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党国政坛

蔡元培绝不仅是让人如沐春风式的师长，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家，那只是他多面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蔡元培还是清末民初一位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走进蔡元培的世界，不得不再次重提他的这个侧面。

我们只要看一看蔡元培曾经的履历，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第一任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就可略见端倪。当然，这绝不是说，蔡元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

是的，名列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蔡元培，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归根结底还是在教育上。而蔡元培的多重身份，给他施展教育领域的抱负、深远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那样一个岁月里，如果没有蔡元培这样既有学养，又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革命家，更有其对知识和思想的深深体知，则学人将无以安身立命，中国的文化史或将要大大的改写了。

1923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表《辞北大校长职声明》，后于7月20日，携夫人周峻、女威廉、子柏龄从上海乘轮船再度赴欧游学，直至1926年初。

这期间，国内的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4月12日，旅英各界华人在驻英中国使馆举行追悼大会，蔡元培亲致悼词，他说：

现在，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侯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我们大家若是都能本着他卓越的政见，而师法他的毅力，为不断的奋斗；师法他的度量，为无涯的容纳；将来终有一日，把孙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那就我们现在的追悼会，也未尝不可算是孙先生复活节了。我们还当于极沉痛的聚会中，提出极严重的责任心，才能不辜负孙先生呵！[60]

像民初的很多政治家一样，蔡元培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这一番话，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随后，抗议日本资本家和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运动爆发。蔡元培致电北大及全国各社会团体声援，并敦促政府“宣告列强，指明此次冲突，实为外国行政机关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在华不能相安之铁证，应即废止，应特派全权专使另订平等新约，并对此役牺牲者有相当赔偿”。[61]他不断发声，号召当局废除不平等条约。

1926年，到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大举誓师北伐的前夜。

国内的政治形势转折之日，往往就是蔡元培慨然贲张、投身其中之时。这时的蔡元培，应北大及教育部一再电促，遂自欧洲返回上海。

回上海第二天，蔡元培就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国内军阀混战“殊非国家、人民之福……军阀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则同。故余深冀今后之政客学者，能幡然悔悟，即不能积极造成真正为国为民之军队，以扫**恶势力，亦当消极的不予军阀助力。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其无形成造福于民不少也”。[62]

6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北洋军阀的国务院和教育部辞北大校长职，以示再不与军阀合作之意。在蔡元培看来，北洋的当权者已远远脱离了孙中山的路线，越来越成为全中国的共敌。他要支持的，是国民党领导下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的事业。他要做一个身先士卒的坚定的国民党人。

为配合北伐战争，蔡元培与褚辅成，沈钧儒、谢世英、黄炎培一起积极策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自治，以抵御这一区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蔡元培并被选为三省联合会的委员。

1926年11月28日，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商会总会、学联等各界400余社会团体召开“上海市民反对奉军南下”大会，蔡元培在会上登台演讲，号召上海市民组织起“人民政府”。随后他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制造社会舆论策应北伐。

此外，蔡元培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人筹组浙江省临时政府的活动。

在1926年12月南昌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蔡元培被举为临时政府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代理主席，并在1927年2月北伐军打下杭州后，转赴杭州。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自己对政治问题毫无经验，但“两奉手书，并委任状，承委以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及政委委员职，并于张静江先生回浙以前，代理政治会议主席，为国为党，义不容辞。”[63]

反共往事——蔡元培与“清党”

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1887—1958)曾这样回忆“清党”运动中的蔡元培：“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说自己也受到“影响”，说得非常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当年参与策划国民党内的密谋，清除共产党人士之时，柳亚子也赫然名列“清党”的黑名单。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后来人所熟知的一个大事件。在1927发生的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党内的共产党展开了一次极为血腥的大“清洗”，大批共产党人及“左倾”人士被捕杀，中共的组织活动顿时受到极大摧残，从此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得不转入长达十年的“地下”活动，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作为国民党人的蔡元培一开始的时候参与并“主持”了这场严酷的清党运动。那么，能够让大家眼中的儒厚长者蔡元培也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蒋介石决策清党大计，乃至于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捕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要从蔡元培对当时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工、扶助工农”政策的看法说起。

虽然蔡元培当时积极地投身到了国民革命之中，但他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却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联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中，唯有共产党与三民主义的理念更为切近，又因在国际上苏俄领导人率先取消与中国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故而孙中山选择了与共产党人联合。

但是，在1926年归国后，2月4日，蔡元培在与新闻界的谈话中，即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的阶段斗争理论，而是主张走社会改良之路。他说：“共产主义，为余所素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

但他继之又说：

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以。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64]

从上面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和“好人政府”的推崇者，蔡元培曾多次选择了与“坏政府”“不合作”，但他更反对共产党人用暴力革命来推翻政权、重建国家体系。

蔡元培还认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与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几可同日而语，“先生与他党联合的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让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动了杀机的原因何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全面渗透到了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之中。例如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几乎被共产党人的骨干力量控制。

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如“西山会议派”，这时认为蒋介石是赤色分子、共产党的同路人；而国民党的左派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蒋介石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时任代理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人李之龙提出，蒋介石要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的名义查办他。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也一再危及蒋介石的权威。

在蒋介石看来，给国民党打下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左右受气，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这是喜欢写日记的蒋介石在1926年3月17日写下的。他开始谋划把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的计划。

这一时期，新生的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和做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极左倾向。当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农协的刊物如《湖南民报》甚至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加区别的镇压当地的地主、豪绅，没收其财产。结果，有很多国民党人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家属被列为“土豪劣绅”，成了揪斗的对象。这在国民党看来，简直是抓反革命抓到自己人头上，让国民党内包括中间派的很多人觉得中国共产党人野心勃勃、居心叵测。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汉口召开，这次会议上，选出了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央委员会，并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只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在蔡元培等一部分国民党元老看来，国民党几乎快要被左派和共产党人架空，国民党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非要出手挽救危局不可了。蔡元培基于他改良主义的立场，迅速与国民党内积极反共的人走到了一起。

1927年3月21日，国民党内力主清共的张静江(1877—1950，他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抵达杭州，即与蔡元培、邵元冲等会晤，告以蒋介石的清共计划。在随后的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上，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议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会后并将这次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65]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吴稚晖提交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亦向大家出示了名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则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

会上经蔡元培同意，还审定了列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及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共计179人，提请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在国民党内，蔡元培坚决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

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指斥武汉汪精卫等为首的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合作，有“亡党之责”，“大有背于本党治国之精神，极端毁灭本党组织之根本旨趣，减少群众对于本党之坚固信仰”。

蔡元培在文章里呼吁全体国民党党员“念党之危机，懔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做了舆论上的准备。

10月18日，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发表演讲，又向青年学生灌输反共思想：

本党在共产党捣乱的时候，下级党部和农工组织为他们所把持，不许本党党员插足。他们这种方法是很厉害的，是想把本党的基础抢了去。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消灭本党的工作。共产党的农人工人运动，是欺骗农工的运动，不能够替农工谋实在的利益。[66]

在蔡元培为首的一干国民党元老及右派的支持下，蒋介石从而放开手脚，大干了一番腥风血雨的“清党”运动。

1927年4月15日凌晨，国民党广东当局下令军警和其他武装开始在广州进行“清党”大搜捕。萧楚女、刘尔崧、熊雄、邓培、李森、何耀全、张瑞成、李亦愚、毕磊、谭其镜、杨其纲、麻植、熊锐、邹师贞等100多位著名共产党人英勇牺牲。

仅在蒋介石的老家浙江，至1927年7月15日，杭州、宁波两地被捕的共产党人、革命群众及国民党左派就有400余人，其中117人被“清党委员会”残杀。至这年底，全浙江有1805人被捕，其中932人被杀。在另一些省份，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农民运动中遭到打击的豪绅们这时也纷纷反戈一击，在地方上积极捕杀共产党人农运首领。

清党运动迅速朝着蔡元培始料不及的方式和规模发展。

清党之初，浙江清党委员会枪杀二十余名共产党人革命群众。蔡元培知道这件事后，很是痛心疾首，他提出了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注意。”作为清党的最初力推者，他提出清党务必执行的三原则：抓人必须调查清楚；定罪必须证据确实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交清党委会员讨论决定后才可执行。

为劝阻滥杀，蔡元培在1928年前后写下《追怀不嗜杀人的总理》一文，其中说：

总理致力革命四十年，不但政敌甚多，就是始信而终叛的人也不少；然而总理最反对暗杀，一切均以堂堂正正之革命军行之。军行时自然不能没有死伤的人，然这是不得已而杀人，不是嗜杀。以汤芗铭的反复，并不念他的旧恶；以陈炯明的叛变，还许他们悔过效力；其他类似的人，从没有宣布过死刑。总理的不嗜杀人，可以公认了。[67]

但这些做法已不足以约束蒋介石等一干国民党顽固派的行为了。政治纷争的残酷，远非蔡元培所能预见和主导。

在这种情况下，清党期间，蔡元培亲自出面营救了诸多可能遭捕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青年，如帮助被列入清党黑名单的朱宜权等出走，保释被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史良、郑观松。1928年1月，蔡元培亲自致电武昌卫戍怀念胡宗铎，要求他释放被捕的教育界人士，称，“闻汉口第二中学学生颇有附和共产党者，因而连及徐校长昌期亦被监禁。但徐君实无共党嫌疑，如蒙早日开释，无任感荷”。

这真是一个奇观，力主清党的人却一再为被清的对象说情、提供保护、援助。但是，这时的蒋介石等这些国民党内蔡元培的“老同志”，早把总理的风格抛到了脑后，在权力争夺、残酷打击异己的道路上愈行愈远，置蔡元培的规劝于不顾了。

其实，蔡元培和中共的很多领袖之间不仅没有丝毫恩怨，而且私交还不错。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正是他任北大校长期间亲自聘请的优秀人才。就在清党开始之时，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处死，蔡元培带头募捐，帮烈士的长子李葆华去日本留学。

他和陈独秀的关系，更不用说了，两人以前就在一起共谋反清、制造炸弹。陈独秀后来两次被捕，蔡元培都出手相救。以至于当蔡元培去世以后，陈独秀十分悲伤，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前在金陵狱中，多承蔡先生照拂，公乃先我而死，弟之心情上无数伤痕中又增一伤痕矣!”

但蔡元培从维护国民党的大局出发，当然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民主自由价值观出发，当然不赞成打土豪、分田地这种在他看来是侵犯人权的斗争形式。蔡元培更批评国民党内一部分同志在“西山会议派”扯起反共大旗以后，仍“迷信总理容共政策，未能坚决拒共”。

不过，蔡元培毕竟与蒋介石的世界观有着本质的不同，这是学者和政客的分野。

蔡元培的立场是民主和法治维持秩序，而蒋介石的目标则是权力维持秩序。蔡元培虽然坚定地力主清党，但他主张用温和、法治的手段完成这项使命，蒋介石等人则毫不心慈手软，掀起了一场极为残酷的腥风血雨。

鲁迅后来说，“其实像蔡先生，也还只是一般地赞成进步，并不反对共产党而已。到底共产党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不甚了然。他甚至于悲叹地说，国民党为了想消灭政治上的敌对者，连民族的存亡都可以不顾，这是他所始料不及的。可知他同情革命者，也不过为了民族而已”。

鲁迅的话说得不错。“清党”运动开始后，蒋介石进一步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势力，而蔡元培与党同伐异的蒋介石之间，很快就因政见、作风不同而疏远，以至于对立起来。

看错了蒋介石

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最初两年里，蔡元培基本上继续站在国民党新右派一边，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清党”事业。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操纵下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代表，发表了演说。他指责当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受共产党妨害”和俄国人操纵，应予取消。6月19日至21日，又与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随蒋介石参加与西北军阀冯玉祥商讨联合清共的徐州会议，并在这年9月促成了南京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合并的“宁汉合流”。蔡元培与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谭延闿5人在合并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中被列为常务委员。

这一期间，蔡元培继续积极地支持蒋介石。由于肃清共产党人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战场与孙传芳部的数次交战中屡屡失利。在国民党内派系的权力纷争中，新的政治强人蒋介石不得不以退为进宣布下野。蔡元培与胡汉民、吴稚晖等人即联合通电，声明与蒋介石同进退，同时辞职。

在随后的宁汉谈判中，蔡元培与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针锋相对，他联合张静江、李宗仁、吴稚晖、李石曾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名义弹劾汪精卫，指斥汪精卫口是心非、阻碍清共。

蒋介石的下野当然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他并未失去江浙财团和国民党黄埔系军官的支持。1927年12月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通过恢复蒋介石国民革命军部司令的职务。身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即发表拥蒋宣言，他在南京向新闻界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随后蔡元培又与国民党军政首领们一道去南京车站迎接蒋介石复职，并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称，蒋介石“与本党历史甚深”，蒋的复职，“不独北伐可以进展，而一切困难问题，亦可解决。”

在当时的蔡元培看来，蒋介石是国民党中可靠的老同志，又是国民革命军的领导者，只有支持蒋介石这样年富力强的领导者才能完成北伐大业、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革命事业。

但是，空前惨烈的清党大捕杀，让蔡元培对蒋介石等人的作风产生了不满。蔡元培虽然力主清党，却绝不主张举起屠刀滥杀。让蔡元培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更为不满的是蒋介石日益显露出的独裁倾向。渐渐地，蔡元培不再毫无保留地支持蒋介石。

1928年9月，蔡元培以在国民党《三民半月刊》第1卷第4期发表《三民主义的中和性》一文告诫国民党当局在反共的同时要谨防出现法西斯主义货币，指出“若口唱三民主义，而精神上不是法西斯，便是波尔雪维克(即布尔什维克)，那就是孙先生的罪人了”。[68]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的中常会再次推蔡元培为国民政府委员并兼任监察院院长。蔡元培感到，这个任命实际上是出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他不愿去趟这个浑水。在10月13日写给吴稚晖的私函中，蔡元培写道，“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完全由先生及张、李两先生提出，诸先生不避嫌之勇气，固为可佩，然未免太露骨，如留弟一人，立于半超然之地位，仍亦不为无益”。他建议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且同样老资历的张静江来干这个职务。私下里他却对胡适说：“这时候哪有监察的事可做？”[69]

蔡元培虽然是国民党内有影响的人物，但在党内纷争中，他没有站在中国政坛日益崛起的蒋介石一边，而是采取了他所说的“超然”态度，乃至站在蒋介石的对立面。

1929年，蒋介石的亲信、湖南省主席鲁涤平被国民党中的桂系免职，与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发生矛盾，蔡元培作为“湘案”的查办员，反对蒋介石用武力对付桂系。调解过程中，蒋介石扣押了由蔡元培等国民党四元老邀请来南京的李济深。蔡元培知道后深为惊怒，在私下对蒋介石的行径极表反感。

1931年2月，国民党早期领导人、时任立法院长的胡汉民因拒绝支持蒋介石的有关举措，被蒋介石扣押软禁，引发国民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双方剑拔弩张。

蔡元培作为南京方面的代表，与张静江、吴稚晖等赴广东居中调解。

在宁粤双方的谈判会议上，蔡元培先后担任会议主席。在双方围绕蒋介石的职位问题激烈争论时，蔡元培态度中立。时任会议秘书的程沧波回忆说：

蔡先生当时做主席，尽管李文范在那里跳，伍朝枢冷嘲热讽地骂，他坐在席上丝毫不动。……宁粤相争，尽管闹得满天星斗，但蔡先生处之泰然。这一段期间，我跟蔡先生接触很多，不但白天有接触，晚上也常到他那里。他很少谈和谈的事，也不谈现实的问题，他很超然，眼光看得很远，仍然是谈教育、谈思想、谈文化。[70]

在私下，蔡元培与反蒋的国民党内邓演达、陈铭枢来往，参与策划倒蒋活动。他们商定，看准时机在军事上占领闽粤一带，然后由蔡元培领衔发表对时局的宣言，呼吁和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陈枢铭后来回忆：“其时，我认为蔡元培有政治威望，择生(即邓演达)有群众基础，我有军事力量，我们三人合作计划实现，定可另开一新局面。”[71]

恰在随后，发生了震惊国人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为避免国内的政治分裂，使外敌有隙可乘，蔡元培与陈枢铭遂放弃原计划。

这时蔡元培的身份仍是受蒋介石指派的南京方面谈判代表。但在谈判中，蔡元培没有替蒋介石说话，他抵广东后不久，即接受广东方面提出的和解条件：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司令，调他的十九路军驻扎京沪一带；蒋介石引咎下野，粤方取消政府。

闻知蔡元培轻易接受粤方条件、以自己下野促成双方和解的蒋介石十分生气，第二天即致电斥责。蒋介石方面的李石曾、吴铁城等也纷纷致电蔡元培，表示反对。但蔡元培在调解中始终不偏护蒋介石一方。

1932年初，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个国民党内的大佬达成了妥协，蒋介石再一次复出。这时，蔡元培非但没有表达欢迎之意，反而在汪精卫邀请他加入蒋汪联合政府的时候予以回绝。他说：“救国必须分工，自献宜稽效率。运筹帷幄之内，折冲尊俎之间，实非墟如弟者，所能助力。若强作解事，相与周旋，隔靴搔痒，徒乱人意；不如择性所近，尽力所及，竭一得之愚，求几分之效，比于不贤识小，借告无罪云尔。”[72]

从本质上来讲，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执政理念与蔡元培这样的自由独立知识分子的理念往往是违背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理想一般是大社会、小国家式的社会。而以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强人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则越来越表现出独裁倾向，这是蔡元培难以接受的。

蔡元培虽贵为党国元老，参与推动了现政权的建立和稳固，拥有难出其右的雄厚政治资历，但他并未因自己的政治资历而自得，在民国的政权上长袖善舞，他无改自己的学人本色。此后的蔡元培虽然还留在南京国民党政权内，但他在政治立场上游离在这个政权与社会活动家之间。

民权的先行者

随着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开始越来越强力地加强对民众以及社会舆论和思想的管控，以巩固自己的权力。

早在1928年，蒋介石即主导成立“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简称“中统”，这实际上是一个对内监控的秘密特务组织。1932年，又成立著名的“蓝衣社”及外围组织“复兴社”，用以打击共产党及政治异己，监控民众。这些组织搞了很多恐吓、绑架以至于暗杀活动，其臭名在社会上昭著一时。

1931年1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有左列行为之一者处死刑。(一)扰乱治安者。(二)私通外国，图谋扰乱治安者。(三)勾结叛徒，图谋扰乱治安者。(四)煽惑军人不守纪律，放弃职务，或与叛徒勾结者”。第六条规定“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或集会，或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这一法律几近将民众的言论、结社、领会、出版、信仰乃至人身权利剥夺殆尽。

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上台后的短短五六年中，在中国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恐怖统治而死难的人数多达100万以上。除了政治上的对手，蒋介石政权对于知识界的严防和残杀尤为酷烈，几乎形成了钳制思想的**。

早在1929年初，学者胡适发起了“人权运动”，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随后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对于建国大纲的疑问》《知难，行亦不易——孙中山先生的“行易知难”说述评》《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文章一发表即遭到南京国民党当局文宣部门的严厉警告，著作遭查封。

蔡元培则给胡适写信表示支持，他说胡适的文章“振聋发聩，不胜佩服”。[73]

1933年2月的一次青年会演讲上，蔡元培说了下面的话：

至于说国难时期，不许人民要民权，只要人民尽义务，这更不对。试问：人民生命财产言论等自由都剥夺了，还望他们从何处尽他的义务去呢？譬如我们在此地房屋将倾，还是手同脚自由的人能起来挽救呢？还是手同脚都被绑了起来的能起来挽救呢？

蔡元培不是一个恋眷权位的人，他自然不是考虑自己在政治上的得失，他更是站在一个学人道义的角度默默衡量着发生的一切。

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驻北平的国民党宪兵三团秘密逮捕了北大、师大教授许德珩。14日，各报发表消息，当局秘密捕人的真相大白。蔡元培再也坐不住了。17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致蒋介石、行政院代理院院长宋子文、平津卫戍司令于学忠的代电。代电说：

报载北平警探非法逮捕?监禁各学校教授?学生许德珩等多人,至今未释,摧残法治,**民权,莫此为甚?外来国事凌夷,民气消沉,皆因民权不立,人民在家时怀朝不保暮之恐惧,对外何能鼓同仇敌忾之精神?欲求全国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唯有即日由政府明令全国,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信仰诸自由,严禁非法拘禁人民?检查新闻?并望即日释放在平被非法拘禁之学校师生许德珩等,以重民权,而张公道。

这一时期，经过近半年的酝酿和活动，1932年12月18日，蔡元培与宋庆龄、杨杏佛、林语堂等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在上海的《申报》上联名发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在宣言中抨击蒋介石的政权践踏民主、**人权。

宣言中愤慨地说：“抑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记载，几为报章所习见，甚至青年男女有时加以政治犯之嫌疑，遂不免秘密军法审判之处分。虽公开审判，向社会公意自求民权辩护之最低限度之人权，亦被剥夺。”[74]

12月30日，蔡元培在上海华安大厦主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正式成立，由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林语堂任宣传主任。蔡元培在记者会上说：

我等第一、无党派的成见，……第二、我等无国家的界限……第三、我等对于已定罪或未定罪的人，亦无甚区别。未定罪的人，其人权不应受人**，是当然的事，已定罪的人，若是冤的，亦救济的必要。至于已定罪的并不冤的人……对于当其罪之罚，不能不认为当然，而不应该再于当然之罚以上再有所加。……希望诸君对于普遍人权保障，能超越国家党派的关系，以下判断……[75]

1933年2月，蔡元培在上海的一个青年会活动上，做了以《保障民权之过去与现在》为题目的演讲。

他引述《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等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观点和典故，说明要想国家统一兴盛，掌权者必须保障民权，允许人民议论国是，乃至于违抗当权者的错误施政。蔡元培引用周厉王禁“腹诽”、秦始皇“焚书坑儒”、汉代“党锢之祸”导致灭亡的历史，告诫南京的国民党当局引以为戒。

他继续说道：

在这国难时期，我们欲图抵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其所以没有的最大原因，就是人才缺乏。培植人才，不是容易的事，原有的就嫌不够，还要求他多起来，哪能再去随便捕杀、随便摧残呢？[76]

这段话的内容是深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从这段话，我们也可以看到蔡元培之所以先见式的关注中国的民权事业，其出发点何在。

蔡元培并不仅仅是站在道义和人权的立场上，而是从一个思想家的思维来考量。在他看来，只有给人民以自由和权利，他们才会更加自觉的保家守土，为国奉献。反之，收紧人民的自由，不敢让人民有权利当家做主，这样的作法则是短视和愚蠢的，这将使人民对国家的义务感大大削弱，从而从根本上削弱建设国家和保卫国家的动能，与“救亡图存”的旨趣完全违背。

当他游历西方列强时，他感到，正是这些先进国家对民权的重视，使得这些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有更强烈的责任感、义务感。换而言之，蔡元培始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为了国家的强大，他有一种强烈的意愿要振兴中国的民权事业，而不仅仅是基于执政者的利益而维护国家的稳定，他要以保民权来促进民族的凝聚力、振兴国家，而绝不仅仅是从道义的立场。这就是他在思想深层面的逻辑。他从此积极地为国民党治下的中国民权事业奔走鼓呼。

1933年1月，江苏镇江《江声日报》编辑刘煜生被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顾祝同以违背《出版法》为名下令拘押，后又依据所谓《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枪杀。此时又传来《时事新报》驻京记者王慰三被枪杀，新闻界人人自危。2月1日，蔡元培在华安大厦召开民权保障同盟新闻发布会，发表宣言谴责“此种**人权、破坏法纪之黑暗暴行，已明白证明顾祝同为实质上与北洋军阀毫无二式、亦即为我全国人民之公敌”。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即将顾祝同免职惩办，并务使以后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这年3、4月间，蔡元培为营救被国民党政权逮捕的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人积极奔走。5月14日，著名女作家、“左翼作家联盟”党团书记丁玲及哲学家、文委书记潘梓年在上海丁玲寓所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并被押往南京。23日，由蔡元培领衔，与杨杏佛、邹韬奋、林语堂等38人联名致电国民党政府，“比闻著作家丁玲、潘梓年，突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虽真相未明，然丁、潘二人，在著作界素著声望，于我国文化事业，不无微劳。元培等谊切同文，敢为呼吁，尚恳揆法衡情，量予释放，或移交法院，从宽处理，亦国家怀远佑文之德了。”[77]民权保障同盟并决定成立“丁潘营救委员会”，进行舆论造势及募捐工作。在一份营救丁、潘的公开启事中，同盟公开号召“为丁、潘奋斗的事，现在才开始，我们要以这个斗争展开阵线，向蓝衣社栽害工人、学生及知识分子的恐怖猛烈进攻”。[78]

这年5月，为了抗议德国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蔡元培与鲁迅、杨杏佛等一道在宋庆龄的率领下前往德国驻沪领事馆递交抗议书，书称“本同盟认为此种惨无人道之行为，不特**人权，且压迫无辜学者作家，不啻于摧残德国文化。兹为人道起见，为社会文化之进步起见，特提出严重之抗议”。[79]

这一年，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主席胡适因与同盟发生歧见，被同盟中央执委会开除出会。胡适反过来劝蔡元培一同退会。蔡元培本来与胡适有很深的交谊，他不忍辜负胡适的好意，但始终没有听从胡适的劝告而脱离民权保障同盟，让胡适深以为憾。

蔡元培以党国元老和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却在一系列事件中，处处与国民党的政治举措唱对台戏，让南京国民党当局一部分主政者极为恼火，遂对蔡元培发出警告以至于恐吓和威胁。

1932年11月，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对蔡元培、杨杏佛营救陈独秀的做法提出书面警告，指其“为清议所不值”“徇于私情，曲加保护，为反动张目”。又于次年2月10日要求解散民权保障同盟，并对蔡元培、宋庆龄提出警告，指“蔡元培、宋庆龄等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80]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辛亥革命社会活动家、中国人权运动先驱杨杏佛带着儿子驾车外出，至上海亚尔培路时，设伏的“蓝衣社”几名特务突然从路边冲出，将杨杏佛乱枪杀害。

蔡元培闻讯后即驱车前往现场查看，随后到医院瞻礼杨杏佛遗体，集结同仁商讨善后事宜。同日，他以中研院长的身份致电汪精卫、林森，要求立即“饬属缉凶，以维法纪”。[81]20日，蔡元培在杨杏佛公祭仪式上沉痛地致了悼词。

参加杨杏佛公祭的鲁迅说：“今天蔡先生是去的，他很悲哀。……打死杨杏佛，原是对于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但他们两人是坚决的。”[82]

杨杏佛的事直接导致了民权保障同盟在无形中解散，但这没有阻挡住蔡元培人权事业的脚步。

1933年10月，著名新闻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为宣扬民主、抗日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蔡元培连发两电要求解禁。1934年2月，共产党员、国民党的老同志何香凝之婿李少石被抓，蔡元培亦参与营救，与张静江等设法将其保释。同年9月，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在北平被国民党宪兵逮捕，蔡元培即致信给汪精卫，促请其下令释放。1935年2月，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瞿秋白被国民党捕获，蔡元培知道国民党对付共产党人的手段，他即在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力为辩护，他说像瞿秋白这样的天才在中国不可多得，绝不能杀。

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几年，蔡元培竭尽所能积极参与保护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活动，多至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