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叔同，当年“浙一师”校园里，流行着各种各样的话题，杭州的流光，是他尘世生活里一段可圈可点的岁月。对于意气风发的李叔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是人生一件乐事。

李叔同在执教的几年时间中，培养出来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如：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美术教育家吴梦非、李鸿梁；文学家曹聚仁、蔡丐因、黄寄慈；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沈本千，等等。

丰子恺说：“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制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我便是其中之一。”

丰子恺是浙江崇德县(今桐乡市)石门镇人，近代中国著名的散文家、画家。1914年丰子恺16岁时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第一年是预科生，第二年开始上李叔同的课，也就在那时，他才知道伴着自己成长的那首《祖国歌》乃是先生所作。

丰子恺自幼极爱绘画，幼时已是家乡颇有名气的小画家。李叔同鼓励丰子恺，要坚持走下去，依靠他的天资与勤勉，日后定然会在绘画方面大有作为。丰子恺后来回忆说，先生的这几句话决定了他的一生。

李叔同宿舍的案头，有册明儒刘宗周所著《人谱》，是一本汇集古贤嘉言懿行的著述，封面上有他亲笔所写“身体力行”4个字。有一次，李叔同把丰子恺和几个学生叫到他房间谈话，翻开《人谱》，指着其中的一节文字让大家看：“唐初，王、杨、庐、骆皆以文章有盛名，人皆期许其贵显，裴行俭见之，曰：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勃等虽有文章，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耶？”然后，用浅白的语言解释说，器识相当于道德与人格，“先器识而后文艺”是说人应该首重人格的修养，其次才是文艺的学习，更具体地说，要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必须首先做好一个人。丰子恺觉得，先生的这番话似乎是特别说给他听的。李叔同出家前，这册《人谱》便送给了他。

1917年后，李叔同启发丰子恺留意日本画坛的情况，建议他读一些日文的艺术理论著作，并开始教他学日语。1921年春，丰子恺开始了10个月的日本游学生活，四处观摩游学，买了许多书籍，听了许多音乐会，看了许多画展。他从明治末期著名画家竹久梦二的作品中受到很大启发，此后终于走上了漫画创作的道路，没过多久即成为知名的大艺术家。

近代中国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刘质平比丰子恺大2岁，也比他早两年进入这浙一师。刘质平说他与李叔同“名虽师生，情深父子”。和丰子恺一样，他也是一个痴迷于艺术的学生，对音乐有着极浓厚的兴趣。由于沉迷于音乐，他在浙一师就读的时候，其他的功课大都不及格，幸有李叔同为他说情，经亨颐又是个开明的校长，才得以顺利完成在校的学业。

刘质平极富音乐天分，入校未及半年便已开始尝试自己作曲。李叔同对此十分欣赏，并不遗余力地帮助刘质平，不仅每周特抽出两次时间单独为他辅导，还介绍他到鲍乃德夫人处练琴。在李叔同的精心指点下，刘质平很快成了浙一师音乐成绩最好的学生，并于1916年夏毕业后留学去了日本。

在日本期间，李叔同一直与刘质平保持着书信往来，关注着他的生活和学习，用他过去留学日本的经验，给他种种建议，并开导和鼓励他。刘质平初到日本便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轻视，为此十分愤慨。李叔同回信鼓励他奋发精进，用自己的成绩说话，为国人吐一口气。针对刘质平耿直狷介的性情，又特别叮嘱他：“宜重卫生，俾免中途辍学；宜慎出场演奏，免人之忌妒；宜慎交游，免生无谓之是非；勿躐等急进，勿心浮气躁。”

1917年初，刘质平感到了深入学习的困难，一向心高气傲的他为此颇为沮丧。李叔同在信中宽慰他愈学愈难本是进步的表现，不需以此为忧，又特为叮嘱他“务实循序”四字，并说，交友无需勉强，宁无友，也不可交寻常之友，以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刘质平到日本的第二年，留学经费发生了困难，烦恼之余甚至想到自杀。李叔同此前从未做过求告于人的事，闻知此事后，不惜违反平日处世和做人的准则，多方为之筹措，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最后，李叔同决定从自己的月薪里拿出五分之一供给其做学费。李叔同当时每月的薪水为105元，是他当时全部的经济来源，天津与上海两地的家人皆有赖于此。他将薪水作了安排，上海家用40元，天津家用25元，挤出20元来资助刘质平，与他自己每月生活的全部费用相同。为提供这份无偿资助，李叔同在信中还明言3点：(一)这是基于师生情谊的馈赠，并非是借贷，将来不必偿还；(二)不得将赠款之事告知第三者，即便是对刘质平自己的家人，也万不可提及；(三)赠款期限以刘质平毕业为准。

其时，李叔同对佛教的兴趣已经日益浓厚，开始有了出家的念头，并已着手为此作各方面的准备。为了让刘质平安心学习，他在信中一再表示将践守自己的承诺，务必使他完成学业为盼，甚至不惜为其推迟自己拟定的出家时间，帮助学生渡过难关。

在李叔同的关怀和资助下，刘质平才得以继续坚持自己在日本的学业，而他也终于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后来成为了一名出色的音乐教育家。

李鸿梁，字孝友，浙江绍兴人，近代山阴四大画家之一，师从过李叔同，也师从过鲁迅。1915年夏，李叔同兼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要携日籍夫人回日本探亲，便推荐年方21岁的李鸿梁到南京代课。李叔同素知他生性戆直，锋芒太露，赠其一联：“拔剑砍地，投石冲天”，另有一幅横是“豪放”，旁书七绝一首。李叔同还写了很关切的信，劝他不必倚才使气，锋芒外露，要和光同尘，既保留个性，又为世所容。

李鸿梁当时还未毕业，从未上过讲台，颇是忐忑。李叔同详细为他介绍学生程度、学习要求、课程进度等有关情形，并将自己的一串钥匙给他，每一把的用途说得都十分明白。

李叔同叮嘱李鸿梁要尊重同事、学生与工友，并分别给江谦和韩亮侯写信请他们照顾他。为鼓励李鸿梁，李叔同送了他一把日本制的绢面折扇，一面临了《龙门十二品》内的三种，另一面临《天发神谶碑》。另外李叔同还送了他一个刻有面具的日本三脚瓷杯，并在李鸿梁出发时亲自送他上火车。

曾任浙江钱塘书画研究社副社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沈本千于1918年入学浙一师。他入校前曾从民间的一位画师学国画，入校后开始对写生产生兴趣，但又觉写生之法似与国画传统冲突，为此不能自决。是年秋，沈本千在同学的建议下，特去西湖边的虎跑寺，向出家未久的李叔同请教。

那时的李叔同虽已不复以文艺之事介怀，但得知学生为此甚为苦恼，便细心地给予解说劝慰。李叔同说，中国画注重写神，西画重在写形。除了各自使用材料不同，中画常在表现形象中注重主观心理的表达，即“写意”；西画则从写实的基础上，追求形象的客观准确。李叔同认为，国画的“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不若西画的透视法，“石分三面，墨分五彩”也不如西画的阴影、光线、色调各有科学的根据。因此，他鼓励学生说，时代在不断进步，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应该多多吸取新的养料，学习新的技法。

为此，沈本千受益匪浅，至毕业后仍继续研习书画。35岁后专攻山水、墨梅，其作品挺秀、明净、抒情。其创作中，有关佛寺山水甚多，《弘一法师云游图》是代表之作。后成为在书法、篆刻、诗词等方面颇有建树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