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以战备名义搞了个“一号通令”，把一批老干部由北京疏散到外地。江苏省接到通知，也照此执行，把一批老干部下放到省内一些地区。

一九六九年十月，吴贻芳也接到通知，要带上自己的行李，一早到省政府大门口集合，乘车疏散到句容县北山脚下的石山头茶场进行劳动改造。

句容县在南京市东南四十五公里处，西汉长朔元年(前128年)始置句容县，解放后属南京市，一九八三年划为镇江市管辖。晋代道学家、医学家葛洪(284—363)，号抱朴子，即句容人。东晋初年他任咨议参军等职，晚年辞官到广东南海县罗浮山修道炼丹，著《抱朴子》七十卷，在中国道教史上有重要意义。抗日战争时期，陈毅、栗裕、张鼎丞等在句容县东南的茅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领导江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石山头茶场在句容县城北约十三公里处，从明代起，就有“石山头，赤山腰，方山尾”之说。山如蟠龙，山顶有龙状大石头，山岩巍峨，有几分雄伟森严气势。北面正中是北山水库，两翼皆丘陵地带。西面是九华山、天王山、东面是观音山、仑山等，建有新四军韦岗战斗纪念馆。这里的山不高，大都在海拔三四百米。东面山下很早就建了茶场(即男女劳改农场)，后来又陆续开办了制药厂、陶瓷厂等。

十月的江南已是入秋时节，天气一天天凉起来。吴贻芳和晋桂芳除行李之外，还要带上过冬的棉衣、棉裤，以及锅碗、暖水瓶等生活用品。这一切聚拢起来，真让二人发了愁，明天怎么弄上车去呢？

晋桂芳突然想起了原省政府一名保卫干事，这个人平时对吴贻芳十分尊重，但在“文革”时期愿不愿帮忙，她心里没有底。晋桂芳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找到了这个干事的家。这个干事听后未加思索，立刻跟着来到吴贻芳住所。在这个干事的帮助下，很快将所带物品打成几个包，又对吴贻芳说：“吴省长，我明天一早来送你们上车。”

第二天早上，这个保卫干事找了一辆三轮车，带着吴贻芳、晋桂芳和行李一起来到省政府大门口。

此时，这里已是熙熙攘攘，来的都是省里老干部和各界的知名人士，其中有吴贻芳共事的老友，工商业家、副省长刘国钧夫妇。然而，当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时，相对却默默无言，谁也没有说一句话。指挥的人见她们来了，就安排她们上了一辆车子。

汽车开动了，先是向东南走，再拐弯向东，到了句容县城，又折转向北，过道人桥、下荫村、蒲塘头、船塘头、大卓庙、解巷，再向东北。大约走了一两个小时，汽车在石山头茶场(即石宕冲东西两侧)附近停了下来。

下车后，吴贻芳等人在茶场人的带领下，走了一段小路，在一排低矮的平房面前停了下来。一个干部出来说：“房子门上已贴了各人的名字，大家按名字各就各位，以后就在这里劳动锻炼和改造思想。”

当吴贻芳找到自己的名字时，发现房子座落在山坡上，由于年久失修，门窗早已破损，四处漏风，关不严实。这天夜里，吴贻芳被冻得直发抖，晋桂芳想打点开水让她暖暖身子，可是热水早已没有了。二人没有办法，只好铺上被褥，围衾而坐。这一夜过得又冷又漫长。许多年后，晋桂芳还清楚记得吴省长禁若寒蝉，直打哆嗦的样子。

在石山头茶场的生活是吃食堂，定量供应，不得多吃，菜很少，早上多是咸菜，午、晚餐即使有菜，也少油无盐。造反派说，这是让你们这些人体验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增加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有利于思想改造。

在茶场每天的工作是收拾场地、到地里除草，粉刷房子等体力劳动，还有必不可少的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对此吴贻芳都准时参加，干得极其认真，一丝不苟。

那时吴贻芳已是七十六岁的老人，造反派还让她干抬水、刷房子等活计。晋桂芳怕她出事，就帮她去做，被造反派看见连遭训斥。在刷房子时，吴贻芳弄得满身灰水，只刷了一部分就病倒了，晋桂芳赶快请假回南京买药和食品。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照料，吴贻芳才恢复了健康。

在石山头茶场劳动，是吴贻芳人生的一段劫难。在她体衰年迈之时，精神和生活折磨，给她带来双重的痛苦，甚至对生活感到迷茫和失望。过去因为工作繁忙，许多事没有时间回忆，如今闲下来的时候，许多往事一件件涌上心头。她一生迭遭坎坷，终生未婚，埋在心中的苦难，成了她晚年挥之不去的痛。因为她的身份，不好向别人诉说，幸好她常对陪伴她多年的保姆晋桂芳说说，心里也轻松许多。

她谈起早年在武昌的家，让她有许多难忘的记忆。那是一个多么幸福和欢乐的家啊!有祖母、父母、姐姐、哥哥和妹妹。她的童年本是美好的，但由于父亲的投江自尽，使得家里连遭不幸。她说，当时父亲完全可以不自杀，二姨父陈叔通对她说过，父亲犯的那件经济案子并不很严重，二姨父也托人作了疏通。只是父亲自尊心太强，顾虑太多，于是走了绝路。这件事使她明白，生活中无论碰到什么事，绝不能自寻短见。有些人想不开，弃生而去，不仅死得不清不白，还给家庭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说起哥哥、姐姐的死和妹妹的失踪，是她久存于心的憾事。她总觉得对不起母亲和姐姐，没有尽到照看好小妹吴贻荃的责任，使她失踪。每谈到这些，她总是热泪盈眶，痛苦不已。

婚姻问题，也是吴贻芳和晋桂芳谈到的一个话题。

她说金女大早期常被人指责，毕业的女学生不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她们受到高等教育后奉行独身主义。南京金陵大学的男生批评最甚，他们竟计算出金女大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毕业生结婚率仅为百分之十六，还有百分之八十四的人，不知怎么办，声称“有知识的人不负传种责任，是一件大不幸的事。”“在男性方面来讲，因为女生的招牌金贵，大都不敢染指，一则恐难以驾驭，再则恐难以供养”。

对此，前任校长德本康夫人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她说，女大学生不嫁，那不是女子的错，而是“那些喜欢在家庭关系中高人一等的男士并不愿意选择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

上述两方各持一端，各有各的道理。

吴贻芳则对金女大批评的回应要理性得多，采取不正面交锋的原则，用事实说话，做顺应式的修正。

金女大除吴贻芳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教师终身不嫁，如刘恩兰、张芗兰、吴懋仪等，外籍教师中也有一部分未婚。早期金女大毕业生中，由于种种原因，选择不婚的较多。金女大对婚姻问题抱相当包容的态度，不管独身或结婚，并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吴贻芳对自己为什么独身平时很少言及。

当时社会上奉行一种“贤妻良母主义”，认为金女大学生偏离了中国传统的轨道。到金女大作讲演的学者如华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安宅、交通部次长张道藩等，也都对独身者持批评态度。金女大对此回应，首先表现在培养目标上，她们要培养的是有服务社会和专精学业的“妇女领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

对此，金女大地理系主任、解放后任国家海洋局顾问的刘恩兰，回应更是快人快语，她干脆犀利地说：“都结婚，那什么人去做学问？”

化学系主任吴懋仪是个才貌双全、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也是终身未嫁。一次师生在草坪上活动嬉戏，有学生问：“你长得这么漂亮，为什么没有结婚？”她不仅没有生气，而且笑得非常开心。她认为，女性是否进入婚姻殿堂，完全是个人选择问题，独立的女性有自己选择的自由。

吴贻芳对婚姻的选择，也有她自己的苦衷。

一次，吴贻芳的一位好友与她谈话时认真地问她以前谈没谈过恋爱，有没有人向她求过爱，现在准备怎么办？

吴贻芳告诉她，自长大后家里发生了那么多不幸，我从来没有想过个人的事，起初只是为祖母和妹妹活着，后来全身心完成学业，根本无睱顾及婚姻问题。年轻时倒是有过一次，一个国民党官员给她写了一封情书，文笔朴实，字也很漂亮，但不知真心如何？她打算看看他的诚意。不久又来了第二封信，吴贻芳觉得需要再等待一下。第三封信确实来了，但那男士告诉她他已赴美留学，以后就杳无音信了。如今学校教育任务如此繁重，她主要是考虑办好金女大，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妇女人才。她告诉那位好友，婚姻问题可遇不可求，那就交给命运吧。

早在建国之初，时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后任中宣部秘书长的石西民同志，与她共事多年，比之小二十来岁，相知甚深，他曾问过她宗教和个人婚姻问题。在吴贻芳病逝后，他在悼文中这样说：

有一次我曾问她：为什么信仰宗教？你真的以为上帝存在？她回答十分坦率自然，大意是说：她一到礼拜堂里，参加一些活动，觉得感情有所寄托，道德精神也高尚起来，渐渐地也就成了习惯，这与迷信无关……

记得三十多年前，我还关心过她的个人生活，问她为什么不结婚。吴贻芳女士的回答使我明白：旧社会的门第，女博士的高名，大学女校长的身分，如何地妨碍她的婚姻，加上少女的自尊和矜持，终于把机会错过，而强烈的事业心则又如何使她把个人的事抛在一边，如此等等。

然而，吴贻芳对她的学生和教师结婚，都持赞成和支持态度，并报以衷心祝福，还多次为学生亲自主持婚礼，赠送礼品。

张治中先生的女儿张素我(一九三七级学生)回忆，她在一九四○年结婚时，吴贻芳祝贺说：“你现在成家了，跨进了一个新天地，肩上有两副重担，一是你对社会所负的责任，二是家庭负担。这两副担子，你都应该勇敢地挑起来啊!”

金女大教师梅若兰回忆：在一九四八级毕业生演出时，教育系的汪爱丽饰金女大，另一个学生饰吴贻芳。演出中问：吴贻芳为什么不结婚？因为她嫁给金女大了。坐在下面的吴贻芳报以得意的微笑。还有一次一对外国夫妇来金女大探望吴贻芳，席间他们的孩子天真地问吴贻芳：“你为什么没有结婚？”在场的客人因小孩不知轻重，显得十分尴尬。吴贻芳却微笑着用英语告诉他：“我正在等待着一个合适的人。”

她的侄女陈励先也持这个观点：她没有遇到合适的人。

在石山头茶场，不知不觉已经进入寒冬。田野和山岗上一片荒芜，北风吹来，拍打着她们居住的门窗。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吴贻芳向晋桂芳讲述着她的家庭、婚姻和生命的凄凉。她已没有了向命运挑战的力量。她坐在门口，望着门外不平的山峦，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尽头，常常这样一坐就是半天，竟然忘记了山中的寒冷。她总是在晋桂芳的提醒下，才回到屋里。

早在二十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寒冷季节，金女大总务处主任程瑞芳领来晋桂芳。那时她刚二十出头，吴贻芳看到她很朴实，个子不高，身体很结实，觉得不错，就留在她身边一起生活。

后来知道晋桂芳是安徽无为人，也算是自己祖藉的大同乡，虽然她的家在皖南，晋桂芳的家在皖中，中间相隔一条长江，但就是有着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

晋桂芳的父母也是地道的农民，因生活贫困，一生下来她就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十三岁的时候，因不堪婆婆的虐待，跑到南京来找在金女大作帮佣的母亲，不久夫家找上门来，总务科的程瑞芳费尽心机，也未帮上忙。晋桂芳被带回后，即与丈夫结婚，后来发现丈夫是个痨病患者，她只好认命。日本人占领无为后，夫妻二人带着孩子一起到苏南逃难，到一九四八年，丈夫和孩子先后死去。晋桂芳又到南京当保姆，一次在市场买菜时，遇到程瑞芳的侄女，介绍她到金城银行干杂工。后来程瑞芳听侄女说到晋桂芳，便说服她辞去金城银行的差事，来到了吴贻芳的身边。

如今二十余年过去了，吴贻芳已到风烛残年，人生又遭此劫难，孤独一人，不知哪一天就会告别这个世界。晋桂芳也看出了吴贻芳的心思，安慰她说：“老校长你放心吧，我跟你生活了二十多年，你待我形同母女，我一生都不会离开你。就是不能种菜养鸭了，我出去讨饭也能养活你的。”

吴贻芳听了晋桂芳的话，虽没有再说什么，那颗被“文革”运动弄得炎凉的心，此刻仿佛又温暖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