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仍然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具体表现在农业依然基础薄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等方面。因此，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农业现代化将是“四化”同步发展中的重点和难点。

在国家推进生态文明的战略下，中央特别强调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

中国现代化最重要、最艰巨的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多数农民的城镇化；最大的风险是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而农业和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发展严重失衡。必须统筹解决城镇化与“三农”问题，努力缩小工农城乡发展差距，尽快补上农业这条“短腿”，加快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城镇化进而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奠定更为牢固的基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有成效的城镇化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中国，城镇化与“三农”问题涉及解放生产力，逐步消除城乡差别与城乡间的不公正、不公平，合理调整和配置产业结构并促进现代化。

2014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是新世纪以来党中央连续发出的第十一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紧紧围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突出强调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政策、新举措，必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富裕、农村繁荣注入新的活力。

“一号文件”吹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集合号，我们要奋发进取，锐意创新，力争在体制机制创新上取得新突破，在现代农业发展上取得新成就，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上取得新进展，迎接“三农”发展新的春天。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期，农村改革发展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困难挑战增多。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尖锐;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更加紧迫;让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跟上经济社会结构变化步伐成为当务之急。问题倒逼改革。“三农”发展的诸多难题，依靠改革才能破解;农民群众的新期盼，依靠改革才能实现。

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要始终把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新一轮农村改革，针对的病根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瞄准的目标是健全城乡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把握的要义是城乡统筹联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一号文件”提出的改革措施既立足当前，也着眼长远，重在为“三农”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当前的农村改革，要啃的都是“硬骨头”，要打的都是“攻坚战”。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鼓励探索创新，坚守底线，试点先行，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保障农民利益。各地农村情况千差万别，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不搞“一刀切”、不追求一步到位，允许采取差异性、过渡性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一)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必须以农业现代化为基础

从主要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历程不难发现，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大量的农产品。同时，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机械化、集约化程度，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此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带来了农业人口收入水平的增加和消费能力的提高，也为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目前，一些国家的城市之所以患上“城市病”，恰恰是因为农业现代化没有跟上。

回顾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集中发展城市工业来建立基本的工业体系，还是改革开放后通过农村改革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城镇化的进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基本匹配的。但与工业化发展程度比较起来，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比较慢，还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在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业的经济效益明显高于农业和农村。在市场自发作用下，农业和农村本已相对缺乏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会迅速向工业和城市流动，特别是向大城市聚集。

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与扩张，工业用地急剧增加，每年都有大量土地包括耕地转入城市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资金原本就严重缺乏，农村的存款仍在大量进城，几乎所有的县都存在着大比例的存贷差。大量农村人才特别是年轻劳动力进城打工，在为农民增加就业和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了农业高素质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主要靠留守老人和妇女种田的情况。

工业化、城镇化使农村的生产要素进城，是许多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历史普遍现象。因此，实践中一定要统筹城乡发展，防止因强调城镇化而忽视农业、农村、农民，防止各级干部注意力转移而导致资源要素配置偏离。

现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逐步消除，基本实现了商品平等交换。但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要素不平等交换仍然存在，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

首先是土地。城市建设、工业项目、开发区从农村征用了大量土地，尽管征地补偿费用在逐年提高，但还是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土地征用和开发转让过程中大量的级差地租被转移到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很多地方的城市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用的主要是土地出让收入。这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其次是劳动力。每年有２.６亿农民外出打工，其中１.６亿进城打工。近年来由于中央高度重视，制定了若干保护农民工权益的政策性文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在逐年提高，社会保险也在逐步增加。但与城市职工相比，与企业利润收益相比，农民工的工资还是偏低的，社会保障水平也是偏低的。农民进城打工留给城里的“剩余价值”也是巨大的。这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再次是资金。一方面，农民和农业积累的有限资金转为存款大量流入城市，流入工业项目，而农业发展缺乏资金支持，农民普遍贷款难。另一方面，因为资金缺乏，农民贷款融资成本又比城市高。农村信用社是农业贷款的主力军，为了鼓励农信社增加贷款，不得不给他们一个利率上浮的政策。至于农民借用地下钱庄和“抬会”的钱，所支付的利息就更高了。这实际上又是一个不平等交换。

应该说，要素的不平等交换是农业农村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也是城乡利益不均等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都要在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工业和城市的快速发展和由此积累起来的财富，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经过改革开放３０多年快速发展，我们国家人均ＧＤＰ已经超过６０００美元，也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阶段。城市人口的大量增加扩大了农产品的市场需求，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对农业产生了强大的拉动作用。城镇人口增加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农产品需求增长，拉动农产品价格上行。

工业化对中国来说，并不是多么遥远，城镇化也不是搞不了，关键看怎么搞。但不管怎么搞，现在有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必须要搞好农业现代化。

周总理在1963年就提出，要实现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但现在很多地方，甚至地方官员都不敢提“农业现代化”这五个字。能够敢于直接提及农业现代化的，都是挺不错的地方。比如说浙江省，浙江省现在提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提出后，还得有规划，不能光喊个口号就结束了，就像现在路边墙上贴着治污减排，贴了牌子不行动是不行的，不能沉浸于形式化的东西。

如果不把农业现代化搞起来，城镇化也实现不了，就像夹生饭一样，做不熟工业化这块儿，甚至不仅做不熟，还可能掉到陷阱里去，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要依靠现代农业来保证全国对农业的产业需求。这样下来，我们才能支撑新型工业化的实现，才能确保我们所要的新型城镇化的实现。这个基本问题解决了，我们中国的社会就能够顺利转型，由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转向一个真正的工业化社会，一个现代社会。

(二)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城镇化与农业发展究竟是什么关系？过去有人将两者对立起来，认为农业影响了城镇化进程，城镇化程度取决于农业发展的水平。这种观点有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经验教训作为支持。当时农民进城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已经进城的农民工被强制回乡务农。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农村土地承包的改革表明，农业剩余的不足并非技术制约而是制度制约。随着土地承包制改革使中国人摆脱了吃饭问题，工业化和城市化就开始了真正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们发现，在突破了最基本的生存食品供给线之后，农业的发展不仅越来越取决于农业科技发展以及专业化、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水平，也越来越取决于农业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在耕地面积不但不能增加，相反还因工业化、城市化而不断减少的背景下，“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越来越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

从城乡市场经济系统来看，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农民从农村流入城市是必然的选择，而且是更好的选择，因为在城市可以获得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部分农民进城可以增加留在农村农民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有利于解决这部分农民的增收问题。例如，原来一亩地，现在种两亩地，收入就可能有较大增加。简单来讲，如果农村人口多，大量的农产品是自给自足的状态，粮价就低；如果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农产品需求大大增加情况下，粮价也必然上升，这样农民的收入也会增加。我国是人口大国，大量农民沉淀在农村的土地上，导致贫困的发生，因此，部分农民走出去才能给农村更多的机会。所以，在这种意义上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相辅相成的，而城镇化进程在于解决农村发展深层次矛盾问题。

农村人口的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的重要任务。通过强化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进而缩小城乡差距，降低农民进入城市的门槛……这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尤为重要。然而，目前农村农业发展状况存在诸多复杂的问题，农业经济发展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尤其是旧式农业经营管理也面临一系列挑战，突出表现在农业经营主体稳定性和持续性问题上。

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超过2.6亿，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农民荒”的问题日益突出。分散经营、化肥依赖和技术落后等直接导致粮食生产成本逐年上升，而粮食价格低价徘徊，这使得种地即便是产量提高，也没给农民带来多少实惠。处于农业产业下端的农民失去种田的积极性。部分农民开始放弃农业种植，或者仅仅满足自己粮食需求，其余土地一概撂荒。扩大农业的规模，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其关键在于“平衡市民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这就要求在推动新型城镇化时，要加强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同时更要加快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进一步来讲，本轮城镇化是中国农业经济转型、产业全面升级所带动的城镇化，可以说，这无异于一场农业革命。因此，新型城镇化的一个重要驱动力量来自于农业经济产业升级所涉及的各类主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现代农业企业及上下游产业企业、服务业企业等。未来农业要升级，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

在新的形势下，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更多强调发展农业的规模经济，培育更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而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力，增加和增强农业的竞争力，增加务工劳动者的收入。如小城镇在推进农村经济现代化中具有显著的作用：一是推进农业集约化、产业化经营，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二是促进传统乡镇企业的整体升级和乡村工业化的发展。以小城镇为依托，对乡村工业进行合理的空间布局，解决“户户点火”的农村工业分散无序状态，使工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得以聚集，不仅能解决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问题，而且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工业生产能力，促进乡村工业的大发展。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虽然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其中的主导力量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根本变化，从20世纪50—60年代的以农业、吃饭问题为约束和主导，到了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工业化、城镇化为主导。吸纳农民转移就业的城镇化成为城乡统筹的龙头。既要推动农业的规模经营，促进土地的流转和集中，又不能行政驱动、资本逐利，强迫农民拆房并村上楼，关键是要建立进城农民能顺畅转移落户和自愿放弃农村小块土地和宅基地的机制。这就要逐步改变我国8亿多农村人口大部分处于兼业身份的状况。

中国的农业现代化除东北等少数人少地多的地方外，更适合走的是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专业农户道路。专业农户是指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将其全部或大部分时间精力投入农业生产的农户。扶持专业农户的发展，就需要鼓励和用经济手段引导进城落户农民，离乡又离土，放弃农村的土地经营，并在各种农业补贴和扶持政策上向专业农户倾斜，从而逐步减少小规模不专业经营的兼业农户。

同时要严格限制非专业农户承包租用土地，防止土地的非农用和非粮用。除城郊少量经济作物以外，那种资本下乡、公司承租大量土地、变农民为农业雇佣者，或者不顾人口资源条件盲目鼓励大规模经营的家庭农场的形式，显然不适合我国的情况，不应受到鼓励和发展。

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举家迁移，需要开展如东亚国家和地区随城市化进程的农村土地整理事业，以有利于农地的规模经营和机械化、专业化。在我国，农村土地整理，首先要解决在占补平衡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下产生的以次充好、农地质量严重下降的问题。这里需要借鉴海外农地整理成片条块化的经验，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的土地，必须先行纳入成规模粮田农地的联片条块化，才能验收确认为复垦耕地。水田和旱田必须分类分别补偿验收。因为我们要保的所谓耕地红线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质量。

实现农村和城镇人口的双向自由迁徙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从占有土地的全部城乡二套房开始普遍征收不动产保有税，可以一方面促进在城镇落户的农民放弃在农村的宅基地，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在我国人口资源相对紧张的条件下，抑制富裕的城镇居民下乡置业的奢华需求。专业农户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更有利于保护耕地和保证有限耕地的种植效率，抑制下乡置业的富裕城镇居民圈租耕地用于非粮和非农生产目的。

新型城镇化必须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护农民利益。城镇化不能靠摊大饼，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东、中、西部地区因地制宜地推进。要注意防止城市病，不能一边是高楼林立，一边是棚户连片。

(三)城镇化是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唯一路径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超过50%，如按户籍人口计算仅有3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近80%的平均水平。差距就是潜力。这意味着，未来我们的城镇化还需要大量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里来。

城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也就是要解决农村人口的转移。推进城镇化就是改革不合理的户籍、土地以及行政管理体制，取消限制城乡要素市场化流动的障碍，赋予已经进城就业定居的农民工平等地享受城镇居民公共服务水平的权利。

推进城镇化建设已渐成共识，但是如何有序有效推进，各方还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这也是党和政府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原因所在。

农民关乎市民，农村关乎城市，农业现代化关乎城镇化。相互之间的利益传导使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可以预见，随着城镇化的推进这种关系将更加紧密。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农村发展模式调整和农业的经济转型将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引擎。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工作中，农村、农业、农民与城镇化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城镇化还是传播现代文明和现代生活方式，促进农民自身现代化的根本出路。现代化的关键在于人的现代化，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面临的关键难题。

当农业面对城市时，首先需要解答的问题，就是工业和农业或者是城市和农业孰优孰劣？在固化乡村的前提下，在城市封闭式发展过程中，在市场垄断经营过程中，农村与城市发展是严重不协调的，不仅仅顾此失彼，而是非理性地发展了城市，却让农村承担了代价。

城市对农村的剥夺、制约和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抢夺了农村的资源和人才，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人才只有被允许进入城市这个封闭系统内，才能得到利用和认可，而对于那些劣质资源和弱势人员，因为不具有经济价值，被城市化这道鸿沟隔离，这是“留守人口”问题的根源；二是污染了农村的环境，在一个内封闭的系统内推进城市化，这样换来的城市，它必定是一个畸形的城市，是病态的城市，其最沉重的代价，就是对环境的破坏，而且城市会把环境代价的恶果转移到农村，诸如劣质工业产品，种种工业垃圾，其最后必然流向农村；三是逐渐形成了对农村的歧视和隔离，由于前面所述的两个原因，使得农村自然环境恶化和人口结构弱化，加之农村也被人为地分隔开来，成为一个低级的内循环系统，农村似乎就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代名词。

其实不论是从经济和功利角度分析，还是从社会文化和社会生活多元化视角评判，农业都不是一种落后产业，农村不是一种落后愚昧形态，农民更不应该是无知和愚昧的群体，土地也绝非痛苦和艰辛的源泉。

对农村的管控本身是违反现代城市系统化发展逻辑的，其结果不仅阻碍农村发展，也严重制约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落后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城市与农村两层皮，而且城市严重歧视农村和农民，这是落后的畸形的城市心态和形态。或者说，开放的发达的城市化是依托整个社会系统完善，社会在多样性基础上、在竞争环境中体现多元和包容。一致、歧视、约束和制约根本不是真正的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更不利于支撑城市化的现代农业社会发展。

而城镇化的发展则为推进中国农民现代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熔炉”作用。小城镇相对集中和比较健全的学校、文化馆、图书馆、体育馆、电影院和有线电视等文化教育机构与设施，有利于开展各种教育科技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有利于不断提高进城农民文化素质和文明水准；小城镇交通便利、信息畅通，大大加强了城乡间物资、技术、人才、信息的交流，现代优秀文化和先进文明也不断向小城镇传播，进城农民经受现代文明的冲击与洗礼，将变得视野开阔，逐步改变长期形成的封闭、保守、传统、落后的思想观念，实现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现代化。而且，农民进入城镇生活，通过享受现代化的生活设施如成套住房、电话、自来水、洗衣机、冰箱、煤气等，客观上将彻底改变他们传统的居住方式、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推动着他们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口的城市化，其关键在于“平衡市民与农民的利益关系”。这就要求在推动新型城镇化时，要加强进城农民工社会保障，同时更要加快提升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