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至八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在江西庐山召开各党派、各民主团体、各界名人“谈话会”，共商国是。会议分三期进行，到会者计二百余人。

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在会上发表《抗战宣言》。“宣言”得到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七月十五日，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同北大、清华、南开等文化界人士，受邀齐聚庐山，参加了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

作为当时“第一夫人”的宋美龄，成为全国抗战妇女界领袖，召集国民党要员的女眷等在南京开会，建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此时吴贻芳也积极投身抗战，并担任该会的执行委员。

吴贻芳回到学校，在金女大成立了一个有五人参加的紧急委员会，成员有吴贻芳、明尼、魏特琳、程瑞芳、陈裴然，以应对可能发生的突然事件。八月二日晚，五个委员第一次集中开会，讨论了保护金女大的三项措施：一是将贵重仪器和设备包装好，储藏在学院大楼的地下室；二是购买一批灭火器材，以备急需；三是将学院的档案转移到上海，存放在租界里。

南京市政府首先布置的是，将一些人口向乡村转移和涂饰重要建筑物，将其漆成黑色或灰色。金女大几幢主要大楼是中国古典风格的建筑，且多为红艳之色。魏特琳认为校园独处一隅，离美国大使馆很近，不会有什么危险，吴贻芳此时“非常疲惫，这个夏天没有休息”，所以没有多说便同意了她的要求。

那时金女大正值暑期放假，学校人员不多，因为积极配合南京市防空演习，很快掌握了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以及毒气和火灾等警报。

八月九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在上海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十三日，日机突然向上海闸北、江湾等地发起疯狂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由此打响。

八月十六日，中央医院、气象台、教育部先后提出借校舍问题。吴贻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认为具备条件且同意他们来，但后来他们发现附近有高射炮阵地，于是没有来。

不久，日本飞机出现在南京上空，空袭由此便开始了。他们无数次在空袭警报声和结束警报声中进出地下室躲避。

后来得知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是军事设备、政府机关，以及电力和通讯部门。金女大距离这些目标较远，没有受到伤害，但惊恐、暑热、地下室蚊虫叮咬，滋味着实不太好受。南京市民为了躲避敌人轰炸，许多选择撤离了南京。

八月二十五日，魏特琳花了一个上午起草了一份金女大校园位置和建筑物数量的报告，送到美国大使馆帕克斯顿那里，这是美国人的财产，他会转交日本大使馆，希望以此受到保护并防止误袭。

晚七时，吴贻芳在科学楼大厅召集所有工人、学校卫队开会，她讲了日机来时到防空洞躲避的必要性和晚上警报响过不要用手电筒的重要性。因为也许有间谍为了钱，不惜用灯光向敌机发信号，指示轰炸目标。这也是空袭警报后不让使用手电筒的原因。

八月末，美国大使馆送来信件通知，要求美国在华男女公民撤离，并两次警告魏特琳，如果不走，以后发生任何事情他们概不负责。魏特琳在八月二十七日日记中写道：

我认为我不能走，因为我要是走了，正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吴(贻芳)博士除了要做她现在做的事情外，还将不得不承担应由我做的那份工作。我觉得我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十八年的经历，以及与邻居十四年的交往经验，使我能够担负起一些责任。这也是我的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掉她们的孩子一样。

她在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吴博士的确是一位伟大而无畏的将军。我在想，当她应该离开的时候，她会走吗？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需要她远远胜过其他任何人，但她却不这样看。在一段时间里，她认为我们应该撤走。她在七月底表现出的紧张和痛苦情绪，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她镇定自如，甚至心情愉快地从事多种多样繁重的工作。我认为她已为最坏的情况做好了准备：中国的这一地区被彻底摧毁，然后西迁，一切再重新开始。

魏特琳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毫不动摇地留了下来。她对于吴贻芳在国难当头的笃定、无畏和舍己为人的精神，无不心悦诚服，既敬佩也感动。

开学的日子临近了，吴贻芳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再次推迟开学的时间，并要求把所有的学生送走。八月三十日下午四时，她先后召开了行政人员和教师会议，她做了转移的动员和演讲。魏特琳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只要学院需要，她将留在这里，但教师可以自由撤离。她要求教师们就学院应在何处开学——河南、湖北、广西、四川或是上海——提出自己的建议。

时间不长，又拉响了警报。学生和教师集中到中央楼的地下室，吴贻芳又传达了教育部的通令。

第二天，吴贻芳去金陵大学参加会议，研究制定未来学校计划，然而，在南京开学已无希望。接下来，吴贻芳和魏特琳对于下一步开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同魏特琳给武汉华中大学(亦是教会学校)的“华春”写了一封信，提出金女大部分学生在那里入学的设想，并组成临时委员会，成员包括张肖松、陈品芝和伊娃，韩博士为顾问。金女大第一学期临时计划的思路就这样打开了。这个计划是根据学生的原籍，把高年级学生按照专业分开，一些人到武昌，一些人到上海，但教工和设备仍是一个问题。

九月二日上午，娄小姐第一个被派出，她带着这个计划到武昌。

下午，吴贻芳和魏特琳起草了几封信，给低年级、高年级、新生和二年级的学生，以及实验学校的教师们，告诉他们新学期的计划草案：即两个低年级班学生到他们所能找到的学校借读，但建议两个高年级班学生到为他们选择的某些中心去就读，学校将派出专业顾问去那里。

九月四日中午，吴贻芳和宋美龄共进午餐。吴贻芳是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委员，她们在饭间谈了筹款和慰问士兵等事宜。

下午，吴贻芳派魏特琳到驻美使馆参赞佩克先生处，征求他对金女大选择的三个地方办学点的意见。佩克告诉魏特琳，美国务院来了指示，建议撤走所有的美国人。日本还会轰炸所有的机场、军事中心和通讯设备，中国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最近日机又轰炸了武汉、长沙、厦门、福州和广州，轰炸还会持续下去。下周一使馆将用专车把人从武汉送到广州，然后回美国或转移到马尼拉。

晚上，吴贻芳在金女大图书馆中厅与富兰克林·侯会谈，告诉他金女大将在武汉、上海，也许还要在长沙建立分校。富兰克林·侯认为，中国目前除了西部外，没有真正安全的地方。他考虑将全家从重庆迁到成都。当夜，吴贻芳与秘书凯瑟琳在灯光下制定了三个选择性方案，并考虑了各自的优缺点。与富兰克林·侯的一席话，也许是吴贻芳增添成都这个分校的触发点。

南京城和金女大整天生活在日机轰炸和警报声里。

武昌、上海、湘潭不断传来消息，分校设置中有许多预想不到的困难。比如上海的三十五名学生的父母，大都不愿让自己的子女离开上海，法租界不愿设新的学校，怕增加租界生存危险；龙冠海的社会系二十八名学生已到武昌，那里缺少英语和中文教师，教会的房子需要改造成学生宿舍等；魏特琳建议刘恩兰和地理系最好不去湘潭，学生应集中在长江上游一处，不要分散成两处。

吴贻芳迅速作出调整：正在去往湘潭路上的刘恩兰和地理系到武昌停下，她设法再找房子。派陈中凡立刻带全家去武汉，以补中文教师之不足，英文教师也已聘到。吴贻芳亲自去了教育部，商谈了上海学生在圣约翰大学借读事宜。随后她又给代理校长孙先生写信，借读问题似有了着落。

吴贻芳再次编制应急预算，因为需要一笔紧急支出，用来购买电缆、新设分校开办费，还要顾及员工工资，其基数仅为原工资的百分之四十，正常上班者百分之六十；即使如此，学院还是出现了赤字。

九月十八日下午，吴贻芳一直参加“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的会议，直到六时半才回到学校餐厅，样子十分疲惫。除了学校工作，救援会的一部分工作也落到她的肩上。今天她做了一次讲演，接着又到一个公共剧院帮助募捐，还有妇救会的工作。她对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中日交战实施《中立法》和美国五个和平组织的态度深感失望，她认为这并不是和平主义，而是民族利己主义。这无疑是日本政府所希望的，因为这将使中国得不到军需物资，而日本却能自己生产。对此魏特琳等人也有同感。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吴贻芳和她的秘书凯瑟琳写完了给上海地区五十名学生的信，魏特琳写完了吴贻芳校长致全体教工的信(这其中涉及本学期教师基本工资情况)，以实现金女大与圣约翰大学、上海大学的合作计划。

九月二十三日中午，吴贻芳应邀去了蒋夫人宋美龄的家，并同蒋介石、宋美龄共进午餐。他们讨论了怎样使中国的朋友知道日本轰炸中国首都的消息。

九月二十六日是星期天，吴贻芳参加了中国和西方基督徒领导人会，她是会议的主席，在引导议论方面很有办法。会议讨论了两个问题：一、南京基督教会为难民需求、轰炸中受伤的平民做了些什么？二、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日本军事侵略、中国遭受苦难的情况，教会能做些什么？会议从二时半开到五时。为解决这些问题，先成立一个临时委员会来制定计划，打算在下个周日再成立正式机构。

下午五时，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带吴贻芳等人到中央医院，查看了昨天中午遭日机轰炸的情况。不久，宋美龄也来到医院查看所发生的事情，并让记者为她拍了照。医生和护士介绍说，树下和汽车里有五人被炸死炸伤。

九月二十九日，吴贻芳收到上海圣约翰大学来信，告之他们与金女大于十月十五、十六日注册，十八日开学。

吴贻芳每天都要面临诸多的问题，接下来她要答复要求使用金女大校舍的各种机构。她希望将校舍用来救济普通百姓，而不是让政府机构使用。

这段时间，吴贻芳还收到宋美龄的来信，信中写道：“我们正在同日本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那任务使我的每根神经都很紧张，而且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宋美龄为抗战忙碌着，吴贻芳也是不能停歇，她们身兼重任，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吴贻芳的秘书凯瑟琳经过充分准备，决定十月四日乘英国轮船去汉口。头天下午二时，四名花匠、总务处长助理送她上船。他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装了四十件行李，其中有几箱子书。他们借了一艘小艇，向上游航行了十多英里，才来到英国“贾丁号”趸船，但得知到星期三才开船，他们便去了“巴特菲尔德号”趸船，那里明天就有航船。由于水流湍急，小艇试了四次才靠上去，四名男子前拉后推，才帮助凯瑟琳上了趸船。然后用绳子将四十件行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吊上去。

八月以来，凯瑟琳为争取和同事们留在金女大一直在进行抗争，尽管大使馆不断警告，她还是留了下来。她认为人们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个人和政府。一段时间以来，连吴贻芳都认为她应该撤离，但她温柔又坚决地坚持自己的主张。现在她去武汉，是为尽自己的责任和先期到达那里的音乐系的学生。大家都觉得，凯瑟琳一走，她担负的管理工作就会落到吴贻芳肩上。

十月三十日，是金女大“创始者节”，即校庆纪念日。双十节刚过，吴贻芳便给上海和武汉分校写信，建议两地师生以适当形式纪念。她又经滁州基督教会给那位年轻牧师写信，问他能否让教会妇女为伤员做二百件棉袄，二百条围巾；全国妇救会可提供资金购买布料，但要求妇女们贡献她们的劳动力。吴贻芳就这样一直操劳着。

树叶的沙沙声告诉吴贻芳秋天已经来临。上午相当寒冷，吴贻芳又参加了四个小时会议，在全国妇女组织执委会上，她又当会议主席来主持会议。下午警报又起，解除后吴贻芳口授了几封信，魏特琳把它们记下来，一直写到黄昏，以便能赶上邮船。

十月二十一日，吴贻芳正忙着校庆纪念准备活动。由于消减了经费，她建议不再会餐了。中午又响起了警报，敌机轰炸了位于东南方的军用机场，马市长告诉她，有三十九枚炸弹落在机场上，但没有飞机和人员伤亡，这就是防空洞的价值，但附近的办公室受到严重损坏。

二十六日上午，吴贻芳参加全国妇女战争救协会议。南京的《中国日报》报道，上海地区发生了激烈战斗，有十万中国士兵伤亡，中国军队被迫从一些地方撤退。现在要面对的问题是，这些伤员康复后如何识别其身份，使其重返部队？过去老传统是：一旦某个人受伤，他就可以不再当兵了。但这显然不适合抗战的情势。

次日，吴贻芳又参加会议，仍是讨论战争的救济问题，特别是委员会如何才能得到救济品，并顺利送到伤员手中。

在全国妇协的动员下，两卡车货物送到金女大的草坪上。这是香港妇女寄来的慰问品，有医药、衣服、手电筒等。香港妇女还为战争募集到一万八千美元。吴贻芳安排人力把这些物品分成小包，然后设法送到前线战士手中。

不久，坏消息传来，中国军队开始溃退，确切地说是撤离了上海地区。人们看到战争的惨烈显露出恐怖和沮丧的神情，吃饭时也默默无语。

十月二十九日，秋雨连绵，白天黑夜都在下雨。日机虽没有出现，但中国军队溃退的消息连篇累犊，人们心头罩上阴沉的乌云，对于生命和财产的破坏感到割心的疼痛。

十月三十日是金女大校庆纪念日。即使在战云密布的情况下，金女大仍然采取一种特殊方式来纪念这个日子。昨天，吴贻芳和魏特琳一起起草了一份给各地分校及校友会的电报，电文是：

我们民族的抗战向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人员提出了挑战，要求她们积极地追求丰富的生活，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

之后，吴贻芳对昨天的电报不太满意，于是又向各分校发出另一份电报：

愿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全体成员通过不懈地自我修炼，无私地承担起民族的危难，使自己无愧于学院的创建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理想。

在战争情况下，吴贻芳把人格修炼和民族危难结合在一起，提升了金女大与全体师生的社会担当和国家使命感。

这一天，金女大本部进行了简朴但很充实的庆祝活动。吴贻芳首先作了发言，她的讲话题目是《面对当前危机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十一月六日，吴贻芳又参加了全国妇女组织执行委员会会议。香港为伤员运来了几十箱物品，金女大正忙着为伤员制作被褥，他们试图将衣物通过不同渠道送到山东前线。

十二日，南京上空下着雨，吴贻芳觉得今天也许没有空袭。她这几天忙着为妇女协会到多家劝购“自由债券”，这个队伍有七十来人，大约认购五千美元。

外面传来上海失陷的消息，日军正向南京发动进攻。交通部正在征用船只，部分工作人员已撤出南京。

南京来了五万名士兵，他们没有住处，去了卫理公会教堂和南京农业学校。金陵大学开了三小时的会议，已决定迁往成都。吴贻芳听到这些消息，感到非常沮丧和苦恼。她对董事会决定把学校的东西留在南京，仅靠运气来度过这场浩劫而感到担忧。

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在非正式宣传委员会上，正式提出成立“安全区”的计划，还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将同南京市长会面。美国大使馆愿意帮助他们与日本当局取得联系。如果“安全区”能够顺利成立，还有大量的组织工作要做。

魏特琳感到了暮秋的悲凉，对于南京人来说，这座美丽又熟悉的古城，此时已成为被世界遗弃的败絮。作为西方人万里迢迢为中国人传递上帝的福音，而今已走到了尽头，一阵孤独和悲凉的滋味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

忧郁的日子来了，

是一年中最凄楚的。

树叶凋零北风号，

草地变黄人亦凉。

魏特琳一九一二年来到中国，由芜湖、安庆再到南京，那时她正青春年华。不久前吴贻芳刚为她过完五十一岁生日，她将半生岁月献给了上帝，献给了中国。她终生未婚，少年失恃，父亲操劳一生，死时她也未能赶上父亲的葬礼。战争来临，她本可回到故土美国去。然而她觉得那样对不起在金女大十八年的经历，对不起十四年与邻里的情愫，她认为，留下来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使命。“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该丢弃她们的孩子。”明妮·魏特琳不是诗人，为了排遣心中的无奈和焦躁，她只好把自己交给那一团不懂人意的萧瑟秋风了。

同样，战争伤害也折磨着吴贻芳的心。

她与魏特琳在南山公寓进行着长时间的谈话。她们俩组成一个紧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留在南京，在危险的时候来为邻里们服务，尽可能保护好金女大的财产。吴贻芳正在考虑整个金女大的运转，她需要尽快明确下一步如何行动。

她们讨论了南京权力易手时，如何保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有关事宜。她们设想在学院门口挂一面美国国旗，请大使馆准备印章，贴在学校物品上，说明这是美利坚帝国的财产，企图用非军事手段来保护自己。

她们还给大使馆写了一封信，提出三条可供他们选择的意见，一、是否将有价值的仪器运出南京；二、让所有的东西保持原样，什么也不做；三、将物品储存在地下室。

大使馆同意第三条意见，但又说没有人能够预见哪种是最佳方案。她们还给纽约写了一封重要的信，经汉口至香港邮政汇达。

林森当时是国民政府主席，他一到重庆，社会上就传出南京已不再是首都。吴贻芳紧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他们得出结论，大家必须为四个阶段或四种情况做好准备：一、战斗阶段；二、中国军队撤退；三、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这一机会作案；四、日本军队进城。

这个委员会由魏特琳主持，委员是吴贻芳、闵先生、E·C·陈先生、F·陈、程瑞芳和陈斐然七人组成，再加上其他参与人员，总共有三十多人。

这一天晚上，魏特琳通过吴贻芳的介绍参加了在张群(时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公馆举行的执行会。张群邀请了所有在南京的外国人、南京市马市长、卫戍司令唐生智，警察局长王固磐等。

张群在讲话中保证，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外国人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每晚八时半到九时半，南京市政府、卫戍司令部和警察局三个机关的代表，在国际俱乐部同愿意来的人交流情况，并且已开始实施。来的人有各大使馆代表、外国商业机构代表、传教士和一些记者，金女大吴贻芳和魏特琳是这群来人中仅有的女性。

从这一天起，金女大员工在科学楼开始包装科学仪器、图书资料等，校园里一片繁忙。

吴贻芳、魏特琳和程瑞芳讨论了留在学校的钱的问题，因为南京银行已不存在。她们决定，先把教师、工人十一月和十二月工薪付掉，保险柜里只存一万美元。

在这同时，吴贻芳亦开始收拾档案，挑选应该带走的材料。魏特琳和F·陈去确定新旗杆的位置，又去寻找注册前曾经使用的“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那块旧牌子，找了半天才找着，结果上面被涂了一层红色油漆，于是又用白底黑字重写，以便日本人进城后对金女大有所顾忌。吴贻芳望着新油漆的牌子说：“这真是一个悲喜剧”。

城里已弥漫着一种紧张气氛。董显光敦促吴贻芳今天就走，但她说不能走。她安排大王(以前是语言学校教师)一家人搬到金女大东院来住。孤儿院的二十名孤儿也搬到学校来住。蒋夫人宋美龄的钢琴和手摇留声机也送给了金女大。看样子她很快要撤离南京。

十一月二十九日，吴贻芳参加并主持了最后一次紧急委员会会议，就保险柜的门锁不锁、如何处理重要文件、训练工人担任警卫、如何保证魏特琳的安全等问题，做了进一步安排。

又过一天，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就在记者执行会上宣布了“安全区”的位置。

它的范围从上海路的十字路口，延伸到汉中路和中山路的交叉路口，从金女大西面的街道到中山路，包括了美国大使馆、意大利大使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虽然日本军事当局还没有同意，但安全区的计划正在执行。国际委员会将管理财政、住房、食品和卫生工作，马市长说市政府给提供十万美元的资金和大量的大米。

吴贻芳原定十二月二日离开南京，由于那艘船要到下关去装船(大约有一千箱艺术珍品)，她只得延迟一天上船。与她作伴的还有金陵大学的埃尔茜·普里斯特。头天傍晚，她便来到金女大住下。

第二日一大早，他们就赶往下关码头，吴贻芳和埃尔茜·普里斯特刚登上英国怡和号的船上才知道，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和校董杭立武同船离开。魏特琳到江边码头送行。船离开码头不久，她的湖蓝色眼睛流着泪，向吴贻芳招手。寒风吹起她那件棉袍的下摆，不停地在下边飘动。

让她们想不到的是，警报声突然刺耳地响起。几架日机飞临长江上空，顿时火光冲天，枪炮声大作，岸上的人群四散奔逃，一场空袭开始了。

吴贻芳与魏特琳泪洒江岸的告别，也是两位崇高女性的最后一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