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实现现代化，实现新“四化”是一个道路的问题，是方向的问题，或者说是纲领性的问题。讲“四化”同步，就是要实现新型工业化，要实现信息化，要实现城镇化，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

实现城镇化是实现新“四化”的一个需要，一个具体的手段。因为城镇化本来就包括在所谓“四化”当中，是“四化”的应有之义。没有城镇化，劳动力就不可能从农业当中解放出来，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化；没有城镇化，土地也不可能集约地利用，也更不能够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中后期阶段，工业化本身也面临着一个提升工业现代化的质量和水平的问题。最近几年以来，我们在提新型城镇化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提新型的工业化，跟过去一般地提工业化也是有差别的。

中国能够快速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得益于农业养育工业政策的实施，其中相对隔离和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这种政策的顺利实施有着重要的贡献。1978年起，同样是城乡二元结构，且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功，农民收入实现大幅度增长，但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加幅度更大，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同时农民群体内部收入差距也开始拉大。随着改革的推进，农民工往返城市与农村之间，对城乡差距有了方方面面的切身体会，城乡二元结构的各种矛盾也随之显现。在这样的社会结构变迁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农产品供求关系的改善，国家逐步放弃了低价统派购农产品的政策；对低价征地用于发展工业的政策也逐步加以调整。这从另一方面证明，1978年前相对隔离和封闭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农业剩余较低水平下还能实现大规模向工业部门转移的社会基础。

从占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体的发展视角分析，中国城乡分割的体制及由此所形成的二元结构，无疑使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做出了牺牲，不能因为它保障了国家工业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推进而忽略其缺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矛盾的积累，这种负面作用日益突出，非但如此，还转化成了新型工业化乃至整个国家现代化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约束因素。

中国工业化受益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阶段已经过去，并转换成了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阶段。只有对这些历史现象全面、辩证地加以认识，才可以深刻理解从根本上解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基于解决好“三农”问题的必然选择，也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整体发展目标的必然选择的认识。

(一)当下难靠工业化全托中国城镇化

工业化和城镇化彻底改变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将近二三百年的工业化时期，就是人类生存方式发生最大变迁的阶段。进入工业化时期，工业发展促进成百上千座城镇的崛起，城镇的发展又对工业和人口进一步集聚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城市工业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大多数科学发明都是以工业和城镇为载体，运用于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总之，工业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次伟大革命，城镇化同其如影随形。工业化创造了城镇化的物质基础，城镇化提高了产业的竞争力。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推动人类发展进入最辉煌的时代，创造的财富超过以往数千年的总和。

所以，城市化是工业化高度发达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精细化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城镇化和城市化必然要求现代工业体系作为支撑，没有现代工业技术和成果，现代城市的管理是不可能实现的，其结果是整个庞大社群组织呈现非系统化非秩序化的集中，人们称之为“城市病”。

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发展历程来看，城镇的诞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工业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城市化水平呈现随着工业化水平提高而提高的趋势。

中国的城市化率也差不多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展起来的，1949年中国只有四座城市人口上百万，分别是上海、南京、广州、北平，其中上海的人口是一枝独秀达到500万左右，几乎接近当时在城里的中国人口数量的1/10。上海之所以能够人口聚集这么高，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上海尤其在租界成立名副其实的中国工业中心，当时二战欧洲战场很多士兵的衣服来自于上海的工厂，这可是1.0版的中国纺织外贸模式。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更多的工业放在了东北和其他区域的特大城市以及三线城市，靠工业拉动了部分中国人进城，推动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但真正推动中国城镇化率急速提高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东莞、苏州这样的加工贸易模式。应该说中国的城镇化路程中，工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乃至可以称为绝对的主导作用。

随着中国城镇化进一步深入，最近几年发现了工业化对于当下的中国城镇化起到的作用日益弱化，以前的绝对主导作用已经开始减弱。从总体上讲，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中国户籍人口最多的省份河南在2012年工业化率高达51.5%，但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2%。两相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远远低于欧美国家。这从一定角度上说明，中国当前的工业化对于城镇化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出现这种原因主要是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国城镇化的相关制度改革滞后。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工业化带动了2.6亿农民工进城，但这些群体到现在没有办法享受到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出现了半城市化。这主要是由于户籍、土地、财税、投融资、行政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滞后，导致了社会不公平的现象和体制存在。这种不公平制度和现象存在，使得工业化率即使比例还高，也会影响到城镇化率的提高，尤其是最有价值的户籍城镇化率的提高。这也表明，当下中国城镇化要想健康可持续地提高，靠工业化是解决不了问题了，而是要靠制度改革来推进。故要深刻认识到中国这轮新型城镇化更是一个改革命题。

其次是服务业开始发力，逐渐成为拉动城镇化的主力军。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日益迅速，中国第三产业在2012年已经到了44.6%，离二产只有一步之遥，这一两年必然会超过二产成为第一产业。服务业表现出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点，随着其比重日益提高，其对就业承载力也会水涨船高，这也是尽管中国这两年GDP增幅大幅下行的情况下，就业并没有出现问题的原因所在。这也是这几年拉动城镇化率的主要力量。认识到工业日益不能成为推动中国城镇化前行的主力军之后，那么就必须发大力气来进行制度改革，进行经济结构调整，让通过制度改革、简政放权催发出来的服务业推动中国城镇化向前走。

还有中国的工业信息化程度在加深。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提出了“新四化”路径，加大信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

最后是中国当前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这些年，中国的重化工业领域过剩极为严重，尤其是钢铁等领域，在轻工业领域由于国际贸易增速减缓，产能也面临过剩风险。产能过剩必然会抑制工业的规模化扩大，也会压制住以前一味靠工业化来拉城镇化这种老路径。尽管各地都在寻找新兴产业，但从当前情况来看，还缺乏能够呈现爆炸性增长、革命性、就业承载力强的工业产业出现，即使号称新产业的光伏，最近遇到的压力也不小。如此可见，靠建立在产能过剩基础上的工业来支撑城镇化日益衰弱就很正常了。

我国缺乏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支柱产业，导致城镇化发展缓慢。根据国际经验，在城镇化的中期，产业结构表现为第二产业大于第一产业大于第三产业。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中期，在此阶段的城镇化主要应该依靠地区的工业化来推动。而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现状是：第二产业中，采掘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资源利用粗放，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吸纳劳动力有限。制造业发展不足，劳动生产率低，生产经营规模小；制造业内部产业结构不合理，配套能力差，对国外技术装备依赖性强；还未形成以较高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的加工组装制造业发展优势。我国的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较为落后。从总体上看，由于缺乏具有区域特色的新型支柱产业，我国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不强，对城镇化的拉动较弱，致使城镇化发展缓慢。

工业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与新型工业化相关的就是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当然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可以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

(二)新型城镇化有利于推动新型工业化进程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也是相辅相成、相互推动的。工业创造了城市(或者将以往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城市聚集了工业，创造了财富。在此过程中，产业发展、园区开发和城市建设，成为各地区大多数城市共同的经济发展路径。招商引资、农民进城、工业强市、新城崛起、老城改造，成为大多数地区相似的时代故事。

大规模的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现代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分工和精细化劳动都得到加强，同时给社会提供的劳动产品显著增加，大规模的日益频繁的社会交换和交往成为可能，这极大地推动了人口聚集和现代市场的形成，而人口及其活动场所的聚集又对社会的管理提出了挑战和要求，城市化需要更加科学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手段。

可以说，城镇化的动力来自于劳动分工的深化。我们知道，劳动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相互之间的协作就越是紧密。依赖协作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更带来了空间形态上的集中、积聚和专业形态上的规模化，由此带来了产业分工的细化和产业协作的网络化。

如果缺乏这个基础，城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农民变市民，与其说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因劳动分工导致的职业身份转变，即在专业化程度更高的非农产业就业。劳动分工奠定了农民市民化的经济基础，而农民社会身份的转变，只是适应劳动分工深化而延伸到社会领域的变化。

就此而言，城镇化进程取决于劳动分工深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产业发展。显然，这是一个市场推动的自然发育过程。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其职能不是去对城镇化“拔苗助长”，而是对城镇化的复杂过程进行风险评估，管理各种不确定性，防范各种风险。

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人力资本、经济要素和技术资源的空间集聚过程。这种集聚的意义在于，通过人口的集聚带动人才和科技资源等其他要素的集聚，促使技术创新和升级，提升区域经济规模，优化生产力要素，重构产业链，有效降低发展成本，充分实现大中小城市功能互补，切实保障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促使资源的集约和节约利用，提高了经济效益，产生一种结构性优化和功能性提高的综合效应。

由此可见，在经济上实现集约发展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集约型的发展，一方面为现代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本；另一方面，这种集约型的发展为现代工业化发展提供了经济要素和技术资源。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城镇周边地区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也会逐步完善，从而为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搭建一个通向市场的桥梁。

农民进城务工不仅为城市工业输送大量的劳动力，而且成为农村家庭脱贫致富最有效的方式和途径之一。可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彻底改变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生存方式，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途径。新型工业化的发展，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准。而新型城镇化在文化上具体表现为实现文明的多样性共存，培养与时俱进的城市文化。新型城市化的文化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传统的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统一起来，大力培养与时俱进的城市文化，形成鲜明的城市文明。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城镇的人民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从而使得全民的素质得到提高，有利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化和工业体系是支撑城市存在和有效运转的根基，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不仅仅是为城市群居者提供就业机会、产品和GDP。既然工业体系对现代城市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如何才能把一个地方的工业体系做大做强呢？直接的手段就是引进、学习，就是通常所说的照抄照搬，直接把别人的技术和设备弄过来，包括购买技术专利、引进人才和合资合作办厂，这些办法难以敲开工业文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大门，因为他们的精尖技术受专利权严格保护，不论是技术，还是设备，都不可能把最新最好的输出到其他地方。

一个真正工业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和国家，必然会把工业产业强大的前途放在自身的创新能力上，而绝不可依赖他人。创新能力的培养不是一个新鲜事物，但却是一个老生常谈、谈而丢之的对象，因为创新绝非易事，它需要两样东西，一是思想观念自由；二是充分的高度发达的市场分工和市场竞争，历史和实践也都证明，这两样东西恰恰是工业革命爆发的根源，也是工业科技日新月异的内在动力。

对于任何一个后发城市和国家，要想通过工业革命和工业产业提升自身实力，当务之急是要开放市场，是彻底真正的开放，摧毁准入制度，完善市场运行体系，包括法律制度、规定规范和监督惩处手段，使国内国际各种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以得到高效利用。

对市场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及其对待市场的态度、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观念问题，是一个思想境界问题，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人们思想观念解放程度的试金石，因为现代社会系统下，种种利益的由来皆源于市场，人们垄断市场就是出于对利益的保护和贪婪，反之，彻底全面开放市场，就会斩断不当利益，让市场机制分配利益，并通过市场机制把权力清除出交易过程，不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而且可以避免权力操纵人们的交易行为，有效预防腐败。

总之，工业化、市场和观念是一个相互紧密关联的逻辑，相辅相成，如果利益束缚禁锢人们的手脚，人们自由思考和社会自动转变观念的氛围缺乏，市场开放必然不充分，没有自由平等开放的市场竞争和市场系统，工业产业和工业化必然失去根基和支撑，高度发达的现代城市和便利、快捷、安全、人性、和谐、宜居的城市生活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良性互动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城镇化是指由工业化带来的大规模的人口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以及由此导致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集中生产的工厂制度在经济中成为主导力量，使人们需要集聚生活。而工业生产分工日益精细化，各种行业需要精密配合，使集聚效应的优势越发明显。工业化生产的各部门集聚在城市中，形成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经济，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效率，这极大地加速了城镇化的进程。

市场主导的城镇化能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工业的迅猛发展，收入的快速增长，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工业分工的精细化，使家政劳动的社会化迅速兴起，服务业因此也得到迅速发展。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提高，为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事业提供了发展的空间，银行、保险等金融服务业随之日益发展，同时文化、教育、娱乐、体育、卫生等事业也相应壮大。因此，工业化的推进导致了城镇化的繁荣，而城镇化的推进与服务业的繁荣进一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催生了新的行业和生产部门，使经济结构更加侧重第三产业。

1.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确实面临挑战

从国际来看，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各国回归实体经济的呼声日隆。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开始逐渐显效，在制造业回归本土方面取得进展。东南亚国家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与中国展开竞争。从国内来看，在资源、环境、市场等因素的多重约束下，以服务全球市场为目标导向，以大规模生产、低附加值盈利、低劳动力成本维系为运营特点，以高污染、高耗能为生产代价的传统工业化模式面临全面挑战。

十八大报告中将“四化同步”作为破解经济转型升级的实现路径，但是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确实面临挑战。

第一，从整体看，未来中国工业化吸收新增农业转移人口就业的能力在衰减。中国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并在不断加速进入信息化阶段，在工业化发展中，自动化和信息化并行，传统的生产模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工业生产对于低技能熟练劳动力需求进一步降低，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革新正在不断压缩市场对于一般劳动力的需求。

第二，从地区来看，一线城市所能提供的一般性就业岗位增幅有限。根据后工业化社会特点，随着服务型经济的发展，工作重心转向办公室、教育机构和政府部门，自然引起职业向“白领职员”转移。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线城市率先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劳动力人口的职业结构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初步形成了以公司职员、管理人员、工程师等技术人员为主的职业结构，基本呈现“白领化”趋势。因此，从未来看，一线城市劳动力需求结构调整将持续，一般性就业岗位增幅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中城市化与工业化比翼齐飞的理想状态，在当下的中国很难实现，因而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如何真正实现新型城镇化目标，这一战略的推进却可能遭遇经济转型升级的挑战。我国城镇化存在诸多突出问题，亟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进行转型。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对孪生子，以城市化推进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我国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使城市化进程加快，但由于城市化的制度性壁垒没有随市场化改革同步消除，城市化进程仍慢于市场化和工业化。要完全消除城市壁垒，还需要加大改革力度。当前，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一些有条件的大城市降低城市门槛进展缓慢，没有充分发挥城市化的龙头作用；二是一些中小城市不顾工业化和市场化条件，用行政手段人为地“圈地造城”。

2.建立和形成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

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就是以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良性互动为目标，工业化与城镇化互为动力、共同发展的内在机理构成及其运行机理。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机制的实现，要靠良好的体制和制度的建立，以及有效的实施。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关键是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打破城乡分割，促进要素流动，推动共同发展。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构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机制。完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是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基础。从城镇化与工业化互动发展的角度看，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吸引要素向具有区位和产业优势、交通便捷的中心城镇集聚；从城乡间的流动看，要加大城镇和非农产业对生产要素和企业、人口的拉力，畅通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与产品的流通渠道。要大力推动城乡之间劳动力、金融、技术、房地产、信息等生产要素流动，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城乡相互依托，互为市场，各种要素交流和组合，为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机制提供多维取向。加强市场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落实，改善优化市场环境，推动市场竞争机制的完善。

第二，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性作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机制。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以人为本”的思想，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机制。内容主要包括：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探索并建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就业制度的完善等，消除制约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政策或制度性障碍。

3.必须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相关的服务业

服务业和新型工业化密切联系，虽然不包括在新“四化”之中，仍然是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　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是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尤其是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相关的服务业。从国家来说，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也是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服务业主要发展什么？专家建议要实现双线推进，一条线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型服务业。生产型服务业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第一个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的组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我国国有金融业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工、农、中、建、交等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金融的命脉。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培育草根性私人办的金融组织，需要允许私人银行进入。除此之外，生产型服务业还包括现代物流产业、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设计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等。第二个类型就是生活型服务业，也包括八个方面。主要有商贸服务、旅游业、居民服务、文化服务业、体育健身表演等服务业、房地产服务业、市场化的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服务业。尤其要注意健康服务业。在美国，包括健康保险、生命保险在内的健康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而中国的健康产业产值比重才达到5%左右，跟美国相比相差甚远。老百姓在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下一步的追求肯定是健康。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问题提上日程。这种需求缺口将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