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1904)，直隶荆门州的当阳县长离任，经湖北布政使司推荐，吴守训到当阳县任知县，时年三十八岁。

当阳地处荆山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西北部为不高的山脉，西南部和北部为低缓的丘陵，东部和东南部为冲积平原。

吴守训对这个县并不陌生，因为父亲吴宝俭从京师外放直隶荆门州的任命就在该州，后来留在武昌湖北布政使司。吴守训虽未亲自到过当阳，但父亲吴宝俭在巡视中曾说过当阳的历史和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三国魏、蜀、吴争战之地，著名长坂坡大战，赵云救刘备妻小和关羽败走麦城被杀都发生在这里；二是唐代禅宗高僧神秀大师(北宗六祖)的道场就设在该县玉泉寺内，他是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吴守训对这些人文历史并不感兴趣，他不像他的父祖，能诗状文，是那种光风霁月的人。不过他幼承家训，敦本务实，也是个中规中矩的人。他到当阳当知县与在牙厘局工作完全不同，几乎大部分时间泡在各类案件和处理民事纠纷中，还要定期开堂审理，限期定谳结案，案头摆满了案件的卷宗，一件件要他作出批复。另外当阳是个半山区穷县，税收任务很重，定期完税也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一上任，就感到当一县之长并不像之前想象的那么风光，而应具备龙虫并雕，茹古涵今，智圆行方和善于融通的本领。

上任不到两月，收到家里来信，说大女儿贻芬吞下了一枚金戒指，让他速回处理。

原来是今年春上，杭州外祖母家的亲戚来武昌探亲，谈到上海和杭州都开办了女子学堂，有一所叫“杭州女学堂”的还是吴贻芳二姨父陈叔通参与创办的，专门招收女学生。学校课程仿照西方模式，不仅有传统文科，还有算术、英文、史地、唱歌和体操等，并延聘了西方的外语教师，毕业后还可走向社会，为国家当教师自食其力。大姐吴贻芬已经十五，“西学东渐”之风早已吹到她的耳朵里，而湖北张之洞成立的学堂独没有女校。姐妹二人听到这所学校专收女生的消息，心里无比激动，那里又是外祖母的家。可是当贻芳向父亲提出此事，吴守训因急于到当阳赴任，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是简单地搪塞一下了之。过了些日子，眼看距学校开学的时间就要到了，贻芬与贻芳商量，又向母亲提出此事，母亲做不了主，只好说与父亲商量。贻芬一看事情希望将要破灭，一时性起，把手上的金戒指拿下，一口吞进肚里。母亲发觉后赶紧请大夫救治，最后有惊无险，算是保住了贻芬的生命。

吴守训赶回家中，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他怕今后再生不测，便与母亲、妻子商量，同意她们的要求，送姐妹二人到杭州女学堂读书。

姐妹俩终于争取到去杭州读书的机会。这一年贻芬十五岁，贻芳十一岁。

杭州女学堂是一批留日归国学生在维新思想的影响下，于光绪三十年(1904)由北京政法大学堂教授钟濓会同杭州教育会邵章、陈叔通、郑在常等人，禀请浙江巡抚聂缉椝立案创办，同年五月二日在杭州积善坊巷正式成立。这是杭州历史上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比清政府颁布的女子学堂法令早了三年。

他们延聘顾文耶为校长，招募五名女教员，其中有一名日籍教师，学生四十五名，分三级，皆为寻常小学程度。民国元年后(1912)，改为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

学堂从成立那天起，便高举解放妇女、打破封建桎梏的大旗，专门成立放足会，要求未放足的女生放足，坚决改变侵害女性身心健康的封建陋习，让“小脚一双、眼泪一缸”的话在学校成为历史。

吴贻芳姐妹二人积极响应学校号召，放足并摒弃“大家闺秀”形象，找到了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过渡的突破口。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吴贻芳听一位记者控诉外国资本家迫害华工的罪行时，不禁义愤填膺，从那时起便树立了“读书目的为救国”的宏愿。

父亲吴守训到当阳做知县，屁股还没坐热，就深感自己不谙此道，把家扔在武昌，一人跑到穷山恶水之地吃苦，钱也没有挣到。于是他又通过关系调回武昌，在牙厘总局当了与他职务平行的财务科长。

吴贻芳的母亲朱诗阁与二姨妈朱宜从小就感情甚笃，姐妹二人放假的时候，便常到二姨父家看望二姨妈，到舅舅家看望外祖母。二姨妈对在外上学的姐妹二人，也多方面给予关照和帮助。

二姨父陈叔通是晚清进士，翰林院编修，但他赞成清廷维新，思想极为新潮。在贻芳姐妹到杭州上学期间，他正在日本留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回国后，他发现杭州女学堂未设英语课程，恐对日后姐妹二人的发展不利，于是在他的帮助下，姐妹二人报考了上海启明女校。

启明女校创办于光绪三十年(1904)，与崇德女校同属天主教拯亡会。校务均由圣母院院长监理，一般事务由中国嬷嬷担任。学校历任校长为外籍修女，学生多为政府要员和富家千金。校址在上海市徐汇区天阴桥路100号，解放后改为上海市第四中学。

吴贻芳姐妹通过考试后，便到上海徐家汇这所有英文课程的学校读书。不久，她们发现苏州景海女塾英语教学比“启明女校”更好，便又报考了苏州景海女塾，于第二年(1907)一月正式转至苏州景海女塾读书。

景海女塾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女传教士海淑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创办，校址天赐庄在今苏州大学院内。为纪念海淑德女士，学校取名景海女塾，意为景仰海淑德女士。第一任校长叫贝厚德，也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在课程安排上中西并用，设国文、英文、算学、理化等科目，并有钢琴科和体操科。

民国六年(1917)，景海女塾改为景海女子师范学校。

景海女塾教学课目与英国本土同步，课本也是英国原版教材，学校许多外籍教师，大多用英语授课。由于姐妹二人勤奋读书，学业进步很快，尤其是英文水平，有了大步的提升。

时光如隙。不知不觉中吴贻芳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宣统三年(1909)十一月，一封“立即返里”的加急电报突然打破了姐妹二人生活的平静。她们匆忙收拾行装，走运河到镇江府，再乘上水船赶往武昌。当她们到轮船的甲板休息时，竟然发现二姨夫也在这趟船上。吴贻芳突然想起两年前他与二哥陈仲恕到湖北办事并到吴家看望的情景，那也是一个寒冷的季节，兄弟二人，与全家人留影的情景。吴贻芳知道二姨父的父亲陈豪先生在湖北为官多年，那里有许多故旧，不知这次到湖北干什么，于是便走到他的身边问：“二姨夫也去湖北吗？”陈叔通便支支吾吾回答：“对，对，我也去湖北。”虽然她发现二姨夫神情凝重，并未多问，但心里产生了许多疑问。快下船的时候，陈叔通才告诉她是到她家去，专程为她父亲的事而来。

到了家，姐妹二人第一眼看到的竟是堂屋里摆放着父亲的灵位，和父亲生前那张放大了的戴官帽、穿官服的照片。姐妹二人跪在地上，一时哭得死去活来。

原来，吴守训调到湖北牙厘总局任财务科长后，在局长的授意下，将抽厘留下的款存入一家钱庄坐吃利息，不久传出消息，这家钱庄有经营不下去的危险。局长怕投入的钱打了水漂，便让吴守训再打入些钱进去，来支撑这家钱庄。可尽管如此，也没能挽救这家钱庄倒闭的命运，最后还造成了财务科投入这一笔钱的亏空。

局长为挽救这次失误，便让吴守训到湖北沙市当牙厘局长。沙市不仅是船只过往的大卡，也是湖北从缅甸、泰国进鸦片的重要港口之一。鸦片抽厘要比农作物抽厘高出若干倍，局长想以此让吴守训想办法弄些钱，去弥补留下的亏空。吴守训性情敦厚，不善此道，财务科那笔账于是就一直摆在那里。

此时，湖北热议建造川汉铁路的消息，主张有多种，主要是长江南岸和北岸建设之说，尤其是日本人原口的方案最盛：鄂境从汉阳、沔阳、潜江、沙市、宜昌，绕过三峡，然后向西北进入四川。吴守训在朋友的撺弄下，又动用公款在汉口的丹水口买了三十多亩地，待铁路修建时土地就会增值，如此便可用卖土地的钱来填补总局财务科账上的亏空。但是修铁路之事因官僚机构参与，方案有十种之多，一时难以敲定。

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张之洞调入军机处任职，接任的赵尔巽未到任，又由四川总督陈蘷龙任湖广总督，一连串的人事变动，牙厘总局局长也换了人。新来的局长很快发现了账上的亏空，通知吴守训来总局说明亏空原因，并责令他补上债务。备感无措的吴守训回到家里又受到母亲和妻子的埋怨，他身负双重压力，内心痛苦，思来想去一番，觉得只有一条路可走：舍生取义，以示清白。那个时代的生死观与现在不同，用死减轻后辈负担，也是世俗的古风。于是他借去湖南出差之机，含恨跳入长江的滚滚波涛之中。

吴守训的死，给一家老小带来极大的精神创伤和感情冲击，全家陷入一种无奈和悲痛之中。

好在有陈叔通打理吴守训的身后事。他利用自己在清政府调查局会办和资政院民选议员的声望，又有父亲陈豪(字止庵，晚清书画名家)写给当地官僚的信，上下斡旋，终于了结了吴守训留下的官司。吴家在陈叔通的帮助下，又变卖了家产，办完丧事之后，一家六口到杭州外祖母家借住，贻芬和贻芳也中断了学业。

从祖父时代起，在武昌黄鹄山下居住了三十六年的家，从此便永远地诀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