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这一段等待归家的日子，对于天津的亲人来说，的确有些无情。但对于丰子恺来说，却提供了亲近弘一法师的绝好机会。

弘一法师恰如一个温暖的光源，源源不断地照亮和温暖着丰子恺。

丰子恺请他给自己的居所取名字。法师教他一个有趣的办法，在许多小纸片上写下自己喜欢又搭配得起来的字，把纸片搓成团，放在佛像的供桌上，然后去拈阄，拈到什么就是什么。丰子恺连着两次拈到的都是个“缘”字，这室名自然就定为“缘缘堂”了。弘一法师当即为他写了横额，以后丰子恺无论迁居到何处，都会把这幅装裱好的横额挂起来。于是，日后著名的“缘缘堂”，竟是由此而起。真是奇缘！

丰子恺请弘一法师住在楼上，自己和家人则住在楼下。法师自出家以来，绝少止息于佛寺之外，这次在“缘缘堂”中却住了有一个来月，着实令他感到意外的欣喜。用他的话来说，与法师共居的这段时间，成了他日后丰富的回味源泉。每天天色将晚的时候，丰子恺便上楼来与法师谈话，谈到夜色完全降临的时候才告罢。谈话结束，法师也就歇息了，他睡得很早，差不多总是和阳光一同睡着的，一向也不用电灯。

弘一法师持律之严，丰子恺早已知道。有一次他给法师寄一卷宣纸去，请书佛号，宣纸多了一些，法师就来信问，多余的宣纸应如何处理。法师认为，这些宣纸既非自己所有，如何处理自当是要问过物主，否则私自使用，便犯了盗戒。另有一次，丰子恺寄回件邮票去，因面值比法师所需的多了几分，法师便把多的几分寄还于他。此后丰子恺给法师寄纸张或邮票，就预先声明，凡有多余的即送与法师。他知道，不如此明确声明，法师是断不会接受的。

与弘一法师在“缘缘堂”中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丰子恺对这方面的情形，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法师每次坐上那把藤椅之前，都要把它轻轻摇动一下，然后才慢慢坐下去。起先丰子恺不敢问，后来见他每次都如此，终于忍不住问起来，法师告诉他，这椅子的藤条之间，或许有小虫伏着，如果突然坐下去，怕要把它们压死，所以要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虫子避开。望着那一丝不苟的动作，丰子恺深深地为弘一法师的护生情怀和谨严人格陶醉了。

丰子恺有位朋友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弘一法师看了他写的《理想中人》一书后大加赞美，并写横幅“慈良清直”托丰子恺相赠，以期与这位《理想中人》的作者见上一面。后两人相见，一个得道高僧，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奇妙地在丰子恺家相对而坐，自在融洽，谈笑风生，完全看不到一丝一毫因各自信仰的宗教不同而有所隔碍的情形。

真正伟大的宗教，都是导人去恶而向善，教人敞开自己的心灵，以平等和慈爱的心情去善待他人。面对这样让人感动的场面，丰子恺不由在心里暗暗地赞叹起弘一法师的通达和大气来。

在此期间，许幼园得知消息后，多次到“缘缘堂”叙旧，摄影留念，弘一法师皆作小记。为弘法，李鸿梁绘普贤文殊菩萨像，法师题菩萨名号，姜丹书施彩，由佛学书局影印流通。

著名文学家叶圣陶是丰子恺至交，一直仰慕弘一法师，这次也终得一见。在上海功德林素斋馆，法师微笑着坐在靠窗的一角，悠然地捻着手中的念珠。一同会面有十来人，叶圣陶坐在法师身边，大家都觉得在这样一位清癯如鹤的长者身边，时光那样恬然，有种难言的美。

因为弘一法师过午不食，所以11点钟左右众人便开席了。同席的李石岑请法师谈一些关于人生的意见，法师真挚诚恳地说惭愧，没有研究过。叶圣陶想，研究云者，乃是处身在其事之外去观察、思考、分析，像弘一法师这样的人，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没有站到外面去研究人生的余暇。他所说的没有研究过人生，应该便是因此而起。

的确，对于年近知命的弘一法师来说，他的生命已经完全地投入于一种宗教信仰的追求之中，人生此时已不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而是一条用来通往彼岸的桥梁了。

斋后，弘一法师带着众人去太平寺见印光大和尚。到了门口，寺役进去通报时，法师从包袱里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来，恭恭敬敬地穿在身上，眉宇间异样地静穆。过了一会，身躯硕大的印光出来，法师立刻跨步过去，对他屈膝伏，动作异常的安详而恭谨。进得禅房，弘一法师与印光法师并肩而坐。叶圣陶在《两法师》说：“一个是水样的秀美、飘逸(弘一)，一个是山样的浑朴、凝重(印光)。”

叶圣陶与弘一法师这第一次的相见，也是惟一一次。法师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使他终生难忘。

在这个纷繁热闹的尘世里，弘一法师像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的人，在他身边，便犹如在一阵清凉的微风里，而他那样一颗安宁喜悦的心，便可以令人躁忿全消了。

同样，丰子恺在与法师朝夕与共的这一个月里，更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个佛门高僧的风范，对于这位昔日的艺术恩师何以会皈依佛门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1927年底，丰子恺、裘梦痕二生将弘一法师俗时名曲《朝阳》《忆儿时》《送别》《悲秋》等20多首，选入《中文名歌五十曲》一书。丰子恺在序言中赞颂弘一大师“有深大的心灵，又兼备文才与乐才……中国能作曲又作歌的音乐家，也只有李先生一人”。

此书出版后，即被众多学校选作音乐教材，多次再版，影响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