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六年，随着《人民日报》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章的发表，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和“红卫兵运动”的**，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一场浩劫开始了。

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江苏省委、省政府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考虑到吴贻芳的年龄和民主人士的身份，省委、省政府领导顶着压力，对吴贻芳给予力所能及的保护。但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就连这些省里的领导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对民主人士也失去了保护能力。

六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南京大学揪出了“黑帮”匡亚明的消息，造反派的矛头很快指向了吴贻芳、刘国钧两位副省长，大字报、大标语贴在了省政府的墙上。吴贻芳的名字还被红颜色打上了叉。

然而，吴贻芳不理会这些，每天仍然到办公室上班，批阅文件，处理公务。和许多人一样，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一些反常事件，她也怀有一种困惑和焦虑，甚至不可理喻。她常常心里嘀咕：“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个样子，这么乱如何是好，到底是怎么回事？”全党这几年坚决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刚刚显出成效，三年困难时期也已经过去，一个明媚的春天正在到来，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就在眼前，国家怎么又出现了“文革”，在她的心里实在难以接受。

没过多久，吴贻芳配备的专车被封存起来，不让坐了，跟随她多年的司机也被调走。当时，她给自己制定一条规定，不管如何，一定要去机关办公，尽管那里已无公可办。

此时，吴贻芳已七十三岁高龄，行动起来有些困难，跟随她多年的保姆晋桂芳想了许多办法，给她雇了一辆三轮车，早晚接送她到机关上班。时间一久，吴贻芳这笔开支便发生了困难。因为吴贻芳虽然拿着一级教授的工资，但除了她与保姆二人的生活费用外，她还要拿出一部分去资助亲友；特别是原金女大的校友，只要来信求助，她便慷慨解囊。有一段时期，她竟然同时帮助五个人。另一位在苏州的金女大校友生活困难，她听说后便让保姆每月寄去三十元钱，连续达半年之久。她的经济怎么能不发生困难呢？

一天上午，吴贻芳又从家里乘三轮车到省政府上班，一直到鼓楼广场时，一群穿绿军装的红卫兵拦住了去路。三轮车工人问什么事，一个红卫兵指着车上的吴贻芳说：现在到什么时候了，还摆资产阶级派头？吴贻芳知道没什么道理可讲，便下了车。

另一个红卫兵指着三轮车工人说：你坐上去，让她来拉你。三轮车工人看了看吴贻芳，又转过身对红卫兵说：我看就算了吧，我不再拉她，我们各走各的就是了。

红卫兵看吴贻芳这把年纪，便说让她自己去坐公共汽车，从此再不能坐三轮车上班了。

不久，机关造反派通知吴贻芳停止工作，去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她一到学习班，发现气氛不对头，有些人对待老干部态度十分粗暴。从此吴贻芳开始缄口不言，她早出晚归，学习班安排什么就做什么，然后静下心来去阅读毛主席著作。

过了一段时间，造反派又送她到农场劳动。安排的活计她都干不动，但她还是默默地坚持去做，尽最大的力量去完成，从不向造反派乞求照顾。

还有一天，保姆晋桂芳出去买菜，碰到省政府办公室一个熟人，告诉她省里某领导又被红卫兵揪斗打伤了。原因是红卫兵从他家里抄出了“黑材料”，你转告吴省长，赶快把那些书信、日记、书稿之类的东西清理一下，免得留着以后惹出不必要的祸端。

回到家中，晋桂芳将此事告诉了吴贻芳。

吴贻芳说：“这个问题我也意识到了，只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于是，二人在家里认真清理起来。吴贻芳的工作多是“述而不作”，但她有写日记的习惯，记录着她多年的工作、生活和思想情况，还有那些圣经、外文等宗教书籍，这些都在清理之类。

她们把这些东西清理出来，在屋里成了一个小山丘，要消毁它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二人关了门窗，在炉灶里烧了起来。然而烧了半天也未烧了几本。于是晋桂芳来到小储藏室，把那些材料放到一个小铁桶里，一页页撕了去烧，这样烧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烧完。后来二人商量，把未烧完的干脆不烧了，送给那个经常上门收废品的老头。

等了好几天才等到那个收废品的老头，晋桂芳把他叫上来，说有一张木板床送给他，顺便请他把那些书籍帮忙拉走。老头虽没说什么，很不情愿地把床板和那些书一起拉走了。

但是，让吴贻芳最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临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突然门外传来了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晋桂芳打开大门，一下子涌进一大批红卫兵。他们告之是南师院附中的红卫兵，今天来破“四旧”。

一个叫武海星的领头人说要见主人，把屋里封、资、修的东西全部清除掉。晋桂芳说主人正在洗澡，武海星凶神恶煞地说赶快出来，我们马上就动手了。

此时吴贻芳已穿好了衣服，从浴室里走出来。她面对红卫兵的问话，自我揶揄说，我是大字报上写的吸血鬼，蒋介石的御用工具。

那个叫武海星的仿佛得胜一般，没有再与吴贻芳纠缠，命令红卫兵赶快查抄。

这些红卫兵立刻翻箱倒柜去找，从一个房间翻到另一个房间，不一会儿，房间被翻得一片狼藉，一些陶瓷器具也被砸坏了。武海星又指挥人把箱子、写字台和搜出的物品搬到楼下，由于晋桂芳不配合，被红卫兵罚她和吴贻芳站在一起，不准乱说乱动。这些人把东西装了一车，连收条也未打，一溜烟呼啸而去。

红卫兵走后，吴贻芳暗自庆幸前几天把“黑材料”处理了，不然非出事不可。她们到房间收拾查点，打扫卫生，已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了。可惜的是，在吴贻芳有大事时才佩戴的用金子制成的螃蟹饰物，这次抄家也被抄走了。唯一幸免的是吴贻芳二姨妈生前留给她那颗红宝石戒指，吴贻芳之前交给晋桂芳保留，才得以保存下来。

过了几天，又来了一批红卫兵抄家，因没有抄到什么东西，便气急败坏地破坏起公家配给的家具来。

吴贻芳严肃地说：“如果这些东西是我的个人财产，也就罢了，因为它是国家的东西，才不能任意糟踏。你们这么大了，爱护公共财务还不知道吗？”

吴贻芳的一番话，竟然使他们住手了，然后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外面的形势还在一天天恶化，省政府的许多部门瘫痪了，工作人员的工资开始不能正常发放，吴贻芳的生活开始感到窘迫起来。为了节约开支，晋桂芳到楼下开了块地种起菜来，以弥补生活不足。

九月下旬的一天，忽然门外又来了一批人。他们进门便说，你一个人怎么住这么多房子，我们要设立办公室，这房子我们征用啦!你们到下面厨房去住吧。

吴贻芳什么也没说，在晋桂芳的帮助下，把东西收拾好，便搬到楼下放杂物的小屋去住。此外，那帮人还强行让吴贻芳每月出六十元的办公费。

大约过了三个多月，那个造反派头头带人又对吴贻芳说，我们不在这儿了，换了个地方去办公，但每个月六十元的费用你还得出。就这样，造反派在傅厚岗十五号结束了他们设立的司令部。

吴贻芳和晋桂芳又把居室搬回到楼上。她看了看月份牌，时间已是一九七一年一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