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贻芳和埃尔茜·普里斯特刚刚登上英商怡和公司的轮船，防空警报就响了起来。

她呐感着让魏特琳赶快疏散隐蔽，而自己所在的轮船也快速起动驶向停在江中的英国军舰，这才躲过日机空袭一劫。她忐忑不安地走进船舱，找到自己的坐位，心久久不能平复。船过芜湖，惊心动魄的一幕仿佛又映现在面前，她在日记里写道：

我目睹帝国主义在中国土地上的横行，而江边的老百姓却连最简单的掩体也没有，只能束手待毙。同胞们的流血死亡，我不但帮不了他们，反而坐在外国人的轮船上，是何等的屈辱啊，这实在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她掩卷之余，无法想象学校接下来的日子将如何度过。

舰船逆水而行，江南隆冬给大地蒙上一片萧瑟的景象，稻谷已经收割，剩下的谷草横七竖八躺在田野里；只有棉花雪一样地白着，青菜油油地绿着，一行大雁惊恐地叫着飞过头顶。

她想到船将抵达的目的地武昌，那里的华中大学，聚集着金女大分校三十五名学生，以及先后到达的张肖松、陈品芝、龙冠海、刘恩兰、陈中凡和苏德兰等教师。

座落在武昌城东北角昙华林大街的华中大学，吴贻芳一点都不陌生，那里是教职人员的聚所，有现代式的邮局、教堂和学校，距她祖父原来的寓所不远，儿时是她和哥姐常去玩耍的地方。当年她对教堂的牧师、修女还有着稀奇的新鲜感，不知祈祷、布道为何物，如今她也成为信徒中的一员。

华中大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早年由美国圣公会创办，原名中文华书院，首任校长是詹姆斯·杰克逊。二十世纪后又增建了教学楼、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翟雅各健身所、多玛室、博约室和颜母室等建筑。早期建筑的圣诞堂至今保存完好，其后更名为华中大学。一九二七年注册为私立华中大学，校长是中国人韦卓民，但教会性质没有变。

吴贻芳虽与蒋、宋有共同的基督信仰，但并无从政的愿望。她外柔内静，以诚为本，保持着一份独有的信念。尽管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自任促进会会长，宋美龄担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吴贻芳出任副指导长，但那是她没办法的事。抗战爆发后，她的“教育救国”与抗日“救国”一致起来，因之后来受邀加入了“救死扶伤”的行列，并担任了一些虚职，也算是尽了自己一份“救国”的义务和责任。几个月下来，弄得她精疲力竭，那真不是一件好担当的差事。如今城破兵败，到了武汉恐怕也不是一个久留之地。她思之良久，干脆退到成都，专心致志去搞她的教育。

走水路本不费什么力气，然而上水行船也不是那么容易。船一路过芜湖、铜陵、安庆、九江、鄂州，途经三省之地，终于到了汉口码头，接站的师生早已等候在那里。吴贻芳来到华中大学立足未稳，便召开了先期到达的教师会议，商定了再迁成都之事。大家一口同声赞成她的设想。于是吴贻芳拜会了华大校长韦卓民，说出她的想法并感谢韦校长的支持。适逢年末，韦校长也劝吴贻芳不要过于着急，年前可稍事休息，华大校工可帮助打点行李，过完年再去成都。

吴贻芳接受了韦卓民校长的意见，按此计划去作准备。

武昌是吴贻芳的出生之地，也是她伤心之地。如今已过去二十八年，中间经历了武昌举义和北伐战争，原先那古老的城墙早已拆除，她住过的“寓舍”早已不复存在，儿时的邻居和同伴也不知了去向。

一九三八年一月，吴贻芳带着她的师生，从武汉买棹西上，继续走水路奔赴成都华西协合大学。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当时金女大物理系主任黎富思正在成都休假，吴贻芳索性让她不用再回南京，在那里与华西协合大学合作，就地开展工作，建立金女大第三个中心分校，那里的三名学生也由她负责。

华西协合大学也是一座教会学校，与金女大、燕京、齐鲁、圣约翰、东吴、之江、华中、福建协和、华南女子文理、沪江等大学，同属一个教会系统，相互之间也比较容易沟通。华西协合大学建于一九○五年，是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共同创办的高等学府。它位于成都市南郊，这里土地平旷，北傍锦江水畔，风景优美清雅。南宋时大诗人陆游从青羊宫到浣花溪策马而过，留下了《城南王氏庄寻梅》《蜀苑赏梅》等诗作，在《城南寻梅》中他吟道：

黯淡江天雪欲飞，竹篱数掩傍苔矶。

清愁满眼无人说，折得梅花作伴归。

陆游抗金之志难以实现，只得把满眼“清愁”用于寻梅折枝上，以消解心中块垒。此时，吴贻芳的心情和那时的陆游没什么两样。

华西大校址的建设，经过招标，最终，英国建筑大师费列特·荣杜易拿到头筹，精心设计了这所大学建筑。青砖，墨瓦，气势豪迈的歇山式大屋顶，屋宇布局对称，花卉鸟兽饰物，一幅如风景画似的庙堂风格，连中国的大建筑师也点头称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首相希思访华，专程到成都参访费列特·荣杜易的心血之作。原来费氏设计完这座建筑，再也没有踏上过中国这片土地；希思来访，是受其后人之托，专程为费氏之孙来看望祖父设计的建筑是否还留存于世。希思首相没有辜负他的朋友的重托，借机摄入了他的瞳仁和灵府之中。

吴贻芳到成都没过多久，就召开了金女大校务委员会。大家认为，国际和国内形势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的变化，而金女大分几处办学，在人力、物力、财力、学习和管理上，无论在那一方面，都有缺失，特别是学生教育很难做到统一，影响教学质量。因而吴贻芳迅速做出决定，将分散的学生全部集中到成都来办学。

三月二十八日，她登船去了上海。她在《金女大四十年》一文中写道：

金女大在上海和附近地区的学生较多，并且有相当数量的四年级学生。这时日军已侵占了上海四周郊区，市区虽有“租界”这块招牌，已是一个“孤岛”。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已不能在原校址上课。沪江大学用的是原沪江商学院的房子。圣约翰大学在建成后尚未开张的大陆商场租用几间房间。以后杭州之江大学和苏州东吴大学也迁来上海，租用大陆商场的房子上课。金女大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借了几间房间。除蔡路德、克馥兰、陈黄丽明、朱谢文秋、胡惜苍等教师负责教授的课外，学生还在其他四所教会大学里选课。这些大学中只有圣约翰大学有一些实验设备和一个小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当时在上海还有未能迁走的实验室，为了尽量使它们在遭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之前为我国教育服务，他们接受这几所大学学生在那里做实验，并免费使用他们的设备和药品。

吴贻芳考虑到已有几所教会大学集中在上海，足够这一地区的需要，遂决定下达最终的决定，让上海的学生在下列三种方式中任选一种：一、随学校去成都上学；二、继续在上海借读；三、转到上海其他学校。

后来五名学生、六位教师随她去了成都；三十一人仍作为金女大学生在上海几所教会大学借读，直到毕业；其余的学生转到圣约翰大学。此时，金女大三四级学生共三十五人，其中在上海分校就读的有十七人。

初到成都，吴贻芳曾考虑到城郊找个地方办学，但是没有合适的地方，加之没有设备难以独立办学，这让吴贻芳很苦恼。课程若不按教育部规定执行，以后学生资质则不被政府承认。无奈之余，只好到华西坝与华西协合大学共同办学。

华西坝是外界对华西协合大学的简称。华西坝位于成都锦江之南，未开发之前是一片荒草、坟场和稻田低洼之地，清末才由英、美、加基督教会建成一座高等学府。

抗战爆发后，迁来的学校不是向华西大租借房舍，就是自己搭建校舍。金女大最先在华西大学女大院旁加拿大小学原址地皮上建了一幢临时教学楼，又先后在华西牛场的一角建了音乐系的琴房、小体育馆和教职工宿舍，并购置一部分教学设备，使教学得以继续进行。上述建房开支：一是四川省政府拨给一万五千元；二是教育部补贴五千元；剩下的资金是吴贻芳自筹的。

在国难当头之时，吴贻芳怀揣“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志，进行艰苦创业，校办公室只有一大一小两间陋室：大一点的十五平米，由秘书、训导、教务等四人使用；小一点的仅七平米，是吴贻芳的办公室，里面摆放桌椅、书架各一件。生活食宿与师生别无二致，他们同甘苦、共患难。那时候，四十五岁的吴贻芳由于操劳过度，日见消瘦，不少师生看在眼里，心里难过，却爱莫能助。

生物系教师胡秀英便是当年的见证人。许多年后已是留美博士、教育家的她，在《怀念校长》一文中写道：

我的母亲是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不论冬夏雨晴，她必参加聚会，散后吴校长会扶着母亲的肩闲谈几句，这样她们就认识了。在华西坝，母亲和我住在华美区，开了后门就是锦江，因为日本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黄昏轰炸坏了一所西人住宅，我们就把那家人的房子装修为一房一厅的住处……在这个空旷的场所，在抗战时期的文化区，我母亲过着种菜养鸡鸭捡白果的农村生活。母亲的鸡鸭猫都是她的伙伴。她最高兴当我工余饭后念几段《西游记》给她听。她把三只鸡，依其性格起了《西游记》人物的名称……她有两只北京鸭，三伏的热天，鸭子不能在水中，热死一只，剩下的一只，在灌丛中叫。母亲说：“这只鸭子肥得很，热得难受，失了伴单调，还是减轻它的痛苦好。”我们讨论这只宝贝鸭子，应当怎样最得当的利用呢？母亲说：“最好请吴校来吃。”我们约定了日期，吴校长下车穿过紫藤架，走进圆门，过了大树，在简陋的斗室，着实欣赏母亲自力更生的创作！母亲没有进学校受教育的机会，可是在苏北农村艰苦隔绝的生活中，她吸取了炎黄子孙和自然压力角斗以求生存的智慧技能，从无到有的创造毅力，以及黄河下游人民相敬互助的道德，天然对儿女晚辈大公无垠的爱心。在农村过节请子女的老师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次提议请我的校长，也是出于这个礼俗。校长平易近人，且能用母亲听懂的话语和她交谈，在这方面对我是很大的启发！吴校长一再的称赞感谢母亲，叫她高兴快乐，这一夕融和相处，消除了我此前敬而远之的心态，建立起亲爱精诚的关系。

这是一个大知识分子和一个农村普通妇女的交往，一夕相处，用上帝那种一粒芥子之爱，悄无声息地播撒在这对母女心中，是如此平凡，又如此伟大！

四川战时流亡人口众多，吴贻芳又怀着普爱之心，从成都附近招收了一批新生，人数陡增至五百多人，成为一个独立学院。主修课程(学分)分三类：一为公共必修科目，二为主系必修科目，三为主系选修科目。当时，在华西坝有华西、金陵、燕京及金女大五所大学，各校所开课程允许五大学生相互选读，各校承认学生所得学分。

据德本康夫人、蔡路德所著《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的记载，吴贻芳制定了一个重组金女大教师队伍的计划，尽最大可能将教师队伍稳定下来，想方设法改善学校条件，保证办学质量。对于不少困难的学生，吴贻芳想方设法给予帮助。她说：

从这个时期起，许多学生的家庭受战争影响，经济不如过去宽裕。金女大采取各种措施帮助经济困难的学生，让她们在课余或假期做些工作，如打字，管图书，收发信件，接电话，为体育课钢琴伴奏等，给予报酬；又设立奖学金，发救济物品或补助；学费也较前下降。

那年秋季开学推迟到十一月一日，吴贻芳又决定开展“新生月”活动。用一周时间听国内国际形势报告，她亲自为学生作了《今日的中国》和《今日的时局》两场演讲；用两周时间分组到成都及周边地区学校和农家考察；回来后再用一周时间讨论，并写出个人体验报告。“新生月”活动大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懂得了社会和生活的百态，契合了书本和社会这两部大书的同一性。

在战云密布的中国，吴贻芳追赶着时间的脚步，在华西坝独具风骨地把学子的心稳定下来，再续生命弦歌和金女大辉煌。

她与她的团队在悲愤和艰苦的教学中，千方百计为国家造就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