人口分布在2000至10万规模的小城镇里。

德国的这种格局首先是与它的城市化起始状况有关。在民族统一之初，德国的城市规模结构就相当均衡，如1870年柏林人口为77万，紧随其后的慕尼黑有人口44万，汉堡为30万，布勒斯劳和科隆也都超过了20万，当时德国的城市首位度就低于2(首位度：在一国或某地区范围内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人口数量之比，表明其首位城市的集聚程度。按照位序—规模的原理，正常的二城市指数是应该2，正常的四城市指数和十一城市指数应该是1)。其次，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德国城市发展均衡，没有出现人口过度集中于首都或少数大城市的情形。这主要是因为德国的工业革命首先出现在提供煤矿、水力能源以及其他能源的小城镇，而不是在大城市。自1850年以来，德国大城市多以商业为中心，并有较少的大规模的工业。此外，德国农村人口流动的特点也是其城市均衡分布的原因。德国人口流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单个人的流动，群体流动或同乡团体流动较少；而且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德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以近距离人口流动占主要地位，大多数人首先在农村附近的小城镇间流动，而德国小城镇又遍布全国各地，因此各地区都出现农业劳动力转移，没有出现只在某一地区过分集中型的人口流动。

20世纪50年代以来，德国城市人口分布趋向于分散化。1950年，德国最大的四个城市的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为14.5％，城市首位度为2.08，到2005年这一比重下降到11.9％，人口超过75万的城市仅有四座，且城市首位度下降到1.95。这就使得德国的城市体系结构更为均衡。

美国幅员辽阔，拥有世界排名第三的总人口规模，在20世纪中期以来就一直维持着世界经济最强国的地位。在美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主要分布在大城市中，并逐渐形成了规模庞大、经济实力雄厚的大都市连绵带。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目从1900年的3个增加到1990年的8个，其人口占美国100个最大城市总人口的比重相应地从36.1％上升到1990年的38.4％；最大的100个城市中3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的数量从1900年的89个下降到1990年的49个，其人口比重相应地从45.1%下降到20.5%。这反映了在上一个世纪中，美国最大的100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而且城市人口趋向于向大城市集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大都市化和郊区化蔓延的作用下，美国逐渐形成了几个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大都市连绵带。目前美国公认的大都市连绵带有三个：其一为东北部从波士顿沿大西洋至首都华盛顿的大都市连绵带，被称为“波士华士”，它几乎囊括了东北部所有的大城市以及部分南部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等；其二是中部五大湖周围从芝加哥到匹兹堡的大都市连绵带，被称作“芝匹兹”，它也囊括了中部五大湖周围的主要城市，如芝加哥、底特律、托莱多、克利夫兰、阿克伦、布法罗、罗切斯特等；其三为西部太平洋沿岸从圣迭哥至旧金山的大都市连绵区，被称作“圣圣”，它囊括了加州的主要城市，如圣迭哥、洛杉矶、旧金山等。这些大都市连绵带的形成和发展是美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在美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20世纪后半期，美国城市化的发展已经不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集中，而是全国城市人口向大型大都市区尤其是大都市连绵区的集中。以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经济实力最强的“波士华士”为例，它的地域面积只占美国陆地面积的1％，人口规模达到4000多万，占全美国人口的15％，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406人，是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以四个联合大都市区：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华盛顿为核心，还包括分布在其间的较小的都市区。波士华士是美国人口和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最为集中和活跃的地区，在美国和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有首屈一指的地位。

日本在城市化之初就是主要依赖几个大城市，且城市人口在区域分布上高度集中，这使日本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凑型的城市化。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商结合的工业发展模式，再加上国土狭窄、资源贫瘠等条件限制，使得日本的城市人口分布高度集中，最终形成了现在的以东京大城市圈、大阪城市圈和名古屋大城市圈为主体的城市格局。

从下列表2-6可以看出，占日本国土面积27.66％的太平洋沿岸的大都市圈(一级都市圈)，包括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3个二级都市圈，聚集着日本52.77％的人口，而其核心区域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三级都市圈)，则以10.33％的面积聚集着日本46.73％的人口。其中，又以首都圈的人口最为密集，人口密度达1137人／平方千米，分别是中部圈和近畿圈的2.75倍和1.48倍。可见，几大主要的城市圈，以极小的地域承载了日本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在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上述分析可见，主要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上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反而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进程、人口迁移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城市体系和格局，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特征。

(三)城乡差别从扩大到逐渐缩小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早期，城乡差别逐渐扩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一点集中体现为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究其原因，大卫·李嘉图从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以及产品需求方式角度分析，认为根源之一是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城市工业部门不仅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反而呈现出收益递增趋势；之二是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柯林·克拉克从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的产业地位有相对下降的趋势，且产值比例下降速度要大大超过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这种产值比例与就业比例下降的不同步，造成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水平，必然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水平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最终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除上述原因之外，农业的一些特征，如农业技术进步远落后于工业技术进步、农业对自然气候条件的严重依赖性、农业脆弱的抗风险能力等，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等城乡差别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扩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如加速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如果任由这种差别毫无节制地扩张，不仅会使农业变成城市工业发展的“瓶颈”，也会因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发达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和城市中期阶段，就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弥合城乡差距，努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市场的力量驱动，也有国家政府的政策扶持。

从市场驱动的角度看，其一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工业技术水平发展成熟，开始为农业提供大量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带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其二是在市场利益的导向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也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其三，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既引起了农业从以前的以粮食种植为主逐渐向多样化经营的过渡，如经济作物种植、畜牧业、蔬菜水果种植等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利润得到提升，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政府支持的角度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后，发达国家的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也有足够的能力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因而，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几乎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的共同行为选择。

具体来看，从19世纪中叶以来，城乡经济一体化便逐渐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这首先表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与管理的日益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农业产量和产值持续增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1896—1938年间，法国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都在1％左右。更为明显的是，美国农产品的价值从1899年的约30亿元上升到1909年的近55亿元。以每个农业劳动者供养的人数来看，美国从1860年的5人增加到1940年的11人，增加了1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在农业所占比重最低的英国，20世纪初农业雇工每周平均工资升了2先令左右，全国平均上升到14～15先令之间，最高的大拉姆上升到22先令以上。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已不是纯粹的农民，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兼业农”，其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据日本的调查，1930年农户家庭总收入的1／4来自农场外的工资收入。

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并逐渐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富人和穷人都成为少数。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开始缩小，城乡差距不断得到弥合，各种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在城乡家庭中越来越普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得到普及，城市文明基本覆盖了发达国家的城乡。据山田佐武郎的研究，在日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1885—1919年)和中期阶段(1919—1964年)，日本农户和城市人口收入的比率为1　∶1.3和1　∶1.5左右，到现代农业阶段(1964年至今)，这个比率变得大于1。而且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农业已不再同于乡村价值观和乡村生活，农业劳动开始成为一种职业，农场正在成为一种企业，农场与其他企业部门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

当前发达国家中城乡经济一体化特征明显，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到30％以下，甚至更低。这就使农村的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基础设施需求压力和公共服务需求压力等得以缓解。同样的公共投入和农业产出在更少的农村人口中分配，能够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其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均大大提高了发达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水平。在美国，1950—1970年间，农场总数从564.8万个下降到2924万个，每个农场平均面积从213英亩上升到383英亩，面积在5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从1950年的508.5万个下降到1969年的236.3万个，减少了55％；同期大农场从30.3万个增加到36.7万个。近几十年来，美国农业生产的集中趋势还在发展，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西欧各国也加快了土地集中的过程。1970年，英国农场总数为24.2万个，1984年减少为23.1万个，其中20公顷土地以下的农场由12万个减少到9.4万个。农场平均规模由1970年的56.8公顷扩大到1983年的69.1公顷。法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土地集中政策，1960年又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负责收购小片农地专卖给大农场主，以加速土地集中。1970年法国农场总数为142万个，1980年减少到113.5万个，农场平均规模由21公顷上升到25.4公顷。德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也从1949年的8公顷，上升到1970年的11.7公顷和1980年的17.5公顷。

农场规模的扩大，使农场主能够越来越多地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在一些先进的农场中已使用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与此同时生物技术发展也很快。农业生产不仅更专业化，而且更资本化。过去农业中最主要的投入是劳动力，现在则主要是资金。农场已不是满足农民自己家庭的需要，而是完全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动机和趋势，导致了农场的企业化。一些大的公司逐渐控制了农业生产、销售、加工和分配的全过程，并且在农业生产总额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比如，在美国农业总产量的1／2来自不到5％的农场，几百个最富有的农场的年农业销售额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而且这些公司又成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食品加工和销售市场垄断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具有影响和垄断市场的能力，而且还拥有政治疏通活动的能力。

其三，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对农户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目前供过于求的全球粮食市场上，发达国家为了倾销其产品，各发达国家每年拿出相当数额的财政收入用于对农业的扶持。美国1983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达463.9亿美元。英国1977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10.06亿英镑。法国1975年用于农业的开支达339亿法郎。1979年法国农业收益中的国家开支达542亿法郎，占农业总产值的近1／3。据1989年统计，欧、美、日等国的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接近这些国家当年农产品出口总值。

总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现代大工业又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技术装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明显缩小了，现代城市文明在农村得到了普及。

(四)城市发展从最初放开到政府干预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发达国家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城市发展政策，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相伴随的城市问题非常突出。由于政府对居民住宅建设和企业选址不予干预，加之技术水平的落后或欠缺，城市中的建筑混乱无序，居住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的市政设施和社区管理、一些中小城市和新兴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普通市民的生活相当贫困。当时，“当局从来不管工厂设在哪里，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不会把应当远离人们居住地带的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专门隔离，也不会为了人们的健康而把这类工厂与附近居住地区隔开。唯独‘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这样，在工业城市里，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三者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在1820—1900年之间，大城市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上一样，这种破坏和混乱的程度正与该城市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数量成正比例……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创造力，产生了迄今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因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聚居区也被污染，而且也非常拥挤。”这是对城市化早期英国城市状况的描述，当时英国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就业竞争激烈、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景观丑陋、城市贫富差距悬殊等“城市病”十分严重。其他发达国家在城市化早期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城市问题。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等手段，积极干预城市的经济活动，治理企业的污染排放，制定城市建设规划，加强产品和食品质量监管，建立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英国在干预城市经济运行上同样走在了前列，进行多项开创性的城市改革措施，为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835年英国公布了《市政公司法》，1848年通过并实施了《公共卫生法》及一系列改善住宅条件的政策。从1858年开始，英国伦敦开始了全面的下水道的建设。通过这些法令的实施，“改革者为贫困居民修建了公园、浴池和洗衣房。新的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进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婴儿的死亡率。曾经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效仿英国，开始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美国城市化初期，大量移民流入城市，城市贫困和城市行政的腐败是当时城市问题的焦点。在市民的抗争压力之下，美国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掀起了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和学习欧洲城市政策与城市管理的**。20世纪初，美国又兴起了以消除腐败、提高市政效率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运动。

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间，日本的城市建设极不平衡。日本的主要城市建立了大量现代化的工厂，修筑了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也建设了不少西洋式的现代建筑；但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却依旧破落，未有改观。在权贵势力的影响下，“重生产、轻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导致了与军工企业联系紧密的设施获得优先发展，但与生活联系密切的设施则严重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日本城市经济急速膨胀，但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产生了物资运输困难、工业用水不足、港口效率低下等严重的问题。而且城市问题在当时的战时体制下越积越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真正得以缓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战争重创的发达国家为了重整经济，纷纷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干预经济发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英国于1945年和1947年先后通过《工业配置法案》和《城乡规划法案》，开始改变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政府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致力于改善本国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在地区上的不合理分布，完善城市体系结构。如二战后日本编制了《东京特别都市计划》(1946)、《首都圈准备计划》(1958)、《东京都长期规划》(1975)等规划方案，通过建设高效率的城市铁路交通网、限制在市区新建大学和工厂、鼓励中心地区的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外迁等途径来以缓解过度密集问题。另外，日本还通过推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缩小各地方与东京的差距，减少人口与产业向首都圈集中的压力。

经过上述发展阶段，发达国家逐步解决了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相关的城市建设、规划、市政管理问题。但是近几十年一些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贫富差距、种族矛盾等城市社会事务相关的“软件”问题不断凸现出来，客观上要求发达国家的政府积极参与这类问题的解决。比如美国郊区化的过度蔓延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如经济运行成本的剧增、环境污染的扩散、中心城区的衰落、社会阶层的隔离和贫富差距的加大，等等。

欧洲的主要国家也面临着与美国相似的城市社会问题。在欧洲，从非洲、中东的旧殖民地流入的劳动力的失业率非常高，收入缺乏保障，且社会地位普遍较低，这种状况打破了城市不同阶层间的心理平衡，造成城市中的对立行为，并诱发了一些城市暴力冲突。

针对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过度蔓延、城市居民的阶层与种族分化、郊区孤立、缺少社区氛围等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弊端，美国一些组织发起了“社区重建运动”，兴起了“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思潮，提倡城市向中心区回归，倡导族群和解，建设紧凑型混合社区，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减少对土地和小汽车的使用，缓解交通压力，节约能源。时至今日，这些规划思想和城市治理措施正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推行。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到积极干预城市发展、不断改善城市治理的过程，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解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硬件”问题，并在努力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些新的城市经济与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