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学生中，有两个人是比较突出的，这就是马克斯·卡汉纳和鲁道夫·莱德勒。莱德勒是弗洛伊德之后第一个从事精神分析活动的医生。卡汉纳则在精神病疗养院主持精神病治疗工作，但他的治疗方法仍然局限于电疗法。这两个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支柱力量。

维也纳医生威廉·斯泰克尔在卡汉纳的介绍下认识了弗洛伊德。当时，斯泰克尔正患神经质疾病。当他得知弗洛伊德善于用精神治疗法医治精神病时，他就向弗洛伊德求助。从那以后，他认识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他的治疗取得了成功。1903年，斯泰克尔也开始从事精神分析活动。

1902年秋，弗洛伊德向卡汉纳、莱德勒、斯泰克尔和阿德勒四个人发出通知信，希望他们到他家来共同讨论精神分析工作。后来，斯泰克尔说，正是他，最先建议弗洛伊德召集讨论会。弗洛伊德自己也曾说，关于召集讨论会的建议是在“一位实际体验到精神疗法的疗效的同事的推动下”提出的。这就证实了斯泰克尔的说法。从此以后，每逢星期三下午，他们四个人到弗洛伊德的候诊室，围着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共同讨论精神分析的问题。这就是有名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它是著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的前身。最初，斯泰克尔把每次讨论的情况写成一个书面报告，发表在《新维也纳日报》的星期日版上。

1908年春，这个讨论会开始有自己的小图书馆。4月15日，这个讨论会的名称由原来的“心理学星期三学会”改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

这个学会从一开始成立就是充分自由的团体。参加学会的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权利，发表自己的见解，并自由参加活动。1907年9月，弗洛伊德从他的休假地罗马来信，强调学会成员有入会和退会的自由。

1904年起，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的主要助手容格，就开始全面地研究和应用弗洛伊德的学说。1906年，容格发表论述心理联结活动的诊断的著作。1907年，容格发表了著名的著作《早发性痴呆的心理学》。在这本书中，容格将弗洛伊德的学说应用于各种心理症的治疗和研究中。

容格与弗洛伊德之间开始了将近七年的通信，其中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之间表达了极其亲密的感情，而且相互交换了他们的科学研究成果。1906年4月，容格寄给弗洛伊德一本他新出版的《临床联想研究》。弗洛伊德曾真挚而热情地回信给容格，并相信容格将会永远支持他的主张。

1907年2月27日上午，容格来到弗洛伊德的住所。两人初次见面，彼此都非常激动。容格向弗洛伊德请教许多问题，谈话进行了整整三个小时。这次谈话给容格和弗洛伊德两人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容格认为，这是他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在这次会面后两个月，容格对弗洛伊德表示说：“凡是掌握精神分析学知识的人，无异于享受天堂的幸福生活！”

弗洛伊德为容格远道而来向他求教的行为感动，而且，也被容格的魅人的性格所吸引。弗洛伊德很快就在自己的心目中产生一个宿愿，希望容格能成为他的事业的继承人，他亲热地称容格为“儿子和继承人”。容格访问弗洛伊德后不久，又有两个人远道而来访问弗洛伊德，他们是阿伯拉罕和费伦齐。

阿伯拉罕是容格的助手和同事，他后来也成了弗洛伊德的亲密朋友。费伦齐是布达佩斯人，他早就试验过催眠疗法。弗洛伊德很喜欢费伦齐，所以，弗洛伊德邀请他与全家人共进晚餐，而且不久又同他一起到伯尔德加登去旅行。他们之间共写了1000封以上的信件，他们的信件涉及许多精神分析学的重要问题。

由于弗洛伊德的支持者绝大多数集中在苏黎世，很自然地，在那里逐步形成以容格为中心的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这些人后来被称为“弗洛伊德小组”。当时，钟斯向容格建议，最好能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问题。容格表示同意，初步决定于1908年4月到萨尔茨堡召开会议。容格说这次会议将被称为“弗洛伊德心理学会议”。

1908年4月26日，会议在萨尔茨堡的布利斯托尔饭店举行。会议只开一天就结束了，参加者有42人，其中有一半是专业的精神分析工作者。会上宣读了九篇论文，其中有四篇来自奥地利，两篇来自瑞士，其他三篇分别来自英国、德国、匈牙利。

弗洛伊德在会上宣读了《病症史》。弗洛伊德的这篇论文是论述一个强迫性心理症病例的，这篇论文后来以“同老鼠在一起的人”为题发表出去。在会议上，弗洛伊德讲了三个多小时，与会者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这时，他表示已经讲得太多，不打算再讲了。但大家都被他的发言的精彩内容所吸引，一再要求他继续讲下去，所以他又讲了三个多小时。

宣读论文后，决定出版一个会刊，名为“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这是在弗洛伊德和布洛伊勒指导下，由容格主编的刊物。这个刊物一直出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于弗洛伊德来说，有了自己的杂志，可以有地方发表自己的著作了，而这也成为他同论敌进行论战的一个阵地。正如他在给容格的信中所说：“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敌人越多就越光荣。现在，当我们能够从事工作，发表我们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我希望能长久地这样下去。”

《弗洛伊德自传》中写道：“在1911年到1913年间，欧洲的精神分析学运动发生了两次大分裂。这两次分裂是在原先居于此新兴科学要津的阿德勒和容格的领导下进行的。这两次分裂运动的声势都很浩大，很快就有许多人追随他们。但他们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理论上的新创造，而是借助于他们所提出的一种**手段，他们说可以不必排斥精神分析学的实际内涵，而可以把其中一些令人可厌的成分驱逐出去。容格想给精神分析作一种抽象的、非人格性的和非历史性的解释，以便借此避免婴儿性征、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以及对幼儿时期进行心理分析等重要观点和重要方法。阿德勒似乎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认性的重要性，把人格和精神病的形成，统统归结在人类的权力欲及弥补人体体质缺陷的欲望上。他把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心理学原则，弃之不顾；然而，他所抛弃的东西又被他以别的名义进行改头换面，然后又强行挤进他所设计的密闭系统中，比如说，他的所谓‘男性的抗议’，其实就是不正当的、带有性的色彩的压抑作用……”

弗洛伊德的这一段话，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要分裂。很明显，这次分裂的发生并非偶然。早在“精神分析运动”兴起之时，便已埋下了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纽伦堡大会上，阿德勒与斯泰克尔就已经对弗洛伊德把大会领导权交给容格而不满。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这次分裂不仅起于组织上的分歧和领导权的争夺，而且，主要是起于学术观点上的根本性分歧。由此看来，这次分裂是不可避免的。1911年，弗洛伊德同阿德勒分裂。这件事对弗洛伊德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因为这一分裂不仅意味着组织上的分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11年和1913年，由弗洛伊德领导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先后召开了魏玛代表大会和慕尼黑代表大会。由于阿德勒退出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所以，魏玛代表大会是充满着友好的气氛的。这次会议有55个代表参加，在会上宣读的论文都是高水平的。有几篇论文，后来一直被公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经典著作，其中包括阿伯拉罕论“发狂与忧郁交互发作的精神错乱症”、费伦齐论同性恋的文章和查赫论精神分析学与精神科学的交互关系的文章等。兰克的杰出论文《论诗歌与传说中的**题材》是大会上最后宣读的，也是最好的文章。

弗洛伊德在大会上所宣读的论文是《对一个妄想症病例的自我剖析的注解》。在这篇论文中已经透露出他对于人类神话起源、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兴趣，它实际上为《图腾与禁忌》作了准备。

当时，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容格在工作报告中说，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已拥有106个成员。在欧洲又有法国、瑞典、波兰、荷兰四个国家的学者开始投入对精神分析的研究工作。

1912年，弗洛伊德同容格的关系才开始冷淡下来。按照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以往惯例，世界性的代表大会应是每年举行一次。但这一年并没有召开大会，因为大会主席容格到纽约讲学去了。弗洛伊德看到了即将出现的新裂痕。他写信给阿伯拉罕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抱太大的期望。在我们面前会出现暗淡的时刻，只有下一代才能承认我们的成果。但我们仍然享有无上的乐趣。”在那年年初，钟斯就已经从容格那里听到即将来临的新的分裂风暴的信息。

容格生于瑞士克斯维尔，就读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就到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工作，成了著名的布洛伊勒教授的助手。在布尔格荷尔兹利精神病医院的工作中，容格向他的导师布洛伊勒教授提议采用弗洛伊德的精神治疗法，从此，打开了容格与弗洛伊德合作史的新一页。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理论观点的分歧并没有使他们的合作维持10年以上。从1911年以后，容格就逐渐提出了系统的、与弗洛伊德对立的观点。

在过去两年，容格和弗洛伊德都已经着手考虑神话文学和比较宗教学的问题。在这以前，弗莱彻尔曾在1910年发表过四卷本的《图腾与异族通婚》的著作。这一著作为弗洛伊德思考类似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是，在1912年撰写《图腾与禁忌》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容格的矛盾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实际上，弗洛伊德与容格的分歧早在纽伦堡大会以前就已有先兆。

在萨尔茨堡大会之后，阿伯拉罕曾写出关于神经质病症与性的关系的论文。阿伯拉罕的观点与弗洛伊德完全一致。可是，当时的容格就已表示很激烈的反对态度。容格明确表示，神经质与性不存在必然的和本质的关系。但一直到弗洛伊德同阿德勒的关系决裂为止，弗洛伊德始终没有认为他与容格在理论上的分歧会导致他们之间的决裂。当容格与弗洛伊德共同研究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问题时，弗洛伊德才逐步发现他们俩之间的理论分歧是难以调和的。

1911年夏末，当容格访问美国时，弗洛伊德对容格的不满情绪就有所发展。1912年， 他们之间的关系愈来愈僵化。

1912年，容格第二次前往美国大学进行演讲。在容格的演讲词里，他贬低了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一些精神分析的中心内容。显然，容格根本不以离开弗洛伊德的阵营为羞耻。他准备在回到欧洲后，充分地解释他的立场。他给弗洛伊德写了一封信：“在我的演讲中，我谈到我对精神分析现存的观念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关于性欲冲动的理论。我发现，我的精神分析见解已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直到现在他们仍为精神病的性问题而困惑不已……”

10月，容格又写了一封信给弗洛伊德。容格承认他对弗洛伊德的感情很矛盾，信中说：“无论如何，你以对待病人的做法来对待你的学生们，这是极大的错误！……你到处走动，危言耸听地说你周围的人都有病，因此使每个人都变成你的儿女，羞愧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时，你维持高高在上的地位，使自己好像威风凛凛的父亲……尽管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将继续公开地支持你。”

1912年，容格发表了《论原欲的象征》这一著名论文。该论文的第二部分公开地宣布与弗洛伊德的理论的根本对立。容格坚持认为“原欲”这个概念只代表“一般的紧张状态”，而不是只限于“性”方面的冲动。容格在一封信中说，他认为“原欲”的概念必须走出“性”的狭窄天地，而把它看做一般的心理冲动。

同年夏末，容格在美国的讲学内容也公开表示了他在理论上同弗洛伊德的对立。11月，弗洛伊德同容格在慕尼黑会谈。在会谈中，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发展。直到1913年召开慕尼黑代表大会为止，容格仍然没有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因而他始终担任该会主席和《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的主编。10月，容格才写信给弗洛伊德正式表示要辞去《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的主编职务，他还直截了当地表示今后不可能再同弗洛伊德继续合作下去。

1914年4月，容格正式辞去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主席职务。接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容格宣告退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容格退出学会后，阿伯拉罕担任临时主席职务，负责筹备这年于德累斯顿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该大会没有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