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只有两个好人

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最佩服的中国人里，蔡元培居然算一个。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胜于国内，他号称自己“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纳了一位日本爱妾)，仕在北洋(指作张之洞的幕僚)”。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其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时人有评其“最善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于是，辜鸿铭每日里以他那副标志性的遗老装束，在北大激昂亢进的革命氛围中保持着鲜明的个人姿态。他用纯熟的西方语言宣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的确是独树一帜。当辜鸿铭梳着小辫第一次走进北大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教室里立刻沉寂下来。

当时的北大有不少外籍教员。一次在教员休息室，辜鸿铭遇到一个英国人，便用英语问他教什么的，回答说教文学的。辜鸿铭立即改说拉丁文，英国人当场语无伦次，辜鸿铭丢下一句“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在很多人眼中古怪之极、眼高于顶的辜鸿铭，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权势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蔡元培。这还并非因为蔡元培给了他饭碗——他的另一位上级张之洞也被他毫不客气地讽刺批评过。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对于辜鸿铭来说，蔡元培慧眼识人，能发现和肯定他辜鸿铭的价值，对他有知遇之恩，当然算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

到了1919年6　月初，受“五四”学潮的影响，校长蔡元培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就是挽留蔡元培校长。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时辜鸿铭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积极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辜鸿铭的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他抬杠。话虽然滑稽，但是在性情的辜鸿铭看来，蔡元培就是那种内圣而外王式的人，是他绝对值得效忠的圣人，值得他发自内心报以崇敬和喜爱。设想换一个人当这个学校的“皇帝”，辜鸿铭非撇嘴不可。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意味着非义则不取、行正；“无所不容”意味着兼收并蓄、广大。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也难怪他能得到辜鸿铭这样的人物的敬重。

在一般人眼里，处事“超然”的蔡元培平日里在大家的集会之中，其言讷讷，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蔡元培最爱谈论的话题不是时事政治，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

无论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给人们的印象是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还有一个长处，就在于慧眼识人。

蔡元培总能给自己的事件擢选到好的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很好地打理了实际事务。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却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他的老朋友吴稚晖送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在中国社会里，绝非随便可以予人的。

中国社会中向来不但用事业，而且注重用私德评价一个人，有时求全责备乃至于到了苛刻的程度。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言、立德、立功，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而在大家看来，蔡元培是近代社会中罕有的符合这些标准的士林典范。

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是的，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在近代的知识分子学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正如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所说，“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

蔡元培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但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蔡元培一生不断与权势相搏，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种种做法都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这些作略体现的是学人在人格上对道义的坚守。

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在蔡元培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其为人难以企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坚守信念，不避刀俎；用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计虑。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

蔡元培与鲁迅的过从

蔡元培的恕人、宽广，从他与鲁迅的相知相交也可见一斑。

鲁迅(1881—1936)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曾自认自己的性格不易与人相处，但却与蔡元培有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郭沫若曾这样说过：

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105]

蔡元培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长鲁迅13岁。在科举取士的年代，蔡元培这位朝廷翰林院学士在当地反响很大，在童年鲁迅的心田自然也就留下了神奇、仰慕的印象。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闻名全国的革命家。1904年11月，蔡元培等创立光复会，并任会长。他邀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加入光复会，而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两人无话不谈。陶成章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动向，鲁迅也因此而成为光复会会员。通过陶成章，鲁迅闻知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虽未谋面却神交久矣。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后便各方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回应：“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时鲁迅正在绍兴，已对辛亥革命后绍兴的局势失望至极，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即来到南京。蔡元培回忆说，鲁迅进教育部后，他们“始常见面”，并由此而结识、订交。

由于蔡元培力主，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不辱使命，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

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一系列革故鼎新的主张遭到社会守旧人士围攻：“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遂于7月10日辞去教育总长职。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蔡元培饯别。

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总长像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这些粉墨登场的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

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于是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所以，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和《苏轼等仿象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他们还就汉代石刻进行讨论，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汉石刻之人首蛇身象，就树人所收拓本觅之，除武梁祠画象外，亦殊不多，盖此画似多刻于顶层，故在残石中颇难觏也。”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黎元洪任临时总统。教育总长范源廉遂邀蔡元培执掌北大。此时，鲁迅仍在教育部供职。他的朋友、同乡、北大教授钱玄同，将他引入北大《新青年》营垒，鲁迅著名的《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

担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向有倚重，早欲聘其在北大做事。后经多次磋商，根据周氏兄弟的意见，蔡元培聘请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的鲁迅日记言：“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历史已百年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

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此订。中华民国九年八月二日。”

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得很生动。他的学生冯至回忆说，听先生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之作，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与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精英不无关系，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像１５年前当教育部总长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上层显赫地位的当权者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

蔡元培不仅对鲁迅，就是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地给予帮助。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炸毁，周建人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

蔡元培知道此事后，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到了6月，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已经平息，蔡元培才又去与王云五相商，于是，周建人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

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1932年12月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蔡元培邀请鲁迅入盟。据1933年1月6日鲁迅日记：“下午往商务印书馆，邀三弟同至中央研究院人权保障同盟干事会。”17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上海分会召开成立会，蔡元培和鲁迅等出席会议，经过投票选举，他们都当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

在这次会议上，蔡元培将自己的昔日旧作，书赠予鲁迅：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喑不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恩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他痛心地对鲁迅说，国民党为了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始料不及的。“如磐夜气压重楼”，“雾寒苍天百卉殚”。1933年的中国，正如鲁迅所描述的黑暗、凋零和凝重。这一时期，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喧嚷已甚嚣尘上。5月13日上午，宋庆龄、杨杏佛和鲁迅等亲往德国驻上海领事馆，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递交抗议书，强烈抗议希特勒的法西斯政党践踏人权的暴行。

1933年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蔡元培和鲁迅共忍悲痛，一起参与料理杨杏佛的后事。鲁迅后来说，“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宋庆龄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位是坚决的。”他对冯雪峰说：“蔡元培的同情革命者，也不过是为了民族而已。但革命者，为了阶级，也为了民族。”“现在的阶级斗争，又何尝不是民族存亡的斗争。”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蔡元培关于鲁迅去世的消息。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

著作最谨严，岂唯中国小说史；

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

1937年3月，《鲁迅全集》编定，蔡元培写信给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请其亲自审查，放关出版印刷。后许广平希望蔡元培为《鲁迅全集》作序。蔡元培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慎重地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文，并欣然为《鲁迅全集》纪念本题字。

《鲁迅全集》20卷本出版后，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蔡元培，赠送给蔡元培一套纪念本。但是蔡元培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当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人将一百元钱退还蔡元培。蔡元培坚持将钱交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一封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仍托王君转致许景宋女士。”许广平收信后，只得遵从蔡元培的吩咐，收下一百元钱，以作“将来举行纪念事业时”用。

许广平对蔡元培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她撰文赞扬说：“蔡先生对全集出版方面，曾再三赐予援助，计划久远，费去不少精神，且曾向商务印书馆设法订立契约。”“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

蔡元培对鲁迅这位他所欣赏的中国文化人，也可谓做到了仁至义尽。

唯仁者能爱人

蔡元培以他的心地善良而著称，他有一个性格——平生不知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

晚年的蔡元培为找他帮忙求职的人写推荐信，每日少则写几封，多则十余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蔡元培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北大门生多，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十几年，为学生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推荐信、求职信。即使素昧平生的人，写信向他求援，并寄上自己的研究成果，他也会热心向各大学推荐。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从重庆给蔡元培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蔡元培施以援手，将其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推荐信一出，立见效力，这个青年得到了机关的聘用。然而那位青年报道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

蔡元培则回复说：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仍当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来信向蔡元培道歉，感谢蔡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

在当年，社会上有议论说蔡元培的推荐信写得太多太滥，有的官员收到他的推荐信后，一笑置之，不了了之。但蔡元培也殊不介意，推荐信照写不误。陈调元任安徽省主席，有北大毕业生向到安徽省政府求职，蔡元培写了推荐信。陈调元很客气地给予安排。后来，又陆续收到蔡元培的推荐信。北大学生向蔡元培求援，他向来是来者不拒。面对一摞推荐信，陈调元干脆不回复。蔡元培也不觉得有丝毫尴尬。蔡元培曾言：“人人应该以服务为目的，而不以夺取为目的。”他要用他的方式服务于社会。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

金刚怒目的“好好先生”

由于蔡元培在民国政坛上经常保持一种“超然”姿态，导致他得了一个“好好先生”的名号。但这绝不意味着蔡元培真的是一个毫无原则、四面逢迎讨好的老好人。林语堂说，“蔡先生软中带硬，外圆内方，其可不计较者他不计较，大处出入却不肯含糊”。又说，“他有临大节凛然不可犯之处，他的是非心极明”。

人所共知，蔡元培总是热心地推荐北大学生求职，但绝非无原则。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位北大同学请蔡元培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元培促成此事。蔡元培的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蔡元培最犀利的武器就是“不合作”。柔是他的外表与风度，内心却是刚劲不挠的气概，这大概就是频频辞职的原因了。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辞去教育总长职务，袁世凯说，“我代表四万万人坚留总长！”蔡元培则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在五四运动中，人们为凡尔赛会议上列强出卖中国山东利益的消息所激怒。在一次商讨对策的集会上，一些人言辞激烈、喧声冲天，但蔡元培在一旁深沉地说：“我们这样抗议，有什么用处？应该全体总辞职。”结果他马上辞职，当晚就一个人坐火车南下了。

“五四”以后，中国的大学内，学潮蔚然成风。1922年10月，北大学生拒绝缴纳讲义费，并引发风波，很多人冲击到了校长室。一群学生群情激昂，领头的学生冯省三大呼：“我们打进(校长室)去，把他们围起来，把这事解决了！”“到会计科把讲义券烧了！”

结果蔡元培听到了，应声挺身而出厉声问道：“你们闹什么？”

为首的学生说：“沈士远主张征收讲义费，故来找他理论。”

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

一群学生这时仍喊着要找沈士远。蔡元培大声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手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绝对不会畏缩退步！”

蔡元培对这场风潮深感恼火和痛心，他当天就写下辞呈离开北大，总务长蒋梦麟、代总务长沈士远、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等亦分别刊登启事，宣布“随同蔡校长辞职，即日离校”后来，通过胡适做工作，北大教授继续执教，但蔡元培于是年冬天悄然离开北京。

蔡元培的酒量

蔡元培的酒量颇佳，每餐必饮酒少许。陈西滢[106]的纪念文章《蔡先生的回忆》曾记载了关于蔡元培饮酒的故事。

有一年夏天，陈西滢和蔡元培从南京同乘火车去北平。蔡元培带了几瓶南京老万全的香雪酒，是朱家骅送他在车上喝的。陈西滢回忆说：“第一天晚餐时我们两人喝了一瓶——应该说是蔡先生一人喝一瓶，因我只能陪二三杯。那晚上蔡先生虽没有醉，脸却红得厉害。”香雪酒是一种绍兴老酒，蔡元培是绍兴人，虽然这种酒不像高度白酒的酒精度数高，但酒劲颇大。

这次陈西滢与蔡元培同乘火车得到不少照顾。车快到北平时，蔡元培对陈西滢说：中央委员乘车是不用花钱的，这一次一个钱也没花，心里觉得很不安，希望陈西滢在车上的吃饭花销让他开支。蔡元培说得这样委婉诚恳，陈西滢也不好坚持。结果第二天早晨陈西滢发现，不但饭费，连睡车上茶房的小费蔡元培都一起付过了。车到站时，蔡元培又说他带了一个当差，并且有人来接，行李有人招呼，劝陈西滢将行李放到一处运去。这些生活上的小事蔡元培为他想得很周全，陈西滢不禁深深地被感动。

蔡元培在北平的活动，陈西滢也在回忆文章里有所记录：“蔡先生这一次到北平，是十年后重游旧地，盛受各团体、各个人朋友的欢迎招待。常常一餐要走两三个地方。他到一处，一定得与每一客对饮一杯，饮完方离去，所以每晚回家时大都多少有了醺意了。”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从上海到香港，他本想奔赴西南后方，因健康原因隐居在香港。初到香港时，他的饮食起居得到商务印书馆经历王云五的照顾。午餐和晚餐都为蔡元培提供一大杯绍兴酒。王云五说，“以蔡先生的豪量，此区区者实不足道”。而夫人周峻这时为了他的健康计，才开始限制蔡元培饮酒。

蔡元培的书法

中国书法是中国汉字特有艺术形式，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在北京大学设立了书法研究会，并率先倡导在大学开设书法专科，成为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蔡元培与中国书法可谓素有渊源。他出生于笔飞弄，而这里就位于有“书法之乡”称谓的浙江山阴(今绍兴)。据蔡元培的《自写年谱》记述：“笔飞弄是笔飞坊中的一弄……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姥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

这里说的“右军”即“书圣”王羲之(约321—379)，字逸少，祖籍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曾任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领右将军之职，其故居戒珠寺与蔡元培故宅相邻。

蔡元培18岁以前不曾离开绍兴，对故乡的秀丽山水倍感自豪，对“邻居”王羲之推崇备至。在《鲁迅全集·序》中，蔡元培引用王羲之“行山**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之句，赞扬故乡景色并说“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

由于身处“书法之乡”的文化氛围，又由于科举制度下对士子书法的重视，蔡元培自小就注意在书法上用工。《自写年谱》中蔡元培回忆小的时候，“六岁习字，先用描红法……进一步摹写墨印或先生范本……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上仿写出来”　。

蔡元培早年师承黄山谷体。黄山谷即北宋文学家和书法家黄庭坚，其行书不循常轨，张扬个性，如铁干铜枝，似高峰奇石，以刚劲奇崛著称。此外，蔡元培的小篆写得甚好，《自写年谱》中云：“我的八股文是用经、子中古字义、古句法凑成的，钱先生很赏识；诗赋有时候全用小篆写的，王先生很赏识。”钱先生即山阴书院的院长钱振常(钱玄同父亲)；王先生即金石大家、善篆隶的稽山书院院长王继香。

但是，蔡元培所习的行书、小篆，与当时科举考场流行的馆阁体相差甚远。馆阁体是一种楷体，属官方书体，讲究规范、美观、整洁、大方，强调共性而非个性。所以蔡元培后来在科考过程中，到了殿试这个环节便遇到了“麻烦”。1890年春，23岁的蔡元培考取贡士，即应参加殿试，但蔡元培没有参加当年的复试和殿试，而是准备两年后补行上述考试，蔡元培担心自己的书体与馆阁体不符而影响名次，打算回家练习两年馆阁体再说。

可是回到家乡的两年，蔡元培忙于他事，并没有好好练字。1892年春季，蔡元培再次赴京复试后参加殿试，侥幸得以金榜题名，尔后，蔡元培经过朝考跻身翰林院。

有一次北大学界的知名人物在一起聚会，会上，钱玄同不禁率直地问蔡元培：“蔡先生，前清考翰林，都要字写得很好的才能考中，先生的字写得这样‘蹩脚’，怎样能够考得翰林？”蔡元培听了不以介怀，笑嘻嘻地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大概那时正风行黄山谷字体的缘故吧！”

1917年末，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发起、组织了北大书法研究会，邀请沈尹默为所长，聘请徐悲鸿等为书法研究会的导师。1918年4月15日，蔡元培在其倡导设立的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学式上专题演讲，指出“中国图画与书法为缘，故善画者常善书”，希望学校“经费扩张时，增设书法专科”，并商议北大书法研究会附属于国立美术学校之事。

“五四”时期，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写毛笔字失去科举考试“敲门砖”的作用；西学东渐，传统文化相对式微，依附于传统文化的书法显得脆弱；取消汉文字的“中国文字拼音化”浪潮渐兴，字之不存，书将焉附？在中国书法受到多方冲击的情形下，蔡元培坚持创办书法研究会，并提出在学校设立书法专科，这对后来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学校书法学科的开设具有特殊的意义。由于北大的地位和蔡元培的倡行，类似书法社团当时在南京金陵大学、上海艺专、杭州艺专等大学中颇为风行，为书法教育提供了榜样。

更重要的是，北大书法研究会的成立使书法进入北大的研究视野，更使北大成为一所艺术气氛浓厚的高等学府，且很快成为全国美育和艺术教育的中心。之后，北大相继涌现胡适、罗振玉、鲁迅、毛泽东、朱光潜、冯友兰、宗白华等一批书法创作或理论研究很有建树者，他们对中国书法的发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蔡元培对书法艺术的喜爱和推崇，和他的美育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蔡元培将书法纳入美学教育的重要内容，也为中国书法繁荣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蔡元培希望借助北大书法研究会这个平台，来推行自己的美育理想，同时希望美术、书法能得到科学之助，以科学推动书法艺术的迅速发展。他说：“美术则是音乐之外，如国画、书法等，亦较为发达。然不得科学之助，故不能有精密之技术，与夫有系统之理论。”

1931年10月，蔡元培在《中国之书画》的长文中对书画的密切关系作了论述，认为中国的书画“起源同一”“工具共通”“并行演进”“互相影响”，并列出“书之演进”章节，专门论述书法的起源与发展：“汉代流传最多者，为篆、隶、分三体。自晋以后，竞为楷法，以行、草辅之。其他各体，偶有参用而已。”蔡元培还在文中介绍了中国历代重要书法家，扼要评述了他们的作品。

蔡元培对于题词索序者或请其写信介绍工作者，大都欣然受命，因而其书法作品、手迹存世较多。郑逸梅在《逸梅杂札》中记载，蔡元培“晚年侨居海上，以读书写字为遣。求其墨宝者，日有若干起，积年余，致积素充盈其室。盖蔡习于‘疏懒’，惮于一一应付也”。

蔡元培的书法创作兼容并包，雍容大度，以行书著称，楷隶篆亦善之。1981年，浙江图书馆影印的《蔡孑民先生手札》，1988年启功、牟小牛亦编纂《蔡元培先生手迹》一书，为今人较集中地赏析其书法创造了条件。

中国著名书法家、兰亭书会名誉会长沈定庵认为，蔡元培擅长楷书和行书，其风格一扫清代科举制下书坛的清规戒律，以线条粗细自然变化，用笔提按顿挫徐疾有致体现书法的节奏感，书作上字结体往往左低右高，呈斜势，整体布局虚实结合，疏密得当，通篇行气连贯，顾盼生姿，自出机杼，独具个性。

旧式教育的书法训练、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涵养了蔡元培的气象，而他的书法则是他本人学养、人格、美学思想的折射，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时人评蔡元培

蔡先生在清季到辛亥革命前后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打破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那种维新派的思想。蔡先生是介绍西洋近代哲学科学思想到中国以实行中国古代文化输血治疗的第一个。

——胡愈之

以一个大学来转移一时代学术或社会的风气,进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青年思想，恐怕要算蔡孑民时代的北京大学。

——罗家伦

千百年后，先生的人格修养，还是人类向往的境界。

——罗家伦

今天的新中国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其造端，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则肇起于五四运动。但若没有当时的北京大学，就不会有五四运动出现，而若非蔡先生长校，亦即不可能有当时的北京大学。直截了当地说，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中国国民党，国共第一次合作，都是从五四运动所开出的社会思想新潮流而来的。

——梁漱溟

谁也知道，那时北大是全国思想革命的大本营，而北大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在蔡先生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政策。那时的北大前进者有胡适之、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复古者有林琴南、辜鸿铭等，而全国思潮的潮流交错，就在北大自身反映出来。

——林语堂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周恩来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毛泽东

蔡孑民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事业者逾三十年，为党国之勋耆，为人伦之师表。……择师不囿门户，故可荟萃人才；而治学则不主故常，亦能转移风气。……先生尝欲以公民道德树教育之中坚，而其遗言亦谆谆余道德救国、学术救国，盖正人心，端士气，无逾此者。

——陈立夫

蔡元培是近代确合乎君子的标准的一个人。曾子说：“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欤，君子人也。”儒，“粥粥若无能”，但是“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这样的人，才是君子。孔子说：“君子可欺以其方，难枉以非其道。”冯说，蔡先生的人格，是儒家教育理想的最高的表现。

——冯友兰

蔡元培先生实在代表两种伟大文化：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此两种文化，具其一难，兼备尤不可觏。先生殁后，此两种文化，在中国之气象已亡矣！

——傅斯年

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大观推刃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

——蒋梦麟

盖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己也；无所不容者，吾师之教人也。有所不为，其正也；无所不容，其大也。

——黄炎培

一般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无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是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肯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人家可令人佩服的第一点。

——陈独秀

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对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杜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