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筱楼之死，也不过如斯而已！他带不走“亦官亦商”世代蕴积的财富，更带不走“大清王朝”敕封他许多功名的“顶子”。

世间的浮华，带不走倒也罢了。虽然他从学法上人诵经声中大化而去，但业力不饶人，他还是撇下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家。而最重要的，他丢下两个天赋天赋异禀、尚未成熟的孩子！

文熙是嫡子，已19岁了，线装书读的可不少，但他却没有成熟。这份大家业，理应轮到他承担。虽然他的家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他都要担起来。

桐达李家，家大业大，经济上倒是无虞。最让李文熙挂心的还是年幼的李叔同。他要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因为此时的李叔同，灵性而且顽皮，一身的玩世不恭。

他仿佛很担忧，“我要教育文涛，他也是我父亲的骨肉。”他的心理很矛盾，他看到李叔同越发不成器的样儿，就恼火！他甚至联想到，贱妇人不会养出好孩子。好像遗传决定了庶出的孩子，天生的狡黠，虽有点灵性，可根儿有点歪，不会成大器！

面对哥哥那种“长子如父”的派头，李叔同更有几分不乐意，对于他那颗小心灵所处的环境来说，哥哥的行为，对他不啻是一种侮辱！

李叔同的母亲是庶出，这样的出身，在大家庭里，无疑会低人一等。这样的境遇和歧视，天性敏慧的李叔同感觉到了。

其实，自从父亲死后，小李叔同就觉察到，这个家，对他只是一袭破狐裘，因为，他在家里是“正而不足，偏而有余”的。

可是，对于这样的歧视和偏见，李叔同根本不放在心上。他也不矛盾，任性聪颖的他，依然不屑一顾。

在幼年李叔同的眼里和心里，只有一个人的眼神和话语最有效——他的母亲。

李叔同的母亲年轻守寡，她希望儿子通过苦读求取功名，光宗耀祖。在母亲的训诫下，李叔同不得不稍稍收敛了一下。

王母言传身教，规范李叔同的行为举止，希望他做个懂礼之人。之后又按照《论语·乡党篇》规范其日常生活。每日吃饭之前，必须要摆正餐桌，否则就要遭到“席不正不食”的训斥。多年之后，李叔同每次吃饭前，都要把餐桌摆正再吃。

李叔同练习写字，拿整张的纸乱写。母亲看到后，正颜厉色地说，“三郎，你要知道，你父亲在世时，莫说这样大的整张纸不肯浪费，就连寸把长的纸条，也不肯丢掉。”李叔同从此改掉了铺张浪费的习惯，这样良好的生活细节，让他受益终生。

责任、荣誉、孝悌，这三道紧脑箍，紧箍着李文熙，他责无旁贷地做了弟弟的启蒙师。

李文熙先教弟弟读认家中厅堂抱柱上的书联，那是清代刘文定的话，上联为：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下联是：为名为利，求人莫如求自己。李文熙说，衣食来之不易，应当珍惜，不要糟蹋浪费。名利靠真才实学方能获得，人生受挫求人无用，关键时刻还得靠自己。其间所蕴含的世态人情和人生哲理，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6岁的孩子。

大约从7岁开始，李文熙每天把弟弟关在书房里坐两个钟头。从开始，便一股脑地将学问灌给他这个稚龄的弟弟。从千字文、朱子家训、养性篇、黄石公素书，到论、孟、学、庸，乃至秦文、汉文、唐文……他都像填小鸭似地喂胀了弟弟，他希望把弟弟培养成“经院式”的传道士。虽然他认定弟弟不成功，他还是一心一德地训练弟弟服膺一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乃至兄兄弟弟、夫夫妻妻的古老教条。

对这个脑袋里生来就“胡思乱想”的弟弟，李文熙所采取的教育态度，是“宁可严死，不可宽活”。他深知“棒下出孝子，世乱见忠臣”的大道理，因此，他对李叔同的行坐住卧，应对进退，都订了规矩。

但问题是，这个小家伙脑筋太自由了，对哥哥那一套多少有点不在乎。

令人欣慰的是，李叔同天赋极高，过耳能诵，过目不忘，理解力强。以上传统国学，对李叔同性格养成起到了关键作用。

纵观李叔同一生，除早年因父辈原因，结交过达官显贵外，其他友人大多为文学、艺术、教育及佛教界人士。出家后的李叔同，曾立下规矩，苦修南山律宗，不见政要、不见军官及生意场上之人。

并且，其常以《格言脸璧》检点日常言行，哪些做到，哪些没有做到，从而进行总结和反思。李叔同曾说：“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

后来，在为《护生画集·儿戏》(与弟子丰子恺合作)撰书题句时云：

教训子女，宜在幼时。

先入为主，终生不忘。

长养慈心，勿伤物命。

充此一念，可为仁圣。

童年时母亲的谆谆教诲，二哥李文熙近似“填鸭式”地灌输，让李叔同终生受益匪浅，一颗颖秀的种子，在涉世之初就打下了异于常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