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相接

1902年，弗洛伊德被正式地委任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心理学副教授。副教授这个职位对他来说显然是同他的卓越的研究成果不相称的，这表明了奥地利学术界的权威人士仍然顽固地执行种族歧视的政策。可是，当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和德国遭到冷遇的时候，他在英、美、瑞士各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

1908年夏天访问英国后，弗洛伊德在12月接到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校长史坦利·霍尔的邀请。克拉克大学准备庆祝建校20周年，请弗洛伊德前往讲学。弗洛伊德请费伦齐陪他去，费伦齐非常激动，开始日夜训练自己的英文会话能力，并看了许多有关美国的书籍。

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美国仍然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及其性格并不很了解。在这以前，弗洛伊德曾经从一本论述塞浦路斯古董的书中知道，这些古董中的一部分已经被运往纽约陈列，因此，他很想找机会去纽约看看这些塞浦路斯古董。他受到邀请后说，他希望能有机会看看全美国，他特别想看看著名的尼加拉瀑布。临走前，他一直没有起草讲学稿子，他准备在大西洋的航程中写。

190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文明化的性道德与现代精神病》《诗人与幻想》《幼儿关于性的想法》《歇斯底里幻想及其两极性》和《性格与肛门爱》这五篇论文。到此为止，弗洛伊德显然已经胜利地打破了被孤立状态，使自己的学说在国际上传播。这一切，乃是由他发起的国际性精神分析运动获得成功的新起点。

1909年8月，弗洛伊德与费伦齐在德国不来梅港上船，乘着“乔治·华盛顿号”前往美国。这次到美国去的还有容格，容格是在6月份受到美国人的邀请的。弗洛伊德认为，邀请他们俩一块去美国讲学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在船上，弗洛伊德、费伦齐和容格三人各自分析自己的梦。据容格说，弗洛伊德的梦绝大多数表现了对未来的工作和家庭的关切。在船上，弗洛伊德偶然地发现了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情，他的船舱管理员手中拿着《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并认真地阅读着这本书。这件事无疑鼓舞了弗洛伊德。他后来告诉钟斯说，当他看到这一情景时，他自信自己会闻名于世。8月27日，他们抵达纽约。布里尔正在码头上等候，但他没有与他们一起乘车离开码头。

第二天，弗洛伊德在纽约到处寻找妻弟埃利·伯内斯和老朋友布里尔陪着他。他们先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然后穿过唐人街和犹太人聚居区，中午到达康尼岛。第三天早晨，弗洛伊德前往他朝思暮想的地方——纽约市大博物馆。在那里，他最感兴趣的是古希腊的历史文物；接着，布里尔陪他去哥伦比亚大学；然后，钟斯也一块陪弗洛伊德去游玩。他们在哈姆斯泰因屋顶公园共进午餐后，一块去看电影，这是最原始的电影。弗洛伊德和费伦齐都很感兴趣，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

9月4日，弗洛伊德等人离开纽约，前往波士顿和曼彻斯特。弗洛伊德到达克拉克大学后，容格建议他讲梦的问题，而钟斯则主张讲一些一般性的精神分析问题。钟斯的建议是比较切合实际的。钟斯曾经在这里同普林斯一起主持过两三次讨论会。在弗洛伊德赴美讲学前几个月，钟斯又同布特南一起在纽约召开讨论会。所有这一切，都为弗洛伊德这次访美奠定了基础。

美国人以极大的兴趣焦急地等待着弗洛伊德的到来，希望他的讲学能扩大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影响。正如钟斯在反对弗洛伊德以梦的题目作为这次讲学的主题时所说的：美国人是很讲实际的，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基本原理及其实际应用。

弗洛伊德用德语讲了五次，他的优美的德语口语吸引了所有听众。一位妇女听了弗洛伊德论“性”的理论以后，心情很激动，这次讲学的稿子后来以不同的形式出版发行。

最令人难忘的日子是向弗洛伊德颁发博士学位的那一天。在20周年校庆典礼快结束时，克拉克大学校长授予弗洛伊德博士学位，对弗洛伊德来说，这一切，似乎是一场梦。他的激动心情可以在他的致谢词中的一句话中反映出来：“这是对我们的努力的第一次正式的合法承认。”

在这次讲学中，弗洛伊德遇到美国著名哲学家威廉·詹姆士。詹姆士会讲流利的德语，他们很亲热地交谈起来。弗洛伊德写道：“在那段时间里，还有一件令我永远难忘的事情，那就是会见了哲学家威廉·詹姆士。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和他一起散步时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走着走着，他突然停了下来，把他带着的皮包交给我，要我继续往前走，告诉我说，等到他那正要发作的心绞痛过去之后，他会马上赶上来。他于一年后因心绞痛逝世，我常常希望我能像他那样面对临近的死神毫无惧色。”

在这次访美过程中，弗洛伊德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弗洛伊德感到最满意的朋友是哈佛大学神经学教授布特南。布特南当时年龄已经不小了，但思想开放，对世界上的新鲜事物总是抱着很敏感的态度。弗洛伊德在自传中是这样评价布特南的：“在美国，我们也遇到哈佛的神经学专家布特南。他虽然年纪老迈，但仍是精神分析学的全力支持者，而且以其为世人景仰的人格尽全力阐释精神分析的文明价值及维护其目标之纯洁。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也许由于他受某种强迫性神经质的感染，他有很强烈的偏见。对于他，唯一令人遗憾的是，他有一种把精神分析学归属于某个特定的哲学体系的倾向，并把它变成道德的奴役。”

弗洛伊德还参观了雄伟壮观的尼加拉瀑布。弗洛伊德说，亲眼看到的尼加拉瀑布比他想象中的更加宏伟。接着，弗洛伊德被邀请到布特南的住所。布特南的家坐落在伯拉席特湖畔的阿第伦达克山上。弗洛伊德曾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妻子，以小说和诗一般的语言描写那里的美丽的、仙境般的风景。那里的湖光山色使弗洛伊德陶醉，这是一段极难忘的时刻。然后，弗洛伊德等人又前往纽约。

在布特南家里做客的时候，弗洛伊德患了轻微的慢性阑尾炎，但为了在旅游中不要过多地打扰别人，他忍着痛把这件事瞒起来。他终于完成了在美国的访问，登上赴德国的“威廉一世皇帝号”轮船回国了。

这一次访美讲学，弗洛伊德自己给了它很高的评价：“在欧洲时，我觉得处处受人轻视。到了美国，我发现那些最出色的人物也没有对我怠慢。当我步入沃斯特克拉克大学的讲坛宣讲我的《精神分析五讲》时，我的感觉就像难以置信的白日梦获得实现那样：‘精神分析已不再是一种幻想的产物，它已是现实中极有价值的一部分。’”

当然，弗洛伊德对于精神分析学在美国所遭遇到的命运，并不是只看到它的顺利的一面。他说：“自我们访问美国之后，精神分析学在美国的地位一直屹立不倒，尤其在外行的民众中大为流行，又为许多权威的精神病学家认做是医学训练教育中的一项很重要的因素。不过，很不幸的是，它不久也遭到被渗透和被歪曲的灾难。尤其不能容忍的是，很多和精神分析风马牛不相及的弊端滥用，也都假其名而行。”

弗洛伊德认为，美国人的实际精神固然是好的，但如果把这种精神绝对化，会造成轻视理论的危害行为。他认为，美国对于精神分析的理论和基本技巧，并没有给予透彻的研究和训练。他特别对于华生提出的行为主义原则表示愤慨。

华生根据自己对动物心理和婴儿心理的研究结果，主张心理学是研究行为的自然科学，反对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显然，行为主义由于方法论的狭隘性，否定了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差别，不能正确地对待人类意识与行为的内在本质关系。

在访美期间，弗洛伊德的演讲集被编成《精神分析五讲》，后来由布特南出版发行。

1909年，弗洛伊德著作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布里尔、钟斯和布特南三人成了在美国宣传弗洛伊德学说的最积极的中坚分子。布里尔主要在纽约活动，钟斯则到巴尔的摩、波士顿、芝加哥、底特律和华盛顿活动。由普林斯和霍尔分别主办的《变态心理学杂志》和《美国心理学杂志》不断地刊登钟斯等人介绍精神分析学的文章。

弗洛伊德还发表了《神经质病人家属的故事》《歇斯底里发作概论》《一个5岁男孩恐惧症病例分析》和《一个强迫性精神病病例的备忘录》。同时，弗洛伊德还把多年来的论文汇集成书加以出版，书名是“短篇论文集”。对于弗洛伊德来说，这是发生重大转折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前夕。

1910年召开的纽伦堡大会是弗洛伊德个人历史上，也是精神分析学科学发展的整个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以后，弗洛伊德成了国际性的知名科学家，他的学说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先进的国家。一个被称为“国际精神分析学运动”的国际性学术活动广泛地开展起来。而在短短的几年内，精神分析学这门科学的领域内产生了同弗洛伊德原有观点不同的、有鲜明特征的不同观点，这些新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不同的学派。这就表明精神分析学一旦被人们接受，由于它提出了深刻的、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很快解放了研究者们的思想，形成了空前活跃的学术研究局面。

在科学史上，像精神分析学这样刚刚建立不久就能如此迅速地产生不同的学派的，是很罕见的。一般地说，各个新建立的科学往往要经历一段发展时期，要有一个在理论上和发展规模上的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它要突出地发展其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以便在新的发展时期内更稳当、更深入地论证和验证其理论本身，在学术阵地上站稳脚跟和继续扩大影响。精神分析学的发展却经历与此不同的过程。

同年3月底，在纽伦堡召开了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这是继萨尔茨堡大会之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很显然，萨尔茨堡大会为这次大会的召开奠定了组织上和理论上的稳固基础。

这天，弗洛伊德提早来到会场，同阿伯拉罕一起讨论了大会组织的有关问题。这次会议所宣读的科学论文显示了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的新的重大成就。弗洛伊德作了题为“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景”的报告。瑞士的两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容格和汉那格作了高质量的学术报告。

弗洛伊德曾经考虑过，要使各国的精神分析学家更紧密地合作，共同制订一个研究计划，成立一个从事精神分析工作的组织。弗洛伊德委托费伦齐筹划这个工作计划。

在进行科学讨论以后，费伦齐把他制订的关于未来的组织的设想公布出去，但他的方案立即遭到许多人的抗议。反对者们认为，费伦齐的方案低估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能力，因为他建议未来的精神分析学共同组织的中心设在苏黎世，由容格担任主席。另外，他的建议中包含了一些超出科学研究范围的问题。他早在会前就向弗洛伊德表示：“精神分析的观点不能容忍民主平等，它必须有精华分子做中坚，遵循着柏拉图式的哲学家统治路线。”弗洛伊德也同意这一观点。这就表明，在当时，弗洛伊德已经很清楚地预感到他的理论体系所可能引起的各种分歧看法，所以，他要强调其理论观点的统一性。

大会讨论结果，决定成立国际性协会，并在各国设立各个支会，但对费伦齐的方案作了修改。费伦齐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引起了维也纳的精神分析学家阿德勒和斯泰克尔的反感。他们尤其不满大会的主席和秘书这两个重要职位全由瑞士籍的精神分析学家独占。他们认为，大会无视了他们长期以来的工作和研究成果。弗洛伊德认为，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工作要更广泛地开展起来。

弗洛伊德主动表示，他自己愿意让出自己的“维也纳分会主席”的职务，让阿德勒来担任。同时，为了平衡容格与阿勒德的地位和权力，他建议，除了由容格主编原有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以外，再办一个新的杂志，由阿德勒和斯泰克尔主编，该杂志的名称为“精神分析中心杂志”。阿德勒终于同意，最后决定由容格担任主席，由阿德勒担任新的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容格委任林克凌担当大会秘书，并主办《国际精神分析学会通报》，用来定期地报道学会各项日常活动、学术活动及出版消息等。

大会虽然结束了，但矛盾已经酿成。这一矛盾包含着深刻的理论上的分歧，因此，它是很少有希望获得解决的。果然，大会召开后五个月，阿德勒便宣布退出组织。两年后，斯泰克尔也退出了大会。

弗洛伊德是预料到这一结局的，所以，在返回维也纳以后不久，弗洛伊德给费伦齐写了一封信：

毫无疑问，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我们俩只享受到一点点幸运。显然，我的报告只引起平淡的反应，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它包含许多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然而我已感到筋疲力尽，无可奈何。你的富有内容的建议引起了不幸的反应，造成了那么多的矛盾。他们甚至忘记了你过去提出过的重要建议，每个协会都有很多麻烦的事情。这当然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不管怎样，那些都不是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它将对未来产生广泛的影响。我所高兴的是，你和我之间完全协调一致，我要热烈地感谢你的支持，你的支持是很有成效的。现在，事情还在发展着。我早已知道，现在已到了对我心中想过的事情作出决定的关键时刻。我要中止我在维也纳集团的领导权，使它不再发挥有效的作用。我要把领导的责任让给阿德勒，但不是因为我高兴那么做，而是因为他是维也纳的唯一合适的人，而且他在那个职位上也许会感到自己维护我们的共同基础的责任。我已经把这件事告诉他，并会在下周三通知别的人。我不相信他们仍然会不满足。我已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心怀不满的和我所不期望做的老人。这当然是我不愿做的，但我宁愿如此。作为运动的领袖，必须在年龄和资格方面都很合适，那样的话，他们便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并真正地称职。

从学术研究方面说，我当然要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口气为止，但我将全部省去在指导方面的精力而悠然自适。实际上，当精神分析学在各国产生影响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第一是主张联合成一个组织，并在学术研究中共同合作；另一种倾向则认为没有必要建立组织，而且在学术观点上要容许存在各种分歧。后者认为，精神分析是一种新兴的科学，就精神分析这一工作的开创而言，它是富有启发性的，而这应归功于弗洛伊德。但究竟应以何种观点去分析人的心理，则有极其广阔的选择余地。

弗洛伊德在圣诞节时同布洛伊勒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说服他支持成立国际性学会。但不久，布洛伊勒又从学会退出，并把兴趣从心理学研究转向精神治疗法。1910年10月，该会选出阿德勒为主席，斯泰克尔为副主席，兰克为秘书，弗洛伊德则担任科学研究方面的主席。

1907年，瑞士的苏黎世成立了一个“弗洛伊德协会”的组织。除了瑞士人以外，还有许多外籍人士参加，他们来自意大利、美国和德国等。所以，这个组织培养了一批较好的精神分析工作者，在国际上有较大的影响。精神分析这门科学，从纽伦堡大会以后更迅速地产生了影响。从那以后，在欧洲各国召开的各种医学工作会议上，大家都纷纷讨论了精神分析的问题。

1908年8月，阿伯拉罕同其他四个人在柏林成立了精神分析学会。

在俄国也引起了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奥希波夫和他的同事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莫斯科科学院为优秀的精神分析学著作颁发了奖金。1909年莫斯科出版了《精神治疗法》杂志。与此同时，在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也开始研究和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

在美国，由于弗洛伊德的访问及钟斯、布特南、布里尔等人的热心支持，很快掀起了对精神分析学的研究热潮。1910年5月，美国精神分析学会在华盛顿正式成立，普林斯任主席。《变态心理学杂志》成了该会的机关刊物。

1910年，弗洛伊德将他在曼彻斯特市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稿正式出版，其中还附加其他的短篇论文。在同一年，弗洛伊德还发表其他许多著作。这些著作包括：《原始语言的对偶性意义》《恋爱生活对心理的寄托》《精神分析学论文集》《爱情心理学之一男人选择对象的变态心理》《列奥纳特·达·芬奇对幼儿期的回忆》等。在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有两篇：第一篇是收集在《精神分析学论文集》中的《关于儿童心理生活的经验》，第二篇是关于达·芬奇幼儿期回忆的那篇著作。在这两篇著作中，他对幼儿心理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幼儿“自恋期”的心理活动规律。

这年夏天，弗洛伊德还为奥地利著名的作曲家古斯塔大·马勒进行精神治疗。马勒得了强迫性精神病，而且重复发作了三次。弗洛伊德为马勒进行精神分析后，他的病有所好转，而且从此改善了他同他的妻子的关系。这使马勒及其一家人对弗洛伊德深表感激。

夏末，弗洛伊德与费伦齐一起到巴黎和南意大利度假。他们从巴黎到佛洛伦斯、罗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整一年，弗洛伊德都是在异常忙碌的气氛中度过的。

1912年，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又是一个丰收年。在这一年年初，弗洛伊德筹办的《意象》杂志正式问世发行了。同时，《图腾与禁忌》这部重要著作也与读者见面了。在这一年年底，弗洛伊德又创办了《精神分析杂志》。

《意象》杂志由汉斯·查赫具体负责。这一杂志的创办目的是要开辟一个非医学性的心理研究的新阵地。弗洛伊德早就打算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探索医学和心理学以外的其他重要问题，特别是与人类精神生活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意象”这个名称本来就是取自斯匹德勒的那部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我最早的经历》。

“意象”的本来意义是用来表示年幼时遗留下来的理想化的父母形象的，所以，有时将它译成“成象”。弗洛伊德在1911年就集中地思考了宗教的心理根源问题。所以，《意象》杂志创办后，弗洛伊德便将他研究原始人宗教、文化的成果发表在上面。

《图腾与禁忌》研究存在于原始民族部落中的各种禁忌、图腾崇拜及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追溯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原始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全书共分四章，分别论述“**的禁忌”、“禁忌和矛盾感情”、“精灵说、巫术和思想的万能论”及“图腾崇拜现象在孩童时期的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