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狄更斯又开始创作另一部新小说——《炉边蟋蟀》。一些评论家对它的评价不高，不过它仍像刚出炉的蛋糕般迅速售罄，同时在年底之前还被改编成戏剧在伦敦12家剧场上演。

经过国外一段安静时光的休养生息，狄更斯萌生了新的想法——创办一份日报。他四处搜寻资料，不过这件事毕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感到有点茫然。最终，狄更斯找到了支持者，他自己也以“为进步和革新而战的勇士”的身份，受聘为报纸的第一任主编。狄更斯为报纸的起步阶段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这份报纸带给他的收益也很可观。

创刊号发行的三个礼拜后，狄更斯辞去了主编的职务。很多人责备他不负责任，其实他很爱这份工作，只是这个责任太重了，他要关注报纸的销量，关注报道和评论的内容，他很难再随心所欲地写自己的故事。一开始，福斯特就对狄更斯是否足以担当这个职位抱着怀疑的态度，现在，则由他来接替主编的位子。

中年时期的狄更斯

狄更斯辞职之后，有三篇重要的文章刊登在这份报纸上，内容都是讨论死刑问题的。他主张完全免除死刑，这种观点有点超前。不过狄更斯对免除死刑的步骤也有相当实际的建议，他知道目前一般大众还不具备这样的意识，这必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第一步，狄更斯反对在大庭广众下执行死刑。

不论在伦敦，还是在国外，狄更斯都看过很多诸如此类的场景：执行死刑时，围观群众为了找一个视线清楚的位置，整夜排队，并且相互推搡。当犯人走向绞首台时，他们尖叫、嘲弄，并且怒骂，在猥亵的笑语里，眼睁睁地看犯人被绞死。

三年后，狄更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同样主题的文章。不过，大概20年后，法律才有所变革，规定死刑必须在特定的地方执行，且禁止围观。

狄更斯辞去了主编的职位后，又开始了他的创作。他曾跟福斯特提起过一本新书的构想，这部小说从1846年4月开始连载，它的名字是《董贝父子》。

与此同时，狄更斯也开始了一段新的旅行。他选中了瑞典，全家人搭乘汽船，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个消息被当地群众知道了，他们在码头迎接这位创造了“不朽的匹克威克”的天才。狄更斯的书已经在欧洲大陆，包括俄国，引起广泛关注。他们发现狄更斯出乎意料的年轻，而且如此家庭化。

在离开伦敦之前，狄更斯主持了一些慈善活动。他有关人民福利的演讲都倾向于提倡普及教育，让所有阶层都能和谐共处。英国的中产阶级对改革持温和的态度，和法国的革命成了强烈的对比。这与狄更斯内心的感觉相抵触，他在新作《董贝父子》里表达了他的看法：稳重的中产阶级商人董贝就是腐蚀英国社会的“道德瘟疫”的象征，这个人不是恶人，只不过是受铁石心肠的经济教条摆布的工具而已，充斥着这种人的社会是无法保持长久的安定和繁荣的。

这期间，狄更斯和凯瑟琳的关系产生了裂痕。在狄更斯的所有小说里，几乎没有一个婚姻或家庭生活的结局是圆满的。凯瑟琳的心智一直不够丰富，不能给狄更斯任何智慧上的刺激。狄更斯因为传统和孩子们的关系，必须与她厮守一辈子，可是他却一直受“失落或缺憾”的折磨。

他们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外租了一栋种满玫瑰的小屋。狄更斯除了《董贝父子》外，还在构思另一部小说。同时，他和孩子们一起打猎、散步、驾驶帆船、举行舞会。

狄更斯也到了斯德哥尔摩的很多公共机构去拜访，他很高兴地发现监狱已经废除了禁闭法，同时也惊愕地看到某些监狱仍然保留着古老的刑罚。在这里，新教和传统天主教之间有着明显的分界线：新教呈现出来的是整洁、愉悦、勤劳；而传统天主教则让人看到了肮脏、疾病、无知、卑贱以及苦难。

《董贝父子》越来越受到读者们的欢迎，这是狄更斯第一本有关“完全的生活方式”的小说，算是小说体裁的一个重要创新。狄更斯受此鼓励，将家搬到了巴黎，他相信那个不寻常的地方的一切，将会启发他的灵感。

不久之后，福斯特也辞去了原来代替狄更斯担任的主编工作，他到巴黎度假，和狄更斯一起饱览巴黎风光，和巴黎的知名人士会面。

当福斯特要回伦敦时，他带走了狄更斯的长子查尔勒，因为这个孩子到了要上学的年龄。回到伦敦不久，查尔勒患上了猩红热，狄更斯和凯瑟琳匆匆赶回伦敦。然后，他们决定不再回巴黎了。1847年4月，凯瑟琳又生下一个儿子。

经历了这一系列的混乱，狄更斯挣扎着写完《董贝父子》。由于这本书的收入，以及前面几本书滚滚而来的利润，如今狄更斯的财务状况已经相当乐观了。

狄更斯永远不能忍受无所事事的痛苦，不写书的时候，他便投身于慈善义演，从策划、排练、上演的种种琐碎细节，都由他一个人包办。在舞台上，观众们公认狄更斯是个优秀的演员，他有令人难以忘怀的幽默感，常常在戏里穿插搞笑的台词。义演的利润基本上都用来资助贫困的艺术家。

这期间，噩耗接踵而至。首先是狄更斯的两位朋友相继去世：然后，狄更斯的姐姐芬妮罹患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狄更斯每天都去探望她，力求给她最好的医疗照顾，可是一切与事无补。

1848年9月，芬妮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