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达国家城市化综述
从世界历史进程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先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区域，它们的发展历程不仅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生动写照，也为我们研究城市化的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将发达国家归为一个整体，则它们的城市化进程可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城市化兴起和逐步扩散(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
城市虽早已有之，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从工业革命开始的。18世纪4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兴起，它的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使机器大工业逐渐代替了工场手工业，集中化的大规模生产逐渐成为了生产的主流方式。生产的集中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大批工业城镇诞生，规模也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随之兴起。恩格斯曾对英国早期的城市化过程做过生动的描述：“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当第一个工厂很自然地已经不能保证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时候，工资就下降，结果就是新的厂主搬到这个地方来。于是村镇就变成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成大城市。”历史学家芒福德也认为：“到17世纪时，资本主义已改变了整个力量的平衡。从那以后，城市扩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商人、财政金融家和为他们的需要服务的地主们。只有到了19世纪时，城市扩张的力量，由于机器的发明和大规模的工业生产，才大大增强。”
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是第一个走向城市化的西方国家。按照英国经济史学家约翰·哈罗德·克拉潘的观点，英国城市化大约始于1775年前后。历经几十年的发展，英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于1850年首次超过50％，成为世界上首个基本实现城市化的国家。与此同时，随着产业革命的扩散，城市化也逐渐在欧洲大陆和北美地区兴起，一些国家也先后开始了城市化进程。据法国教授菲利普·潘什梅尔的分析，法国城市化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美国的城市化水平则在1840年达到10.8％。德国、加拿大等其他一些国家则在更晚的时期开始启动城市化进程。但总体来看，19世纪中叶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比重整体上超越了城市化起步阶段的临界水平。
早期城市化阶段的“城市病”相当突出，以至于当时研究者对城市究竟是罪恶之源还是文明之果和进步之源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但这一阶段的城市从形态和功能上还只是近代城市，其城市病的根源主要在于工业化还处于初期阶段，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技术水平还很落后。
2.城市化全面推进和基本实现(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产业革命在美、德、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兴起，其主要技术标志是电气化、石油化、钢铁化，它使得重化工业取代轻工业成为主导产业。这一次产业革命在极大地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进一步改变了人口的空间布局，促进了人口大规模地向城镇集中，并形成了成熟的城市布局和城市体系。
在此阶段，城市化在西方发达国家全面展开，发展速度逐渐加快，最终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从1850年的11.4％上升至1950年的52.1％，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村人口。此时，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实现了城市化。1950年，英国依然保持领先位置，其城市化水平为79％，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如瑞典为65.7％，德国为54.7％，奥地利为64.6％，美国为64.2％，加拿大为60.9％。法国为55.2％，意大利为54.1％，西班牙为51.9%，而日本在战后经历短暂的恢复后，1950年城市化水平依然为34.9％，明显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
工业化为城市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推动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大幅跃升，使得原有的近代城市发展为现代城市，其主要标志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城市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显著改善，这也使得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兴城市的崛起成为可能。然而，现代城市的问题仍然积累成堆。不仅过去的贫民窟和各种社会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又增加了有组织的犯罪和环境污染等新问题，发达国家还在小同程度上面临着“过度城市化”的困扰。
3.信息化推动的现代城市化(20世纪中叶至今)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经历着第三次产业革命，以信息化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逐渐取代重工业成为主导产业，推动着发达国家由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或信息经济时代迈进，并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人口分布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而言，自1950年以来，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城市化的基础上，继续向更高水平发展。纷纷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并同时实现了城市的现代化。从城市人口分布的变动趋势来看，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城市化发展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二战后城市化恢复发展阶段。由于受世界大战的破坏，绝大多数卷入战争的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遭受了重创，人口大量死亡，一些幸存者纷纷逃到农村地区躲避战火，使得城市化进程出现停滞和倒退。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秩序初步建立起来，各西方国家纷纷开始了大规模的战后重建工作，城市再次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迁入，从而带动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恢复和发展。例如，法国城市化水平从1946年的53.2％恢复发展到1954年的55.9％，1962年则达到61.6％，这一时期成了法国城市化加速发展的阶段；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40年的37.7％下降到1947年的33.1％，到1950年恢复到37.5％，1955年迅猛提升至56.3％，1960年已经达到63.5％。
(2)20世纪60—70年代的逆城市化或郊区化阶段。在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同时，两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经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了新的发展趋势，即高服务化和高信息化。在经济结构服务化、城市中心过度拥挤以及城市交通越来越便捷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从以集中为主的阶段走向了以分散为主的阶段，郊区化或逆城市化特征明显，即中心城区人口不断减少，郊区人口相应增加，城市人口分布趋于分散化。
从本质上看，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或郊区化趋势，并不是对城市化进程的否定和反向运动，而是在高度城市化基础上的城市人口分布的调整和完善。事实上，这阶段的城市化趋势还使得城市文明在郊区和农村地区加速扩散和普及，进一步缩小了发达国家的城乡差距。与此同时，这一趋势也带来了城市过度蔓延、中心城区衰落、通勤成本快速上升等负面效应。
(3)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人口再集中阶段。这一时期。一些发达国家中又出现了再城市化的趋势。由于城市建设的发展、公共交通的完善、环境治理水平的提高、城区居民能够享受更多更好的服务、汽车燃油成本高涨导致的通勤成本上升等原因，发达国家的城市居民从市郊返回中心城区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这说明，发达国家在实现了高度城市化之后，城市人口随着城市居住环境和生活成本等因素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居住地，在动态调整中实现城市人口的均衡布局。
历经上述几个阶段的发展，发达国家城市化总体上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据统计，至2005年，发达国家总体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4.1％，日本、意大利、奥地利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65％，法国、德国、西班牙超过了75％，英国、美国等国的城市化水平达到了80％以上。同时发达国家城市人口的分布也不断优化调整，在这些国家中整体上有46.6％的城市人口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37.5％的城市人口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但欧洲与北美和大洋洲的城市人口分布情况差异明显，如欧洲只有32.8％的城市人口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其中北欧这一比重为34.5％，西欧地区仅为28％；而北美地区有63.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53.5％的城市人口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63.4％的城市人口居住在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这反映了欧洲国家的城市化以中小城市的发展为主，而北美洲和大洋洲国家的城市化以大城市的发展为主。
必须说明的是，由于西方各国进入工业革命的时间不同以及国情条件和国家政策存在差异，各国城市化起步时间差异很大，发展速度各不相同，城市化水平差异很大。如果以一个国家城市人口超过乡村人口作为该国基本实现城市化的依据，那么达到如此标准，英国是在19世纪中期，德国是在1891年，美国是在1920年，法国更迟至1931年。从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2％提高到超过半数，德国只花了1／4个世纪(1865—1890年前后)，美国花了1／3个世纪(1885—1920年前后)，英国花了半个世纪(1801—1850年前后)，法国却要半个多世纪(1876—1930年前后)。因而，从城市化速度看，在近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中，如果说英国、法国是速度缓慢型城市化，德、美则是速度较快型城市化。
以下分别列举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用以辨析不同国家之间的个体差异及其城市化的一般规律。
(二)英国的城市化进程
作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在18世纪至19世纪后期一直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着综合实力的世界领先地位，它是第一个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西方发达国家。英国的城市化进程具有原创性意义，它的许多创新对世界城市化进程具有显著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例如英国第一个制定了《城市规划法》，第一个建立了“田园城市”，第一个实行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第一个建设了“卫星城”，第一个实现了郊区城市化等。但同时英国早期的自由放任的城市化政策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城市问题，也给各国城市化提供了警示。
英国城市化起步早，进程较为平缓。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750年的17％上升到1851年达到54％，英国用了100年的时间，初步实现了城市化；1901年城市化水平提高到77％，表明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花费了150年的时间。以此为分界点，可以将英国城市化进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从启动到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
在工业革命带来经济社会迅速变革的背景下，英国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迁移，许多新兴城镇在农村地区诞生并不断壮大，一场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在英国拉开了帷幕。英国的城市化水平在1750年达到了17％，1775年左右纺织机和蒸汽机发明，在工业化开始的同时，英国进入了城市化启动阶段；1801年达到33.8％，进入了城市化加快发展阶段；1851年达到54.0％，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城市人口从1750年的约130.3万上升到1801年的354.9万，1851年达到了1124.1万。
在此阶段，由于工业的发展和人口逐渐集中，一批新兴工业城镇纷纷崛起，使英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也不断扩大。新兴工业城市主要分布在自然资源丰富、交通运输便捷、适合于发展现代工业的区域。正如M·W·苏思在《1700年以来的英国社会经济史》中所说：“有些完全新兴的城镇出现了，它们起初只是一些小村庄，但很快就扩大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这些新的城市和工业聚集点兴起的场所一般是半城市地区或是没有在传统的主导城市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小城镇，它们由于工业的发展而吸引和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城市形态越来越明显，城市功能也不断得到完善，并最终发展成为超越传统城市的工业重镇或区域经济中心城市。而一些原有的作为政治、宗教和文化中心的传统城市却发展缓慢，有的甚至由于不能顺应工业化和城市化引起的变革而逐步走向衰落。
除了城市数量增加和城市人口规模扩大，英国在城市化进程中还逐渐形成了城市网络体系，区域城市化和城市群发展的特征初步显现。从地理条件上看，英国是由三个岛屿组成的岛国，国土面积不大，但河流和运河纵横，同时修建的公路和铁路密如蛛网，交通运输相当便捷，一些地区十分有利于发展工业和商业贸易。因而城市发展在这些地区相对集中，并逐渐形成了城市密集地区。与传统城市独自发展不同，在城市密集地区的城市之间的商贸联系非常紧密。一方面这些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产业，相互之间进行专业化的分工，例如英格兰西北部就形成了曼彻斯特、索尔福德、博尔顿、贝里、普雷斯顿等一批纺织业城市；另一方面城市之间的贸易往来频繁，在分工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基础条件好、具备优势资源的城市逐渐崛起为区域中心城市。
“18世纪初，英格兰南部米德尔塞克斯、萨里、肯特、格洛斯特、萨默赛特、威尔特、德文莱等七郡的人口占全英格兰人口的三分之一。工业革命开始后，英格兰中部、西北部由于纺织业和煤铁业的发展，纺织厂、煤矿、炼铁厂及其他制造业急需劳动力，南部人口北移，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多涌向北部工矿区，遂使这些地区中人烟稀少的农村迅速崛起为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带。自1801年至1870年70年间，英国总人口增长了1.54倍，其中西北部工业集中地区和南部的伦敦及其郊区人口分别增长了2.58倍和2.11倍，而在西南部和东安格里亚等非工业集中地区，人口增长不到1倍。”可见，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其区域发展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据估计，在1801—1851年间，英国纺织业城市人口增长率居第一位，为229％，其他的如港口城市增长了214％，制造业城市增长了186％；而个别城市的发展速度更为惊人，如从1811—1861年，利物浦和普雷斯顿人口增长了5倍，布莱顿增长了7倍，毛纺织中心布莱福德增长了8倍。这些专业性城市的发展是工业化和比较优势发挥作用的结果。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英国的城市形态和功能与早期相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与早期英国城市主要作为政治、行政、文化和宗教中心的角色不同，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功能更具经济性和多样性，城市成为国民生产、生活、休闲娱乐、接受教育培训和社会交往的中心。在工业化和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中逐渐形成了生产标准化、经营专业化、宗教世俗化、权力民主化、文化通俗化、教育大众化等趋势。
2.实现高度城市化阶段(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随着工厂规模的扩大，集中生产的要求越来越高。此时农村小工业已经衰落，工业集中趋势日益显著。农村和城市的分工，即农业农村、工业城市的经济结构已经确立下来，劳动力已不可能在不进行迁移的情况下实现职业转移。因此，在工业趋向于规模化、集中化的过程中，英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城市人口比重显著提高。
在这一阶段，英国的城市化水平从50％左右快速提升到1901年的77.0%，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率先实现了高度城市化。这50年间，英国城市人口从1124万增加到2540万人，增长了1.26倍。一批新兴工业城市的人口在这一阶段也快速增长，如伯明翰的人口从23.3万增加到52.3万，利物浦从37.6万增加到70.4万，曼彻斯特从30.3万增加到64.5万，利兹从17.2万人增加到42.9万人，设菲尔德从13.5万人增加到40.9万人，布拉德福德从10.4万人增加到28万人，各城市依次增加了1.24、0.87、1.13、1.49、2.03、1.69倍。
同时，英国在这一时期基本形成了6大城市群，主要是大伦敦市、兰开夏东南部城市群、西米德兰城市群、西约克城市群、莫西地带城市群和泰因地带城市群，1901年它们的人口规模分别达到658.6万、211.7万、148.3万、152.4万、103万和67.8万，合计占英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为52.8％。
3.城市化继续发展与完善阶段(20世纪以来)
进入20世纪时，英国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接近80％。由此开始，英国城市化发展的主题从以城市人口数量的增长和集中为主，转变为以城市人口布局的调整优化、城市管理体系的完善、城市文明的普及和发展等内容为主。
从城市人口比重看，由于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等因素的影响，英国城市化水平在20世纪上半叶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城市化水平在1901年为77％，1931年为77.9％，1951年为78.9％，1960年为78.4％，1970年77.1％，即英国在战后二十年间出现城市化比重略有下降的现象。1975年又重新进入了城市人口比重上升的通道，城市化水平从1975年的82.7％上升到2005年的89.7％，30年间提高了7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在从1950年的3934.5万增加到2005年的5353.4万人，增加了36％，同期农业人口从1047.1万下降到613.4万，下降了41.4％。
20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城市化呈现出明显的分散特征，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在不断上升，但大城市人口数量和比重出现了下降，中小城市人口数和比重趋于上升。在英国的7个最大的城市中，除伯明翰和伦敦的人口经历起伏后仍高于1950的人口数量以外，其他城市2005的人口数均低于其在1950年的水平；而7大城市的人口数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37.7％持续滑落至2005年的29.1％。
在英国实现高度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文明不断普及。城乡差别逐渐消失。例如家庭拥有电视机的比率在1975年就达到了93.6％，农村和城市自来水的使用率均达到100％，高等学校的入学率在1991年达到31.04％，2004年已经上升到60.13％，而每千人电话主线的数量在1975年为235条，2005年上升到528条。这些数据反映了现代文明在英国的城乡人口中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除了基础设施和教育外，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城乡之间实现了无差别的全覆盖。总之，现代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已经深入到英国的每一个角落，包括城市和农村。
(三)法国的城市化进程
法国城市化起步较晚，发展缓慢，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比较特别。但正是由于城市化进程较为平缓，法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加均衡和协调，城市体系分布中除了巴黎一个特大城市外，其余均以中小城市为主，分布也较为均衡。
总体而言，法国城市化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基本实现城市化阶段(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
依据菲利普·潘什梅尔的研究，法国的城市化始于19世纪30年代。1810—1840年间，法国农业产值大约占全国总产值的66.5％。1806年法国农村人口2369万，至1846年增至2875万，占法国人口总数的75.6％。此时的法国依然是一个以农业和农村人口为主的国家。法国城市工业增长相对缓慢，如1824—1859年年均工业增长率为2.3％，因此法国城市就不像同期的英国城市那样，能够吸引和吸收大批农业人口。法国直到1931年城市化水平才超过50％，初步实现了城市化，在时间上比英国晚了80年。
这一阶段法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比较缓慢。由于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法国农民既没有像圈地运动后英国农民那样彻底割断与土地的关系，同时又缺少在城市就业的机会。因此影响了法国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进程。与其他西欧国家相比，法国乡村更为保守、封闭，农民的流动性很小。“绝大多数农民终生的活动范围是在自己教区和毗邻教区，是在直径不超过10公里的生活圈内，农民配偶的选择绝大多数也限于同一教区，很少有人到10公里之外远嫁或远娶。”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将法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对土地有着非常强的依赖性和恋土情结。因此，直到19世纪上半叶，法国乡村人口才开始有小规模的流动，且这种趋势在19世纪下半叶逐渐活跃起来。
19世纪上半叶，法国仅有规模不大的人口的流动，没有形成乡村向城市的迁移浪潮。19世纪下半叶乡 城移民数量相对增多，并且在1851—1872年、1876—1881年、1896—1901年、1906—1911年间形成了几次迁移的高峰期。但总体而言，这样的迁移数量相对于法国2000多万的农村人口总数依然很低。
2.实现高度城市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速，其城市化水平从1946年的53.2％快速提高到1968年的69.9％，22年间年均提高0.7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从2155万增加到3479万，增幅达61.4％。
法国在1950—1970年间城市人口快速增长，而农村人口则绝对减少。其中1955—1965年间是法国城市人口增长最快的时间，年均增长率在2.2％以上，而同期总人口的增长率只是略高于1％。1950—1970年间，法国城市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超过了1％，1955—1965年间超过了1.2％。这一时期是法国城市化速度最快的阶段。
从城市体系来看，战后法国主要城市的人口规模均大幅增长。除里尔人口在1950—1970年间仅增长了25.3％外，其他七个主要城市的人口增幅均在50％以上，其中波尔多、里昂和马赛的人口规模几乎翻番。但法国的城市结构体系仍未有太大的改变，巴黎依旧是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超大城市。虽然法国的城市首位度从1950年的8.7下降到1970年的7.5，但除巴黎外，1970年仅有马赛和里昂的人口超过了百万。同时，六大城市人口合计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在1960年达到峰值39.6％，反映了这一阶段城市人口有向大中城市集中的趋势。
3.高度城市化基础上的分散型城市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以来)
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至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1974年法国有3／4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之中，2005年城市化水平达到76.7％，已经实现了高度城市化。这一阶段法国的城市化速度明显放缓，从1975—2005年的30年间，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3.8个百分点。
在高度城市化的基础上，法国城市人口分布趋向于分散化和均衡化。如1970—2005年间，法国主要的7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依然维持着上升的趋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大放缓。除了图卢兹的人口规模增加了72％，其他几个城市的人口增长均不到45％，而巴黎和里尔的人口增长不足20％。这与战后20多年的增长速度相比，已经明显减缓。而且，7个主要城市的人口占全国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70年的36.7％下降到2005年的34.9％，说明了中小城市的增速更快，城市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小城市当中。有统计表明，从1970年前后开始，法国的城市空间增长远远超出了城市聚集，从1968年到1999年，城市空间增长了5倍，城市通勤距离增长了4倍，而同期人口只增长了50％。快速的城市空间增长伴随着城市区域人口居住密度的降低，城市化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
从1968年开始，巴黎出现了城市向外扩展和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降低的趋势，随后其他主要城市也出现了这一现象。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活动和住房分布呈离心式发展的特点日趋明显，法国的城市中心区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而在城市边缘区域的人口增长迅速。总之，在最近的20多年间，法国城市人口缓慢增长，城市化水平在实现高度城市化后趋于平稳，同时城市人口分布逐渐呈现出分散化和郊区化的特征，城市之间由不平衡发展向平衡发展转变。
(四)德国的城市化进程
德国工业革命始于19世纪30—40年代，与英、法等国相比晚了不少，但德国工业化发展速度迅猛，仅用了半个多世纪就完成了工业化。其中，1871—1910年是德国近现代历史上经济社会结构巨变的时期，在短短29年间德国通过引进吸收了英、法等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经济突飞猛进，赶上了英国，超过了法国，实现了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先进的工业国的转变。在工业化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带动下，德国城市化也呈现出起步晚、发展快的特征。
从城市人口变化的历史来看，德国城市化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城市化初期发展阶段(19世纪4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初)
19世纪40年代以前，德国依然是以农业和农村为主的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城市人口比重很小，仅有一些主要的传统城市初具规模。例如柏林人口17.2万、汉堡13万、德累斯顿6万、科隆5万左右、莱比锡4万、慕尼黑3万。这些在工业革命前形成的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军事和宗教中心而存在，它们往往具有较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以及少量的文化和商业设施，以满足当时的地主贵族们的需要。这些城市为后来德国的城市化发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成为吸引农村人口转移的重要据点。这一时期，德国的小城镇也有发展，分布比较广，如巴门的人口已达1.3万、埃尔伯弗尔德1万、勒姆施艾德0.7万、哈根0.2万。
19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的起步，德国城市化进程也随之启动。这一时期德国的城市数量和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功能日益多样化。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德国出现了一批以工矿业城市为主的新兴城市，例如鲁尔区的塞尔多夫、多特蒙德、杜伊斯堡、埃森等。这些城市主要依靠当地的资源优势(煤矿、铁矿等)以及水陆交通运输的便利条件，在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得天独厚，吸引了大量的投资和劳动力就业。这些城市不断沿公路、铁路和河道向外扩展，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人口规模也迅速增加，从而由工业化前的中小城镇或村庄快速发展成为大城市。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人口增加更为突出，如柏林在1850年人口已达41.9万、慕尼黑11万、科伦9.7万、布勒斯劳11.4万。
2.城市化加速发展与基本实现阶段(19世纪70年代初到1910年)
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工业和服务性行业的产值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8％。这一时期是德国城市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从1871—1910年，德国城市人口从1482万增加到3896万，29年增加了1.62倍，同时城市化率从36.1％增长到60％。其中，1890—1900年，城市化率由42.5％提高到54.4％，10年增加11.9％，每年平均上升近1.2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在1890—1900年间就开始出现了绝对减少的趋势。
在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的同时，城市行政区划不断向外扩展，并入了周边的区域和人口，进而加速了德国的城市化进程。到1918年为止，超过5万居民的85个德国城市的行政区域被并入。德国城市就是通过并入周边地区而扩大在当时呈现出加速的趋势，并入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
这一时期不仅普鲁士各省的城市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他各邦的城市经济也蓬勃发展，工业城市从农村获得大批劳动力，促进了城市的扩张，同时一些手工业、商业、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城市人口也不断增加。如1875年德国1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271个，1890年达到394个，1910年进一步增加到576个，平均每年增加9个城市。与此同时城市的规模也不断扩大，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由1871年的8个增加到1910年的48个，其中德国首都柏林在1910年人口就已经超过了200万，成为当时欧洲第三大城市和世界第五大城市。从不同规模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看，从1871至1910年，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增长最快，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从4.8％提高到21.3％，1万～10万人规模的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7.7％提高到13.4％。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人口，许多城市管理当局根据发展的需要，将城市划分为工厂区、住宅区、商业区等，使城市混乱无序的局面大为改观，并有效地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3.实现高度城市化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1910至1945年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德国遭受了战争的严重打击，经济衰退，大量人口战死疆场，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城市化进程停滞。20世纪50—60年代，联邦德国经过战后经济恢复，迅速实现经济的繁荣，同时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64.7％提高到2005年的75.2％，在此过程中，德国开始由集中型城市向分散型城市化发展，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类型以及空间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特征是中小城市获得了较快发展，城市人口在中小城市分布的比重逐渐提高。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大城市一直是德国城市化进程中发展最快的区域。由于大城市拥有优越的区位、便捷的交通、雄厚的资本和物质技术基础，它们像巨大的磁铁一样吸引了大量的工商企业和劳动力在此集聚，使其规模不断膨胀。到20世纪中叶，德国大城市发展的势头逐渐减弱，有些城市甚至由盛变衰。而德国大城市的衰退并不是城市化停滞不前，而是城市化由集中型向分散型转变，城市文明在更为广泛的地域扩散和发展，标志着城市化进入高级发展阶段。在大城市发展速度放缓的同时，德国的小市镇蓬勃发展起来。1965年至1985年间，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仅增加了1座，10至50万人口的城市增加了6座，5万至10万的城市增加了32座，而1万至5万的小城镇增加了458座之多，且小城市的增长比例远远高于大城市。据1985年统计，联邦德国有1007万人生活在5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只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6.4％，居住在2000—10万人口的小市镇中的人数高达3750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61.4％，居优势地位。
在大城市增速放缓，中小城市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德国城市化原有的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之间及经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在逐步缩小。由于高速公路、城际铁路等现代交通网的全面建设，私人小汽车的普及和电视、广播、电话等信息传播系统的广泛应用，大城市在区位及物质技术方面的优势已经明显减弱，大多数小城市的居民不仅收入上与大城市居民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也同样可以享受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反，大城市由于人口高度集中而面临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地价房价上涨、就业困难等问题日趋严重，因而对企业和劳动力的吸引力下降。在此情形下，小城市往往比大都市更能够吸引大量的企业、公司和青壮劳动力进入和集聚。
虽然大城市人口总规模在起伏中略有增长，但其在德国人口中的比重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由于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比例趋于合理，城市的空间分布更为均衡。原有大城市在人口膨胀阶段产生的种种城市问题有所缓解。总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德国的城市化已由城市向心集聚的初级阶段进入由点向面扩散的高度城市化阶段。
(五)美国的城市化进程
独立战争以前的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虽然手工业已有初步发展，主要还是以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直到1789年联邦政府建立以后才真正开始工业发展。1861至1865的南北战争清除了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障碍，出现产业革命的**，工业以超过英国的速度蓬勃发展。工业发展给美国带来深刻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就是最终把这个以乡村为主的国度转变成了大城市云集的地方。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驱动——外来移民，欧洲的投资，北美消费的全面增长，其中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在工业化的带动下，美国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870年的25.0％提高到1920年的50.9％，仅用了50年的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跃居世界头号工业国，逐步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其城市化展现出来的一些新的特征反映了世界城市化发展的新趋势。
从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美国的城镇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城市化初始阶段(1790—1830年)
这一阶段美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很低，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根据179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当时有95％的美国人居住在乡村。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人口超过2500人的地区就可以算做市区。由于海运的发展，特别是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海洋贸易的日益频繁，最早的一批美国城市出现在大西洋沿岸，城市功能多以商业贸易为主，如纽约、波士顿、巴尔的摩、费城等。1825年，伊利运河竣工，连接纽约和五大湖地区的运河网络基本形成，原有港口城市可以控制的腹地不断扩大，原材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地域开始向西部内陆地区扩张，芝加哥、底特律、密尔沃基等城市逐渐兴起。
2.城市化加速阶段(1830—1930年)
这一阶段是美国城市化迅猛发展的时期，无论城市人口所占比重还是城市数量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一方面，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对这一阶段美国城镇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据统计，1851—1920年间，平均每年仅从欧洲迁入美国大陆的移民就达39万人之多，与美国当时自然增长的人口数之比为56.5 ∶100。这些国际移民中一半以上是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他们为美国带来了先进的冶铁、纺织、炼油等工业知识和技术，同时也为美国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美国工业化的飞速发展，也促使相关产业在空间上不断集聚，城镇化进程加快；交通运输网络的完善又加强了美国东部与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得东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可以向西部地区推进。到1920年，美国城市人口的比重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51.2％。
3.高度城市化阶段(1930年至今)
经济大萧条过后，美国传统的大都市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由于中心城区的居住环境逐步恶化和汽车日益普及等原因，人口开始向郊区迁移。1880年，只有3.4％的美国人生活在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该指标在1930年达到峰值13.3％，随后开始下滑，到1980年跌至7.7％。“郊区化”不仅缓解了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还促使中心城区完成了由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升级，成为信息交流和经济决策的中心。同时，在传统大城市周边出现了大量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大都市圈和城市连绵带逐步形成。
在此阶段，美国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城市化速度放缓。1960年至2005年，城市人口比重从70％提高到80.8％，城市人口增长率也下降到1.5％左右，农村人口数量小幅波动，基本稳定。这个时期，美国城市人口的分布趋于分散化。
这一阶段美国城市化具有两个显著特征，即大都市区化和城市人口郊区化。大都市区是一个大的城市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体，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2000年美国最新大都市区界定指标体系(CBSA)规定：中央核：每个CBSA至少有一个人口普查局定义的人口不少于5万的城市化地区或人口不少于1万的城市簇，城市化地区和城市簇统称城市地区；中心县：中心县至少50%的人口居住在规模不小于1万人的城市地区，或者中心县至少有5000人居住在人口规模不小于1万人的单个城市地区；外围县：居住在外围县但工作在中心县的就业人口占外围县总就业人口的25％，或者外围县25％的就业人口居住的中心县等。
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地区和城市发展往往是不平衡的，必然有一些城市凭借各种优势得到更快的发展，并产生较强的聚集效应和吸纳效应，吸引物质资源和劳动力向作为中心的城市流动和聚集；同时这些中心城市也会对周边区域产生有力的辐射作用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的中小城镇和地区快速发展起来。这些周边城镇与中心城市一起，通过这种双重效应，就形成了大都市区。大都市连绵带是由大都市区组合而成的，在这种组合中，各个大都市区在大都市连绵带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其中每个城市各具独立性和特色，而整个大都市连绵带保持着整体功能的完整性，是多种城市职能的复合体。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化区域，它在区域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对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产生多方面的影响。美国在20世纪中后期形成了几个这样的大都市连绵带，例如以纽约、波士顿、华盛顿等城市为核心的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连绵带，以芝加哥、底特律等城市为中心的中部大湖区大都市连绵带，以旧金山和洛杉矶为主体的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区连绵带等。
美国的城市化在这一时期还表现出明显的郊区化特征。城市郊区化也称作“逆城市化”，但它并不是指城市人口向农村回归，也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或大城市的人口向卫星城市迁移的倾向。随着这一过程的深入发展，不仅有人口向郊区迁移，城市工商业也向着空间潜力大、生态环境好和经营成本低的郊区转移。
美国在1950—1970年间，城市外围的住宅从占整个城市住宅面积的23％上升到37％。美国郊区人口从1950年的4023万人增长到2000年的1.4亿人；同期美国郊区人口的比重由26.7％增长到49.8％。几十年来郊区人口稳定增长，其中20世纪60年代增长最快，而中心城市的人口增长相对于郊区来说显得缓慢，非都市区的人口则有升有降。从中心城市、郊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变化的过程来看，美国人口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城市人口增加了1.3亿，其中约有77％住在郊区。
郊区人口和居住建筑的大幅增加，也带动了经济活动的外迁。据统计，1948年郊区的企业职工人数平均占全城市的33％，到1963年增加到52％。随着居民和企业向郊区迁移，零售商和批发商等也开始大量出现在城市郊区。到1970年美国已有1／4的批发商在郊区营业了，1971年美国在城市郊区有13000余个大型商贸中心。1970年代，有许多金融公司从纽约搬到新泽西，许多大型公司总部搬到瑞却斯特、长岛和康涅狄格等郊区。很多郊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中心城市的“卧城”，而是逐渐具备了类似于中心城市的功能。郊区的商业、工业用地已和住宅用地并驾齐驱，20世纪70年代后期，高层的办公大楼和公寓也在郊区出现。
当然，郊区化在改善美国城市人口和经济布局的同时，也造成了城市的过度蔓延，土地的粗放利用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从1950年到2000年，美国城市用地从22889平方英里增加到92505平方英里，增加了3倍多，城市用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比重从0.65％增加到2.6％，增长的很大部分都是郊区用地另外，城市的过分蔓延还加大了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配套成本，使聚集经济效益下降，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心城市的衰退。据统计，自1950年以来，底特律市人口减少了将近50％；1980年至1990年间，匹兹堡人口减少了12.8％，圣路易斯市减少了12.4%，克利夫兰减少了11.9%，新奥尔良市减少了10.9%，布法罗减少了8.3%，芝加哥减少了7.4%，亚特兰大减少了7.3%。
郊区化趋势实际上是一国或地区实现了城市化后其城市人口分布状况依据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变化在城市区域进行动态调整的过程，它并不是“非城市化”的分散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石油价格持续攀升而导致的通勤成本增加，以及中心城区环境得到改善等因素的影响，一些郊区的居民又重新回到城市中心区，形成了一股所谓“再城市化”的潮流。
(六)日本的城市化进程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中，日本是后起之秀，它的城市化始于明治维新时期。在随后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城市人口从1898年的533万增加到2005年的1.1亿，城市化率从11.75％提高到2008年的86.3％。特别是二战后，日本在短短30年内一跃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同时其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仅用了50年时间，完成了欧美国家100年的城镇化进程。伴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日本城市化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二战前的早期城镇化(明治维新到20世纪20年代)
日本在1889年城镇化水平约5％左右，城镇化过程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的明治时代(现代化开始时期)，民族主义成为日本政策发展的基础。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赋予其他权力，特别是引导工业分散发展以及阻止向主要城市移民。但直到1940年，城镇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
早期日本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电力工业的迅速发展和企业生产的动力电气化，电力和电动机不断普及。在此基础上机器大生产兴盛起来，并在地上呈现出集中的趋势。为了顺应这一趋势，促进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日本进行了一系列城市改革，从而推动了日本的城市化的进程。日本在1871年废藩置县，1889年实行市町(相当于镇)村制。最初全国建立了39个市，其中32个市起源于封建时代的城下町，占全部市的82.1％。因此在日本城市化的初期，改造旧城与建立新城是同时进行的。东京、大阪、名古屋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建立，引起人口的集聚和经济的繁荣。大阪市的人口，1913年为99万人，1920年增加到125万人；名古屋1913年为32万人，1920年为43万人；神户市1913年为39万人，1920年猛增到60万人。而其他一些工业基础薄弱或偏于内陆的城市则发展迟缓。如金泽(靠日本海一侧)，原为全国五大1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之一，由于未建立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大型企业，人口由10万下降到8.2万。
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也使得当时的城市功能发生了显著的转变。多数城市以带有封建时代特征的消费城市向以近代技术为基础、以大规模企业为核心的生产城市转化。原来手工业比较发达的城镇也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生产的中心。旧的城下町也转为地方中心城市。一些新城市也不断兴起和壮大。如濒临东京湾的横滨，原为渔民散居地，在当时迅速兴起为国际贸易港口城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经济飞速发展，工业产出首次超过了农业产出。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人口逐渐向城市集中，城市人口从1898年的11.75％上升到1920年的18.04%，农村人口仍然占总人口的82％。城市数量从1888年的37个上升到1920年的85个，而农村的数量从58433个减少到10796个。
2.二战后重建初期城镇化(1945年到20世纪60年代)
二战的爆发中断了日本的城市化进程，大量日本居民为了躲避轰炸迁居农村。二战末期日本的大城市遭到毁坏，东京住房的56％被毁坏，51％的人无家可归。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日本城市人口急剧下降。战后初期，由于大批复员军人、海外回归人员、城市疏散人员返回农村，使农村人口剧增。因此，日本城市化水平从1940年的37.72％下降到1947年的33.11％，相当于倒退到10年前的水平。但这一时期日本的城市数量仍在持续增加。
战败的日本，原来的民族主义退出了主导位子，取而代之的是含有竞争性利益集团的美国分散民主+权力结构模式。由于战后的东京比日本其他城市恢复更快，从而导致从其他被毁坏区域大量移民的迁入。与此同时，为满足政治分权，中央政府控制减少，允许人口和经济加速集中。1945—1964年间建立了150万套住房，其中的四分之三由私人企业建设，但许多贫民窟也应运而生。
为了“管理”和“调节”东京人口增长以及制止其蔓延，以解决由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造成的问题，东京市长安井诚一依据《国家首都区域发展法(1956年)》成功地为东京市制定了专门法，涉及的原则完全同于早期阿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城市的建成带可以识别；提议建设12千米宽的环形绿带；并在绿带之外建设用于容纳大都市增长的新城。但是，这一立法被证明是无效的。为了获得特殊权力，1962年《新工业城市建设法》引导工业迁往较小城镇，1959年出台了《限制国家首都区域建成区内的工业和教育建设》。
此后，联合国调查组将类似的政策推广到区域管理中，例如在阪神(大阪—神户)及其邻近地域，即是依据《近畿地方调整法》(1965年)。在1966年下半年，议会为名古屋通过了《中部地区区域发展和调整法》。然而，由于国家加速经济发展规划造成对国际市场高度敏感的经济活动的快速集聚，但制定的规划却在分散着人口，这就产生了一个政策矛盾。为了努力消除这一矛盾，依据《新工业城市发展促进法》条文，在北海道、东北、中部、中国、四国和九州规划了16个新城。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发展的竞争态度，尽管在国家层面上对协调行动有明确的需求，却收效甚微。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编制新的《全国综合发展规划》，旨在按法国规划方式将国家发展政策作为地方政府规划的宏观背景，划定增长区域和非增长区域。这一行动伴随着一种危机，即：如何使集中发展不造成日本海域在环境污染方面的失控。正因为如此，《全国综合发展规划》颁布后，日本进入了寻求全国性和大范围发展政策的阶段。类似的规划一直持续到第五次《全国综合发展规划》。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制造业高度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这四大城市圈，尤其是四大城市圈的临海部，即所谓的四大临海工业地带。1960年仅占日本国土面积2％的四大临海工业带占据当时日本工业生产总值的30％以上，占国土面积12％的四大城市圈更是独占了工业生产总值的70％。从这一数字中可以看出工业化时代的制造业强烈地倾向在大城市圈周边布局。
3.加速城市化时期(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
1960年日本全国城镇化水平为43.7％。1956—1973年是日本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3.6％，农业劳动力年平均转移递增率达到3.6％，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约1个百分点，到20世纪70年代初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的发展水平。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日本全国人口迅速向城市集聚，城镇化进程加快，进入城镇化发展中期——加速时期。从日本全国40年间城镇化过程来看，前20年的城镇化水平增长了16个百分点，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加速阶段，后20年仅增长了5.5个百分点，已经进入“S”型曲线的后期饱和阶段。
这一时期，与美国城市沿交通线轴向辐射形成城市群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的大城市以近域蔓延和同心圆式辐射为主，形成了独特的圈层状大都市区空间结构，即大都市圈。各大都市圈均有重要而强大的中心城市，如东京大都市圈由东京都、神奈川县、干叶县和琦玉县，共一都三县组成，其人口、经济、社会活动呈现出向东京都一级集中的形态。然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反而从国土均衡发展的理念出发以“向地方圈进行工业分散”作为国土政策的首要目标。结果虽然一部分工业生产功能分散到了地方圈，但实际上今天日本GDP的近八成仍然集中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四大城市圈。这是因为服务业和信息业集中在这些大城市圈内，而这些新崛起的产业更具有城市经济的属性。
日本在实现人均GDP达到6000美元以后，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进入结构性调整和优化时期，主导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人口以近距离流动和都市圈之间的相互流动为主，区域结构趋向均衡化。以东京都市圈为例，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京都成功地完成了由制造业中心向服务业中心的转变，其区位商高于1的产业高达9个，且都隶属于第三产业，在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于中央商务区。虽然东京都的制造业依然在规模上保持领先，但其内涵已逐渐向高效、智能和信息服务化转变，如这一时期东京出版印刷业的雄起；同时制造业的生产环节逐步外迁，其区位商已略低于周边三县。周边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和分工协作得到积极发展，如神奈川、千叶地区以国际港湾和国际空港，吸引了大量运输和贸易业的集聚，同时加强了商务、国际交流等职能。
20世纪70年代，从整体的集聚动力来看，工业产业带与三大都市圈的空间复合，为日本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集聚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京滨、阪神、中京、北九州四大工业地带的基础上，日本制造业进一步高度集中在东京—横滨、大阪—神户、名古屋—东海道的临海工业地带，尤其是出口型产业进一步向港口工贸城市集中。1975年，三大都市圈的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分别占全国就业总数的9％、37.9％和52.8％。
4.高度城市化后的完善时期(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
1980年以后，人均GDP发展速度虽仍较快，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速度已明显放慢。受1973年和1979年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从两位数迅速下滑。由于成本的上升，大量工业企业向城市周边的农业地区或海外转移，因而城市工业对新增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减弱，城市化速度明显下降。同时城市人口基本达到饱和状态，城市化速度放缓。1996年城市化水平为78％，仅比20年前高出2个百分点。2000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为78.68％，2005年为86.3％。
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交通现代化的进程中，日本的主要城市不断向外蔓延。结果是城市间的空白地带为新兴城市所填补，形成了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三大都市圈的三次产业的就业人数总人口超过4000万，到2000年，占全国就业总数已进一步调整为3.2％、30.6％和64.8％。这一时期，城市人口的分布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东京都人口的增加比率来看是增加率最高的地区。
由于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使得大城市过分拥挤，人们开始转移到三大都市之外的区域性城市中。交通的迅速发展和交通手段的多样化，为城市的扩展提供了便利。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利用高速铁路和通信手段连接起来，形成世界上最现代的城市带空间形式。长期以来，日本六大城市的人口一直是呈现增长趋势的，但首先是大阪市自60年代末开始转为减少。近年来，除横滨人口一直呈现增长外，东京、名古屋、神户、京都的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从1990年调查数据看：东京23个区的总人口为816万，但到1992年9月减少至799万，减少了17万人。大城市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大城市本身失去魅力或者经济衰退，而是因为大城市圈外的住宅区的开发，将大量市内人口转移到了市郊，这一时期日本郊区化特征非常明显。
在郊区化的同时，日本都市圈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下，日本向信息社会过渡，承担生产职能的工厂进一步从都市扩散到周围地区，甚至从周围地区转移到海外，而承担中枢商务职能的都市圈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在此背景下，人口再次向都市圈聚集，而且城市与乡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都市圈的半径不断扩大，特别是东京圈最终形成了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圈(巨型城市带)。
5.当下日本城镇化的新动向
全球化正在导致全球产业的重构与转移，其结果给城镇化过程也带来广泛的影响。一方面，参与全球化的地区经济成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镇化进一步加速；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人边缘化倾向明显，城镇化进程趋缓。在日本，最近的城镇化新动向表现为：世界城市东京持续增长、区域性城市停滞和地方性城市衰退。
(1)世界城市东京持续增长。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在二战前1920年其常住人口为370万人左右，约占日本总人口的6.61％。1940年增长到734.7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崛起，尤其是近年来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城市始终处于快速增长之中，1990年总人口为1185.6万人，2005年达到1246.1万人。
其一，大都市区三产加速集聚。由于东京大都市人口的过密化带来许多城市问题，东京和世界上许多大都市一样也采取了分散多核的城市发展道路，在大都市内部形成了以一个城市中心(东京)和六个城市副中心(新宿、上野、涉谷、池袋、大崎、锦丝町)为核心的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其二，临海副中心建设。为了解决城市地价飙升、办公用地不足、人居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问题，东京都政府于1988年开始编制实施临海地区城市副中心开发及晴海、丰州地区旧城改造规划。其三，修建筑渡快线。为了避免东京人口过分集中，并改善研究所的研究环境，日本政府决定于1963年开始建设筑波科学城，20世纪70年代初具规模。但随着全球化的趋势，筑波科学城的区位不能适应科学研究的发展：一方面，与全球信息关联度高的学科已经开始向东京搬迁或建设研究分部；另一方面，于2005年建成世界上最快的连接东京与筑波快线。其四，横滨新型港口城市建设。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横滨市立足于21世纪新型港口城市的建设，于1981年10月开始编制实施名为“港口未来21世纪”的城市改造规划，对临海港口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
(2)区域性城市停滞。在20世纪末，日本的城镇化特点之一曾经是区域性城市快速扩大。然而，这些区域性城市增长，不是由于工业化带动，而是由于全国范围内企业分公司的集中发展形成的。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区域性城市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下降，分公司机构的数量开始下滑，而且当地企业的分公司就业人员数量减少，尤其在批发、建筑、运输和通信、金融和保险等产业中也出现了大量就业人员的减少，从而导致区域性城市停滞发展。虽然在这一时期，区域城市中心的生产服务分公司的就业有所增加，但与过去相比成熟行业的就业人口少很多，这种增长仍难以抵消在成熟行业中就业的减少。
(3)地方城市的衰退。在日本，一些小城市由于日渐增多的人们选择迁出导致进一步的衰退。在这些小城市，过去曾经作为精密机械工业的生产中心，现在该类生产基地纷纷向劳动力便宜的中国和越南城市搬迁。为了加强地方经济，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涉及中心城区活力再造、大型零售店选址和城市规划修订的三个社区建设法进行检讨。这一运动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整顿郊区大量的大型零售店促进小城市中心地区的复兴。与此同时，土地，基础设施与交通部也开始制定旨在鼓励老城区进行住宅综合，吸引居民居住并促进衰退区的商务活动。
(4)郊区化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再次粉碎了实施“多核分散”的设想。2006年，江崎把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首都圈的人口分布变化概括为“郊区化的终结”和“都心回归”两种趋势。
1991年前持续上升的地价孕育了“土地神话”。利率低的时候，资金更热衷于土地购买，于是又带动地价大幅上升，这样的过程对日本城市规划形成阻碍。这一状况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而消失，但作为泡沫经济后振兴经济的手段，低利率政策被保留下来。日本政府还推出了房地产证券化、城市再生特别措施法等政策来刺激房地产投资，但地价下跌的趋势始终未能改变。而这次地价的长期低迷是20世纪90年代后大都市圈人口“都心回归”的基本根源。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东京都市圈人口分布变化可以得出，日本大都市圈今后继续通过住宅建设向郊外扩展的时代已经结束，这就是“郊区化的终结”。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郊区会立即缩小向中心区方向收缩。1980年以来，东京都市圈、大阪都市圈等的郊区地带都出现一些新的就业和消费的中心，这被称为都市圈的多核化，这种倾向目前仍在继续。但是，这是一种等级树状的形态结构还是一种水平网络状的形态结构，目前还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