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投降的信息说到就到了。可是吴贻芳刚做完手术，只能躺在美国乡间病**疗养。而等到她痊癒返回中国，已是第二年一月了。

成都坝上最先得到日寇投降这一消息的，是燕大新闻系的学生曹俊华报道的。那时，她正在《华西日报》实习采编业务，得知这一胜利消息后，便急如星火地跑回到燕大陕西街的女生宿舍奔走相告，顷刻间同学们欣喜若狂，欢呼雀跃起来。大街上，像冲决堤岸的洪水，迅速向四处漫延，即刻传遍了成都的大街小巷。欢呼声、鞭炮声响彻云霄，整个蓉城沸腾起来了!

他们涌向繁华的春熙路、盐市口，涌向祠堂街和满城公园(亦称少城公园)；他们一个个热泪盈眶，边跑边喊，有的跑掉了鞋子也不去捡拾；他们额首相庆，高呼万岁；他们高唱抗日歌曲，声音此起彼伏；他们高诵杜甫诗篇：“剑外急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还有些“老把子”男人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也跑到街上凑热闹。他们不会唱抗日歌曲，便对着女学生唱起民歌《辣太阳》：“太阳出来辣焦焦，情妹出来讨海椒。红的拿来晒，青的拿来烧，看你情妹焦不焦？”街上俨然成了开锅的粥!

报端有人撰文记其事：“成都千万市民，齐向春熙路国父铜像献花，一时花圈花篮堆积如山，鞭炮之声，震耳欲聋。各社团并纷电蒋主席致敬。晚间游行长达数里，卡车一辆前导，车前悬挂中美英苏四国国旗，满坐人群。有二女郎全身白绸，发束金星，装扮成自由神，亭亭当车而立，最惹人注目。”

这便是当年成都人庆祝抗战胜利的写真!

人们无不喜极而泣。八年的抗战终于胜利了，不，应该说十四年抗战终于胜利了，压抑在人们心头的苦难与耻辱被搬开了，民族尊严又重新找回来了，此时人们的心情用火山爆发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分。

而此时真正难受的，却是那些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和那些助纣为虐的民族败类、汉奸走狗们。

八月十七日，被关在北平东单三条日军看守所的司徒雷登获释出狱。当天便在东交民巷三官庙召开复校筹委会，在会上做出一条规定，凡在燕大被日本人封闭期间为日伪效命的，一律不得返校复职。不久他风尘仆仆南下重庆、成都，看望坚持办学的燕大师生。晚年，他回忆成都之行说：“我一直咳嗽，到处扯着嗓子演讲，疲劳过度，但在四年监禁以后，能亲眼看到亲爱的同事和学生们勇敢克服艰难险阻，体验他们对我的真心欢迎，一切都值了。”

八月末，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通知：各学校因日军破坏或征用，校舍设备需待修复。迁至大后方的学校须留在迁居地，本学年按时开学，安心上课，详作复校计划，待明年暑假再复原校。

九月底，根据吴贻芳的指示，南京校园由金女大留守负责人程瑞芳收回。为了避免涌入南京“接收”的国民党军队占据校园，程瑞芳等在金女大校园内先办起了一所实验女子中学，共招收一百八十名学生。这样可以一边整修，一边为成都师生返校作准备。十月，校执委开会决定，请蔡路德教授先回南京，了解校园的实际情况，郭锡恩接任总务主任，他在《受命于校长》一文中写道：

当我初到金女大并看到所有荒芜待修的空旷教室时，大吃了一惊。校园当时被日军长期占用，日本兵把所有能用的材料统统拆卸下来并运回日本。木桌子、椅子和书籍都用来做燃料。于是用很有限的资金去添置教室和宿舍必需的床桌椅板凳、教堂用具、图书馆图书、实验室设备等等，就成了我的责任。我还有另一项职责就是为金校约五百名的师生员工提供食物。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紧张迅速地修缮校园里的房舍。

这是日本兵自一九四○年十二月进入金女大校园后洗劫的又一罪证。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金女大在成都举行了庆祝金女大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并发起募集重建校舍基金活动。通过社会人士捐赠和本校学生捐款，共募集到一千零四十七万六千四百八十元。其中捐款百万元者有张紫辉、李祖永、徐士浩三人。这些捐款全部用于重建金女大校舍和科研设备、图书资料的购置。

蔡路德教授于十二月到达南京。她详细调查了学校被破坏情况，制定了一个校舍修复计划，并拟定了一份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清单，由她寄往美国纽约托事部。蔡路德教授与其他人跑了南京市场，从各旧书店购回几万册图书，还添置了一部分急需新书。

一九四六年一月，吴贻芳从纽约乘飞机回到上海。

她一到上海便去看望她的姨父母。陈叔通已七十高龄，能相见，一家人都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交谈中，除共叙日寇投降喜悦心情外，陈叔通还告诉她国民党接收大员在上海骄横暴戾、贪污腐败的丑行，并嘱咐说：“国难当头，你在民意机构任职，为抗战出力，姨父甚感欣慰。现在抗战胜利，而国民党党质已变且腐朽，你可千万别在国民党官场谋一官半职!”

几天后，吴贻芳去重庆转机并看望故旧。

在她准备飞往成都之前，宋美龄约她见面。宋美龄一见面便问吴贻芳身体恢复如何，生活还有什么困难。

吴贻芳笑着回答：“一切尚好，只是觉得有点累。”

宋美龄又说：“今天没有特别的事情，只是听说你路过重庆，请你来喝喝茶，聊聊天，顺便了解一下金女大的情况。”

吴贻芳介绍了参加联合国大会和会后一些活动的情况，又说，参加这些活动本身就说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中国妇女开始走向世界。

宋美龄点点头，表示亦有同感。

吴贻芳在谈到金女大情况时，着重讲了校园被破坏的情况，以及成都师生急于迁回南京的愿望。

宋美龄喝了一口茶水说：“南京金女大校园的修复，政府将尽力协助。至于成都师生迁回问题，由于抗战刚刚胜利，大家都急于还都，这件事请你与有关部门协商解决吧。”突然，宋美龄转了一个话题，对吴贻芳说：“司徒雷登先生已被日本人释放，不久前他从北平飞来重庆，拜访了我们，然后又到成都看望他的燕京大学。在与我们交谈时，他提出了一个建议，由你出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说到这里，宋美龄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微笑着望着吴贻芳，看她有什么表情变化。

宋美龄这突然一问，令吴贻芳有些诧异，但很快她就平静下来。虽然一年来未在国内，但姨父陈叔通给她说的一番话和不久前发生的昆明“一二·一”惨案、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事件”，给她的心头蒙上了浓重的阴影，更感到国民党离广大百姓的心越来越远。于是她说：“感谢司徒先生的好意，这样的重任我可担当不起，再说金女大也不允许我兼任，你说是吗？”

宋美龄见此事不行，正好就此下台，便推说：“是呀，当时我就对司徒先生说，这件事恐怕不行，金女大也实在离不开你。”

辞别宋美龄出来后，她便乘机飞往成都。吴贻芳以为此事就此已了结，哪知几年后，这件旧事又被提了出来。

二月十二日，吴贻芳回到成都金女大，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

此时的金女大，虽然大家有条不紊地上课，一切如常，但吴贻芳从学生们唱得最多的那首《念故乡》的歌声中，了解了她们的心情，每天晨起或傍晚，这支歌常常穿过窗子，飘到她的耳畔。

念故乡，念故乡，

故乡真可爱；

天甚清，风甚凉，

乡愁阵阵来。

故乡人啊今何在，

常常念不忘；

人在他乡一孤客，

寂寞又凄凉。

我愿回故乡，

重返旧家园；

众多亲友聚一堂，

同享从前乐。

歌声是悲切的。历经八年离乱的苦难，或许只有回到故乡才能冰释心中的一切。

作为一校之长的吴贻芳，她把师生从千里之外带到这里，又何偿不想把他们尽快带回到金陵的校园呢？这是她的责任与担当。她说：“九月份回到南京太迟了，必须从现在起开始准备，赶在秋季开学之前自行迁回。”她的这个决定说到师生们的心坎里，得到的是经久不息的掌声。

在她的指挥下，金女大开始了大规模的搬迁。她的计划是，从四月中旬到五月中旬，分三批离开成都。大部分师生和物资由陆路返回，乘军车从成都北上广元出川，途经略阳、凤州到宝鸡，然后乘火车东去，经河南到江苏徐州，再南下经安徽到达南京。另一部分由水路出发，扬帆东下。还有少数学生乘飞机回南京。

金女大在成都办学八年半，在离蓉前学生自治会发起了一项以手册来纪念这段历史的活动。吴贻芳带着深深的情感，在《金女大离蓉纪念册》上，写下意味深长的感言：

(一)本校自产生自今，仅有三十一年历史，但已有八年半生长在成都。这八年半的生活史，正当国家至多难，所以过得相当艰苦，然而在校史上明确增加了不少的经验和光辉。

(二)回忆八年前的秋天，本校决定集中成都办理后，同学们坐的第一辆车驶入华西坝时，在蓉所建宿舍初成，因告诉他们宿内四壁皆空，家具尚未购置，只能先睡地铺。同学们等闻之毫不以为苦，反而雀跃地说：“睡地铺毫无关系，到了自己的宿舍就快乐了。”此情此景，犹历历在目，而时间已过了八年，这种吃苦耐劳、从大处着眼的精神，堪称我校一贯的风尚。

(三)在蓉期间，和友校合作，本着互信互让的精神，始终无间，不但适应了战时环境，且能继续发扬滋长，这种宝贵的经验，在校史亦很光辉的。

(四)现因我校复员关系，学生自治会发起以手册来纪念抗战时在蓉的一段史实，意义深长，嘱数言，因将金陵数十年的精神略加揭发；并希复员后，此种精神，益能发扬光大。

这段留言，言简意赅，八年生活的始末跃然纸上。

吴贻芳做好回迁南京的安排后，即回南京主持复校事宜。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五日，吴贻芳又来成都坝上，五大学召开最后一次联合集会，同时举行了当年毕业生典礼。金大校长陈裕光因事未参加这次大会，由吴贻芳校长主持。主席台来宾有法国驻华大使独臂将军贝当、成都市长陈离等；吴贻芳讲话后，贝当大使致祝贺词。金女大四二级有四十一位毕业生，她们走到主席台前，由吴贻芳逐一发给象征毕业证书的纸卷。

东归在即，学生们纷纷变卖衣物和书籍，教授家属也在坝上摆地摊典卖自己的家具旧物，作行前的准备。四大学校的领导人也纷纷向东道主华西协合大学张凌高校长辞行，吴贻芳代表金女大全体师生的道别词写道：

凌高校长先生道鉴：

前因战事关系，蒙盛谊收容，历时达八九载，始终承惠照拂，隆情厚谊，上薄云霄，感篆之深，实难言宣。临行之前，又蒙厚赐，以资纪念，敬代表学校肃笺奉谢，幸希赐警，并时赐教言为荷。

专此，敬颂

道绥

吴贻芳(钤印)谨启

这道别词写的言短意长，鲜活葳蕤，大有率众山以谢珠峰之状，犹如摩西出埃及记、希伯莱书，种子在潇潇春雨中发芽。

吴贻芳做完了一切善后，踏歌送她的弟子们上路。学生们唱起了修改后的金女大校歌：

虎踞龙盘兮，女校曰金陵；

科学分文理，研析求其真。

看山高水长，浩**莫与京；

国家民族待，兹山川效应。

中华号古国，文化早著名；

道艺与方技，学海浩无垠。

化民务成俗，立己更立人；

女界多才秀，莘华赖栽成。

歌声唱沸了师生们的心。他们忘记了惜别的悲伤，增加的却是激动的泪水。

汽车发动了，司机按响了开动的引擎笛声。

在教师的带领下，汽车沿着川陕公路很快没入崇山峻岭间，向着陕西宝鸡行进。

一路颠簸虽然辛苦，但一路歌声赶跑了旅途的疲劳。抗战刚刚结束，各地秩序十分混乱，盗匪横行乡里。尤其是这些如花似玉的女生，很是让人提心吊胆，所幸他们慑于校长吴贻芳威望，未敢有些微放肆。一些官府衙门，看到吴贻芳的亲笔手鉴，也尽其所能给予照顾。

走水路的那些师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她们在重庆迟迟拿不到船位。这一等就是一个夏天，重庆酷暑如火，活活困在这里不能动弹，直到八月才买到船票，从重庆沿江东下到达南京。而走陆路的师生，仅用半个月就到达了学校。

在全校师生完成这次迁徙之后，吴贻芳才轻轻地松了口气。

九月开学之前，吴贻芳带领师生把新油漆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校牌拿出来，兴高采烈地重新挂在陶谷校园的大门口。八年多的别离，众师生报以热烈掌声，而年过半百的吴贻芳，此时发出的却是一声深长的叹息。

开学那天，金女大重整旗鼓，在校学生总数达三百三十二人，新聘教职员工五十三人；学校机构重新做了健全的调整，仍设文、理两个学院；颁布了《辅导处规则》，重新编印了《私立女子文理学院要览》，其内容包括校训、校歌、校徽、学生通则(重申了主、辅修学分制度)等。

然而，就在吴贻芳大力恢复金女大黄金时期的境况时，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外部环境已悄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