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六年早春,当吴贻芳赶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时,已经迟到了半年。
一九一五年九月,她在杭州弘道女学校的历史课老师诺玛丽延聘金女大执教。此时老师考虑到吴贻芳是个可塑之才,建议她入学继续深造。然而,她跟随二姨夫一家去了北京,不久又搬回上海,就这样她与诺玛丽老师失去了联系。诺玛丽经多方打听,才把信寄到陈叔通所在的商务印书馆。
吴贻芳接信后感动之余,心中又踌躇起来。刚刚能为二姨父帮上一点忙,再去花钱读书可能吗?二姨夫明白了吴贻芳的心思,便慷慨伸出援助之手,支持她到金陵女子大学再去读书。
金女大是一座教会学校,规划于一九一二年冬天,经过筹备,两年后才租赁下南京郊绣花巷李鸿章小儿子的豪宅,经过一番修缮,才俱备了办校的条件。
当吴贻芳从南京火车站下车后,乘人力车到达绣花巷学校门口时,映入她眼帘的是那块硕大的白底黑字的校牌:大美国金陵女子大学。她的心不禁敬畏起来。
这所宅邸是中国传统式的建筑风格。它门脸儿不大,两侧各有一尊石鼓,是一座三进院落,各院由月亮门连通,每座院落四百多平米,由二层小楼围成。楼房皆是青砖灰瓦,飞檐高耸,四周回廊相抱,由坚实的立木支撑。由花格棂门窗和花砖铺成的地板,走进室内,给人一种风格幽雅的感觉。
一进院改造成容纳三百人的小教堂;二进院是供师生借阅的图书馆、学习室和学生宿舍;三进院是化验、动物实验室、仪器设备和医务室;后院的东边是一座美丽的花园,中央是一个凉亭,除各种树木,还有种植莲花的池塘。上课之外,这里是师生户外活动之所。
吴贻芳来到女大时,已经晚了一个学期。就是说,她入大一还缺一学期课程。于是她一边听课一边日夜不停地补课。
她入学后知道,金女大此年招收注册生十三名,而实际只有十一名,来自四省九个城市,南京、上海、镇江、宁波、九江、杭州等地。她们中大部分毕业于教会学校,其中有五人升入大学前教过书,平均年龄二十三岁。学校设文、理两科,课程有中文、英国文学、修辞学、宗教、基督生活、卫生学和绘画。文科为哲学组,以学习哲学、英国历史为主;理科为科学组,以学习化学和数学为主,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中文学习中国古典文学,文章皆用文言写作,其余课程均用英语教学。学制为四年本科。
金女大首任校长德本康夫人,于一八九六年毕业于美国霍利奥克学院,获文学学士。她是美国传教士,与丈夫一同来中国,在长沙湘雅医学院教过书,又能做教会工作。来华两年后丈夫病故。一九一三年金女大校董会因她有多年教学经验,是熟悉教会和教育界两方面的人士,便推选她为第一任校长。她担任校长十五年间,在学校选址、募集经费和建校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
她曾在办学宗旨中提出:
提供预测科学、教育、宗教方面的特殊课程,以便学生在服务于这三个领域时,身体、心智以及精神意志能适应其需要。我相信,学院全部的学习训练对于那些有志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年轻女性来说,将是一种理想的准备。我想,这是一种她们自己愿意选择的训练。它将使我们把学院办得更有特点,更能鼓励学生树立高的目标,更能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奉献给耶稣基督和他的天国。
德本康夫人的办校目标很明确,“学院全部学习训练”,即把年轻女性培养成“中国基督教领袖”,同时“引导学生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奉献给耶稣基督和他的天国”。
吴贻芳入学时不是基督徒,显然不符合学院资质。于是这年夏天,由同学徐亦蓁(基督徒)利用暑期和她一起到上海北四川路曼摩氏女中浸礼会,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
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七日开学之初,学校教职员工仅九人,其中专任七人,兼任两人。在六名教师中,美籍四人,中国籍二人。教学设备:化学实验室一间,钢琴两架,图书四十册,教科书全部采用英美大学课本。
初来学校的吴贻芳,最突出的是补课问题。她在与同学们一起上课的同时,必须利用剩余时间把第一学期内的多门课程全部补上。暑假到来的时候,她的各门功课均取得优异成绩。这年秋天开学时,她顺利地进入二年级学习,这让她大大松了一口气。
随着后来两届学生的增加,陆续又增添了一些教师。如芮伯格小姐(任宗教课)、曹丽韫(校医兼卫生课)、蔡路德小姐(任化学课)、黎富思小姐(任生物课)、薛浦来小姐(任历史课)、莉蒂亚·布郎小姐(任音乐课兼合唱团指挥)、宫特拉赫小姐(专管教务和注册)、L·W·米娜小姐(负责健康指导和内科医生)。到吴贻芳即将毕业时,德本康夫人校长规定了金女大校训、校歌、校徽和校色:
校训——厚生。
校歌——由一首美国歌曲改编,吴贻芳记在自己笔记本上的歌词是:虎踞龙盘兮,艳说国维新/山川不改兮,民族全其真/大江纵横滔滔兮,广且深/东渐于海,注大洋达美洲……
校色——紫色。
校徽——圆形,上方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下方是英文字母,中心是两束稻穗捧着“厚生”二字,左右为数字1915。
到一九一八年九月,全校四个年级的学生人数已达五十二人。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四日,经学校批准,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吴贻芳被推举为会长。
成立学生自治会的背景是,随着逐年招教人数的增加,“学生不愿被当时的舍监像管中学生似的管他们,要证明自己能够管理自己”,这是学校批准成立学生自治会的直接原因。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这个矛盾仍然没有解决。
一些西方教师认为,学生自治会成了“学生政府”,学与教的责任没有分清,界限不明,校长德本康夫人也有同样的认识。她在《金陵女子大学》一书中这样写道:
学生们为所欲为,全然忘记了他们是在一所美国式的学校念书。她们随意指使工友做这做那,她们安排看门人将来访者的纸条直接交给学生领袖,而不交给学校行政当局,安排来管理勤杂员工并负责接待来访的女舍监。她们将女舍监从学校家庭中的家长位置上弄下来。在吃饭之前,自己说几句祝词,作为学生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这就使本来应该属于工头位置的舍监,处于学生的监督之下。
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校方召开会议与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研究,试图调整解决这种矛盾,但结果更加剧了学生与舍监之间的冲突,学生指出女舍监一系列过失,纷纷要求撤换舍监。尽管校方和许多教职员一再给学生做工作,希望她们理解舍监工作的繁难,但终未得到学生的谅解和支持,女舍监不得不被迫辞职。
学生自治会这边采取不少办法,建立了自己管理的制度,使得学生与舍监的风波淡化下来。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一文中写道:
在宿舍中,学生自治会组织同学自觉遵守各项规定。每晚熄灯后由负责这一宿舍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将宿舍大门锁好,查看同学是否都已安静休息。学生各自打扫自己的房间,轮流整理宿舍的交谊室。宿舍有洗衣设备,学生可以自己洗衣,养成节俭和生活自理的习惯。
学生出入学校要在学生自治会的出入签名簿上签名。晚上要在十时前回校。如过了时间才回来,第二天早上要向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说明。
一个新事物的诞生自然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但过程肯定会有许多矛盾和故事。作为会长的吴贻芳,从生物演进自然过程中悟到了人的生存规律,她没有呐喊,也没有过激行为,在看似“无为”中做到了“有为”,显示了她的一种大家风范。她悄无声息地化解了这场风波,得到校方与学生们的称道和尊重,这何偿不符合金女大所培育的“中国基督教领袖”的宗旨呢。
学生自治会工作并没停留在学生宿舍管理这一具体事物上,它以最大限度发挥了学生会的作用。比如抓住每年秋季的“新生入学周”,对新生进行训练,让教务处、训导处、总务处、校长室、学生其他组织等,在这几天里分别介绍情况和规则,带新生参观图书馆,游览校园,帮助她们熟悉环境,教她们如何使用图书资料,进行一些基本常识训练等。
她们还建立了“姐妹班”制度。三年级与一年级结对,具体进行像今天人们所说的“传、帮、带”。新生住的房间一定安排一名高年级的“姐姐”同住,在各方面给予指导和照顾,使新来的“妹妹”尽快适应学校生活,也使当了“姐姐”的学生学会如何关心照顾别人,培养了学生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
吴贻芳任会长的学生自治会,从此走出学生与舍监的吵吵嚷嚷的困囿,而真正培养了学生的“自治能力”,提升了学生的自律能力,也让学校在管理上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发生震惊中外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爱国运动。
起因是北洋政府即将在巴黎和会上丧权辱国的消息传到北京,当时二十三所大专院校约九千多名学生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其中多名学生被捕。随后得到全国各地院校师生声援,纷纷罢课,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消息像一场飓风,毫不迟疑地也刮到了南京。
南京从金陵大学开始声援北京学生,金女大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街游队伍。吴贻芳在《金女大四十年》中回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兴起了。当时校长德本康夫人与管理学校的其他外籍教师如蔡路德等,都是基督教中的社会福音派,比较开明,允许讲授达尔文的进化论,也不强行制止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当时学生会作出决议,参加罢课,他们也不得不让学生按她们的全体决议去办。有的学生提议四年级不参加罢课,以免影响毕业,可是四年级学生坚决要与全校同学一致行动。全校学生参加了南京市大中学联合会,又组织起六个小组,上下午各工作四小时,除参加示威游行外,还分别进行阅读近代史,编写壁报,写通俗讲稿,上街宣传,组织儿童来校识字唱歌,组织妇女识字班等,对附近的妇女儿童进行爱国宣传。她们这种精神和行动,使教师们也受了感动,曾对学生进行慰问,晚间还表演了节目。
作为学生自治会会长的吴贻芳,中止毕业考试准备,毅然带领全校五十多名同学投入到这场伟大斗争中去。她们打着金女大校旗,手持十字架,高呼口号,浩然向小营会场走去。一路上引来许多看热闹的群众。这场运动在南京大约进行了两个星期,北洋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下,被迫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于六月十日下令免除亲日派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的职务。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
学生会认为罢课的目的已部分达到,全体决议复课。吴贻芳和毕业班的其他同学抓紧补课,修毕业课程。学校也推迟了考试日期。不少教师被她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主动为她们补课。金女大实行的是导师制,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教师当导师,因而她们也为自己的学生忙碌。
金女大教师的言传身教对学生的影响极大,尤其是化学教师蔡路德、生物教师黎富思,她们善用启发式和具体实验来说明原理,这对吴贻芳先进思想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助益。
此时,第一届十二名学生只留下五名,其她七名由于各种原因先后被淘汰。在老师的帮助下,吴贻芳等同学不负重望,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美国纽约州大学委员会一致认为,金女大毕业生成绩优良,程度与名牌大学相符,准予立案,授予学位,这五位同学幸运地成为金女大第一届毕业生。她们的名字赫然铭记在金陵女子大学的历史上:
吴贻芳、徐亦蓁、刘剑秋、任倬、汤惠菁。
这一年,吴贻芳二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