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十月，湖北传来消息，革命党人攻下湖广总督署和布政使司的藩署，总督瑞澂和布政使连甲等纷纷逃亡，一面十八颗星的旗帜(共进会旗)插在黄鹄山黄鹤楼的遗址上。这场革命动摇了清王朝的根基，那座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的大厦终于倾覆了。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陈叔通被推举为第一届国会议员。

母亲朱诗阁接到舅舅写来的信，让舅妈、二姨妈和母亲一家移居上海，于是朱诗阁带着一家老小，随舅妈、二姨妈迁来上海居住。

吴贻芳的哥哥吴贻榘是宣统元年(1909)六月到新设立的北京学务处读书的。

当时，美国政府把退还庚子赔款余数与清政府外务部商定留美学生大纲，由游美学务处和外务部一起办理留美学生事宜。外务部由周自齐任总办，会办由学部范源濓和外务部唐国安担任。游美学务处最初在北京东城区侯位胡同里租赁一所民房作为办公室，后来迁到史家胡同。

从当年八月到一九一一年六月，先后选派了三批一百七十七名学生赴美留学。

除了学务处直接招收外，大部分学生由各省提学使从所在省进行招考，经过各省初试后保送来京复试，合格者入肄业馆学习。每省保送名额多少，由各省缴纳的庚子赔款多少而定。一九○九年八月，由内务府奏准，皇室将清华园拨给游美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办学，修葺后于一九一一年三月开学，并更名为清华学堂。学堂正副监督由总办用自齐、会办范源濓、唐国安分别担任。各省保送学生一百八十四名，备取一百四十三名，北京招考一百四十一名，共计四百六十八名，其中大多数入中等科，少部分入高等科。这是清华大学历史的开端。

吴贻榘便是在这样背景下，由湖北省保送来游美肄业馆学习的。不幸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爆发，多数学生因害怕战争而四散回家。此时，清政府又挪用这一年的退还庚款，作为镇压革命的军费，清华学堂因经费断绝，只好在十一月九日宣布学堂停课。

吴贻榘怀着沮丧的心情，从北京回到上海。

一心想出国留洋、重振家业的吴贻榘，回上海后看到祖孙三代挤在小楼里，心情十分不佳。祖母让他去讨债，他也不认真去办，总是借机在上海东游西逛，每每空手而回。一天，姐姐吴贻芬从父亲世交那里筹来一笔钱让他去取，结果他在路上不小心弄丢了。为此姐姐甚为恼火，批评他这么大了还如此不中用，还想留什么洋!这句话极大地伤害了吴贻榘的自尊心。他回到房里一夜无眠，暗自写下遗书，内容是：“我走了。”第二天，吴贻榘来到黄浦江边，带着对父亲的思念，跳入滚滚的黄浦江中，结束了他二十岁的生命。

后来吴宓在成都华西坝教书时，还找出当年记载老同学吴贻榘死的日记，准备写成一篇小说，后被陈寅恪劝阻说：“你就不要再伤贻芳大姐的心了。”从此吴宓便断了这个念头。

母亲朱诗阁丧夫之痛还未平复，眼前又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她更是痛不欲生，哭得死去活来。年过六旬的老祖母失去了儿子，今天又失去了她从小带大的孙子，更是悲痛欲绝，如同天塌下来一般。母女二人哭诉老天爷如此不公，不知吴家今后日子怎么过。在吴贻芳二姨夫陈叔通和舅舅的劝说与帮助下，好不容易处理完了这个侄子的后事，母亲朱诗阁又病了。

朱诗阁本来患有结核病，失子之痛终于让她挺不住了，未过几天就病倒了。她如一盏耗尽的油灯，终于一天夜里，在大女儿吴贻芬的怀里溘然长逝。

母亲的死让吴贻芬一夜间长大了，她以长姊的身份，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母亲的丧事，等待着三天后为母亲出殡。然而，没有人知道吴贻芬此时的痛苦，虽然无人责备怪她，但她认为弟弟的死与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贻芳那几天也忙得不可开交，不仅和姐姐忙母亲的丧事，还要照顾祖母和小妹贻荃，总在夜里和衣而眠。她没有注意姐姐的情绪变化，直到一天睡至半夜时，她忽然发现姐姐不见了。她大惊失色，赶紧四处寻找，结果发现姐姐上吊自尽了。

这是吴贻芳又一次目睹亲人的死亡，巨大的悲恸冲击着她的心，她欲哭无泪，束手无策，不知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一家六口死去三口，她的心灵接连受到如此冲击，到这时她才感到人生的无奈，生与死，竟然如一张薄薄的白纸，瞬间便天地永隔。

幸好有二姨父陈叔通和舅舅的帮助，吴贻芳处理了母亲和姐姐的丧事。

此时的陈叔通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与夫人朱宜商讨办法，希望让她们祖孙尽快摆脱这种生活的阴影。做出决定后，他们找到吴贻芳和她的祖母，对她们说：“都到我家来吧，不要害怕，天塌下来，有我顶着!”

陈叔通是个饱学之士，也是经过风雨的人。他怕吴贻芳会重蹈姐姐的覆辙，便告诉她：“自杀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你上有祖母，下有妹妹，你对她们是有责任和担当的。”为了帮助吴贻芳走出困境，尽快从困囿中解脱出来，陈叔通让她在守孝期间多读读书，从中明白人生的道理，把她引导到开阔视野上来，开启精神世界的另一扇光明之门。也正是因为读书，让吴贻芳改变了人生。

读书和思考，终于让吴贻芳明白了很多道理。人生下来就圄于城中，有形的城，无形的城，天上的城，地下的城。决不能把灵魂困于城中，要当赢家不当输家，人们能做的，就是要找到出城的道口，走出去，便能看到更远大的风景。

吴贻芳的心至此渐渐平静下来。

民国二年(1913年)二月，吴贻芳在陈叔通的帮助下，重新跨进校门，直接插班到杭州弘道女学校四年级读书。

弘道女学校是民国元年由贞才女学堂、育才女学堂、蕙兴女学堂三个教会学堂与吴贻芳原就读的杭州女学校合并而成。学校以“勤、敬、洁、朴”为校训，**为校花，学生应以此品德为高洁。校址在杭州浣纱河边的学士路上，今妇保医院是当年弘道女学校校舍。这所学校解放后又改名为杭州第十四中学。

吴贻芳再次回到学校读书，十分珍惜学习机会，她的英文成绩十分优异。她把悲伤置之度外，抓紧一切时间发奋读书，她要对得起死去的父母，对得起二姨和二姨夫。而且辛亥革命的思想也让她打开了新的视野，明白了“救国读书”的道理。

在弘道读书时间虽然不长，却给她留下了深刻记忆。

一九一四年，陈叔通赴北京就职。他担任北洋政府第一届国会议员，同时还兼任《北京日报》经理。吴贻芳和祖母、妹妹一起随二姨父全家迁至北京。二十一岁的吴贻芳不愿再给二姨父增添负担，要求到外边工作。经过陈叔通友人帮忙，她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担任英文教员。她对这个职业十分珍惜，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当她从学校领到第一个月的薪金时，全数交给二姨妈用于家里生活。

初涉执教生涯的吴贻芳，看到头上这片天空蔚蓝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