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政思国

193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致函蔡元培，希望他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全民抗战。函中说：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毛泽东的这篇致信写得气势雄浑、情足动人，对蔡元培的敬重则溢于言表，既概括了蔡元培过往的革命生涯，又对他提出了殷切的召唤和期待。虽然蔡元培曾主导“清共”，但毛泽东从蔡元培过去几年的作略中早就看出，蔡元培是一个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地位的正直的国民党人。

自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后在冯玉祥及阎锡山的配合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日本军国势力眼见北伐将伤及其在华利益，同时，统一的中国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进占省会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

蔡元培此时正在主持中华民国的全国教育会议，他拍案而起，以会议议长身份致电“国联”及美国总统，“日本派兵至中国领土之山东，实为违反国际公法。日军在山东之挑衅举动及其残酷之行为，纵日人极力作虚伪之宣言，然其真相，此时当早已在洞鉴之中，毋庸赘述。国民政府明知日本以帮助北洋军阀、破坏中国统一为其传统政策，故当时以全力扫**军阀余孽之时，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纠纷。济南附近之革命军之全体退出，即为吾方不惜委曲求全、力避冲突之表示，乃日本横暴竟不稍减，且挑衅更甚，辱我更甚。既占胶济全线，撤毁黄河铁桥，袭击济南以南之革命军，复要求将国民革命军之大部军队，当济南军之前，全体解散；同时日军之兵舰纷纷开至中国腹地，其形式无异对华战争”。[99]

这年8月，北伐几告完成，蔡元培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外交问题提案》，提出将废除以往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入国民政府议事日程，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提案中说：

……平津克复后，吾国国际地位，表面上虽似增高，但关于中外关系之厘定，及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列强狃于既得特权，似仍未能与吾国从事开诚布公之磋议。……盖中国不欲成一现代国家则已，敬欲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则丁此时期，努力求对外问题之解决，实为吾党同志刻不容缓之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屡在中国东北挑起事端。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日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建议向东北地区移民，充实东北三省；针对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搞的“满铁调查”，蔡元培说，“日人以一南满铁道会社之力，作种种调查事业[100]，巨细不遗，随时刊布，设资源馆，以陈列当地物特产，设中央试验馆，搜罗专门学者，研究种种问题，以指导企业者而代为计划。在上海同文书院的学生，每人都有在我国内地实地调查的报告。我们现在要知道的事情，反而要借助于日本的书籍，这还了得！现在我们各地均有党部，留学界也有，谁敢说在党部服务的同志，竟不及同文书院的学生吗？要是能把当地的情形的调查与研究，列入工作，几年后，必可大有贡献”。[10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震惊。蔡元培马上放弃了在国民党内成立第三势力，制约蒋介石等的活动，调和宁粤矛盾，以图一致对外。

这年12月15日，蔡元培在接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抗日的北平学生时，混乱中被激愤难遏的学生打伤。

蔡元培一方面觉得学生的行动粗暴，“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但他对爱国学生并没有过于责备，反而说，“值兹国难，吾人精神上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伤痛已极！尚复何所怨尤？……如果全体学生出于爱国之真诚，自为我民族精神之表现，倘从此能编练成为坚苦之义勇军，以备万一，固亦属壮举……至个人对学生救国之轨内行动，纯洁热诚，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绝不因今日之扰乱而更变平素之主张也”。[102]

从此，蔡元培在国民党内力主抗战，并力促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改变消极抗战政策。

1932年1月28日夜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遭到中国驻军的奋勇反击，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保卫战”。日军对上海市区进行了不分区别的轰炸，多家极具影响的文化机关被毁，其中就有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茶花女遗事》，注有“国难后第一版”字样，版权页印有一则简短明了、痛入骨髓的启示文字：“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于一旦。”

蔡元培代表中研院，联合国内各大学校长致电国联，愤怒抗议日军野蛮轰炸文化单位，同时，致电国际名人如爱因斯坦、杜威、巴特勒等著名学人，控诉日军罪行，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战役结束后，阵亡将士公墓上树起一方石碑，刻有蔡元培悲愤而书的铭文：

淞沪一役，顽寇逞凶。洸洸武士，来摧其锋。

忠贯日月，气挟云龙。攻坚陷阵，决脰断胸。

谁能无死，死国从容。谁不慕义，义战肃雍。

顽廉懦立。响应风从。王罴冢高，苌宏血滢。

千秋万古，英爽如逢。[103]

1935年，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话未说完，大家看到了这一幕：激动的蔡元培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着泪水的酒，一饮而尽。举座的人见一这情景，无不动容，汪精卫则如坐针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尴尬之余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1936年4月16日，在中研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蔡元培作了《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的报告，他要求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加强与原料和生产问题有关的课题研究，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他说：

根据上次欧洲大战史之史实，吾人深知，凡科学发达之国家，皆可于应战时召集其国内作纯粹科学研究者，临时变作为国家军事技术服务之人，本院同人准备于如此机会之下，用其技术的能力，尽其国民的责任。在准备过程中，本院之个人及集体，自当随时应政府之需求，贡献其技术的能力。[104]

晚年的蔡元培兼任了诸多教育界的社会职务，如：中国公学董事长兼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上海美专校董兼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长兼董事、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孔德学校校长、爱国女学主席董事兼校董、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南通学院校董、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香港的岁月

1937年11月27日，上海黄浦江边夜幕低垂。一辆灰色轿车驶进江边法租界码头，车内下来一位一袭长衫、步履蹒跚的老者，这就是蔡元培。他眺望黄浦江面繁星似的点点灯光，露出依依不舍之情。随后，他在随行的搀扶下，登上了由上海开往香港的法国邮轮“珂拉密司”号。

此前的1936年1月，蔡元培度过了他的七十寿辰，但他在工作上并不稍懈。这一年，他除继续主持中央研究院的相关工作，并应邀到一些学校和文化团体演讲，还为他人的著述写下十余篇译文和文章。

1936年11月底，年事已高的蔡元陪因为劳累过度患上了严重的伤寒病，几近病危，经过医生全力救护，于1937年春终告痊愈。

不幸的是国难再度袭来。这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开始了。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三个月后上海沦陷。

于是在11月，蔡元培由丁西林和妻弟周仁陪同，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上海前往香港避难，并于29日抵港。先期到达香港处理商务印书馆事务的王云五接待了蔡元培，安排他住进商务印书馆的临时宿舍。一个月后，夫人周峻带着子女抵港，一家人团聚了，遂在香港九龙的柯士甸道156号租屋居住。

蔡元培在香港的最初生活，仰赖友人王云五的悉心安排。王云五曾在20年代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东方图书馆馆长，后继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他曾因发明四角号码检索法和完成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而名噪一时。王云五对于蔡元培无论是学识和人品都很仰慕，两人过从较密。抗战爆发后商务印书馆迁到香港，王云五便常驻香港。

初到香港的蔡元培为了调养身心，在其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游览了香港扯旗山、浅水湾等名胜风景地。

扯旗山里是香港地势最高处，一脉连绵起伏、青蓊叠翠的山脉沿海岛东北边缘隆起，向西逶迤而去。蔡元培临峰绝顶，极目远眺，大自然美景尽收眼底。来自维多利亚海湾的风轻轻拂面，让人不禁心旷神怡，这对蔡元培真是一种久违的感觉。

随后，他们又驱车前往港岛南端的著名浅水湾风景区。这是一处天然港湾，风景优美、空气清新。他们在浅水湾大酒店宽敞别致的室外走廊饮茶、小憩、观赏。坐在走廊里舒适的藤椅上，大海一览无余，波澜壮阔，蔡元培不无动情地说：“这里确实令人喜欢，它贴海如此之近，可以聆听大海喘息的声音，饱览大海气势的恢宏。”

次日，蔡元培又专程前往宋王台参观。宋王台在九龙湾畔，是香港唯一的古迹。曾有诗人在此写下“海天还属宋王台”“怒涛呜咽向东流”之句。南宋末年，蒙古人攻陷都城临安，数十万不愿做亡国奴的南宋军民，在张世杰、陆秀夫的率领下，拥戴9岁的赵昰为帝，逃亡到南中国海滨。剽悍的蒙古军穷追不舍，一路烧杀、直逼珠江口。最终，陆秀夫背起幼主蹈海殉国。众多朝臣悲愤难抑，亦追随蹈海，南宋亡。

蔡元培在这悲壮的历史面前唏嘘不已，不禁感叹中国历史的凝重。想到日寇入侵，不由更惦念战火中的故土。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由来境异便情迁，历史循环溯大原。

还我河山旧标语，可能实现在今年。

这时的蔡元培曾为友人之父题照，写了“家祭毋忘”四字。也许，蔡元培已经预感到自己不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了。

身处香港的蔡元培继续关心中央研究院的工作。这时的中央研究院，由于上海沦陷，随南京国民政府迁往中国西南各省份。为了尽快恢复正常工作，1938年2月28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主持召开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召集了总干事朱家骅以及丁西林、庄长恭、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傅斯年等十个所长，布置接下来的工作。不久，朱家骅、傅斯年辞职，蔡元培又和他们密集的通电往来，商议新的合适人选，于这年11月定由任鸿隽任总干事。

蔡元培在香港唯一一次公开活动，是出席由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大同盟和香港国防医药筹赈会联合在圣约翰大礼堂举办的美展开幕式。这天，蔡元培精神大振，在包括港督罗富国在内的众多来宾面前，即兴发表演讲：

抗战时期需要人人具有宁静而强毅的精神，不论是前方冲锋陷阵的将士，还是后方供给军需、救护伤兵、拯救难民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于不能停顿之学术或事业者，有了这种精神，便能免于疏忽错乱散漫等过失，从而在全民抗战中担当起一份任务……

在抗战初期的困难时刻，蔡元培始终有一种自信的乐观与豪情，并不时鼓**起铁马金戈般的壮烈情怀。这种情怀，在其诗作中有很强烈的表现：

枫叶获花瑟瑟秋，江州司马感牢愁。

而今痛苦何时已，白骨皑皑战血流。

这是他当时写给陆丹林的红叶诗。

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

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

这是他读完友人《八一三纪事诗》所题的一首七绝。

透过这些字里行间溢出的爱国**，不难看出病居香港的蔡元培既有“江州司马”的愁怀，又思慕那“亘古男儿”的气概。这时，他内心世界的**岂是那病弱的身体所能框限。

最能说明这时期蔡元培壮心不已的文字，莫过于他被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推为第二届名誉主席后，为该会会歌所作的歌词。这首著名的《满江红》词铿锵有力，铮铮有声：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

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

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

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

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

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

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

与友邦共奏凯歌曲，显成绩!

蔡元培晚年在香港摈除外务，希求静心养病和写作。他给自己订下的写作计划有：写一本“以美育代宗教”的书，编一本美学书，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的书。另外，蔡元培应胡适的多次建议，拟写一部自传。

蔡元培的一生可谓都在为国事奔走，几乎难有充裕的时间静心著述。但他对中西学术长期求索而形成的独立见解积蕴于心，不发不快。此时人入晚境，回首往昔，世事纷扰，他希望在有生之年力求补偿。

这一时期蔡元培在香港经常写作的是《自写年谱》。年谱用白话文写作，文字简洁清丽，对蔡元培的家世、少年时代、科举考试及读书、供职北京翰林院、回乡从事教育、在上海的活动、留德四年以及其后旅居法国的生活均作了翔实记述。他人生成长的轨迹在其中一目了然，还可从中探知蔡元培思想人格的形成。该年谱自1936年初即已动笔撰述，在香港只是续笔，但不久蔡元培即病卧床榻，不得不辍笔。这时年谱仅写有4万余字，是一部未尽之作。

晚年的蔡元培仍勤学不辍。他晚年在香港读书的篇目有：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傅东华译《比较文学史》、郭沫若《石鼓文研究》、张元济《校史随笔》、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五十年来的德国学术》以及《王阳明全集》《陆放翁全集》《游志汇编》等。

徜徉在学海书林的蔡元培晚年颇感充实，他流连忘返、自得其乐，在一种广袤无垠的思想境界中翱翔，陶醉于一种真正读书人始能感悟到的意境。然而，在蔡元培的大视野里，港岛毕竟局处一隅，弹丸之地，远远不能满足他那阔大的需求。蔡元培不禁发出了“耐劳嗜学尚依然”“岛居颇恨图书少”的感叹。

读书暇余，蔡元培仍应约为一些书籍撰写序文。先后有《鲁迅全集》序、肖瑜《居友学说评论》序、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究初稿》序、任鸿隽《古青诗存》跋等。作为蔡元培晚年所留不多的文字，这些序跋的价值也就远远不止于其本身了。

让蔡元培欣慰的是，晚年他与夫人周峻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夫妻感情融洽、恩爱有加，还不时作诗唱和、作画题咏。这给平常的家庭生活增添了许多雅情逸趣。1939年3月，时在香港的周峻到了五十寿诞，蔡元培专门赋诗《为夫人周养浩寿》，其中云：

儿女承欢凭意匠，亲朋话旧煦心田。

一尊介寿山阴酒，万壑万岩在眼前。

一代学宗辞世

1940年3月3日清晨，蔡元培在寓所起床时，倏觉头晕目眩，失足仆地，口吐鲜血。

家人急召医生诊治。由于这一天是星期天，商务印书馆特约西医朱惠康至中午才赶到，后来，玛丽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也应请前来会诊，疑为胃疾，建议住院治疗。翌日，由周夫人和朱医生侍伴，送蔡元培过海到跑马地香港养和医院救治。

抵达医院不久，蔡元培即大量排血，陷入昏迷状态。虽然中外医师悉心救治，施以输血等措施，但蔡元培终以年高体弱，于3月5日9时45分与世长辞，终年73岁。后来医生推断，“其摔倒在地，伤及内部，导致胃瘤出血，乃不治之因”。

蔡元培在香港病逝，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痛惜。3月7日，蔡元培遗体在香港摩理臣山道福禄寿殡仪馆入殓，香港各界敬送挽联。

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吴铁城代表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主祭，前往致祭的各界人士有300余人。同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分别发来唁电，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中共中央称蔡为“老成硕望”“勋劳卓著”，对他的逝世深表哀悼。随后，在中国的西南大后方、西北的延安以及海外，军政、教育等各界人士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

3月10日是出殡的日子，香港前往执绋者竟达5000余人。蔡元培的灵柩最后被安葬在香港岛南端的香港仔华人永远墓地。京师大学堂校友叶恭绰书碑刻：“蔡孑民先生之墓”。

此时全国各界人士举行了悼念活动，多家报刊载文赞誉他的功德，各主要党派和团体及各界名流纷纷致电吊唁。民国政府发布褒扬令，称蔡为“高年硕学”“万流景仰”。

悼念期间，各界人士所送挽联，蔚为大观。在后印行于世的《哀挽录》中，有一联云：

打开思想牢狱，解放千年知识囚徒，主将美育承宗教；

推动时代巨轮，成功一世人民哲匠，却尊自由为学风。

曾分别在武汉和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陈友仁的挽联云：

薄元首而不为亮节高风千秋曾有几辈；

容百家之并起宏模雅量当代祗见斯人。

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挽联云：

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

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