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化”教育的历史
统一行政的建立，意味着强力政权力量的扩大，也必然伴随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收紧。除了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民主与独裁之争，这一时期，蔡元培“教育独立”的主张与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也越来越格格不入。
“党化教育”，曾被国民党在所谓“训政”[83]时期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
党化教育，在狭义上指执政党在学校推行自身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教育，甚至在学校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即教育的党化。广义上指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推广到社会的教育。
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重点是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在时间上主要是1923至1954年，共31年。由于自由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大学里则要宽松得多。
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概念。民国初，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政府编写了中小学公民教材，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但这种公民教育和党化教育还扯不上关系。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尽力向学校拨发教育经费，但对于学校管理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希望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过多关心国家大事，以免造成社会动乱。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宽松的时期，从而也是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蔡元培曾感慨的回顾那一时期：“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84]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显示了学生运动的巨大威力，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示。此后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开始学习苏联，提倡“以党治国”，在国民革命军实际控制的广东省，开始在学校实行党化教育。1923年，孙中山受中国传统集权主义思想和苏俄双重影响，为了在高等教育中建立国民党的阵地，为国民党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在这一年12月命令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着手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推行党化教育，通过组织手段将学校变为党的政治工具，通过调换校长将非国民党人管理的学校改为国民党可控制的学校，在所有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学校开设“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灌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力量推动下国立广东大学成立；1926年8月，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项决议规定县视学或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到各校建立区分部和宣传党的纲领。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为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开端。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到了1929 年，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85]
蔡元培一方面继续倡导自由化教育，一方面也被迫向国民党妥协。于是，1928年5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国民党把“党化教育”改名为“三民主义教育”，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的自由化教育，但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作用没有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命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国民党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实行“严格主义”政策。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国民党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实质未变。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总的来说，党化教育是国民党革命时期的一种非常措施。国民党正式执政时期，由于遭到具有科学和民主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例如蔡元培等就坚决抵制“党的孩子”教育，因而在党化教育中也插有公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2月4日，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内容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旗及孙中山遗像三鞠躬、主席恭读全体跟读总理遗嘱、宣读党员守则，等等，对纪念活动不力的人或单位处分很严厉。这个时期，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抗战大局为重，抛开各自成见，基本停止了对党化教育的抵抗。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信仰和党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等等。
国民党党化教育断断续续、羞羞答答经历了大约31年的历史。由于国民党党性的软弱，实行党化教育却始终不力，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并不强大，再加上知识分子对反动政策的抵制，因而，整个民国时期，全国的大学仍然基本上是独立自由的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谋求教育独立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蔡元培既是老同盟会员，又在“清党”活动中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
蔡元培没有在政治的洪流中迷失而愈行愈远。在参与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政治活动之后，他很快就回归他念兹在兹的教育事业上。对于蔡元培来说，政治并不是他最终的旨趣，他不过是作为学界的一分子，不得不对历史的进程发出他的鼓与呼而已。
这种对政治的有限参与，客观上又使蔡元培获得了影响和实践教育理念的资本。对蔡元培来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实践教育兴国的舞台又一次拉开了帷幕。
1927年4月27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蔡元培即建议，仿效法国教育制度，在国民政府内不设教育部，而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之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
蔡元培这样做的目的，是“但求办事上能增加效率，不因人设事，致成衙门化”。他说，“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他的理想是不让中国的教育事业行政化，而是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大学院的特点是贯彻“以教育家办教育”的思想。如，在院内设大学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的教育立法机关，这个委员会由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国内专门学者这三部分人组成，委员长则由大学院院长兼任。这个委员会可推荐大学院院长的人选，议决国家教育的重大方案、政策，与政府各个部门保持相对独立。
大学院内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事务，下属办事机构仅设秘书处和教育行政处。
10月1日，大学院正式成立，蔡元培宣誓担任院长，他任这一职务直至次年8月大学院取消。
这时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已日益走向集权，越来越不容许有在国家中独立于其掌控之外的领域出现，乃至于教育、学术领域。这也是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一切集权政治的必然趋势。
蔡元培的这一教育行政制度，渐渐越来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相抵触，即使蔡元培的初衷绝不是为了挥洒学人的精神绝对自由，而还是为了民族的富强，但这种理念与政治强人的作风不能相容。1929年6月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最终停止了试行大学区制。
但蔡元培仍然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资本，为教育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努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增加经费、提高老师待遇。
“清党”之后的蔡元培渐渐与蒋介石疏远，力图在国民党内保持一种“超然”态度，然而，在非友即敌的政治氛围中，不可能允许真正的“超然”存在。蔡元培的态度加深了他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罅隙。蒋介石遂进一步在文教界支持李石曾等人的势力，压制蔡元培及与之亲近的学界领袖。
1928年，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初步巩固后，为把文教事业也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内的一些政客开始排挤蔡元培。陈果夫、丁惟汾等坚决要求废止大学院制度，他们的理由是：“大学院的机关，明明列在国民政府组织案中，当然在国民政府之下，和其他各部院同一性质，何以大学院门口所悬的招牌，不称国民政府大学院，大书特书而曰‘中华民国大学院’？是否表示教育独立，大学院和国民政府并列？”[86]
面对国民党内政客的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政治手段，1928年6月15日的大学院委员会会议上，蔡元培愤然要求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会后，他感慨地对胡适说，他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87]
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废置大学院制，另一方面，于这年8月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以北平为中心设立北平大学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在教育系统内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谋求由李石曾取代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因北大方面师生的坚决抵制而没有得逞。
在取消大学院的提议和《北平大学组织大纲》通过后，8月17日，蔡元培公开宣布辞去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大学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在辞呈中写道：
元培一介书生，畏涉政事。前以全国尚未统一，人才不能集中，备员国府，一载于兹。……倾统一告成，万流并进，人才济济，百废俱兴。元培老病之身，不宜再妨贤路，且积劳之后，俾可小息。……愿以余生，专研学术，所以为党国效力者在此。[88]
1929年6月，南京国民党政权作出取消所有大学区制的同时，又决定设立国立北平研究院，任命李石曾为院长，以削弱蔡元培以及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在国内的影响力。
同时，南京国民党政权还处处与中央研究院为难。1930年1月，在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勒令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动工兴建的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的工程立即停止，于4月以前迁往南京。
不久，亲近蔡元培的蒋梦麟也被吴稚晖、李石曾从教育部长的职位上逼走，由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兼任教育部长，并任由李石曾提挈的李书华为政务次长，后又提拔其为教育部长。这样一来，蔡元培的影响力日渐被完全排除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领导体系之外。
为科学事业奠基——中研院掌门人
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蒋介石)之不足。蔡元培能充分使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迹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试看他近年用杨杏佛。杏佛是一个最难用的人，然而蔡先生始终得其用……杏佛死后，蔡先生又完全信托于丁在君。在君提出的改革案有不少阻力，但蔡先生一力维持之，使在君得行其志。[89]
这是胡适的一段话。这一番话，把一个充满魅力的先行者和领路人的风范活生生地描绘出来。与蔡元培共事多年的晚辈胡适在1935年6月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曾将蔡元培与蒋介石做过一个比较。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很有领袖风范，相比之下，蒋介石则过于细琐，终不能“小事糊涂”。中国的学界，幸有蔡元培这样一位杰出的领袖。
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简称中研院，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也是现今我国台湾地区最高学术研究机关。1928年在首都南京成立，1949年搬迁台湾。蔡元培是它的首任院长，并担任这一职务直至1940年3月。这也可以说是蔡元培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在教育文化界写下的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为中国的现代科学事业奠定了基础。
蔡元培本人并不是一个科学家，但他曾数游欧洲，深谙科技在时代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深知科技事业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他坚定地支持中国近代的科学救国论者。他说，“教育文化为一国立国之根本，而科学研究尤为一切事业之基础”。[90]
中央研究院就是蔡元培教育“科学化”的最重要结晶。
1927年4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七十四次会议在南京举行，李石曾提出设立中央研究院案，决议推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共同起草中研院组织法。同年5月9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九十次会议议决设立中研院筹备处，并推定蔡元培、李煜瀛、张人杰、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为筹备委员。
11月9日，《中央研究院组织法》公布，明定“中央研究院直隶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华民国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设立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历史语言、国文学、考古学、心理学、教育、社会科学、动物、植物等十四个研究所。蔡元培作为当时的大学院院长，具体负责中央研究院的组织工作。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修正中央研究院条例，改中华民国大学院研究院为中央研究院，直属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首任院长。
在首任院长蔡元培任内，中央研究院陆续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十个研究所，系由理化实业、社会科学、历史语言三研究所，以及地质调查所、观象台与自然历史博物馆演展而来。抗战期间中央研究院曾西迁昆明、桂林、四川李庄等地，抗战胜利后方复还京、沪。
理化实业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下有物理组、化学组、工程组。1928年7月分立为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工程研究所，均在上海。地质调查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7月在上海成立地质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于1927年11月筹设，1928年5月正式成立，下有法制组、民族组、经济组、社会组，前两组在南京，后两组在上海。1934年7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北平社会调查所并入该所，1945年改称社会研究所。观象台于1927年11月更名，下有天文组、气象组。1928年2月分立为天文研究所、气象研究所，均在南京。语言历史研究所于1927年夏设于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3月在中山大学筹设历史语言研究所，10月22日迁入广州柏园正式成立，后迁北平。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于1944年由史语所第四组中抽出另设，抗战胜利复员后因限于经费，又由史语所收回接办。自然历史博物馆于1929年1月筹备，1930年1月成立于南京，1934年7月更名为“动植物研究所”，1944年5月分立动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心理研究所于1928年11月决定设立，1929年1月筹备，1929年5月在北平正式成立。数学研究所于1941年筹备，1947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医学研究所于1944年筹备。
院长任上，蔡元培依旧奉行他的“人才至上”主义，不拘一格选用科学方面的专家。
理工方面，物理研究所聘丁西林为所长，严济慈、胡刚复、杨肇燫等为研究员；化学研究所聘王琎为所长，赵燏黄、沈慈辉、曾义为研究员；工程研究所聘请周仁为所长，王季同、周行健等为研究员；地质研究所聘李四光为所长，翁文灏、叶良辅、徐渊摩等为研究员；气象研究所聘竺可桢为所长，胡焕庸等为研究员；天文研究所聘请俞青松为所长，陈遵妫、高平子为研究员；心理研究所由康钺任所长。
人文方面，历史语言所由傅斯年任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任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主任，研究员有陈垣、刘半农、徐中舒、罗常培、史禄国(白俄学者)等。社会科学研究所由杨端六任所长，后由蔡元培本人兼任，下设四组：主任杨杏佛，研究员杨端六、吴定良，特约研究员刘大钧、王琎、何廉、蒋廷黻等；法制组主任王云五，特约研究员周鲠生、王世杰、胡长青等；社会组主任陈翰笙，研究员王济昌，特约研究员陶孟和；民族组主任蔡元培，研究员有德国学者但泽、凌纯声。
蔡元培所聘请的研究人员，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科学界的顶级精英。
在研究院的行政管理干部上，蔡元培也始终把握专家治院的原则。研究院内总管行政事务的最初为秘书长，后改称为总干事。蔡元培聘请的第一任总干事就是杨杏佛。
杨杏佛早年加入同盟会，并曾在孙中山的临时南京政府中任职，后赴美国留学，攻读机械工程、工商管理、经济。归国后，长期协助蔡元培工作，是蔡元培创建中央研究院的最得力的助手。蔡元培曾说，“我素来宽容而迂缓，杨君精悍而机警，正可以他之长补我之短”。[91]
1933年，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物理学家丁西林短期代任总干事一职，继由地质学家丁文江接任总干事。丁文江早年留学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1922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与翁文灏合著《第一次中国矿业纪要》。他是一个精于科学又长于事务管理的科学家，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后在科研组织管理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改革。蔡元培称他是一位“有办事才能的科学家”，“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92]丁文江去世后，总干事一职又相继由朱家骅、傅斯年等担任。他们都是学者型的人物。蔡元培的这种用人理念人使研究院从没有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贯彻了学术独立的主张。
作为一院之长的蔡元培给自己的角色定位，就是为科研人员竭尽所能地创造学术研究条件和空间。各所的学者要去全国各地进行科学调研，蔡元培总是和国民党的各地方军政要员积极接洽，要求他们尽力协助。
对自己聘任的专家学者，蔡元培用人则不疑。时任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组主任的陈翰笙回忆：“蔡先生是院长兼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但所内的具体工作，全都放手让我主持，从不干扰。重要事务，由我去向他报告，他仔细地、认真地、虚心地听取报告，先征求我的处理意见，然后由他提出具体办法来同我商榷……我去信请教时，他都亲笔回信，具体而切实，从没有训人的口吻。他不仅对我是这样，他对中央研究院每一个工作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以谦虚诚恳的态度平等相待。”[93]
蔡元培领导创建中国研究院，是他继担任民国教育总长、北大校长之后，对于中国文教科研事业所做的又一个丰碑式功绩，以至有人评价，这是“蔡先生对于我国学术之最大贡献”。[94]
现代艺术院校的开山鼻祖
在教育独立、学术自由的空间日益被压缩的政治氛围中，蔡元培依然尽最大的可能实现自己的教育理念。
蔡元培提出的教育方针是：科学化、劳动化、艺术化。他说，“脑力与劳动同时并进之好处，非独养成身体发达之平均，而最大关键，乃在打破劳动阶级与知识阶级之界限”，又说，“人生由小而长，而老，而死，苟无艺术之调和，则一世生活，真无兴趣之可言。……故艺术兴味，确为教育上第一要义”。[95]
1927年蔡元培组织大学院时，即特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这年10月，上海成立了音乐院，蔡元培亲自兼任院长，中国现代音乐史的一代宗师、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者萧友梅担任教务主任。这就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音乐学府——著名的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
1928年7月，音乐院改名为音乐专科学校，校中设立预科、本科，并附设师范科，萧友梅担任校长，但蔡元培一如既往的关心音乐学校的建设。廖辅元回忆，“萧先生每逢‘音专’有什么重大措施，都先向蔡先生汇报。蔡先生对萧先生的汇报总是耐心倾听，同意的是频频点头，不明白的就及时发问，听懂了就相视而笑，表示赞赏”。他又说，“他(蔡元培)的态度是那么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从来没有看见他有一点架子”。蔡元培还亲自在校园种了一棵大松树，并在树前摄影留念。后来“音专”人一直奉蔡元培为学校的创办人。
另一所蔡元培一手推动创办的重要艺术院校是“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这又是今天著名的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
1927年11月27日在国民政府大学院艺术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蔡元培提出了创办艺术大学的提案。他说，“我国民政府为厉行教育放烟花，尤不可不注意富有革命性之艺术教育，急谋所以振兴之……此本会向中华民国大学院建议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最大理由也”。[96]蔡元培更建议艺术大学的校址以风景秀丽的杭州西湖最为适宜，这里人文和自然景观都繁美不胜，最适宜建设艺术事业。1928年3月，国立艺术院在杭州孤山之傍的罗苑正式成立，著名画家林风眠任院长。开学那天，蔡元培亲临主持仪式。1929年10月艺术院改为美术专科学校。迄今，中国美术学院大门上仍然保存着蔡元培1929年亲题的“国立艺术院”校名。
蔡元培积极推动学校中的体育运动，推动国民体质的增强。1927年11月，大学院的大学委员会制定《各国立大学军事训练条例》，提请国民政府在各国立大学实行军训制度，并拨给相关经费。条例中说，“欧战以来，欧美日本各国大学一致厉行军事训练，不遗余力……我国素以和平为世界倡，国民积久相沿，以至萎靖巽懦，自卫能力薄弱。对外则招辱取侮，领土丧失，受不平等条约束缚；对内则不能抵抗非法，一任军阀与官僚土豪之鱼肉或恶化分子劫持。以此国民，而与世界列强互竞，国既不国，种亦云亡。本大学有鉴于此，为求民族精神之发扬与国民革命之未完成，已经拟定军事计划，聘请军事专家，于正课之余，实施训练”。12月10日，蔡元培又召集全国各地体育界代表，在南京组织全国体育指导委员会，商讨办法，促进公共体育。1928年5月，更明确将开展军事教育和体育写入《全国教育会议宣言》中，提出凡中学以上应以军事教育为必修课，每年各校学生应进行三星期连续的严格军事训练。
大学院制改革失败后，蔡元培虽不再在国民政府的教育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但他继续致力在教育上，提倡中国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
1930年10月，蔡元培在《现代学生》月刊创刊号上发表《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一文，教导青年学生要有“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样的精神”“崇好美术的素养”和“自立”“爱人”的美德。[97]
1934年1月，蔡元培又就青年教育问题向记者发表了谈话，稍后又在《浙江青年》上发表《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一文，蔡元培对青年的三点希望仍然是：一、健强的体格；二、研究的精神；三、美术的陶冶。他说：“一方面在知识及技能上有科学的基础；一方面在感情上有美术的熏习，以这种健全的精神，宿在健全的身体，真是健全的青年了！”[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