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1月，狄更斯到英国一个盛产棉花的地方旅行，正赶上那里的棉花工人闹罢工。虽然他很尊敬罢工者井井有条、民主作风的会议，但他并不喜欢罢工这种争取自己权益的方式。

《艰难时世》的构思就是在目睹罢工之后产生的。狄更斯在动笔之前，仔细观察了这里的生产生活，高利润、廉价劳工，以及资本主义者所宣扬的工人阶级不安本分的真相。

事实上，这本书并没有明显地记录棉花工人的日常生活，与其说它是一种体验，还不如说是对工业主义的分析。萧伯纳曾指出它的特征：“它是对物质文明造成的社会问题的一种警示，同时它指出，这些问题不是我们的错，而是社会秩序本身的紊乱造成的。”

要将这样一个论点转变成虚构小说的形式，对狄更斯而言是巨大的挑战，而且在周刊上连载的压力，更是逼得他发疯。连载完毕后，狄更斯觉得精力消耗殆尽，短时间内似乎难以恢复。

1854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当局将注意力转移到对外战争上，对国内的矛盾更是应接不暇。同时，当局将这场战争宣传成正义的、为保全自身利益而进行的，全国人民理所当然为了支援战争而发起各种运动，比如捐款，这使得狄更斯感到厌恶。

战争的同时，霍乱也在侵袭着这个古老的城市。伦敦因霍乱而死去的人几乎比克里米亚战争中死去的英国士兵还要多。狄更斯在杂志上激烈地抨击政府对国内事务的无能，力劝工人与中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政府。事实上，他一直对罢工、暴乱等激烈的革命形式持反对观点，这一次可能是对政府太失望了。

这一年的圣诞节，狄更斯收到一封信，他认出了信上的笔迹，是玛丽亚·比德涅尔。

她写信的目的似乎是想和这位已经成名的旧识恢复往日的友谊。狄更斯回了封措辞十分礼貌但也明显疏离的信给她。后来，狄更斯曾邀请玛丽亚和她的丈夫共进晚餐。

再次见到初恋情人，狄更斯的心情很复杂。对于玛丽亚多年之后的形象，狄更斯在《小杜丽》一书中有着比较隐晦的描写：

她一向是高高瘦瘦的，现在却变得很肥胖，还有点气喘，不过那还不打紧。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之前她的所思所言是那么迷人，现在却变得啰唆愚蠢！

战争结束后，社会改革依然毫无进展。狄更斯不再相信普通的选举权对社会革新会有什么实质性的功效，因为一般民众并没有接受适当的教育，他们很难明智地投下自己的选票，而且他们似乎对目前的处境有些麻木。

这期间，狄更斯有一件相对开心快乐的事情。有一天，他和朋友到伦敦乡下游玩，他到了儿时到过的地方，那是一座小山，山上有一栋很漂亮的房子。狄更斯想起他那时问父亲的话，以及当时父亲的回答。

现在狄更斯完全有能力买下这栋房子，而房主也刚好要出售它。多年夙愿得偿，狄更斯一家很快搬到了这里居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