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到1913年，在巴尔干地区爆发了两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俄国和奥匈帝国的势力进一步在这个地区渗透进来。奥匈帝国还伺机蓄意消灭塞尔维亚国家；俄国则把塞尔维亚当做自己争霸巴尔干的前哨。在奥塞冲突的背后，酝酿着俄奥的冲突并势必引起俄、英、法三国协约与德、奥、意三国同盟的斗争。这样，巴尔干成了各西方列强矛盾的焦点和欧洲的火药库。

弗洛伊德对于战争爆发前所发生的国际危机早就心怀不满。1912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谴责各大国的争夺，称当时为“可恨的时代”。但是，他对政治的厌恶又使他千方百计地逃离政治。当战争爆发时，他感到震惊。接着，弗洛伊德陷入了冷静状态，置战争于不顾，专心研究他的理论问题。

战争爆发后的第一个月内，他坚持指导两份杂志《精神分析杂志》和《意象》的出版工作。同时，在1915年春的六周内写出了五篇包含着他的重要理论观点的论文。《本能及其变迁》和《论压抑》是在三周内写成的，他最满意的《论潜意识》是在两周内写成的，而《对梦的理论的超心理学的补充》和《悲伤与忧郁症》则是在十一天内完成的。他又接二连三地写出了五篇以上的论文。8月，他写信给钟斯说，他计划要写的关于超心理学的12篇论文全部完成了。他说，他准备将这些文章以书的形式发表出去，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后来，在这一系列论文中，有七篇没有被正式发表。这些论文可能被弗洛伊德本人烧毁了，因为他不满这些文章的质量。从表面看来，战争的爆发并没有严重地干扰弗洛伊德的学术活动，即使是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活动也仍然没有中断。

由于阿德勒与容格相继离开弗洛伊德，1913年夏天，一个“守护”弗洛伊德的“委员会”组成了。这个“委员会”首先由钟斯向费伦齐提出，接着，又得到了奥多·兰克、查赫、阿伯拉罕以及弗洛伊德本人的支持。但是，弗洛伊德觉得，“委员会”如果要发挥它的作用，就必须继续扩大。所以，弗洛伊德本人亲自推荐马克斯·艾丁根也参加“委员会”。在写给艾丁根的信中，弗洛伊德说：“‘委员会’的奥妙在于分负我的重担以保证未来的前途，这样一来，我才可以平稳而安心地沿着我的道路走到底。”“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它的创始人钟斯。这个“委员”会成立以后，在十年之内，一直很顺利和很圆满地履行着自己的历史使命——保卫弗洛伊德的荣誉与学说，反击对于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学说的各种攻击。

1915年，兰克和查赫被征召入伍，费伦齐也成为匈牙利军队的军医。这时，弗洛伊德逐渐地感觉到了这场战争的危害性，它正逐渐地夺去他的好友和亲人。他的儿子在战争爆发时应征入伍了。弗洛伊德不得不在与他的朋友的通信中寻求慰藉。

战争的爆发还促使弗洛伊德诊疗所的病人越来越少。战前，从欧洲各地来看病的人很多；现在，病人寥寥无几。所以在弗洛伊德的一生中，这是一段最空闲的时期。他利用这段时间写了不少论文。他不仅努力地写作，还绞尽脑汁地思考各种问题。他用学术和理论上的艰苦研究工作来回避外间世界的讨厌事务。他在给费伦齐的信中说：“我给这个世界的贡献大大地超过了它所给予我的东西。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脱离这个世界，我希望这种状况能一直维持到大战结束……”

在当时，弗洛伊德除了著述以外，还给维也纳大学开讲《精神分析学导引》。在弗洛伊德的学生当中，有一位叫沙洛姆的女学生。她在战前就已经是弗洛伊德的学生，她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伟大人物的女人，她的朋友包括许多著名的文学家、科学家，如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瑞典剧作家斯特林贝格，奥地利诗人李尔克，奥地利剧作家斯尼兹尔和法国雕塑家罗丹等人。

沙洛姆曾自豪地说，她曾迷恋于两位最伟大的人物：尼采与弗洛伊德。弗洛伊德高度地评价了沙洛姆女士的品格，而沙洛姆也很推崇弗洛伊德的科学成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弗洛伊德一直保持同沙洛姆的联系。沙洛姆在致弗洛伊德的信中表示，人类的未来是乐观的。弗洛伊德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人类将战胜这场战争，但我确实认识到我和我的同代人将再也不会看到一个快乐的世界。一切都是令人讨厌的……”

弗洛伊德一方面厌恶战争，另一方面也对容格等人的分裂运动感到愤慨。所以，他对形势的看法越来越悲观。1914年，弗洛伊德曾在他所著的《论精神分析运动史》中严厉地批评了容格与阿德勒的观点。在大战爆发期间，他集中精力深入研究潜意识及其他有关人类精神生活的重大课题。通过这些不停地著述的活动，他试图进一步加强自己的理论阵营。

弗洛伊德在致艾丁根的信中说：“关于战争，很难说些什么。没有人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会导致什么以及会延续多久……这里的消耗是很严重的，而且即使在德国也不再存在牢靠的乐观前景。”他在信中还说，他的大儿子已升为中尉，而小儿子是准尉，他们俩都正在意大利前线作战。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利沃作为工程兵正在喀尔巴阡山开凿隧道。弗洛伊德很关心自己的儿子的生死前途，他每天都以焦急的心情看四份报纸。

1916年，弗洛伊德的生活面临许多困难。战争使粮食严重地缺乏起来。在这一年弗洛伊德的许多信中，弗洛伊德都提到他的家人面临着缺粮的威胁。他还得了重感冒，这使他的身体衰弱起来。

1917年，弗洛伊德的境况更加困难。物质短缺、粮食不足，经济上更加紧张。弗洛伊德还患了严重的风湿症，写字的时候，手不停地颤抖着。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我的精神并没有受到动摇……这就表明，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是多么重要啊！”

这年春天，弗洛伊德写了一篇论文《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在这一年，弗洛伊德还把1915年出版过的《精神分析导引》加以扩充再版发行。

夏天，他到措尔巴多山区度假。天气很凉快，但时时有风暴。弗洛伊德尚能到户外散步，并兴致勃勃地去搜集蘑菇。费伦齐、查赫、艾丁根和兰克也到那儿同他一块度假。

年底，弗洛伊德的下颚癌的最初征候开始表现出来。他的这种病最忌吸烟，但对他来说，戒烟是很大的精神痛苦。他的下颚经常颤抖，而且不时地发痛。弗洛伊德逐渐地担心，他会在他母亲去世前死去，而这将给他的母亲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

1918年8月，德军固守多年的“兴登堡防线”被英、美、法联军突破。这时，德国的战败已成定局。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结束前夕，中断了三年多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第五次大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

9月28日，大会在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科学院大厅正式开幕。弗洛伊德写道：“在德国全面崩溃之前，最后一次集会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那时中欧同盟国曾派官方代表参加大会，他们赞同设立一些精神分析站，以治疗战场神经质病。可惜这个目标一直都没有实现。同样地，我们的主要会员之一安东·弗伦德曾设想一套周密的计划，要在布达佩斯设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与治疗中心，但也因为当时政治形势混乱，加上弗伦德本人的早死，而无法实现。此外，在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时期，费伦齐也以官方正式承认的精神分析专家的身份在布达佩斯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

布达佩斯代表大会推选费伦齐担任主席。几个月以后，布达佩斯大学有数千名学生请求政府委派费伦齐到大学开设精神分析课。在布达佩斯代表大会上，弗洛伊德宣讲的论文的题目是“精神分析治疗法的前进方向”。

第一次大战结束了，弗洛伊德焦急地等候他的儿子们能从前线平安地归来。12月，他终于收到他的大儿子马丁自意大利寄来的明信片，他才知道：马丁和其他奥地利军队被意大利军队包围，后来，他被送到意大利医院治疗。

在战争刚刚结束、纸张短缺的情况下，弗洛伊德还成功地出版了他的《精神分析短论集》第四卷。这一卷厚达七百多页，比前三卷的总数还要多。

战争虽然结束了，但和平并没有真正地到来。弗洛伊德在苦闷的气氛中，只好继续发愤著书。这一年，他的爱情心理学中的第三篇论文《处女之谜——一种禁忌》发表了。与此同时，国际精神分析出版社在维也纳正式成立。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一个神经质儿童的故事》《恶心的东西》和《孩子挨打》也先后出版。

社会的动乱使弗洛伊德一家人的生活笼罩了一片阴影。通货膨胀的结果，使他原有的存款化为乌有，已经60岁的弗洛伊德仍然一文不名。弗洛伊德曾写信给钟斯说：“我简直不堪回首那最暗淡的日子……我知道你的处境也很困难……遗憾的是，我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有益的东西……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很坏的年头里。”

1919年底，玛莎因患重感冒身体更加衰弱了。在战后一段时间内，唯一给弗洛伊德带来慰藉的，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广泛发展。战争带来的灾难，使精神病患者的人数更多了。另外，更重要的是，人们在精神上的空虚、苦闷和悲观，使人们更加重视精神分析学，希望借助于它来探索解除精神苦闷的奥秘。因此，战争结束以后，西欧各国政府、学者和普通人对精神分析学的兴趣大大增加。

国际精神分析学会在各国的支会进一步发展，对于精神分析的研究活动也大大增加了。1919年，维也纳大学把弗洛伊德从副教授提升到正教授，但仍然没有让他在学校和系里担任学术上或行政上的领导职务。

1920年3月，弗洛伊德写信给费伦齐说：“我刚刚完成一篇26页长的论被虐待狂的病源学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题目叫做‘孩子挨打’。我已经开始写第二篇文章，它的题目‘快乐原则的彼岸’带有神秘的色彩。”这篇文章于那年夏末写就。《快乐原则的彼岸》是弗洛伊德所写的有关本能的一系列论文的第一篇。

1921年，弗洛伊德发表了《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2年，发表了《梦与精神感应》和《嫉妒、妄想症及同性恋之某些心理症机转》。1923年，发表了《自我与原我》 《幼儿的原欲性体系》和《有关梦的解释与实际》。1924年，发表了《心理症与精神病》 《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瓦解》 《受性虐待狂的经济问题》和《精神分析学概要》。

弗洛伊德对这些著作的基本思想作了一个精辟的概括：“在我往后几年的著作中，如《快乐原则的彼岸》《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自我与原我》等，我让自己的那种由来已久的思索方式任意驰骋，并且对本能问题的解决方案做了一番整顿的工作。我把个人的自卫本能和种族保存的本能结合起来，而形成‘爱洛斯’观念，并和默默地进行着的死亡或破坏的本能相对照。一般说来，本能被认为是一种生物的反应，是为保存某一种状态以免外来的阻挠力的破坏的一种意向或冲动。本能的这种基本保存力的特征，因反复性的强迫观念而更加明显。而生命所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景象，正是爱洛斯本能和死的本能之间相合又相斥作用的结果。”

当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成果并不是在那五六年内短期思考的结果，而是长期发展而来的。早在1911年，弗洛伊德就已在《心理功能两原则之剖析》一文中注意到人类心智活动中“快乐”和“痛苦”两原则以及取代它们的现实主义原则的重要意义。正因为经过了这样长时间的准备，弗洛伊德才有可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社会生活开始逐步安定的情况下，集中精力解决精神分析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本能及其与“超我”的关系。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工作并没有就此结束。

弗洛伊德最感兴趣的课题仍然是宗教和文学艺术。他开始更多地同罗曼·罗兰、托马斯·曼、茨威格、李尔克、威尔斯、萨尔瓦多·达利等艺术家来往。他同他们的直接接触给他一个良好的机会，得以直接地探讨他们所共同关心的文学艺术问题。

在当时的作家当中，最早拜访弗洛伊德的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李尔克。李尔克在1915年被召入伍而路过维也纳时，在弗洛伊德家度过了最愉快的时刻。李尔克的象征主义文学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象征主义认为“真正的艺术”不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而是以梦幻的浪漫形式表现作者的内心世界。他们认为，作家的王国是深沉的梦境。他们歌颂黑夜，回避光明的白天生活，反对理性，强调内心深层的任意变化。他们认为，诗人首先只能想到自己，而不是想到别人；应该写个人的细腻的病态感情，而不应直接地关心社会生活，因为只有自己才最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为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开启心灵的大门提供了钥匙，但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的作家可以沿着这条道路而达到不同的终点。而象征主义的文学流派受尼采的悲观哲学的影响很大。尼采认为“艺术就是艺术”、“艺术高于一切”，这就使那些在尼采哲学影响下的颓废作家心安理得地走他们脱离现实的道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德国和奥地利的象征主义就是这样一些悲观厌世的人在文学创作上的表现。实际上，他们只是片面地应用了精神分析学的成果。

德国作家茨威格写信给弗洛伊德说：“我认为，你必须为公众树立起你的形象，因为你已经通过你的生活给这一整个时代留下了你的印记。”

1924年5月14日，罗曼·罗兰在茨威格的陪同下拜访了弗洛伊德。三个人各抒己见，探讨着文艺创作和人类心理活动的关系。1904年至1912年写《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罗曼·罗兰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这次拜访弗洛伊德时，他正在创作新的长篇小说《欣悦的心灵》。

弗洛伊德认为，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心理活动确实是异常复杂的。作家、画家、音乐家、诗人、雕塑家等艺术家们可以在心理的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进行活动。创作者在三种心理领域中自由翱翔，当然有利于作品的浪漫性和深刻性。一个有高度文学修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的作家，可以很熟练地把他所观察到的事实用各种适当的想象、幻想的形式表达出来，其选择题材的准确性及其表现手法的技巧性，结合在一起可以创造出极其感人的作品来。

文学艺术作品，从其表现形式来看，与哲学这门科学的表现形式有根本的不同。文学形式必须富有戏剧性，富有幻想或想象，生动而具体。这和梦所表现的潜意识活动形式有很大的相同点。所以，弗洛伊德说，在文学艺术创作中，恰恰需要放松意识和理智对于潜意识的控制力，使潜意识获得任意驰骋、“自由联想”的机会。但是，在潜意识活动之中和之后，作者毕竟还是有理性的人，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发挥“自我”和“超我”对于“原我”的控制作用，保持意识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的独立自主的领导地位。归根结底，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是创作者的头脑对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反映。艺术并不是纯粹情感的表现，而是理智与感知、意志与感情、意识与前意识和潜意识的联合表现。

1927年，弗洛伊德发表《幽默》，继续探讨在20年以前在《机智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所探讨过的问题。《幽默》只用五天的时间就写成了。这本小册子很成功地探索了幽默性文艺作品的创作问题。

1928年，弗洛伊德发表了论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名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80年完成了《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写作。这部作品描写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的腐化，同时宣扬“灵魂净化、顺从命运”的悲观哲学。这个作品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种先是参加革命，后又转而对革命失去信心并悲观失望的特殊矛盾心理。弗洛伊德的文章《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弑父者》发表在由埃克斯坦因和费勒伯·米勒主编的一本评论《卡拉马佐夫兄弟》的论文集上。弗洛伊德的这篇文章从1926年春就开始执笔，这是弗洛伊德论文学心理学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

弗洛伊德赞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本小说的艺术性。弗洛伊德说：“作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位并不比莎士比亚逊色多少……”弗洛伊德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和索福克勒斯的《伊底帕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是文学史上三部表现伊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之最典型、最优秀的作品。

1929年，弗洛伊德又写了一篇论文学艺术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为了奖励弗洛伊德在文艺创作中的贡献，1930年7月，德国歌德协会给弗洛伊德颁发了文学奖金。1932年3月，德国作家托马斯访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热情地接待了这位享有盛誉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