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参与某一行业时，市场上往往都已是强手如林，我们居于老二、老六甚至更后的位置。究竟如何使老六变第一呢？关键是要抓住发展的时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时机到来之前，就必须掌握准确的资料和最新信息。”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

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

凭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

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

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南宋）陈亮《念奴娇·登多景楼》据说，这是毛泽东当年常常吟诵在口“长使英雄泪满襟”的一首绝妙好词。

不过，丑话还是说在前面。在这里，既没有小儿，也没有贼，只有争雄之势。

1992 年8 月，李嘉诚透过和黄与上海港集装箱综合发展公司合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SCT），注册资金为20 亿人民币，各占50% 股权，和黄向SCT 注入10 亿人民币，上海方面则以上海港现有12 个泊位（其中7 个为集装箱泊位）及设施等实物资产注入，双方计划投资56 亿人民币，在1995 年以前将其余的5 个多用途泊位改建为集装箱泊位，并建造金山嘴深水码头及购入外1992 年的73 万个标准集装箱箱增加到200 万个标准集装箱，相当于香港葵涌集装箱港1992 年吞吐量的三分之一。经过数年改造扩建，1995 年上海港集装箱码头泊位已增加到10 个，集装箱处理量已达170 万个。

外资的注入不仅给港口带来了充足的后续发展资金，更凭借其先进高效的管理有效提高了港口的效率。SCT 的集装箱吞吐量连年攀高，从1993 年的90万标准集装箱猛增到2003 年的335 万标准集装箱。2002 年9 月，上海港务局（现上海国际港务集团）又与丹麦A.P. 穆勒- 马士基集团旗下的码头公司签约合作经营新建的外高桥四期集装箱码头，即上海沪东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2003年3 月，外高桥一期又改制为中外合资的浦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01 年5 月24 日，李嘉诚在长和系股东大会后对记者说：“和黄已经参与内地港口业务超过10 年之久，日常运作相当好，增长也十分理想，有10% 的增长，甚至20% 的增长。”

然而，事情并未完全按照李嘉诚预定的轨道发展。平静的海面之下暗涌潜动。

纷争

2002 年9 月，上海港务局局长陆海祜的一席话，令在场的三十多名中外记者面面相觑，无不愕然。

这位陆兄本来盛赞李嘉诚对上海港口的投资贡献，中途突然收起笑意，一脸严肃地说：“不过，我认为他的视野应该更宽一些。对一个理智兼具战略眼光的经营者来说，经营不是仅从一个价格概念着手的事。”言下之意，指李嘉诚上海港口高价运作。

公开炮轰首次来自内地官员，而且是主管的业务官员，就显得非同小可。

特别是，发出这种声音的是在内地非常有背景的官员，就更加不能不引起李嘉诚及和黄高层的高度重视了。

李嘉诚可以耐心地对香港解释说，“我对香港只有爱心，没有野心。”但他这样的话对日渐现实的内地来讲，显然不足以打消他们心中难以释怀的种种疑虑。

所说：“正当李家王国犹如不沉邮轮泰坦尼克号一样纵横大海时，海面已露出危险的浮冰。”当然，舵手李嘉诚自然不会漠视面对的冰山。幸运的是，舵手李嘉诚早已发现坚冰，并小心翼翼地绕开冰山。长和航空母舰显然不是泰坦尼克号。

李嘉诚的行事方式在上海就这样非常意外地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大陆，从投资的那一刻开始，李嘉诚就不得不小心谨慎。即使如此，他的成功，无论是地产，还是港口，抑或能源，与他在香港地区的辉煌相比仍黯然失色。

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商业文化、商业氛围、商业习惯和商业运作的不同。

但更重要的，相信还是制度及其运作的截然不同。或许是在此支配下的理念不同这里有传统文化惰性的一面，有现实利益刚性的一面，也有李嘉诚的事业有待在更大更纵深的文明冲突中扩展的另一面。也许，更有李嘉诚独特的精英理念的挥发冲撞的另一面。这里，更有着内地商业文化与官场习俗的现实碰撞与磨合生存。

在中华文化里，在文明共同体内部，李嘉诚的作为有其挥洒自如的地方，也有其困顿掣肘的时候，更有其迷茫困惑的刹那。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并详细阐述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斯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

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一般情况下，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传统思想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内地的文明进程，影响着施展谋略的商家，也制约着承载一切商业活动的载体，归约着事务演绎的进程。继而，在很大的程在香港，李嘉诚可以完完全全例外，因为这是华洋结合的西方社会，没有人能够强逼你做什么选择。但是，大陆不同，李嘉诚不能例外，因为这是个一统的一致的一样的一体的社会。你可以暂时超然于外，但你必将无可奈何地受制于其中。

顿悟顿修，渐悟渐修。渐悟顿修，顿悟渐修。功力法力如何，全靠自己领悟揣度。简单一句话，看你怎样玩。

传统策略思想体现出“重视谋略、扬长避短、理解矛盾、麻痹敌人、坚忍待变、保持灵活”等原则，当然，释儒策略思想延绵千年，百花齐放，相互影响、融合，绝非片言只字所能详陈所能道明解说。

商场上，人缘和朋友尤其重要。善待他人，利益均沾是生意场上交朋友的前提；诚实和信誉是交朋友的保证。诸如此类的汉语语句俯拾即是。

“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元，无大小乘。”

“泾以渭浊，湜湜其沚。”

就像在积累财富上创造了奇迹一样，李嘉诚的人缘之佳在商场中同样创造了奇迹，这已经构成了李氏王国的最大的无形资产。

李嘉诚生意场上的朋友多如繁星，几乎每一个和他有过一面之交的人，都会成为他值得信赖的好朋友。

如前说，李嘉诚在香港的成功多与大陆的政治变动息息相关。大陆政治风云变幻虽让他把握机会捡得很多便宜，但是，李嘉诚仍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潜意识里有一种疑惑与不安，有一种谨慎与戒备。或许还有不经意的疑虑与不满。

在特定时空，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或许仅仅是因为昨天的历史，甚或今天的现实。假设可以大胆，求证必须小心。如他自己所说，早年在关心国际市场的同时，他每时每刻都关心着内地的变化。惋惜之外常常是莫名的忧心如焚。

由于“做生意大家意见不同”（霍建宁语），加之“外商不应垄断码头”

的说法绝非无中生有，李嘉诚与上海港多年来在经营上的分歧，似乎越来越大，越来越公开。价格的问题可以有商有量，垄断的指责则是可大可小。风头火势，冷战渐酣，终于在2002 年9 月，以和黄要求其与上海港务局合资（1993 年）的香港《信报》对此评论道：“和黄与上海的合作伙伴不咬弦已踏入白热化阶段粗估和黄未来要面对的不但是一个职员的问题，而是与沪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和黄在上海以至中国整体投资港口的经营策略和定位。”

“做生意和打高尔夫球一样要冷静，第一杆即使打得不好，如果可以保持冷静，有计划，并不表示这个洞你就会输，这和做人、做生意一样，有高低潮，身处逆境时要考虑如何来应付。”

李嘉诚很淡然，似乎把这一切看得很开很淡。不然，又能怎么样？

事实也是，虽然他在内地有着很大的影响，但他六百多亿的投资中，有超15% 至20% 的项目是不理想的，虽然他感觉总体“还算不错”。

对于商人而言，一个项目出现亏损或经营不理想，他可以要求经理层重新考虑规划与方案，改变不利处境只是时间问题，或者是一个简单的策略问题。

但对于大陆这样的转型甚至是扭曲的新生市场来说，盈利与否，甚至项目本身，考验的只是他本人的智慧与处世技巧。也就是说，商业始终都是第二位的。

投资是为了赚钱，而在内地某些人的眼中，投资是为了奉献为了爱国为了关系为了将来为了当官。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说：“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周秦之闲，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

司马迁的这个结论，看上去完全因为受制于自身命运而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似乎陈旧过时，对此持反对意见或不以为然者不在少数。

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历史学家，司马迁通过对几千年的历史考察而得出的结论，并不会因不合现代人的胃口，或缺少时代感而失去其合理的社会历史演绎的逻辑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对历史内在规律认识的深刻性，比我们今天绝大多数人要高明得多，亦深刻得多。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体，传统文化对李嘉诚仍然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更多地是在为人、处世方面，也即更接近于我们平常所谓的道，甚至李嘉诚如何操作？如何作为？或许，更重要的是，如何变通？

实际上经济制度问题绝不是经济本身，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一个综合的结果，国家应该对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李嘉诚意有所指地这么说。

约在一个月前，即5 月的第一日，我静悄悄地度过了自己的公司创业20 周年。那天，我思忆从前的种种：在战乱中失去童年的悲伤，目睹父亲病苦中的无助，贫穷的寂寞，一个12 岁少年拼命寻找工作的焦急，首次收到粮单的喜悦，取得首单生意的拼劲，创立公司的兴奋，拥有第一间居所的舒适，置身全球性的改变及发展的感受，取得成功及被认同所带来的畅快感觉，一切实在是毫不容易的历程。

李嘉诚如何对待自己庞大的产业。什么是李嘉诚的遗产？西方人福特、洛克菲勒曾面对过这道难题。甚至世人也在思索，什么是盖茨的遗产？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a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传统的总结。

李嘉诚如何解答？还是让李嘉诚自己回答这个问题。

人类智慧伟大成就是如何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这是我们知识的终极关怀。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也在我们梦想之中。

今日科技经济新典范的崛起，正处于矛盾吊诡之中。我们一方面追求变迁，但又同时希望更安定，数码鸿沟、学习鸿沟构造着权力再集中及分配不公平的现象，全球化令我们知道和拥抱世界的多元化，我们更不能忽视建立社群的重要性。

发展的失衡不能完全依赖政府去解决，这是社会的集体责任，我们每一位都要勇于承担。

在一次演讲中，李嘉诚强调了两个主题：“企业体制的建立”和“企业文化生命的培育”。

李嘉诚的立意用心和倾情，是在“企业的文化生命”，由此而通往“个人的文化生命”和人生至高境界。开宗明义，开门见山，李嘉诚一开始便进入艺术境界：

（我）一辈子都努力自修，苦苦求新知识和学问，管理有没有艺术可言？我有自己的心得和经验。

他要讲的是管理艺术：

艺术的定义可简单归纳为人类发自内心的创作、行为、原则、方法或表达，一般带美感，能有超然性和能引起共鸣。是一门能从求学、模仿、实践和观察所得的学问。

从管理中获得的这门学问，把这学问应用到管理，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存乎一心，无用之用、用而无用，就是“管理艺术”。

“好的管理者”是指“深谙管理艺术的领袖”。

从商而谈权力来源，而且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简单二句便勾勒出跨越几千年社会发展的不同类型的权力来源及其内在的社会价值，呼应韦伯（MaxWeber）的正当性、合理性，甚至实用性类型。谈企业管理而把视野扩大到权力来源的隐性深层次，别说商界，在学术界也绝无仅有。

李嘉诚引用香港问题的分析架构介入企业管理，看来香港这二十多年的政治转型，他体会极深、精、高、远，完全融会贯通，可以顺手拈来，毫不雕饰地自成佳句奥妙。

知识须要和意志结合，静态管理自我的方法要伸延到动态管理，理性的力量加上理智的力量，问题的核心如何避免聪明组织干愚蠢的事。

老板和领袖之别，也可折射“企业体制”和“企业文化生命”之别。

“老板主导”的“企业体制”，是由各种专业以理性思维和逻辑组合而成的硬件硬力，依据惯性思维，呆板因循，形式﹑关系和仪礼主导日常经营运作，内里有没有相应的机制肌理与活力动力，无人能知，无人愿理。

“领袖主导”的“企业文化生命”是贯通企业上下内外的一种比较自觉自然的服务意识和能力，有公认和个人内在化的总体大方向，感应和回应每日如战场的挑战，知危知机、知变应变，局部也能随机应变、适当权宜行事，把前后方、内部和外间社会的新形势及时、准确反映进中枢，并很快形成准确无误的反应决策。

“好的管理者”首要是“自我管理”，由自己做起，以身作则。他说：想当好的管理者，首要任务是知道自我管理是一大责任，在流动与变化万千的世界中，发现自己是谁，了解自己要成什么样是建立尊严的基础。自我管理是一种静态管理，是培养理性力量的基本功，是人把知识和经验转变为能力的催化剂。

李嘉诚讲富兰克林的贡献，只说他协助建立美国的国家体制，没有提到国家政治文化生命的历史高度。这次他直接提出企业文化生命的概念。

李嘉诚似乎在效法富兰克林，建立一个运转如常、灵活机动、充满生命活力的体制，甚而有过之，要建立一个与现代文明趋向一致的企业文化生命、个人的文化生命，但有别于范蠡有别于传统的文化生命。

分歧

在上海码头业，李嘉诚终于初尝挫折。

2002 年4 月，和黄心仪已久的上海港目前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外高桥第四期合作权，竟然旁落全球四大码头公司之一的A·P·穆勒- 马士基手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早因码头管理与和黄种下合作嫌隙，尽管他2002 年8 月一次例会上，上海港务局高层直指和黄经营的码头价贵、水浅后来更加直言SCT 是第四世界的设备，第三世界的管理，第二世界的招牌，第一世界的收费，已成为上海港发展最大的绊脚石。言下之意，就是要毫不留情地踢开绊脚石。

上海方面还显示出喊冤叫屈无可奈何的神态，看上去似乎忍无可忍。上海发展外高桥一、二、三期码头时，居然没让和黄参与。李嘉诚当然大为不满，但又无可奈何。

SCT 之后，李家王国由上海向南迅速扩张（和黄也将改变上海以北的不做宗旨，投资大连港﹑烟台港﹑锦州港等），所有重要港口都有投资（最少的股份37%），掌握全国四分之一的货物吞吐量。

内地早就风传李嘉诚有垄断之嫌，有交通部官员在内部会议明言：李氏家族经营的中国码头业务实在太多，扩充确实太快，覆盖范围实在太广。言下之意和黄垄断嫌疑最大。不过，也只是说说而已。

随着2002 年4 月外资可控股中方码头的政策出台，和黄反而暂缓了港口步伐。据报道，2000 年4 月，李嘉诚亲自访问上海，签署入股外高桥一期投资30% 的协定，之后通过了国家计委审批，“合资企业的牌子都做好了，但和黄就是不愿意签字”。

显然，李嘉诚仍在等待恰当的时机逢低吸纳。而至少已有两家竞争对手令和黄感到威胁：2002 年10 月之后，上海港务局实行政企分开，即将成立一家上海国际港务的国际性港口投资集团，成为实实在在的地头蛇；刚度过百年生日的招商局集团，联手九龙仓、太古等兴建蛇口二期，已有向和黄盐田港挑战之意主席傅育宁坦言，将进一步整合深圳西部港区，势必动摇以和黄为主的东部港区的主导地位。

五年内，招商局将在内地港口投资100 亿人民币。

SCT2003 年上半年吞吐量虽然增长4%，但除息、税前盈利下降13%，这其实反映了和黄在内地的整体港口策略的表现。没有外高桥时，又嫌SCT 贵的话货船唯有到远一点的宁波港，其实这对和黄也无所谓，后者和黄占49% 股份。

但正如后面还会提到的，宁波人也像上海人学习，也觉得贵。如此简单的逻辑，那宁波浙江方面的货源岂不是又逼回上海滩？

法如出一辙，因为，香港的港口成本始终高过深圳港口。这可能是和黄港口布局的最初战略战术考虑，也是和黄面对港口竞争加剧，不得不采取的最为稳健的保守策略。

面对三万多名员工，面对成百上千的大小股东，倘若说李嘉诚没有压力，那是假的，因为，李嘉诚每时每刻，所考虑的，必然首先是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当然，头痛的是，如何在各种关系各种利益中找得精确的平衡点。

长江实业何以有如此辉煌的今天？这是许多人所感兴趣的问题。

对此，李嘉诚说，很多人常常有误解，以为我的公司快速扩展是和垄断市场有关。其实，个人和公司都与其他小公司一样，是在不断的竞争中成长的。

我们参与某一行业时，市场上往往都已是强手如林，我们居于老二、老六甚至更后的位置。究竟如何使老六变第一呢？关键是要抓住发展的时机。而要做到这一点，在时机到来之前，就必须掌握准确的资料和最新信息。

赚钱到底有何艺术？在李嘉诚看来：第一，知己知彼。特别要多看对手的长处。

第二，磨砺眼光。要有国际视野，掌握判断最快、最准的信息。

第三，设定坐标。早在1979 年，李嘉诚便苦思着为和黄寻找合适的坐标，并建立灵活的框架，为集团输送生命动力，从而奠定了和黄发展的坚实基础。

第四，持之以恒。李嘉诚认为，成功没有绝对的方程式，但失败往往都是有定律的，必须谨守法律和企业守则，严守现金流，维持溢利，重视人才的凝聚和培训。“中国到处都是机会。”只要把握机会，金钱就会唾手可得。

第五，随机应变。李嘉诚六十年的经营管理历史，就是不断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及香港的客观实际，不失时机地调整发展战略策略。从塑胶花开始，到房地产，到电信，到港口物流，每一次大的决断与变化转向，都客观准确地反映了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

第六，知止戒贪。李嘉诚在任何一项投资项目上都表现出了进退自如、适可而止的高超技艺。不与投资对象谈恋爱，买进时就要考虑到何时卖出去。

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

尽管如此，李嘉诚当年在上海的引领风气的壮举，在外资举步不前、外国全力封锁的险恶形势下，大踏步走向上海滩，且并没要求上海方面有任何额外的利益输送与照顾。反倒是，上海的有关人士早已忘却了这段历史。莫非，真的忘记了？

李嘉诚与上海港多年来在经营上的分歧，却似乎越来越大。甚至连李嘉诚爱将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也不得不表示“上海港口十分令人头痛”。

和黄占股四成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代表沪方的副总经理韩刚向香港传媒承认，在竞争加剧情况下，近期该码头已调低收费5%，但对盈利影响不大他说，该码头正面对收费过高和长期超负荷运作的情况。

韩刚还不经意地说了一句怨气话：“这个码头是第四世界的设备，第一世界的收费，停泊费用比交通部规定的价格，每天高出15 万人民币。”在调价后其费用仍然比拥有较新设备的外高桥码头，高出约12%。

对于他的说法，和黄中国港口董事总经理钱乃骏则反指港务局总有些人只重视吞吐量增长以盲目追求全球第一的排名，而忽略码头经济效益，特别是投资方的实质利益，而这恰恰是问题的焦点与实质。他并强调“餐厅收费高，但只要东西好吃自然有人光顾。一件LV 的产品无论怎么卖，都不能与南京路路边小店里的产品一个价。”就算和黄确实收费较高，但以和黄处理集装箱的速度，平均每艘货船较同行少24 小时至48 小时，日均收费并不算特别贵，况且还远远未计为商家省下的时间成本。难道，时间不是金钱吗？难道上海人忘了时间就是金钱这句时尚的口号？

他还说，外高桥是国营码头，有政府补贴，两者成本有实质性差别，根本不应该直接比较收费。如果要考虑政府补贴差价部分，外高桥的收费显然高过和黄合资公司的收费。

和黄同日还提供两张上海集装箱码头的照片，证明在和黄入资之后该码头的作业形式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说设备落后的话，那不错，那是合资前的设备。

韩刚先生可能忘了说这样一句，不论如何，码头的管理及其运作效率是世界一流的，否则，也不敢斗胆收这么高的费用。这也是许多船公司选择合资集其实，上海集装箱码头在2003 年上半年吞吐量增长4%，但除息、税前盈利，则下降13%，霍建宁对此表示不满，“虽然吞吐量上升，但被要求减价，经磋商后我们不得不做出compromise（妥协）。”

霍建宁强调，从未有考虑过退出合资公司，并强调“做生意大家意见不同，双方可多做商谈”。

生意额增加却要减费，在逻辑上的确有点不合理，营业额增长，利润却下降。对合资公司的中方也不利，那为什么出现这个情况呢？原来，在大陆内部，有人提出所谓垄断与反垄断的争议话题。

其实，上海人很识做。在2002 年9 月19 日，上海港务局副局长陈戌源澄清，港务局并无对和记黄埔投资的码头不满，也否认封杀和黄的新投资机会。陈戌源陪同曾荫权参观外高桥集装箱码头，被问及报章引述内地官员称和黄在上海的码头收费高、服务差，他连声说没有听闻，并矢口否认港务局曾认为和黄“霸道”。对于有香港报章指港务局刻意不揽货到和黄的码头，他说：“没有、没有，SCT（上海集装箱码头）今年上半年做到280 万箱，不是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吗？”他又否认不满和黄已投资其竞争对手宁波港，在大小洋山项目中排除和黄投资的可能性。“到现在为止，大、小洋山仍是欢迎各国各地投资者参与建设，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哪家公司可以来，哪家不可以来。”至于李嘉诚会晤山东前省长张高丽时，表示有意投资青岛港，陈戌源则指这是李嘉诚自己的决定，与上海港务局无关，况且，李嘉诚对内地港口一直都很有兴趣。

和黄与上海港务局是在1993 年签订该项合资协定，码头的设计吞吐能力预计将在2010 年达250 万个集装箱，但2000 年，码头的吞吐能力已增至295 万集装箱，提早十年超过预计目标。

按道理，面对如此骄人成就，双方应该合作愉快，加大加快合作步伐。

但上海市政府除与和黄合作改建这个黄浦江旧码头外，其后发展外高桥一、二、三期码头时，显然看到了这其中的诱人前景，独吞独食，竟完全漠视和约中和黄拥有的优先参与扩展上海码头业务的权利，没有让和黄参与，决定自行投资。

对此，李嘉诚显然不满。因为，当年在当西方全力经济制裁封锁中国大陆的时候，当其他外商对上海还是犹豫不决的时候，李嘉诚亲自飞到上海，毅然带动了外资投资上海。其后上海有人竟然漠视这一切，打起小九九，过桥抽板，似乎显得很无道义，这不能不引起依足自由市场经济原则行事的李嘉诚的强烈不满。

李嘉诚始终觉得，东方和西方的很多东西是可以结合的，这就是他所谓的传统文化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地方，而西方的文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

任教于欧洲管理学院（INSEAD）的著名管理学大师金伟灿（W.Chan Kim）与莫伯尼（Renee Mauborgne），针对三百多家全球知名企业进行策略行动（Strategic Move）分析，撰写了《蓝海策略——开创无人竞争的全新市场一书，认为自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全球奉为圭臬的“竞争力”大师波特（Michael Porter）以竞争为思考主流的策略，在削价竞争下缠斗，是市场萎缩的头号杀手企业因此陷入“零和游戏”存亡赛局的血腥战场“红海”。

金伟灿与莫伯尼因此鼓励企业改采“蓝海策略”。“蓝色海洋策略正向企业挑战，促其脱离血腥竞争的红色海洋，创造没有人与其竞争的市场空间，把竞争变成无关紧要。这种策略致力于增加需求，并摆脱竞争，不再汲汲营营于瓜分不断缩小的现有需求和衡量竞争对手。”

蓝海策略强调“割喉”式的竞争只会是血流遍野，不断壮大的企业要彻底甩开对手，强调：“改造市场疆界”、“专注于大局而非数字”、“超越现有需求”作者鼓励经营者要彻底跳脱竞争者魔咒，发挥自身的最大优势。不知李嘉诚有无看过这本书？亦不知上海朋友有无看过这本书？

对西方自由市场的认同，使得李嘉诚对于内地市场的态度始终难以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虽然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他发现，几十年来，他对内地政治细微处的了解还不能洞若观火，不能明察秋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或很外行。

很多时，他是完全游走于体制外的大门口，在那里彷徨惆怅，而不得其门而入。完全不能像香港那样，游刃有余。尽管侧门旁道永远洞开，但是，李嘉诚一直视而不见。因为，这始终是一个原则问题。

李嘉诚在汕头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每一天我们在那‘零和’‘非零’间的选择，我们其实正在不断选择自己一生的命运。”这是一句含意颇深的话，大概也是他对自己过往道路的一个概括。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在做“零和”的计算，处事、待人、工作、做生意，的人生，实在太辛苦太不愉快了。倘若处事时能经常以“非零”做选择，就会交上好运，因为好运常常是由“双赢”的局面带来的。

李嘉诚说人生每一天都在“零和”、“非零”间选择，他只是觉得“非零”

的选择永远胜于“零和”的选择，“非零”应是包容的选择。但从政治博弈的角度去思考，有时要实现“非零”，也就是要各方面都获得利益，却是不大可能的，甚至是一个美好的乌托邦式的幻觉。因为我们中的这一个那一个并非李嘉诚，也不可能成为李嘉诚。

社会上有不同阶层的人，有相互矛盾的利益，一项政策的实施，不可能使所有人都受益。以2005 年的内地宏观调控政策来看，怎么可能使所有的社会阶层都受益呢？

“商海自有其沉浮，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忍受生活中属于自己的那份悲伤，只有这样，你才能体会什么叫作成功，什么叫作真正的幸福，做生意也同样如此。”

卡夫卡说，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耐性坚持成了生存的高超艺术。

人们能够跟李嘉诚学的，是他以世所公认的儒商气度与生活抗争的风骨。

作为一代商业巨子，他将中国历代先哲们的智慧消化吸收，延伸成为其从商的准则法术，并与西方管理艺术共冶一炉，融为一体，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商业哲学，并以此为指导，铸就其庞大的财库。

商道丕显，人道尔雅，李嘉诚已是高龄。奇怪的是，但按中国人文化特色，这正是做事的好时候。

名利浮云也，随心所欲，随遇而安，绝非刻意，李嘉诚想到的是什么呢？

从外人眼看，李嘉诚在大陆社会历史和其他地域的作为尚未完全确定。

尤其是，除了其显赫身家之外，其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之价值，似乎还有待更多的同道去发掘揣摩。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在市场和管理领域的辛劳营役已绝对不复存在于现实当中，难以复制。止矣。难道他还想把在香港那种挥洒自如的经营手法完全复制到大陆吗？难道还想如同在香港般在内地呼风唤雨吗？

李嘉诚一生历经风霜坎坷，面对的坎坷、失败、误解、阻力，不可计数，身处其中又是如何调整自己、平衡心态的？他的看法颇为豁达豁然。

一般名利不会形成对内心的冲击，自有一套人生哲学对待；但树大招风，是每日面对之困扰，亦够烦恼，但明白不能避免，唯有学处之泰然的方法。

李嘉诚需要创新，需要勇气，需要动力，需要求变，需要至上至高至大。

李嘉诚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权力、文化变迁里如何作为？这也是当今社会里的崭新课题，这是不同于传统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的新的权利关系，新的《源氏物语》，新的《呼啸山庄》。换句话说，经济对权力的关系不应只是一种简单的介入，由商人演变为政治家，也不应只是简简单单地取代，如目前广泛存在的跨国企业，李嘉诚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从头来过，也许李嘉诚可以成为一个富兰克林般的印刷工人式的名垂青史的杰出政治家。

经济本身就是权力，这权力如何体现？又与传统权力如何包容？与现实利益及社会与股东利益如何包容？

1992 年后，李嘉诚增加内地投资，将合作方仍然盯在中央或地方政府身上而不是企业。但东方广场项目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教训，他计划在天安门广场旁建造一个庞大房地产的神话。

李嘉诚丝毫没有忽视政府的作用，但经过了几年的反复，他最终发现，在大陆，商业的选择与利润的考虑是次要的。政治与权力才是永恒的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