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离开金女大第十天，南京城就被日寇攻陷了。历史永远记下这个血腥的日子：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而此时的南京，出现了一位“活菩萨”，她救万民于水火之中，她就是金女大美籍教授明妮·魏特琳。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一文中说：

黄小姐(即魏特琳)这个名字，在一切难民的口中像一位活菩萨一样，尤其是女同胞的救星。偌大的金陵女大住满数千女同胞，皆由她一个人管理保护，有条有理真是能干极了……她将女界同胞组织起来，一切皆有规定，一点也不乱。如厕所、厨房、井水、出入规则，都有详细规定，男人是不许进的。等到日本兵进城之后，她日夜坐在门房内，守卫态度十分严肃。进出入的人向她行礼，她也顾不得还礼。人数一天天的增加。她也不要人家向她客气，认为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这是日寇在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留给人们的传奇形象，“活菩萨”的称誉便是由此而得。

中国知名女作家严歌苓便是根据魏特琳的日记，创作了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风靡一时。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根据小说内容编导了同名电影，放映后震动中外影坛。

南京城被攻破的那日下午四时，金女大校园里便出现日本兵。她在日记中写道：

下午四时，有人告诉我们，西南山头上有好几个日本兵。我去南山公寓察看，在我们的“西山”顶上果然站着几个日本兵。不久，另一名工人叫我，说有一个日本兵进了我们的家禽实验场，索要鸡和鸭。我立刻赶到那儿，我打手势告诉他，这里的鸡不是出售的，他很快就走了。

这是日本兵首次在金女大露面，被魏特琳对付走了。

实际上，日本人在南京城攻陷前的十二月九日，“校园里大约有三百名难民，一些人来自无锡，另一些人来自城外，还有一些来自附近。”十日上午，“难民继续拥来。旧的教室宿舍快住满了，中央大楼也开始住人。”十一日中午，“已达八百五十人，除此之外，还有三户人家住在东院，约一百二十人。”

十二日全天轰炸不断，傍晚一个国民党士兵告诉金女大守门人，“日军曾数次突破光华门，但都被赶了回去”，全天都有中国军队从安全区经过。在新闻发布会上，传出“卫戍司令唐生智已无法指挥自己的部队”的说法。

魏特琳说：“今天下午五时，紫金山山顶有一条火带，下关也一样。今晚城里不会有多少人睡觉，但愿黑夜快点结束。”这便是城陷前的情况。

十六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

今夜我问菲奇情况怎样，他回答：“今天简直是地狱，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黑暗的一天。”

上午十时，有两次日本兵抓住我们的工人，说他们是士兵，要把他们带走，但我说：“他们不是士兵，是苦力。”他们得以逃脱被枪杀或是被刺死的命运……

中午刚过，一小股日本兵从原医务室边门进来，如果我不在的话，他们将会把唐的兄弟抓走。后来我们沿路而上，(日本兵)要求从洗衣房的门进来，我也及时赶到了。如果日本人怀疑哪个人，那么其命运将与在他们身后被捆着的四个中国人一样。日本人把那四个人带到西山，我听到那儿响起了枪声。

昨天，三十名女学生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我听到了数十起有关昨夜被抓走女孩子悲惨遭遇，其中一位女孩仅十二岁。今晚，一辆载有八十一名女子的车从我们这儿经过。当车开过时，她们高喊：“救命！救命！”

科学楼管理员蒋师傅的儿子今天早晨被抓走了，还有一个姓魏的也至今未归。

十二月十七日，也是历史上重要的时间节点，日军为迎接他们的司令官松井石根举行“南京入城式”，大肆扫**国民党部队残部。下午两点半，典礼在国民政府大楼院内举行。先奏响日本国歌《君之代》，接着升那个太阳旗。司令官松井石根得意忘形地带头三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把攻占中国首府南京，视为“永垂青史的壮举”。

在那段时间里，日军大肆烧杀**被俘中国军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日，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判决书》判定书公布的杀人数字令人触目惊心：

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屠杀大都发生在日军进城前后一个月内。因文章篇幅所限，难以细数日军杀人手段和惨状，日后皆有当时日军官兵和中国受害人指证。这里叙述的主要是魏特琳在金女大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

十二月十七日以后，日军强奸事件明显增多。

究其原因是，这天下午城里日军都分到了“入城式”的庆功酒，各师团联队士兵喝了酒以后，开始借酒发疯施暴，许多日本兵开始强奸妇女。

据资料证明，发生在城内的强奸案、**案有八万起之多，许多妇女被**后又遭杀害，有的被**致死，有的因拒奸被杀害。

十二月十七日是魏特琳最难忘的一天。魏特琳写道：

从校门口一妇女得知，昨夜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光顾她们的家，从十二岁的少女到六十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一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要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知道这些事实就好了。

吃晚饭时一个男孩跑来告诉她，校园里有许多日本兵正向宿舍走去。他们以搜索中国士兵为名，抓学校的花匠、陈先生、夏先生和一些工人，日本兵强迫他们站成一排搜身，把大批男性帮工带走。事后大家才发现这是日本兵的阴谋：把负责人困在前门，由几名士兵假装搜捕中国士兵，而其他士兵则在大楼里挑选妇女。中文秘书“大王”说，东院有两名妇女被抓走。

第二天，魏特琳和“大王”到美国大使馆寻求帮助，派人一起到日本大使馆，通过田中副领事找两名日本宪兵夜里为金陵女大站岗，以防日本兵来骚扰。田中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后来根据金女大要求，日本方于每晚加派二十五名宪兵到学园站岗。此时城里和学校情况都有好转。

因学校难民猛增，已有万人之多，魏特琳等几个人管理不过来，疲劳至极。她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联系，将四百名女难民转移到安全区收容所里。在魏特琳亲自率领下，穿过全城，将难民安全送达。此事令拉贝也很感动，还把这件事写到了他的日记里。

然而，日军的杀戮仍在进行。魏特琳日记里写道：

日本使馆向拉贝提出把电厂修好，以便恢复供电。拉贝先生找了五十名顾员，把他们带到电厂。当天下午，他们中有四十三名被日本兵枪杀，理由是他们过去是政府雇员。

住在金女大东院的邻居孙说，昨晚有六十至一百人，被日本兵用卡车运到金陵寺山谷里用机枪打死，然后把尸体拖到一个房子里烧掉，大多数是年轻人。

在这期间，日本一个师团高级军事顾问找到金女大，要求从一万名难民中挑选出一百名妓女，这些日本兵就不会再骚扰良家妇女了。过了很长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了二十一人。许多姑娘十分担心那七十九名差额会摊到她们头上。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日本占领军、特务机关和驻华领事的策划下，成立了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陶锡三为会长，孙淑荣、程郎波为副会长。顾问是张南悟、许传音、王承典、陶觉三、詹荣光；日本人是田中、松岗、佐藤、小岛、丸山进、渡部、鹈泽等。秘书长是王仲调。主要职责是办理日军交办的事项。如掩埋尸体、清理街道、动员难民返家、人口登记、恢复城市秩序等。这个自治委员会从成立起，便内讧不断，矛盾重重，仅存在三个多月，随着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和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的先后成立而即行撤销。日本占领军当局规定，尽快解散安全区，把国际委员会的权力交给自治委员会。同时还规定，交接最后期限为明年的二月四日，超过时限，日军将强行驱赶。

十二月二十八日，难民开始进入登记阶段。

金女大是安全区的第五区，从这天的早上八点就已经开始。登记先从男性开始，三十日下午才开始女性登记。登记大约进行了十天。有人认为，登记过了，人就会安全，但事实并非如此。

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魏特琳日记写道：

今天米尔斯带来一位户部街五十六岁的妇女，昨晚被强奸。今晚她在校门口碰到一个男子要给女儿送些吃的东西，他说现在只有这个女儿了。三天前的晚上，妻子在安全区因反抗日本兵时，被刺刀穿透了心脏，小孩也被扔出窗外。

自从吴贻芳离开金女大后，武汉又遭到日机轰炸，魏特琳非常惦念吴贻芳的安全。直至去年(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她才通过上海给金女大董事会和吴贻芳写了信：

你们也许想知道我们是如何供应这么多人吃饭的。南京沦陷那天，红十字会在我们校园北部开了一个粥厂，每天向我们这个大家庭供应两顿米饭。数周以来，他们把蒸好的米饭送到校园广场两个不同的地方。我们已定好了供餐标准，并竭力教育妇女不要拥挤，按顺序轮流，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学会的一课。最近，供餐改在粥厂，比原来好多了，因为粥厂给妇女和姑娘每日两餐，并能随时让她们吃到热的米饭。如果她能付得起钱，一碗饭交三个铜钱，如果她们确实没钱而且经过核实，就发给她们一个红色标牌，可以免费就餐。许多难民营没有像我们这么幸运，有一个管理完善而且近在身边的粥厂。关于开水，我们很早就让两个男人把大开水炉搬进校园——他们很乐意这么做，这意味着他们得到人身保护——因此，这儿的妇女整天都有开水喝。

这是魏特琳在难民危机情况下最好的选择与创造。

不久，魏特琳从英国使馆接到吴贻芳二十日寄自汉口的来信。她在日记中激动地写道：

刚吃完晚饭，便围坐在起居室的圆桌旁，把信读了一遍又一遍。得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上海分校正不断发展，这真是太好了！已来了四位新老师，估计还有更多的人会来。看了吴博士和鲁丝的来信，我们多么希望讨论一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远景和规划啊！

收到信的魏特琳和留守人员，兴奋得溢于言表，那是置身事外的人所难以理解的。

一月十三日，日军进城已满一月，大屠杀的形势有了一些好转。然而校园难民人数仍没有减下来，筹粮、健康、卫生成了面临的难题。他们由于没有工具，分配来的二十八袋大米只好靠人力车去运。

埃尔茜当天发来电报，说吴贻芳已转到成都。

抢劫案和纵火案不断发生，数目惊人的脏物在市场上出现，那些社会渣滓赶上了“好时光”。魏特琳发现，一名日本宪兵和一名日本士兵在外国人的住宅里抢劫。

这两天，校园里异常繁忙，妇女们洗涤的衣服，晾满了所有林木和灌木丛。有些人白天回家，晚上再回到校园。城里每天都有大火，但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宁海路、汉口路，特别是上海路成了熙熙攘攘的市场，马路两旁摆满各色物品。鱼卖到零点四元一磅，白菜零点一元，胡萝卜零点三零元等。

日本统治者在安全区外面张贴了大幅招贴画，敦促人们返回自己家里。金女大仍有五六千难民待在校园里。

魏特琳去日本大使馆见代理大使日高，针对难民中七百三十八名尚未回归的丈夫、儿子和父亲，请求大使协助查找。她还和秘书大王到南京模范监狱了解情况，那里大约关着三千人，其中有一千人是平民百姓。她数次找有关人员如拉贝、自治会的许传音等，希图使那些平民百姓获得释放。

拉贝就要离开南京了。魏特琳和玛丽为他举行了告别茶会，把储藏室里仅存的食物拿出来招待。在拉贝先生离开时，有三千名妇女在草坪上跪下来，哭泣着请求拉贝留下来。他讲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由玛丽陪同离开。

天气暖和起来。春苗出土，有燕子归来。

魏特琳和王小姐一起为难民举办了圣经班，参加学习人数十个班超过一千人。另外还有十二个班是为初级文化水平和未受过教育的人而开设的。

圣经班以学习《耶稣传》为主要课程，还学习一些宗教歌曲，如《赞美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等。这个为期六周的学习结束后，许多难民不愿离开拯救过她们生命的校园。

三月八日，魏特琳接到吴贻芳来信，得知她不久将离开成都，到上海与董事会协商金女大发展计划，结束圣约翰、沪江两校的校务。她给吴贻芳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回信，感慨中国现状，不知何处才是尽头。上海离南京虽然近在咫尺，但当时的情况，吴贻芳却不能回来。

后来魏特琳三次去南京模范监狱，希图搭救关在那里的平民百姓，但都没有成功。她又到海宁路五号去见自治会成员许传音博士，恳求他保释这些平民。许对此也感兴趣，答应她尽力而为。

新年过后不久，便开始进行掩埋死难者尸体的事宜，其具体数字不断传开。

魏特琳四月二日日记记载，德国使馆罗森报告说：红十字会自一月二十三日至三月十九日，在国家公园(今中山陵)就埋葬了三万二千一百零四具尸体，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平民。

四月十五日红十字会总部又告诉她：从一月中旬至四月十四日，在城里埋葬了一千七百九十三具尸体，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在城外埋葬了三万九千五百具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尸体，其中百分之二点五是平民。这些数字不包括下关和上新河地区，那里还有大批人丧生。

玛丽订阅的十二月份的《密勒氏评论报》四月中旬才到。有篇报道说：“所有的中国军队在十二月十三日都有秩序地撤离了。”魏特琳则在日记中说：“我们在这里的人都知道，有成千上万人根本没有出城，而是像老鼠似的被围困在这里，被赶到一起，然后遭到机枪射杀。”

金女大举办的圣经班结束后，他们又将举办为期五周的中、英读书班。这期间，魏特琳还发起为民请愿签字、接种疫苗和为难民争取国际救济委员的救济活动，这些事花去她大量体力和心力。

四月末，吴贻芳将离开上海去成都，魏特琳抓紧时间给她和中国西部同事写信，白天时间不够(有许多难民找上门来求助查找亲人下落)，她只得晚上加班完成写信任务。五月二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吴博士今晚一定很忙碌，明天她要出发，先乘船去香港，然后坐飞机去成都。

五月二十四日，日军和伪“南京市政公署”在宁海路五号，召开难民特别委员会会议，重新确定难民最低数目。据统计，六个难民所仍有七千零八十三人，会议要求必须帮助的人不要超过一千人，并明确宣布，在五月三十一日前必须关闭粥厂。

此时，金女大无家可归的女子还有六百七十二人，魏特琳与王小姐商量了很长时间，讨论难民营的关闭事宜。经过反复动员，最后走了约二百人，剩下的人以教学名义，继续留在学校。

六月二十日，德本康夫人回到南京。晚七时，魏特琳等二十一人在南山公寓参加了她的“圣诞晚会”，每个人得到一份有用的礼物，给孩子们的礼物是玩具。

六月二十三日，天下着大雨。魏特琳、李先生、罗小姐等人带着日本大使馆签发的通行证，乘救护车去火车站上车，去上海参加金女大分校毕业生典礼。车过镇江，水稻种植多了起来，田野一片碧绿。苏州使魏特琳最为伤心，铁路和城墙间建起许多日本人的木屋，这表明他们打算在此长期居住。车站上都是日本人，他们在兜售日本货。到上海，鲁丝和费络伦斯来接站，然而，她们在火车站受到野蛮对待，罗小姐被推来推去，她吓坏了。吃过晚饭后，她们住在莫里斯的家里。

第二天下午，魏特琳到麦克泰利尔体育馆，参加了金女大上海分院毕业生庆祝会，有十七名已经完成学分，六名尚有一些学分未完成。再次见到金女大的教师、学生和校友，她感到十分高兴。晚七时半，又在福州路一家餐馆由学生请教师们用餐。餐馆里很嘈杂，无法进行安然交谈。魏特琳心里说不清是喜是悲，记忆深处总是浮现出难民们悲惨的画面。

魏特琳的暑期是在上海会见朋友中度过的。马吉牧师和德国使馆的罗森博士坐加拿大“女皇号”离开上海回国。他们在苦难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如今就这样分手了。上海女子俱乐部执委会，为她今秋要开办的手工、家政学校开学提供了三千元赞助。假期旅行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八月二十三日，魏特琳从上海北站上车，车厢大部分是日本兵占用，只留下两节给平民百姓。下午五时半车到南京，布雷迪医生前来接站，离开站台时，车站为她强行喷了她不喜欢的抗菌剂。

回到学校，魏特琳又是一番忙碌，首先是制定教学计划，聘请部分教师，接下来面试、考试入学学生，为手工、家政科注册，订购织布机(八台)、织袜机(四台)和纺线等。

九月二十日，经过多方努力，手工、家政班开幕式在科学楼举行，九十五名妇女和二十八名小孩参加了开幕式。由教师林弥励主持，魏特琳用中文做了简短致辞，介绍了教师成员。仪式结束后，这批特殊学生被安排到七百号楼去住。

九月二十七日，魏特琳组织的实验中学也正式开学，上午在南画室举行了简短的开幕式，共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到十月上旬增至一百四十三人，生源来自原国民政府学校学生七十一人；私立学校学生十八名；原基督教学校五十四名。分初中三个班，高中三个班。后来学生总数增加到一百七十八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二日，魏特琳到美国使馆申请去上海的通行证，同时领取了重庆国民政府颁发给她的“采玉勋章。”

在上海，她把在学校待了十四个月的五个盲童安排在国济救委会的盲人学校，同时把三箱化学教学仪器和两箱乐器，以及通过圣约翰大学C·Y·程教授订购的药品，一起运往成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南京前，她参观了上海的工厂，又买了三个纺缍的纺车和织袜子用的线，还为手工家政学校买了毛线。因要办的事太多，连自己要配的双光眼镜都忘记了。

在两年来的办学中，魏特琳为延聘师资，筹备经费，救济贫困学生，保持收支平衡，支援成都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她还经历了无数次日本兵的骚扰。日伪政权成立，她还要面对周围百姓因失去亲人的求助。她无时不在关注着南京及中国战场的变化。中国军队仗打胜了，她为之高兴；仗打败了，她为之痛苦。她对汉奸政权嗤之以鼻，直呼“傀儡”，对日本兵的烧杀抢掠，**妇女，更是嫉恶如仇，愤恨之极。尤其对日本兵破城后屠杀南京人民，她终生难忘。她多次在日记中写到“十二月十三日”这血腥的一天。可以说正是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行，强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加之学校教务繁重，她最终病倒了。

一九四○年三月，魏特琳开始出现幻觉，吃饭和睡觉都出现了问题。她觉得这个春天如冬天一样寒冷和漫长。许多往事又在她面前浮现：

她仿佛又奔跑在伊利诺州西科尔镇那条唯一的小街上，不停呼唤着下地耕作的妈妈；

她仿佛又回到安徽合肥三育中学，许多学生呼唤着“华群老师”这个中国名字，然后像鸟雀一样向她围拢过来；

忽然她被十三年(1927)前那个夜晚的枪炮声惊醒，匆忙从南京这座大城撤出，惊恐之状令她战栗，“大城”里一个外国人也没有了；

三年前，日本人的飞机又轰炸了这座城市，她仿佛又听到了警报声响起，防空洞那潮湿的气味又浸满了她的全身，令她挥之不去。

……

此时金女大教工之间也出现了矛盾，为些小事闹得无法合作。魏特琳做了许多弥合矛盾的事往往不被理解；就连德本康夫人对她的工作也不满意，认为有些工作应该几年前完成而推迟到今天，把事情都耽搁了。魏特琳为此大伤脑筋，与德本康夫人吵了几次架；她感到自己已筋疲力尽了，希望能马上去休假。对此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人，已感心灰意冷。

她得的是一种危重并难以治愈的精神抑郁症。

魏特琳生病之后，程瑞芳、舒茨小姐和德本康夫人等轮流来照顾她，并请医生为她诊治，然而病情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起来。德本康夫人给金女大在美国的董事会写信，希望魏特琳回美国治疗。得信后很快做出安排，决定将魏特琳送到爱荷州市大学所属心理疗养院治疗。

五月十四日，德本康夫人派舒茨小姐赴上海，照顾魏特琳从那里乘船回美国。到爱荷华州市立大学所属心理疗养院，由著名心理学医生伍德先生为她治疗。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魏特琳的病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伍德医生便采用梅特拉左尔**治疗法为她医治，这次病情很快有了好转。为了使魏特琳迅速摆脱疾病困扰，又安排她去疗养院继续疗养。但事与愿违，魏特琳的病又出现反复。伍德医生只好又让她回到疗养院治疗。在病情有了好转之后，舒茨小姐把她接到自己在德克萨斯州家中休养。在舒茨小姐照顾下，魏特琳每天看看书，种种花，但她时刻不忘金女大，希望病愈后再回中国工作。她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中国是我的家，不回去似乎不对……多年来我深深爱着金女大，并且试着尽力帮助她……在不久的将来，我又能为金女大服务了。

她还对身边的人说：我“倘若有第二生命，仍愿为华人服务。”

一九四一年初，魏特琳被送到金女大校董杜恩太太家中，一边休养，一边服药。她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她不仅帮杜恩太太做些事，每天还要工作半天。然而，在魏特琳的潜意识里，她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如今世界都在困苦中，自己却袖手旁观，不仅不能帮忙反而变成一个包袱。

五月十四日，魏特琳在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办公室时，想到一年前的今天，她从南京回到美国的情景，突然情绪激动起来，便草拟了一份语言并不连贯的遗书：

我在中国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错乱之苦，不如一死为快。

之后，她打开了厨房里的煤气开关，结束了她五十五年的人生。

五月十八日，联合基督教传教士公会和金女大美国校董会在美国密歇根州雪柏得镇，为魏特琳女士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葬礼。金女大校友代表纽夫人乘飞机从马萨诸塞州赶往密歇根州参加她的告别仪式。

因为魏特琳全家早已从伊利诺州迁到这里，于是她的遗体便安葬在这里。她的墓碑正面刻着金女大校舍的剖面图，人字形的屋顶内，用遒劲大方的隶书刻着四个中国汉字：

金陵永生

MINNIE　VAUTRIN　“GODDESS　OF　MERCY”　MISSIONARY　TO　CHINA

28　YEARS

1886—1941

中文的意思是：明妮·魏特琳　“活菩萨”在中国传教28年。

五月十八日，在美国雪柏得镇为魏特琳举行葬礼的同时，成都华西坝金女大全体师生也为魏特琳举行了沉痛的悼念仪式。吴贻芳亲自主持并致悼词。她说：

魏特琳的去世是金女大和基督教在中国传教事业的最大损失。她也是战争的损失者之一，她为了中国而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魏特琳教授的死，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没有南京那场血腥屠杀，她的心灵也不会受到如此重大的刺激和伤害。

五月二十九日，吴贻芳将魏特琳教授的事迹上报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先生。六月十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发国民政府令，以褒奖魏特琳女士。政府令说：

美籍女士华群(明妮·魏特琳的中文名字)，秉性仁慈，见义勇赴，曩任金陵女子大学副校长，辛勤训育，卓著成绩。二十六年冬季，敌犯南京，势焰凶残，独能不避艰险，出任救济工作，避难妇孺，赖以保全者甚多，兹闻在美逝世，轸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彰懿行。此令。

国民政府令　三十年六月十日　渝字第三六九号

根据金女大校董会意见，吴贻芳致信在南京的德本康夫人，请她为魏特琳写一本英文小册子。后来，德本康夫人写成一篇《华群女士追思礼拜报告》，追思会后，发表在一九四六年十一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刊》上。

一九四七年五月，是魏特琳女士去世六周年的日子，在日本投降后的南京金女大校园里，又为她举行了纪念报告会。吴贻芳再次在纪念会上作报告，其讲话主旨便是她见诸报端的《华群女士事略》。

在此同时，又由吴贻芳等三十二名教师“募建华群女士纪念堂”一座，以咸思魏特琳女士的道义和风骨。可惜的是，因内战纪念堂未建立起来。

在吴贻芳的情感世界里，魏特琳无疑又是一朵不堪承受生命之轻的女儿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