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梦想。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不懈追求的百年梦想。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了系统性部署——“六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六个方面。在对世界多元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分析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城镇化的过程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发展以及生态建设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这也是世界各国在城镇化过程中显现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中国的现代化之梦，应该以城市化还是城镇化为“轴心”，是选择城市化模式，还是走城镇化的道路？一直是人们争论探索的焦点问题。城市化是一个趋势，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是要靠城镇化来实现的。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按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顺应发展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稳妥扎实有序推进城镇化，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城镇化梦要做得清醒美丽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提出要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目标。即使在“**”后期，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边缘，仍然提出到20世纪末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后，又提出现代化“三步走”战略，明确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更加坚定不移，就是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所谓现代化是人类近代历史中的一个资本和风险同步向城市集中，并周期性爆发危机的阶段性过程。联合国《城市化的世界：全球人类住区报告1996》的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们即将迈入新的千年之际，世界真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的凶兆”。很显然，我们已经走在了迈向现代化的城市化的道路上，在这样的一个路径选择的十字路口，一边可能是光明，一边可能是灾难。也就是说在迈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要非常的留心，究竟我们的路能不能走对。

一些人认为，中国也处在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阶段。中国的情况确实比较特殊。人类历史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上亿人口、几亿人口的，但像我们这样一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更何况我们要继续以占世界不到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左右的人口，这更是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但是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城市化经历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来审视城乡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产业发展、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从遭遇欧洲开始的。近代以来，欧洲的科学技术、人文思想和社会制度，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有过繁荣与辉煌，也有过混乱与沉沦。欧洲的城市发展走过了几百年，在城市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在一次中欧社会论坛上，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城镇化中国项目(由11所中欧著名研究机构承担)协调人吉浦罗看来，“在未来20年里，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安置从乡村迁移到城市的5亿农民工”，“中国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是如何将这几亿的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让他们和其他市民享受同样的权利”，他感叹，“这将是一个多么重大的进步！”

如何看待和实现我们的现代化之梦？温铁军教授在《中国城镇化与现代化》的演讲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到底我们如何来看待人类的发展，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到底应该怎么来实现，是靠大城市吗?世界上所有的超大型城市，即那些人口规模达到千万级以上的千万人口大城市，它们的环境指标，没有一个是适合人类生存的。我们尽管有百年追求现代化的梦，但今天是不是到了梦想时分了呢?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梦想需要我们做一个清醒而美丽的梦，不能让别人做过的噩梦出现在我们的梦中。

(二)现代化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程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它与工业化一道，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城镇化”一词甫一出世就被赋予了很多中国式的期许，但其与“城市化”在经济学的本质上却是一脉相承的，即农业人口的转移和工业化。

什么是现代化?什么样的国家是现代化国家?国际上有不同的标准。但无论从联合国的标准看，还是从经合组织(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看，城镇人口和非农就业比例都是区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个很重要、很清晰的界限。我国还属于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我国城镇化率比较低。而在实现了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率基本上在75%—80%甚至更高，城镇人口比例和非农就业比例都很高。

从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是由工业革命引发和带来的，世界历史上的现代化指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所发生的一种革命性变化。两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不自觉地被城市化的浪潮所裹挟，从18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在近200年的历程中，与工业化伴生的城市化极大地改变了欧美国家的城乡版图，而在随后的时间中，欧美国家整体跃迁式的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

到1970年，根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基本都已经超过了70%的水平，即进入公认的“诺瑟姆曲线”的第三阶段——城市化后期，城市化率增速开始降低，城市化水平提升缓慢，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城市居住人口占比小幅下降的“逆城市化”现象。而在这一阶段，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已经完成。

结合经济史的脉络走向可以发现，在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过程中，工业革命和电气革命两次科技革命对于城市化的提升具有较为直接和显著的作用，其主要原因即在于这一时期生产组织方式的内在特点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相协调，有效实现了“产城互动”，保障了城市化进程中有工业化的就业支撑和产业支撑，而这正是我们当前推进城镇化战略进程中所追求的效果。

根据国际经验，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城镇化率大概为65%左右。2012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2.6%，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10—15个百分点。我国城镇化仍然大大落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　而且区域间差异明显。

相比于前30年的中国已经走过的城镇化道路，西方国家早已完成的城市化经历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更加清晰的视角，来审视城乡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产业发展、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

人类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大阶段是英国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英国的城镇化用了200　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用了100　年时间。第三阶段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40—50　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然后中国的城镇化就开始了。

然而中国的城镇化跟西方不同，传统的按照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方法未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城镇化过程。许多关键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中国目前的加速城镇化过程无疑是世界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主权经济体内的人口转变过程，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全球脉搏，也决定了中国在未来城镇化道路上仍需“摸着石头过河”。

(三)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

中国城镇化进程非常快，全世界走城市道路用两百年时间，1800年整个世界的城市化率只有2%，1900年达到13%，2007年5月23日，联合国秘书长宣告，人类社会迈入了城市时代。全球60亿总人口中，城市人口占比超过了50%。

2011年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首次超过50%。2011年，我国的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亿，增加到6.9亿，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也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时期。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1978年年底，我国当时的城镇化率仅为17.92%，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非常大。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城镇化建设迅速迈上了快车道。

城镇化是国家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侧面，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大和城市经济部门比重的扩大。我国因以往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致使城镇化过程与别国有很大不同。

没有过去的城镇化，就没有今天的经济成就。就大国经济成长历史看，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创造了新纪录。近1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每年大约提高1个百分点，超过了美国发展最快时期的城市化速度——每年大概提高0.5个百分点。我们比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直接原因是我们的城镇化步伐快。

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证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健康发展的态势，需要有一个清晰可靠的大思路，但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好在我们有了一个开放度较高的市场，地方政府又有一定的发展自主权，这就使我国资源配置调整大体能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经济发展长期保持了活力。

中国资源配置调整的根本特点，就是城市比农村更缺乏廉价劳动力。于是，在大体自由的市场环境下，农村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这是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根本源泉，也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核心“秘密”。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用好紧缺资源，促进沿海地区先富起来，我们重点推进了东部城镇化的发展。当初虽然对东部投入比较有限，但由于当时土地和金融条件的无限宽松，再加上东部城市发展期间属于卖方市场，促成了作为城市化内在动力的工业产业迅速崛起。尤其在推行市场经济机制之后，东部便成了万商云集之地。而后来中西部要发展时，不仅遇到了投资瓶颈、政策瓶颈、土地瓶颈，而且完全进入了买方市场，工业发展的艰难造成了城市发展的缓慢。

人口和劳动力的大规模城镇化，缓解了农村人口过剩，土地资源短缺的矛盾，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这也成为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中国过去靠经常项目顺差来推动经济增长，同时也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路径，未来的城市化和未来的国际化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相互推动和相互协调关系？这是中国未来最重大的经济命题。

整个20世纪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期，中国发展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量就是对外开放。这种开放的主要内容是出口导向政策，出口导向政策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够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就是通过对外贸易顺差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另一个好处就是通过对外开放，在原创性的创新还没有取得大的成果的情况下，利用我们和国际水平的落差对外开放，很快地把我们国内的技术水平提高起来。根据国际经验，东亚国家几乎都是用这个办法很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它是有时效性的，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东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采用这样的政策，经过2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和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顺差的情况之下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中国的国情赋予了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城镇化方向，中国应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开辟适应自己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轴心的现代化误区，坚定地走以城镇化为轴心的内生性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四)城镇化是实现“新四化”的需要

众所周知，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西方的巨大冲击，被迫从几千年朝代循环的旧轨道中跃出，在技术、制度和思想观念的不同层面进行深刻的转变，个人、社会和国家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以逐步实现从一个“农业、农村为主的传统帝国”向“工业、城市为主的现代强国”的转型。上个世纪“实现四化”的口号曾经激励了千千万万的中国民众，而今我们大力推动的是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新四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即就是要统筹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在“四化”协调发展中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

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央提出“四化同步”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我国的城镇化来讲，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新四化”的表述，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涉及产业结构问题；信息化是创新驱动，属于要素投入结构问题；城镇化涉及需求结构。工业化与信息化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孪生子”，其深度融合是产业升级的方向与动力；城镇化蕴含着最大的内需潜力，是现代化建设的载体；而农业现代化则是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基础和重要支撑。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路径，就是“四化”并行，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并行。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规划》一个重要的基本原则是“四化同步，统筹城乡”。即“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城镇发展与产业支撑、就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相统一，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目前，我国城镇化已经处于中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城镇化的基础性产业动力，现代工业是城镇化的主导性产业动力，现代信息业是城镇化的后发性产业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就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并行协调发展中推进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基本途径，这“新四化”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城镇化一端连接工业化、信息化，一端带动农业现代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和转方式、调结构的最大希望所在。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