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女大西迁成都，与其他四所大学汇聚坝上，相济相助，一时陌上小路人多路窄，熙熙攘攘，上演了一场“教会五大学”蔚为壮观的独特风景。

这五所大学校长皆为学界名流，他们是：

华西协合大学校长张凌高，一八九○年出生于四川壁山县(今重庆市)石梁桥乡，先后毕业于县立教会小学、重庆求精中学、华西协合大学文科、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德鲁大学获哲学博士，一九三三年回国后完成注册立案手续，其办学宗旨是“促进天国发展”，“以博爱牺牲服务之精神，培养高尚品格，教授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

金女大校长吴贻芳，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武昌，祖籍江苏泰兴，先后毕业于杭州弘道女中、金女大、美国密歇根大学，获生物学博士。一九二八年回国后任金女大校长。一九三八年以参政员身份出席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中华基督教协进会执行主席、中国基督教教育委员会主席。

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一八九三年生于浙江宁波，先后毕业于南京汇文书院附中、金大化学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系，获博士学位。曾担任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一九二五年应邀回金大任教授，两年后被聘为校长。

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山东蓬莱人，毕业于齐鲁大学、赴美国获霍士德学院文学学位，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并修习国际法学博士学位(未完成)，回国后任教国立东北大学、北平大学，一九三五年回母校主掌校政。齐大迁川后，运道不济，先后主掌者是刘世传、汤吉禾、吴克明。

梅贻宝是成都燕大代理校长，一九○○年生于天津，从直隶省考入清华预备学堂，后赴美在欧柏林大学就读，一九二八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学位。回国后受聘燕大讲师、教授、教务主任、文学院院长，一九四二年初，燕大董事会推举他为成都复校筹备处主任，经过先期准备，同年秋天带领师生来到成都华西坝。此时华西大已无立锥之地，但仍拨出顶楼一间教室作为他们坝上办公之地。燕大师生便租借疏散到外县的华美女中和启化小学校舍开了课。

五所大学共有文、理、医、农等五个学院六七十个学系，算是战时中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为完整的大学。各校采取师资共享、分别开课、统一安排，允许教师跨校讲学，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学分的方法进行教学。五所大学共用华西大的教学园地，各自协调自己的教学。钟楼成了作业时间的总指挥，课间十分钟休息便是紧走急跑，赶到下一课室上课。路上人潮如流，但一到课室，又是一片肃静。

抗战的前两年，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赴国难，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搞得如火如荼。一九三八年夏天，随着日机对成都的轰炸，五大学“学生战时服务团”也应运而生，下设宣传队、歌咏队、演剧队等，他们走出校园，在成都附近的温江、新繁、石羊场、中和场等地，进行宣传、募捐、义卖、义演、支前、劳军等活动。金女大学生张素芳回忆：

张滢华、方荣榘、王勃等集中在我们宿舍(我同景荷荪、赵秀琴同房间)，通霄达旦地赶制麻布书包、针线包、手帕等。大家出钱买布买线，还借来一些样品，有的管剪裁，有的管贴花，有的管刺绣，有的管缝制……真是大家一盘棋，出活快且好。我们在电影院门前义卖，同时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义卖捐款，装入竹筒。当义卖完毕，步行返回华西坝，将竹筒交给管财务的同学，再转回金女宿舍。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傍晚，日军出动数十架飞机飞抵成都上空轰炸。顿时城内城外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有些居民区几乎夷为平地，金女大教学楼墙外一家茶馆也被炸塌，市民伤亡十分惨重。五大学救护队挺身而出，不等警报解除便冲向附近灾区抢救，他们把伤员抬到华西大学礼堂、办公楼里，让医院师生救治，金女大队员负责照顾。吴贻芳校长闻讯赶来，同学们看着她单薄的身体便劝她回去休息。她说：“我来看望伤员，也来看望你们，你们辛苦了！”有的伤员需要上药喂水，吴校长就亲自动手照料。就这样，一直到凌晨三点她才离开。

然而在这前不久，国民政府颁发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教育部明文规定“党义(三民主义)为当然必修科目”，坝上也成立了国民党区党部，对学校教育和学生思想进行监督，公开限制学生们的活动。

这一年暑假，五大学战时服务团想利用假日赴外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华西坝当局的百般阻挠。金女大的队员去找吴贻芳校长诉说，请她帮助与当局疏通。吴贻芳思忖片刻说：“你们下乡宣传抗日，这是件好事，我同意。但我只能同意金女大同学下乡宣传，我不能代表华西大学其他几所大学。”金女大的队员恍然大悟，将吴校长的意见转告其他四所大学的队员，其他大学的校长听说吴校长同意学生下乡宣传，便也仿照而行。华西坝当局知道吴贻芳国民参议会主席团成员身份，也就没有再加阻挠。

十月，吴贻芳在金女大作《如何振作精神》的演讲上，要求人们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认识精神的力量，尤其注重实际表现，在实际生活中清楚认识，进而振作精神，承担起中国国民的责任。她要求学生以自主为准则，在战争的环境下，生活要力求简朴，课外多阅读报纸杂志，多学习政治知识，使自己更有眼光。会后，她带头捐款为前方士兵制作寒衣，其他师生合计捐款四百四十五元，全部用于为前线士兵做寒衣。

一九四○年的一天，宋氏三姐妹到金女大参观，并了解了学生的艰苦生活和为抗日捐款等情况。当吴贻芳说到如今学生连吃饭用的粗瓷碗都缺乏时，宋氏三姐妹当即说“有我的，就有你的”，于是送给金女大每个学生一只碗。在艰苦抗战的情势下，一只微不足道的碗，代表的却是“共患难，共奋斗”的价值和意义。

一九四○年十一月，在张凌高校长的倡议下，华西联合大学又举办了“征衣冬赈音乐大会”，动员十二名教授、医师和一百三十名学生，短期内完成彩排任务。金女大、燕大都设有音乐系，此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金女大声乐教授喻宜萱，出生于江西萍乡上栗县书香世家，曾入上海美专、上海音乐学院，后又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毕业，她精通英、法、德、意等语种，声音圆韵华美，独唱《在嘉陵江人》《在那遥远的地方》《跑马溜溜的山上》和小提琴家费曼尔的独奏，赢得了台下阵阵掌声。这些“隐藏在玫瑰花丛中的大炮”(舒曼语)，唤起了五大学师生抗敌救国的极大热情，人人争相助捐。

那时坝上有多类讲座，是课堂和书本知识的延伸，令五大学师生眼界大开。

一九四○年联合大学与成都广播电台联袂开办讲座，每周举行一次，请多名教授轮番演讲，题目有西康教育、中英友谊和中日战争、社会建设与科学教育、非常时期利得税、中国人口问题、四川人与抗战等，这些课程贴近时局，广受师生欢迎。

一九四一年始，联合大学又举办了系列学术讲座。华大文学院长罗忠恕，史学家钱穆、何鲁之、哲学家冯友兰、张东荪，医学家程玉　、候宝璋，农学家章之汶，社会学家李安宅、潘光旦等竞相登台。冯友兰讲“人生的四种境界”(即自然、功利、道德和天地)时，华西大事务所礼堂挤得水泄不通，门外也站满了人，其内容也在《思想与时代》杂志发表过。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张恨水战前曾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名播于世，倾倒无数痴男怨女，一时间洛阳纸贵。他曾经也到坝上做过演讲。那时他身着长衫，足登布履，拿一把折扇，俨然是一个说书人。能登教会学校讲堂，也算是绿荫遮蔽小路上留下的一段佳话。

以幽默闻名的作家林语堂曾在赫菲院大门遭遇一次“滑铁卢之役”，他讲的是东西文化的另一面：“在美国的火车上，在No　smoking(禁止吸烟)的地方吸烟，这叫民主；在德国电车上一老翁在未到购票站下车，被一青年拉回，这叫法西斯。太法制了，就不合人性，结果还是中国人情不差。于是男人用脑袋思想，女儿用肚子思想。”也许是他的福建龙岩话太难懂，也许是时间安排不当，也许是听众秩序太乱，他的演讲情绪大受影响，自知讲下去再无意思，他便收起稿子草草收场。当时有个粉丝拿着本子穷追不舍，让其签字留言，林语堂推辞不过，便在本子上画了个“○”。结果第二天成都一家报纸便以“○语堂博士华西坝发表演讲”为题作了报道。

这些无疑成为了金女大师生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期间，金女大先后也请了冯玉祥副委员长、全国女青年会廖奉真、林英仪、蔡葵女士，李安宅、孙伏园、吴霭成、张国安等教授演讲，所涉问题有国内国际政治、女性话题、专业学术报告和励志类等方面内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六月十九日，南京金女大校园被日军强行霸占，成了日军作战防卫司令部。德本康夫人等被遣散离开南京。她后来由上海、经非洲、南美返回美国。学校物资、图书被抢，从此再无法保护校园的一切了。

金女大坝上的生活，教师敝屣功名，安贫乐道；学子则苦读不辍，上下求索，承继着民族文化的根脉，苦度着坝上的岁月。

坝上最好的去处是图书馆和茶馆，学子们能在这里苦中作乐，消磨心中的乡愁。地处坝上的黉门街，街道不宽，店铺林立，茶馆殊多。到了星期天，大小茶馆全是学生。看书、吃茶、交谈、打桥牌，是他们的功课。他们坐在有靠背的小竹椅上，一盏盖碗，有人不断续水，可以从容喝上一天。累了困了，还可以躺靠在椅上“眯”一会儿。中间回校吃饭，只要在碗盖上套一张小纸片，就不会有人占此座位，这是人人都会遵守的“规矩”。

然而，臭虫却是让人夜不得安。成都有首儿歌唱道：“瞟眼花边独眼龙，板起沟子逮臭虫。”沟子是四川话屁股之意。华西大各宿舍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臭虫四季皆有，且无彻底消灭之术。开水浇床，仅收短期之效。臭虫专以吃人血而生，即使干瘪成一张皮，它也不会死，一旦闻到人的气味，又会“应运而生”。吴贻芳在指导金女大学生生活常识时称其中“一种让我们不舒服的虫子”，说得优雅又轻松，但在四川人那里，用儿歌唱得形象又生动。

金女大女生入学每人一张健康卡，记述着体态、姿势要纠正的缺陷，以及体重不达标需要增加营养的记录。金校学生每学年必须经受一项postureweek的训练：周末时候，同学们排成长队，在大草坪上行走，一面有音乐伴奏，一面有体育老师对队伍中的人检查记录，合格者便可通过。大家特别注意自己的姿势是否正确，从而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体育是金女大唯一一门四年的必修课，有田径、球类、舞蹈等。凌佩芬是教舞蹈的教师，她中等身材，美丽漂亮，说一口标准国语，同学们都叫她Miss凌。上课时候，她让学生面壁而立，伴随着音乐节奏各自做着不同的动作，她拿被单结成一道布帘，学生被遮在后面，只露出一双双脚，学生随音乐起舞，老师站在外面看学生的舞动的节奏给予指导，这样消除了学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不安和拘谨感。金女大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体育表演，户外运动有体操、箭术、排球、垒球和团体游戏，户内运动有班级姿势比赛，还有恶魔、土风、踢踏舞等。一九四三年四川省举办学生运动会，金女大二十四名学生组队参赛，荣获女子田径和蓝球赛冠军，二百米、八十米低栏和垒球项目破成都市纪录，二百米接力赛打破全国纪录，获得冠军。

金女大不招男生，学校内部管束和学生自律却很严格。所有女舍高耸围墙，门前三十米不准男生徘徊。若有事约见女生，须经门房传递条子，再到指定窗口晤谈，不能超时。即使女生父兄有事要见，也须由舍监陪同到会客室见面，因而被男生戏称为“紫禁宫”。

一次吴贻芳清晨散步，发现女舍窗下有一把椅子，当时舍监吓坏了，怕受处分。吴贻芳由此想到了学生越墙的安全，于是提议把会客室隔成几个半封闭的小间，摆些桌椅，供学生会客之需。她明白堵塞不如疏导的道理，由此解决了学生逾时不归的风纪。

吴贻芳不仅管理有方，且又大度开明。金女大学生张素芳是五大学战时服务团救护队的成员，在参加空袭救护队时与华西医科大学的吴廷椿博士相识，后来二人均留校任教，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始终隔着一层窗纸，没有被捅破。张素芳在《温馨的回忆》一文中说：

我们一次在女大院宿舍门前与吴校长相遇，当我作介绍时，我看出吴校长对他印象颇佳。果然，没有多久，吴校长就谈起了我的婚姻大事。我说结婚要解决房子问题……(经她介绍，很快租到四川大学郑愈教授位于华西坝院内两间平房，同院居住的还有名画家庞薰琹夫妇。)在吴校长的关怀敦促下，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孙中山诞辰日(正是星期天)在万德门母校办公楼内的小礼堂由吴校长主持了结婚典礼。小礼堂里坐满了两校的老师、同学。婚礼毕，在万德门楼前合影，然后大家到万德门楼后的小体育馆由我俩共同切开的婚礼蛋糕。这一切都是吴校长倾注爱心一手主持操办的。

吴贻芳给予弟子的爱，是一种生命的大爱、普爱，不是用“成人之美”的惯常思维所能诠释得了的。

一九四○年秋，金女大增设了家政系，科目是营养、儿童福利、家庭装饰三个专业，管新元任首任系主任。不久燕大家政系毕业生容筱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完硕士学位后回国，吴贻芳便请她来接掌家政系。黄燕华在《金陵女大家政系是怎样创办的》一文中回忆：

抗战时期教科书都没有，凡是有关家政系的书籍，都是容先生自己带回来的，也不是太多。试验室的仪器更是无着落，学校只配给她一个空的地下室，作为她的办公室。她到处找专家开班上课，或是组织学生到他校借读。她很快就为家政系订出必修课的内容，有食物学、儿童心理、儿童教养、营养学原理、高级烹饪学、家政学原理、膳食与疾病、治家技术、家庭布置、家庭管理、高级营养学、生理学、薄记学、营养学群书博览、机关膳食管理、家庭管理实习等。

黄炎培的女儿是金女大的学生，她在《母校育我　我爱母校》一文中回忆她父亲应吴贻芳之邀到坝上演讲的话说：“金女大的教育应抛弃洋教育，更注意实际应用，比如学生烹调还要把书本放在桌边，每道菜称量后还要照书本如何切，如何放调料等，应由教师边操作边讲话，然后由学生自己操作，技艺自然便会掌握。”当然黄炎培的女儿说的是学习烹饪的初级阶段，对于学生来说，不走完这个全过程并熟练掌握它，是不会成为一个合格教师或厨师的。

后来五大学战时服务团暑期到岷江上游考察羌、藏民族聚居区，金女大家政系组建“家事组”，在汶川、茂县一带调查羌族同胞膳食营养，帮他们在可能条件下调整食物结构，增加营养成份，并教他们豆浆、花生酱等制作技艺。

这期间，吴贻芳亲自为金女大儿童福利事业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与华西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合作，在神经科程玉麟教授的指导下，创办了儿童行为指导所，开创了我国儿童行为研究和指导的先河。

另一件事是创立了金女大“儿童福利实验所”。这是一个完全服务于社会、造福儿童的机构，资金完全由金女大提供。实验所主任、总干事和干事都是金女大的毕业生。内设托儿所、小学班、儿童健康服务部、冬季特设儿童浴室及社会个案等项目，服务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儿童，为金女大社会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实验基地，树立了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品质。

一九四五年底，美国援华会顾问和教育家再凯生博士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儿童福利组主任刘易斯女士来校参观指导，给予好评并提供资金及设施扶持。

金女大家政系的学生鲜于明义，毕业后留校工作两年。抗战胜利后她未去南京，留在成都谋生。她长期在医院担任营养师，是私立华西音乐学校校长，这些与她在金女大学习家政专业是分不开的。

一九四三年三月六日，吴贻芳受邀加入“战后问题中国研究小组”赴美宣传中国抗战，同时与美国教会大学联合托事部商洽金女大发展事宜。

五月，美国史密斯学院授予吴贻芳法学博士称号。

六月十四日，吴贻芳又参加了国联纪念日，由三十二个国联成员国在华盛顿宪政大厅举行的庆祝活动。她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在会上发表了谈话。

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吴贻芳从美国归来，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接下来的一个月，吴贻芳受邀到各单位演讲，演讲次数达二十六次之多。

十一月中旬，日军向广西进攻，连下独山、八寨、都匀，陪都重庆受到严重威胁。一时间人心惶惶，举国震动，国民政府有西迁四川西昌的准备。继蒋介石重庆召开“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后，又一次发起青年从军运动。金女大成立了以吴贻芳为会长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征集委员会”，报名人数达四十多人，以三、四年级学生为多。

然而，突入广西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制空权早已被美军所掌握，何应钦、汤恩伯在贵阳指挥的军队，不到半年便收复独山、八寨等失地，重庆告急之势随即解除。

就这样，侵华日军《一号作战纲要》的美梦被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