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型城镇化要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的新要求。党的十八大以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较快,更多的农民进了城,更多的农民工得到了市民化待遇,城镇化的质量稳步提升。但应看到,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滞后、城镇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等问题还制约着城镇化发展。今后,在重视发展速度的同时,更要抓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1.新型城镇化是提质为上的城镇化
当前,不少城市快速膨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导致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突出,逐步提升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是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紧紧围绕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稳步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力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切实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切实提高城镇化建设水平和管理水平,这些都是全面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具体体现。
目前关键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真实水平的城镇化,地和人的城镇化合二为一。同时,重要的是城乡一体化,城镇化不是要消灭农村,而是要城乡融合,城乡资源共享、机会共享、公共服务共享、发展成果共享,达到城乡共荣。
新型城镇化不在于物,而在于人;不在于追求速度和数量,而在于提高质量;不在于城镇面积的扩大,而在于城乡协调发展、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要用合理的政策、科学的规划引领城乡发展的转型,探索转型的动力机制,探索农民、土地、产业与环境协同耦合的发展模式。
要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市民,解决“城乡二元”的差异,解决农业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
发达地区的城市建设主要不是增量建设,而是存量盘活和优化,即如何完善城市功能和修复城市缺陷,赢得更多发展空间。
欠发达地区如何搞好城乡规划,提升规划管理水平,避免走弯路,特别是中小城市建设要精心运筹,不能忽略小城镇和农村的规划与建设。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扩大内需、推动消费文化的最大潜力,而这个潜力的释放主要来自人的城镇化,人口向城镇集中是必然趋势,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人的城镇化可以有效拉动内需、释放消费潜力和吸引相关的投资需求;人的城镇化还可以带动工业化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拉动城乡一体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城镇化质量、推动今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实现工业集群与城镇集群的空间融合。
总之,人的城镇化要与经济发展和改革发展相适应、相促进;要与城乡一体化相适应、相促进。没有城乡的协调发展,没有产业的发展创新,没有改革的推动,没有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相统一,人的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将难以实现。
2.要科学评价城镇化质量
如何界定城镇化质量的内涵,科学评价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明确各地区城镇化发展的差距和改进方向?
城镇化质量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与城镇化数量相对的反映城镇化优劣程度的一个综合概念,特指城镇化各组成要素的发展质量、协调程度和推进效率。
从本质内涵上讲,城镇化质量包括城镇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的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三个方面。从构成要素看,城镇化质量又可分为经济城镇化质量、社会城镇化质量和空间城镇化质量。因此,城镇化质量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是城镇化各构成要素和所涉及领域质量的集合。
基于城镇化质量的内涵,在城镇化质量评价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城市发展质量,还要考虑城乡协调程度;不仅要考虑城镇化带来的文明成果,还要考虑为此付出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代价。
2013年,《中国经济周刊》发出建立中国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的倡议,并邀请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进行专题研究,经过长期深入的调研、建模分析,联合推出《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首次尝试对城镇化质量状况进行系统的综合评价研究,同时推出“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城镇化质量排名”,以期探讨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战略路径和具体措施。
《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从城市自身的发展质量、城镇化的推进效率、城乡协调的程度等三个方面,构建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报告认为,对城镇化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的,有如下主要指标:
(1)人均GDP较高的城市,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大都较高。
(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其城镇化质量指数就越高。
(3)城市财政收入能力的增强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从市辖区人均一般预算内财政收入来看,城市财政收入能力的增强有利于政府促进产业升级,改善城市品质和公共服务,对提高城镇化质量具有积极的作用。
(4)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反映了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升级情况,是衡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指标。非农产业的比重提高及其向城镇的集聚,将推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提高。
(5)一般情况下,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越高,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层次越低,其对城镇化质量具有负向的影响。
(6)人均财政教育支出越高,一般城镇化质量也越高。
(7)单位GDP的二氧化硫排放量越大,表明城镇化的环境代价越大,城镇化质量越差。
(8)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用城乡居民收入比表示,是反映城镇化质量的一个负向指标,即城乡居民收入比数值越大,城乡协调程度越低,城镇化质量也就越低。
《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指出,城镇化率虽然是衡量城镇化水平的一个核心指标,但与城镇化质量并不能简单画上等号。 东部城镇化质量明显高于中西部。总体来看,城镇化质量的地区特征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显著高于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往往城镇化质量也较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城镇化质量也较低。
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质量越高。除了地区特征,城镇化质量的规模特征也比较明显,主要表现在城市规模越大,城镇化质量越高。这主要是因为大城市往往集聚更多的资源,从而在城市建设、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对城镇化质量提升的贡献较大。
《中国城镇化质量报告》还按照城区人口把地级以上城市规模等级分为五类:200万以上人口城市为超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城市为特大城市、50万—100万人口城市为大城市、20万—50万人口城市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人口城市为小城市。
(二)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紧凑节约型城镇化模式
以城市化为载体的现代化,能否实现人类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城市化固然重要,但城市化并不是目的。就中国农村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资源、制度的环境制约而言,以城镇建设为主的城市化是手段。考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城市化进程导致农业、农村衰败和农民大量破产引发冲突的教训,中国在人口压力大而资源严重短缺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之下提出“城镇化”战略,主要目的是在维护稳定的条件下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关系,合理地缓解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我们国家要保证粮食安全,我国的粮食要立足自身,不可能靠世界市场解决,要更加注重绿色发展,加强环保节能,还要深化改革,加强社会建设,推进完善基本公共服务等。
美国的快速城镇化基本上是粗放式的,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地工业化、产业化来加快城镇化步伐。城镇化早期,积极扩大城市规模;城镇化中后期,引导人口和产业外迁郊区。因为城市蔓延,一个美国人所消耗的汽车相当于5个欧洲人,美国在全世界只占5%的人口,但是消耗总的资源和能源占全世界30%多。
欧洲的城市化保持了紧凑型发展模式。其城市化发展在先,机动化在后,即城市定型之后才出现小汽车普及性进入家庭。在城市空间格局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的传统空间结构限制了小汽车的使用。1000个美国人拥有850辆小汽车,而1000个欧洲人拥有还不到500辆小汽车,而且实际使用率比美国低许多,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空间。
我国的城镇化有其特殊性。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城市建设坚持每平方公里建成区约1万人的规划标准,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城市建成区中,空间密度比较高的一类,按理已经属于紧凑发展了。但由于我国的城镇化与机动化同时发生,于是才出现了一系列“大城市病”。所以说,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既要避免美国的郊区化,又不能完全照搬欧洲的经验。
我国城镇化发展,就是要超越欧洲国家模式,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紧凑节约型城镇化模式。未来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城市转型要兼顾城市资源,注重城市文化
新型城镇化离不开一大批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各地在城镇化建设中要注意盘活当地的文化资源,善于利用原有的建筑设施或人文景观,营造经济扶持条件和宽容环境,注意在城市社会发展中体现文化多元性和不同城市的文化差异,避免千城一面。
在城市转型和重构的过程中,大规模改建不仅会摧毁有特色、有活力的建筑物,还会摧毁城市文化和城市资源,同时也导致城市宜居环境的丧失。因此,要避免“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式的大规模“城市更新”运动,让城市发展更具特色。
2.要走一条以生态、绿色为特色的城镇化模式
为了改变目前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已经有英国、法国、日本等不少的国家和地区开始了生态城镇的建设。我国的天津、海口、武汉等城市也已开展生态城市建设的探索,并取得一定成效。生态城镇目标的实现任重道远,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还需要政府加以引导。
要提高城镇建设水平。高质量的城镇化,就是要全力营造绿色基调的人居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根据区域自然条件,确定城市定位,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还要加强现有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优先加强供水、供气、供热、通信、电力、物流配送、公共交通、防灾避险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确定了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水平的4大重点领域,明确提出,到2015年,全国轨道交通新增运营里程达到1000公里、城市燃气普及率达到94%、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5%等多个具体指标。
3.大城市建设与小城镇要协调发展
一味发展大城市,将可能面临经济和社会巨大的风险,“城市病”蔓延、社会矛盾滋生,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会更加突显,给管理带来更大的负担。小城镇既是城市的产业、文明、文化向农村辐射的基地,又为农村提供了劳动力转移、人口转移、产业升级、质量提高的空间载体。目前,我国多个省市都在打造特色小城镇,尤为可喜的是,这些小城镇还在特色中融入生态环保、低碳节能、循环经济等现代元素,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
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推动城市群均衡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海峡西岸、山东半岛等11大城市群,这些城市群人口占全部城市人口的比重超过1/3,创造了全国2/3以上的GDP。
4.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镇化进程
在我国加快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少问题,如农业用地与工业、城建用地的矛盾日益尖锐,耕地闲置和土地浪费的现象同时并存,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乱开采缺少监管,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等等。在土地紧张、资源减少的同时,人口却仍在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
因此,在选择城镇化道路时,我们必须从过去的城镇化外延扩张向内涵提高的集约型转变,从城市数量的增加向城市质量的提高转变,完善土地市场,强化矿产资源管理,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协调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走集约型、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总之,走一条适合国情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就是要在借鉴、发展和提高上下功夫。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施既紧凑又节约且可持续发展的特色城镇建设,为百姓提供安居乐业的生态环境。
(三)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以“快速、集中、粗放”的方式迅速完成“量”的积累,这种积累带来许多“城市病”。
台湾作家龙应台早在1988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他三小时。交通虽慢却不堵塞,街道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都是发展中国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高楼,却不愿去发展下水道。因为下水道在地下,面子上看不见。”
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环境容量有限的基本国情,对我国城镇化构成了诸多约束和挑战,也决定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必须尊重国情。2012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开出了药方,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要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1.要建设集约型城镇
“集约”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城镇用地的产出率。目前,我国一般大城市土地产值每平方公里只有数亿美元不等,而美国、日本约为每平方公里50亿美元以上。拿北京来说,用地效率仅相当于东京平均水平的5%左右。
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土地使用集约程度不高。从1980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土地面积增长了9.2倍,而常住人口只增长了3.5倍。
国土资源部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土地城镇化的速度是人口城镇化速度的1.85倍,而国际平均水平是1∶1.23。我国城市人均用地133平方米,已经超过人均建设用地120平方米的规划高限。
另外,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工业用地太多,而城市人居或环境空间偏少,两者之比是1.5∶1,而日本这一比例是6∶1,法国巴黎大区是5∶1。
所以要实现集约型城镇化,首先要在土地的集约使用上做文章。在产业分布上,可以学习苏南模式或浙东模式,那里土地空间有限,但很会利用产业集群的优势来促进生产发展和城镇化。据统计,通过产业集群,可以节约土地30%,提高能源利用效率40%,节约行政管理费用20%以上。
2.要建设智能化城镇
城市不是钢筋水泥的简单堆砌,而是人类智慧赋予其生命活力的系统。尤其是在当前城市病蔓延的情况下,智能化建设可促使城市“不得病”、“少得病”和“快治病”。
在国际上,建设智能城镇是个比较新鲜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国外也不过五六年的时间,它是从IBM提出的“智慧地球”转义而来的。对这样一个舶来品,如何在中国生长发育,还没有现成答案,但人们可从生活感受中理解。现在我国交通难、居住难、就业难、看病难、上学难,种种“难”,一方面有硬件不足的原因,但一定程度上还是“软件”品质不高。
智能化城镇建设,科技是基础,是支撑,互联网、云计算、智慧交通、智慧购物、智慧安防、智慧就医都是其表现。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智慧城镇能提升经济运营效力、降低发展成本。比如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可使产业由集中转为分散。比如3D打印技术可使制造业分散化,有利于缓解工业过分集中于大城市的现象,以促进小城镇的发展。从生活角度看,智能化城镇又能“便民”、“利民”和“惠民”。比如,人们办事,不需长时间排队、不需顾虑工作人员的态度、不需多次补充材料,等等。
2013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全国90个首批智能城市试点。预计“十二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将投资2万亿元。所以,未来的智能城市让人感觉到的不仅是生活的方便舒心,还会带来现实的利益。
3.要丰富城镇化的“绿色”内涵
“绿色”和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四个标准:“集约、智能、绿色、低碳”中的“低碳”,在内涵上有交叉,但中央把它们分开讲是有政策指引的。根据理解,“绿色”应侧重在环保,如环境优美和减少污染,而“低碳”侧重于在生产、生活方式上要节能。
目前,我国的环境污染主要来源于城市。世界银行报告显示,世界80%的温室气体产自城市,全球最大的十个城市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比日本一国的排放量还多。我国也面临这个问题。目前,城镇消耗了85%的能源和资源,同时,排放了相同比例的废物和废气,流经城市的河道80%以上都受到严重污染。
对于“绿色”城镇化,除了环境优美这种生态上的“绿色”,其含义还要丰富得多。比如它还应包括交通绿色出行、建筑要绿色、甚至地面也要绿色等,比如要让雨水能渗透到地下,等等。
目前,我国建筑多是不太环保的建筑。据统计,我国既有建筑中,95%以上是高能耗建筑,每年新建房屋中这一比例也达80%以上。我国现在的住房面积约有400亿平方米,而能达到节能标准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发达国家的2—3倍,建筑外墙节能保温程度差4—5倍,屋面差2.5—4.5倍,外窗差1.5—2.2倍。建筑给社会造成了沉重的能源负担和严重的环境污染。
目前,我国每年的建筑量,按面积算占到了全球的40%,一个上海的建筑量就等于整个欧盟的建筑量。未来20年,全球50%的新楼房将会建在中国,所以建设绿色环保建筑非常重要。
4.要走“低碳”发展之路
“低碳”侧重要求我国要寻求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低碳经济”成为全球热点,而低碳之路,城市首当其冲。我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只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8%,但是碳排放却占到40%。
据统计,我国城市能源消费水平是农村的3倍。城镇化率每增加1%,相应需要增加5000万吨标准煤的消费,增加生活COD排放量3万吨,生活氨氮排放量1万吨,生活氮氧化物排放量19.5万吨,生活二氧化碳排放量2525万吨,生活垃圾产生量527万吨。而我国又是人均能源稀缺和森林草原等环境承载力有限的国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煤炭只有55%,石油是11%,天然气仅为4%。所以建设低碳城市,不仅是口号,而是必须。否则,我们的城镇化将难以为继。
发展低碳,不仅事关生产方式,它还密切关系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如,维持一个人每天的日常活动大概需要4000千卡的能量,这相当于0.5升油当量的能耗,等同于一个200瓦的灯泡24小时不间断工作所需能源。然而,我国现在城里人,每天生活平均消耗的能源为9.3升油当量,是基本生存所需的20倍。比如一条牛仔裤,从棉田采摘、织布、加工、销售、洗涤,一直到垃圾处理,整个过程无一不消耗能源,它的“一生”大约需要消耗60升油当量。
还有,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城镇百姓的碳排放正由生存型排放,开始进入享受型排放阶段。比如私家车,日本私家车普及率达80%,但出行多数人依赖公共交通。在东京地区私家车一般年行驶3000—5000公里,但我国的私家车一般年行驶1.8万公里。国内很多人在使用私家车上变成一种依赖和嗜好。
根据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低碳城市的评估标准,如果一个城市的低碳生产力指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20%,即可被认定为“低碳”,但现在我国还没有城市能达到这一标准,所以建设低碳城镇,任重道远。现在我国已有2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提出要建设低碳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