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达到51.27%，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将达60%左右。这表明中国城镇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标志着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由几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发展为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分布格局。

对于51.27%城镇化率，中国的城镇化发展速度是快是慢？观点有三：一是认为“速度快但质量不高”。将城镇化率从30%提高到60%这一发展阶段，英国用了180年左右的时间，美国用了90年左右，日本用了60年左右，而中国大约只需要30年；二是认为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中后期正是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中期，也是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而且速度在世界城市化发展史上也不是最快的。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城镇化率年平均增长1.01%，而德国1890—1900年，年均上　涨1.2%，日本1950—1980年，年均增长近1.29%；三是认为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的合理范围在140%～250%之间，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为51.27%，工业化率约为40%，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为127.5%，远低于城市化与工业化比例的合理区间。

党的十八大提出：城镇化与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要协调发展，避免“快而不优”城镇化作为今后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我们解读：新型城镇化建设不走以往老路，不搞一哄而上“大跃进”式的推进。做到合理规划，与区域发展相协调，与环境承载相适应，从单一追求速度走向速度和质量并重。

(一)影响城镇化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

通过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城镇化的过程以及城镇化比例的研究得出，影响城镇化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有5个:

其一，城市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主要是工业化程度和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比例，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最主要的内因，也是城市化的核心动力因素。

其二，城市化发展的外生动力，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是具有区位优越的沿海城市，由于交通便利或是出口口岸的港口城市，容易获得外来资本、技术、信息和各种设备，有着地缘、人缘和各种生活习俗相似、语言相通的关系，这些地区的城市发展很快，如珠江三角洲和福建浙江沿海等地，在改革开放后吸引了大量的港台资本和外国资本，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发展特别迅速。长三角地区的苏锡常地区与杭嘉湖地区均属于此类区域。

其三，有一定工业基础的大中城市发展速度较快。我国沿海的4个特区和14个港口城市，原有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特别是加工工业和制造业都比较发达。因此,沿海的工业城市，如上海、天津、广州、宁波、大连、青岛、厦门和烟台等，城市化发展速度也较快，很多大城市、特大城市附近地区出现了人口密集、产业密集、交通网络化的大都市圈现象与都市连绵区的趋势。

其四，城市领导(决策层)的新的理念、领导艺术以及先进的管理经验，也是促进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沿海的大中城市，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与世界市场接轨较快，科学技术力量强，创新意识与创新产业不断涌现，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迅速。

其五，城市化地区特别是市郊(县域)经济基础加快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一方面不断扩大城市规模，吸纳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产业梯度转移，科技力量辐射，城乡物资与文化技术的频繁交流促进了地方经济特别是加工工业、农产品加工的迅速发展，壮大了县级经济，同时也增加了支撑着大中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的种种因素。例如，珠三角城市化地区，广州、深圳、佛山以及港澳地区的迅速发展，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极为重要的因素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珠三角的县级经济单元，如东莞、江门、中山、顺德、南海和番禺等地的区、县一级经济十分发达，在各个方面都支撑着珠三角特大城市的发展。

(二)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的类型

依据上述影响城镇化发展速度的5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可以将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类型分为以下五种：

第一类型区，是中央直辖市的北京、上海、天津三市(重庆直辖市成立较迟，未作统计分析)，这三个城市经济实力强、工业基础较好、城市竞争力强，改革开放后外商投入大，优惠政策多，城市产业集聚能力强，郊区城市化发展较快，这几个城市化发展比例高，2003年，北京、上海达71％～77％，天津为59％；2006年北京为81％，上海高达90％，天津也在65％左右。

第二类型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前苏联援建的重工业项目较多，工业化程度高，就业结构中以工业职工人数居多，大中小城镇发达，因此原有的城市化水平较高，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在1984年前后城市化程度接近40％，均比我国沿海地区要高，比我国的西北、西南各省要高出25个百分点。而到了2006年，辽宁，黑龙江两省的城市化比例仅仅提高10个百分点。

第三类型区是沿海发达的地区，为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其原有的城市化水平不高，但近30年来，改革开放后，工业基础进一步加强，临近港台，与国际市场接轨较快，外商投入大，三资企业、民营企业与开发区发展较快，因此城市化年均增长率较快，如广东、浙江、山东都超过1.1％～1.5％，江苏的城市化年均增长率也在1.2％(1984—2006年)。广东省2006年城镇化水平已达到63.8％，比1984年的19.48％提高了44个百分点，年均增加1.91个百分点。

第四类型区是沿海欠发达地区，第五类型区是内地不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基础比较弱，工业基础差，远离沿海的大中城市、交通不便、吸引外资也少，工业化、城市化原有的水平较低，各地城市发育较慢，城市化水平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年均增长也缓慢。不发达地区大部分的内陆省份城镇化比例在20多年里仅提高10～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率低于全国水平。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从中央直辖市与经济发达的沿海4个省(直辖市)，除天津市外，其他6个省(直辖市)城市化发展速度较快，平均每年都在增加1个百分点或多一些，其中最快，年均增长最多的省份有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市，其次山东、福建也发展较快。

中国的中西部广大地区，除了武汉地区、成渝和关中地区外，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化速度增长较慢，其主要原因：一是原有工业基础差，城市化的原动力虚弱，各省市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缓慢；二是由于地理区位问题，港台投资与外商投入较少，如2005年内地的重庆、哈尔滨和西安等，外商投入的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仅有5.21亿美元、3.66亿美元、4.58亿美元；而同年上海、苏州、天津、青岛、大连和深圳等，外资投入的资金分别有68.5亿美元、51.2亿美元、33.6亿美元、36.6亿美元、30.1亿美元、29.7亿美元，内地各个城市工业发展不快，城市化的比例就较低；三是全国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各个大中城市，吸纳剩余劳动力较多。城市(镇)就业机会多，沿海城市越大，吸纳劳动力越多。例如，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各个大中城市，每年在这两个地区打工(有60％的农民工均可以算作城镇暂住人口)分别有1600多万人和2100多万人。上海、北京、广州每年在这三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流动人口高达450万～500万。大部分农民工来自于经济不发达、城镇化水平不高的地区，如湖南、四川、安徽、河南、江西、广西和贵州等地；沿海发达地区，交通方便、文化发达、技术水平较高，产业集聚、资本集中、人才集中在这些大中小城市，创造的就业机会多。因此，沿海地区城市化比例增长快，而广大内地则相反。

城镇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对我国来说，城镇化过程将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蕴含着巨大的市场发展空间。相关预计显示：到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要达到65%左右，也就是大约8.5亿人将生活在城市。如何优化城镇化的布局和形态，促进农村转移人口融入城市，合理安排人口空间分布，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将面临诸多挑战。新型城镇化的过程，要求生产要素集聚和更高效率配置，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决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和城镇化发展规律以行政方式、长官意志拔苗助长、“人为造市”。选用什么样的推进速度来实现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