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年二月，吴贻芳忽然接到通知，结束茶场劳动，回到南京傅厚岗家中。

春节将临，吴贻芳和晋桂芳第一件事即是打扫卫生，擦洗门窗，打开行李，恢复以往生活。晋桂芳上街买来米面、蔬菜，两人静静地吃了一顿年饭，从此大门关紧，过起了幽闭的生活。

吴贻芳告诉晋桂芳，凡是有人来访，一律不予接待，有事去找有关部门。她只是在家看看报、读读书，不与外人来往。

这期间，还是有一件事打破了她们的平静生活。

一天，一位早年从金女大毕业的学生、武汉某大学的副教授，来南京辗转找到傅厚岗十五号，要看望老校长吴贻芳。她拎着一篮子从武汉带来的水果，轻轻敲响吴贻芳的门扉。

晋桂芳没有开门。在门内问清来人情况，告诉她老校长早已不接待客人，请她回去吧。

来人执意要见老校长，一个不让进去，一个坚持不走。于是二人争执起来，女教授尽管说她从武汉长途而来，没有别的事情，只是要看看老校长，晋桂芳还是不给开门。女教授没有办法，便在门外大哭起来。

吴贻芳见状，对晋桂芳说，让她进来吧，在外面哭也影响不好。

那位学生见到吴贻芳，二话没说，要跪下行大礼，被吴贻芳制止了，她只好把水果篮子放到一边，给老校长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她刚问老师好，说着又哭起来。吴贻芳拉着她的手说：“你不要哭了，我不是好好的吗？我们多年不见，你应该高兴才好。”

这一年除了这位学生来访，日子就这样平平静静地过去了。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形势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关部门通知吴贻芳，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外事活动。

在那个时候，吴贻芳能够重新工作，对她是一种极大的安慰，因为有许多被打倒的干部仍在“靠边站”。她对省里安排她要做的工作，总是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仔细做好准备，力求把工作做得十分圆满。她的复出，很快引起国内外和港台地区的注意，于是不断有信件、电报寄给她。

一九七二年，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两国的交往也多起来。美国是她早年留学的地方，有许多师生和朋友在那里，常有客人来访或信件寄来。在她接待的外宾中，有瑞士议员小组、美国女作家、远东报道记者等。她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谈自己“文革”中的事情，更多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帮助美国等来访者消除对我国的误解，自觉维护国家形象。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是她的八十大寿。她热情洋溢地撰文，发表了《八十生辰感言》，她说：

在我八十年的岁月中，经历着新、旧中国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解放前，从二十年代初开始，我出国留学，回国后，又曾多次出国；解放后，我也曾数度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友好访问。两个时代，我感受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景：在旧中国，我们处处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歧视和欺侮，内心感到非常气愤和自卑；而新中国成立后，我每次出国都受到各国人民的热情欢迎和款待，广大国际友人对新中国的代表十分尊重，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高度评价，处处使我感到作为中国人无比幸福和自豪。

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中国新旧社会进行了鲜明对比，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三年的努力，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这一年八月四日，原国民党国大代表、著名实业家缪云台先生，受周恩来总理之邀回国观光。八月二十日，他到南京拜访吴贻芳。

缪云台(1894—1988)，云南昆明人，一九一三年赴美留学，一九二○年回国任公司经理、省政府委员兼农矿厅厅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云南经委主任。一九五○年由香港赴美经商。

他与吴贻芳当年都曾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事多年，有许多交往，在海外曾听说吴贻芳受了不少罪，情况不太好。这次见到吴贻芳，惊奇地发现她身体很好，精神矍铄，根本不是传说的那回事。尤其使缪云台先生感动的是，几十年过去，吴贻芳那颗爱国心依然如初，丝毫未变。经过交谈，缪云台先生十分感慨，受到很大启发。一九七九年六月，缪云台先生毅然决定变卖海外财产，和家人离开滞留多年的美国纽约，经香港飞抵北京，在国内定居。

回国后，他先后任外经部特邀顾问，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一九八三年后任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后来他们又共同在全国政协任职和共事。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十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吴贻芳，又一次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全场竟响起三十多次掌声。当她看到周总理消瘦的脸庞时，心里感到阵阵不安。她没有想到，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了。

这一年五月，吴贻芳在家中接待了从美国归来的金女大校友、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植物分类学家胡秀英博士。

胡秀英出生于江苏徐州农村，一直在教会学校读书，一九二八年考入金女大生物系，一九三三年毕业后，又考入广东岭南大学读植物学研究生；毕业后到成都华西大生物系任讲师，一九四六年九月赴美到哈佛大学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任哈佛大学树木园林研究员。一九七五年后，胡秀英为中国植物学家与国际植物学界交流牵线搭桥，把中国植物学成就介绍给国际植物学界，同时到祖国各地讲学，培养中国青年植物学家。

在胡秀英到南京的第二天，吴贻芳请她吃饭，还请胡秀英同班同学来作陪。席间，吴贻芳关切地问：“你来一趟不容易，在南京你想看看哪些地方？”

胡秀英未加思索便说：“我的脚能再沾上金女大的土，就心满意足了。”

吴贻芳想了想说：“你要去看看南京农业科学研究所，了解一下祖国农业科技方面的进步。”

胡秀英听了吴贻芳的话十分感动，老校长无论何时何地，心里总是关注着祖国和人民。大家也纷纷表示愿陪胡秀英到金女大原址和农业科学研究所参观。

后来胡秀英还去了南京和沈阳，最后来到北京。返美时，吴贻芳还请胡秀英在北京的同学司徒美媛捎了两件轻便的礼物给她——两只白色椅垫，一件是她请胡秀英转给旅美多年的老同学徐亦蓁的，另一件有万里长城图案的是给胡秀英本人的。

胡秀英看到礼物，接东西时她的双手在发抖。老校长对事思考何等细致，礼物的意义何等精深!她用洁白的礼物送老同学表明坚贞雪亮的心，拿长城授学生是象征发扬中华文化、不忘祖国之心。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北京传来了周总理去世的消息。那几天，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回忆起周总理的不朽功绩，老人们都痛苦地落下泪水。然而，老人们想去周总理曾经工作过的梅园新村表达哀思时，在“四人帮”的**威下，竟然没有去成，这令吴贻芳心里感到凄楚和愤懑。

同年七月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逝世；九月九日，毛泽东主席病逝。这对年事已高的吴贻芳而言，无疑是又一次心灵的疼痛。

不久，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动乱，这使吴贻芳的心情感到十分舒畅和喜悦。

这一年，美籍华人赵浩生来访，吴贻芳在南京接待了他。

赵浩生(1920—2012)，河南南阳地区息县人。早年跟经商的父亲在开封读书，十七岁初中毕业后回本县任教；抗战初期参加国民党教育部第三巡回教育队宣传抗战，后到《中央日报》开始记者生涯，曾采访过重庆谈判；抗战胜利后转入《东南日报》成为南京特派员和驻日记者；一九五○年后和日本未婚妻今泉智慧先后到美国，入伊利诺伊大学就读，毕业后与妻子同在耶鲁大学执教，并创办了《海外观察》专栏，成为联合国注册记者。一九七三年起，他先后八十次回国访问，受到过周总理、杨尚昆、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回到美国后，写了《中国归来答客难》长文，在《参考消息》连载。他弃教从商，办了美国赵氏公司，任公司董事长，晚年著有《八十年来家国》等书。

这次访问吴贻芳，他打算写一部中国当代杰出妇人传记，其中包括宋美龄、吴贻芳、林巧稚等人，主题是请吴贻芳重点谈谈她在“文革”中的情况，尤其是受红卫兵冲击的情形。

吴贻芳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她认为“文革”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现在“四人帮”已经倒台，大家把目光集中到祖国建设事业上来，计较个人遭遇的痛苦，通过某种渠道捅到国外，只会伤害国家声誉，影响海外同胞团结，到头来只会贻笑国人，于国于民都没有益处。

赵浩生反复追问，而吴贻芳别开溪径，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没有按他的思路去做。

一九七八年，吴贻芳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全国妇联副主席，再次当选江苏省副省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还兼任了其他许多职务。

吴贻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她敏锐地感到，要挽回“文革”浩劫，教育是重中之重。于是她重新披挂上阵，不顾年老体衰，制定改革方案，调整教育结构，在科技、文化和教育战线上，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开始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