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只有爱心，并无野心”
李嘉诚在首次接受台湾传媒访问时说自己只是一个不善应酬、不趋炎附势、有些钱再多也不赚的“三流企业家”。李嘉诚在接受访问时，再就此回应：“无稽的攻击，是会让人心寒的。”但强调对香港的爱心不变，投资亦不会改变。
之后更有人以“李家天下”形容盈科数码动力收购香港电讯，是垄断香港市场。李嘉诚为此大动肝火，在2000 年2 月17 日中联办春茗酒会罕有地发表长达十数分钟的讲话，强调自己对香港“只有爱心，并无野心”。除了一再重申次子李泽楷是代表一家上市公司，是独立的外，李嘉诚更说：第一我事前也不知道（盈动收购香港电讯），第二长江及和黄一股盈动股份也没有。没有其公司股权，亦对这件事没有侵份的可能，对于“李家天下”，我一直不想讲，你知不知道，如果我讲出来整个香港都会感到奇怪，和黄去年在香港的生意不是做得差，但比较外国，外面的做得太好了，香港赚的钱占的比例不够百分之六。你来说，和黄在外国赚钱回港交给股东，是好抑或不好？
他指出，除了和黄的盈利约九成四来自外国，计及长实，外国所赚的更是四倍五，预计在未来五年，长和系在海外的盈利更会多于香港三至八倍。他强调：个人来说，对香港绝对没有野心，有爱心但绝对无野心。香港过去几年，经济增长是放慢了，我指有爱心的原因是，外国做得那么好，我依然想在香港做，但有些人乱说，说什么“李家天下”，这是绝对错误的。
被问及外国的投资回报远高于香港，会否减少在香港的投资，李嘉诚表示：“不要无道理的事太多……我这是说，感情上是会继续投资香港的。”
对于香港电讯被海外公司入股的事宜，李嘉诚表示不想批评，因为事情已经相当复杂，至于被问及若盈动在收购香港电讯时需要资金协助，长和系会不会给予支援。他回应：“长和系只能站在公司利益，怎可求其借钱给人，这绝对不正确。现在未有这个打算，李泽楷并没有提出，我们亦未有这打算。”
让我们回味李嘉诚几次引起争议的牢骚与不满。1998 年12 月22 日“以今日的投资及政治环境，情愿做少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长实）树大招风。”1998 年12 月24 日，“我热爱香港，是有一部分政党的高级人员争取选票成日将我抹黑。”2000 年8 月24 日，“公司大部分利润主要来自外国，我爱香港。若每件事都无中生有，无论什么事都乱扣帽子，相信大家都不喜欢此种生活。若少数别有用心的传媒及政客大合奏时，唯有减少投资。”
李嘉诚感同身受地说到：
在看苏东坡的故事后，就知道什么叫无故受伤害。苏东坡没有野心，但就是给人陷害，他弟弟苏辙说得对：“我哥哥错在出名，错在高调。”这个真是很无奈的过失。
中大亚太研究所副所长刘兆佳说：“在过去数年，李嘉诚多次在传媒面前发表委屈的言论，主要是政府经济政策混乱，香港市民大众对大财团的态度，又特别针对他（李嘉诚），对他有偏见，又质疑特首对他特别优待，甚至对他整个家族也给予优惠待遇，对于一位重视个人声名的人来说，心中有怨是难免的事。”
面对采访的记者，李嘉诚提出了一个不请之请：我今天有两个要求，你怎么写都行，但是第一点，你不要得罪人；第二点，你不要让人家妒忌我。人哪，最重要的是不要自己称赞自己，也不要自己说自己有什么成就。
种种批评都曾令李嘉诚不厌其烦地出面公开辩解。李嘉诚甚至在公司职员的家庭日活动中，亦向传媒高调表白，自言对自己的人格、对香港与国家都是问心无愧，并批评部分传媒与政客哗众取宠。李嘉诚愤而为自己辩解说：是我的钱，一块钱掉在地上我都会去捡。不是我的，一千万块钱送到我家门口我都不会要。
其实，商家对香港政治环境变化的不满，多位人士都公开评论过。恒隆主席陈启宗在一项探讨香港长远发展的研讨会上就说，香港经济发展的两大隐忧，一是价格太高，二是社会日趋政治化。
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钟士元也在2000 年9 月发表演讲时说，香港政治与经济在十二年的过渡期内经历了重大变化，政治上由一个殖民政府管治的制度走向民主开放的政制体系，回归中国后，香港的管治需采用新的游戏规则。他说，昔日港英年代立法机构与行政首长都不是经过选举制度产生的，政府因此无需受制于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团体，只需根据香港整体与长远利益而制订经济政策，当时香港人遇到困难，都是默默接受，自求多福，并没有政党代他们提出各种要求，甚至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按照香港的《基本法》，香港行政长官与立法会将来最终都会以普选方法产生。但2000 年5 月的立法会选举中，代表工商界的自由党在地区直选中全军覆没，就有人忧虑代表中上阶层和工商界利益的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制衡基层党派，香港容易产生保护主义和福利主义的经济政策，可能会影响营商环境，也令中上阶层和工商界抗拒民主化进程。
2000 年9 月，台湾《中国时报》刊出李嘉诚的专访内容，据报道，访问是在长实总部大楼顶楼办公室进行，李嘉诚从七十楼的玻璃荧幕俯瞰中环的车水马龙，微笑着说“这是一个物质的社会。”李嘉诚过去较少接受台湾的传媒访问，他直言，对台湾的第三代流动电话牌照及货柜码头经营权很有兴趣。谈及他的营商哲学时，他多番强调自己重视信誉，譬如他自己作为长实主席，一年只拿五千港元“薪水”，目的就是要创造好信誉。又譬如，和黄绝对不做赌场，因为“不该我赚的，我不会赚。”所以他频频捐献，已捐给香港、潮汕家乡及其他地方超过八十亿港元，而私人捐款比公司捐款多出许多，而他“不是那么在意别人说什么。”但是，某个时候，某种情况，你想不在意都不行。
有的媒体是恶意的批评，甚至问我的问题都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有人说我是以现金支付顾问费。你说，我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可能如此付费，真是无稽之谈。
李嘉诚不忘补充“香港即使再变，也不会改变香港是我故乡的想法。”会持续不断在港投资。对于传媒亦有批评特首董建华，一直被外界视为“地下特首”
又有强劲政商关系的李嘉诚认为：许多人在1997 年时批评特区政府，但事实上，香港除了因为东南亚金融问题而连带受到冲击之外，还有许多外力的影响。但就算没有这些问题，香港本土性的风暴也会发生。
香港能做到平安过渡，并且维持金融、货币流通自由，就非常不容易了。
称许之余，李嘉诚不忘划清界限，他坦言与董“以前很熟，但现在他忙、我也忙，就很少见面了。”他称：近代的企业家，对社会可以贡献的程度已愈来愈大。企业家也肩负更大的道德责任。而道德也已成为另一项企业的成本与资产。
谈到自己的影响力，李嘉诚说自己作为企业家，只是对与公司有关的人和事有一定影响，仅此而已。面对种种无赖式的指责，有时难掩心头怒火的李嘉诚，不得不公开怒斥香港某些传媒一味抹黑他人的龌龊作为，回击某些人“只唱衰香港”“踩低自己人”的恶劣行径与政治操作手法。
数码港没有竞投，也引起争论，甚至群起攻之。据说有过所谓十大地产商曾联名向财政司司长表示异议（后被否认），而盈科数码动力股价也曾因此而大幅飙升。股价是否飙升不是问题所在，因这是由投资者的羊群心理所决定。
问题倒是这个项目，并未经过公开竞投，是否有问题？
事实上，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已经表达过，数码港不是一个地产项目，目的是促进香港高科技的发展。可以想象，当时财政司司长可能认为李泽楷先生的知识，经验及其在外国与科技界及高科技企业的关系，筑巢引凤，足以引导到一些国际高科技企业前来，这有利于香港高科技的发展，有利于香港的长远发展。而发展高科技，提升香港竞争力，增强香港社会经济发展活力，恰恰是此届特区政府的施政路向与目标。果如是，则在决策上，财政司并没有错误，何况这个重大决定，应不是他个人决定，而是经过最高层考虑后的集体决定。
据一位接受专访的不愿吐露姓名的行政会议成员忆述，其实，在行政会议讨论有关数码港问题时，首先出来反对将数码港经营权批给李泽楷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董建华。董建华不无忧虑地说，若然交给李泽楷，我可真是名副其实地跳进长江洗不清了。当然，如果真能对香港有利，我自己愿背负这一世骂名。
如此看来，董建华还是具有相当之预见能力与眼光的。当然，如果鼠目寸光的某些人把九七金融风暴也算在董建华的头上，这未免不近人情不合常理了吧。
作为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变革的参与者，能够确保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运作，已是居功至伟，至于回归后的种种举措，功过是非，固然有“八万五”a 之失，但也是在亚洲金融风暴阴影下的失误，如果没有后者，前者的命运未必黯然失色。
凡此种种，都应放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下去认识了解，不应一味逢董就否定。
a “八万五”：是董建华1997 年提出的每年建造8.5 万套住宅以稳定香港房价的计划，由于推出不久即遇“金融风暴”，虽经调整但于2000 年被迫放弃施行。
唯有学会处之泰然的方法
2001 年2 月22 日，和黄突然宣布出售作价8 亿港元的资产，换入等值盈科股份，即和黄正式入股李泽楷控股的电讯盈科的0.83% 的股份，李嘉诚此举实令市场哗然，并再次引来“李家天下”的疑虑。对此，和黄董事总经理霍建宁强调，有关交易纯粹出于商业考虑，和黄主席李嘉诚不会因私人理由而阻止和黄做生意。翌日一早，和黄急忙召开临时记者会，专门解释市场疑虑。霍建宁表示，这次出售卫星通讯业务予电讯盈科，是因为该业务并非和黄的核心业务，此次交易纯粹是商业决定，交易代价吸引，符合和黄股东利益。霍建宁表示，只是在集团决定交易的一两日，才通知李嘉诚，因为这对和黄来讲，是非常细碎的小交易，根据集团内部工作规程，并不需要取得李嘉诚的同意。李嘉诚本人事后对此交易亦并无发表评论。霍建宁反问记者：“我们并不是什么事都要通知李生，李生也不是什么事都要过问。否则，要我这个年薪过千万的CEO 干什么？”
虽然和黄只持有盈科0.83% 的权益，无论交易额及股数均微不足道，却引来市场憧憬，日后和黄与盈科进一步合作的机会，刺激盈科股价飙升4%，市值一日内再增加39 亿港元。小超人李泽楷控制的盈科数码动力，与香港电讯合并时，已引来香港电讯市场被“李家天下”控制的关注，虽然长和系主席李嘉诚多次否认长和系不会入股盈科，但由于盈科在合并后股价屡创新低，而正当大东为16 亿股盈科股份寻找出路之际，造成沽压。此次和黄以六十倍市盈率出售微型通讯系统VSAT 予盈科，已被市场认定是和黄出手助李泽楷的举动。
霍建宁强调，从和黄管理层有良好往绩可寻，所作所为，一切以公司利益为主，若有关业务对公司没有策略价值，和黄会想尽方法寻求一个对股东最有利的方法套现投资。至于李嘉诚有没有在此次交易上做出指示，他表示，管理层决定前先向主席及董事会汇报，反映有关交易对公司是否有利，霍建宁再次强调，整项交易最重要是对公司有利为大前提。他说：“可能这件事对李生不公道，但整件事最重要是反映出公司透明度高，只要做得好，李生不会因私人利益、私人问题而阻止和黄做生意。”他解释出售VSAT 的原因时指出，早年出售亚洲卫星时，旗下固网业务，没有其他对外通讯服务接驳途径，但与环球电讯合作后，和记有对外容量，VSAT 策略意义顿失，经考虑后，认为出售VSAT 套现较独自经营为佳，而且作价高达六十倍市盈率，整个交易价值对和记非常吸引。
其实，和黄与电盈有不少业务均出现“对着干”的情况，除电讯业务互相竞争外，就连网上证券买卖方面亦出现争持激烈的情况，在和黄推出其网上交易服务前夕，盈科2000 年11 月8 日，抢先一步便正式推出盈通投资理财证券买卖服务，更以0.18% 交易佣金作招徕客户的招数抢攻市场。
香港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邝启新曾认为，李泽楷成功收购香港电讯后，预料电讯垄断的情形肯定会趋严重。特别是固网与长途电话市场，一定会更加垄断，日后必会令固定电话费同步上涨。事实上，近年来，长途电话费直线下降，由1996 年前后的近两元钱，跌到2005 年的几毫，十年时间下跌了十分之六。至于固网费用亦跌至月费三十港元上下。看来，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秀才谈兵，十年不成。
1999 年10 月，长实集团北角邮轮码头发展计划惨遭滑铁卢，城市规划委员会认为北角并非唯一适合兴建码头的地点，否决该计划，成为财政预算案三大冲喜项目中，唯一难产的一个，而一直反对该计划之势孤力薄团体，在首回合击败财雄势大之财团。长实如果要继续其北角发展大计，只能在修订规划方案一个月后刊宪时提出反对。发言人指出，城规会否决的主要理由是北角并非唯一适合兴建邮轮码头的地点，加上考虑过十五份反对意见书后，认为当地没有填海必要，及要保护维多利亚港的景色，决定否决该计划。
规划署将在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内，在宪报公布经修订的北角发展计划，即是将该区发展计划打回原形，撇除邮轮部分，让市民提出意见。如果认为当地确是需要一个邮轮码头的市民及团体，可以在两周内提出反对，长实可以借此机会上诉。不过城规会仍会按照原定限期将北角发展计划提交行政会议审议，即在2000 年1 月26 日前要完成所有聆讯，长实在刊宪之后，只有不足两个月的时间翻案。
时任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当年3 月在财政预算案上宣布三个大型项目，包括在薄扶林兴建数码港，在大屿山兴建迪斯尼及在北角兴建邮轮码头，前两项在争议声中，预计仍然可顺利过关，北角邮轮码头计划则在外界一致看好的情况下意外触礁。
长实提出的邮轮码头计划其实是借此增加占地面积，将码头商场发展成为综合娱乐中心，包括一座七十九层高酒店，吸引本地游客。知情人士曾透露，原来的计划占地12.4 万多平方英尺，主要包括何世柱家族持有的福利货仓3 万平方英尺地皮及未到手的油街部分政府地，加上长实有意竞投面积12.59 万平方英尺的油街政府物料供应处地皮，以及港灯中心，邮轮码头计划其实是另一个庞大的地产发展计划。
李嘉诚无论在香港或海外投资，好多时都遇到政客攻击，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这班人对李嘉诚有误解。如果这项投资换作第二个人，就绝对不会有如此杂音。美国记者Arthur York 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且更被李嘉诚投身公益事业，并视之为终生不渝之志向所感动。
2005 年，York 在和黄旗下一份刊物中撰文说，在认识李嘉诚之前，有人曾经同他介绍，李嘉诚就像是007 电影中，铁金刚所要对付的那种大亨，不仅富可敌国，甚至会威胁全球。但在一次机缘巧合下，终于有机会与李嘉诚会晤，而一切都只是从一个早餐和一个微笑开始。李嘉诚对身边每个人都非常关怀及体贴，使他感到讶异，当他与李嘉诚一起同行，前往汕头大学参加毕业礼途中，李嘉诚和蔼可亲的态度更进一步获得印证。在机场同行期间，李嘉诚一直亲自拿行李，又经常对身边不认识的人，包括清洁女工，报以微笑。当到达汕头大学，大批学生更为一睹超人风采，蜂拥而至，李嘉诚带着灿烂笑容，与学生一一握手及拍照。李嘉诚在毕业礼上向同学表示，当你有野心做领袖时，可有服务于人的谦恭？大家常常希望有所获得，但可有付出情操？ York 表示，经过与李嘉诚同行后，深受感动，也感到自己正在转变，觉得有幸能从李嘉诚身上体会到财富之真谛与做人之准则。
香港经历金融风暴后，经济及结构上的弱点毕呈，为了挽救经济，为了有助于香港经济转型，特区政府高层殚精竭虑，苦思良策，考虑及批准盈动的规划与提议，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做出的。同样，迪斯尼乐园之拍板，也是在这种善意及长远的考虑下达成的。看看迪斯尼乐园在选址、基建、投资及权益分配上的所作所为，有人形容是特区政府被逼所签下的城下之盟，那么欧洲议会为什么不予批评？为何不引用一些有异议人士的意见？也许隔山隔水，他们没有听到。
事实上，为了发展某一些特定行业或基于某些因素，港府批出土地，不一定要用公开拍卖形式，私人批租是其中一个常用方法。这也是国际社会惯常的做法之一。例如陶氏化工厂，其需要大量土地，行业特殊，则用拍卖形式显然并不适合（以前太古船坞、黄埔船坞、渣甸仓的庞大用地也不是拍卖的）。尽管当时有人质疑港府的决策，但是，在质疑的同时，还是认为这个决定是明智合理的。故数码港之批出，不应成为李嘉诚被批评的原因，除非有事实证明特首董建华先生及曾财爷等人是“听李嘉诚先生的话办事的。”但是，这怎么可能，又怎么能行得通呢？
李嘉诚一生历经风霜坎坷，面对坎坷、失败、误解、阻力，不可计数，身处其中又是如何调整自己、平衡心态的？他的看法颇为豁达：坎坷经历是有的，辛酸处亦罄竹难书，一直以来靠意志克服逆境；一般名利不会形成对内心的冲击，自有一套人生哲学对待；但树大招风，是每日面对之困扰，亦够烦恼，但明白不能避免，唯有学会处之泰然的方法。
社会学大师费孝通1992 年考辨过华人圈的五个明显特征，这些特征包括叠合性、等级性、强调诚实、看重道义、具有弹性边界。其中的叠合性，就是指华人融为一体的关系圈。关系圈遵循一些只有华人熟知的潜规则。例如，他提醒外国的经理人要记住，在华人的商业组织中，年岁较大的人员往往拥有比他们的头衔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其实，关系并不是东方商业精神的真正精髓，只不过是问题的外表，这种虚假的外表正好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跟它并列的中国“土特产”不知还有多少未被人们过滤呢。
比如，中国商业精神中，还有其他一些与美国人的管理思想格格不入的东西，但确实能成就中国商人。例如，云南“钱王”王炽秉持的商道居然是：“说我，羞我，辱我，骂我，毁我，欺我，骗我，害我；我将何以处之？容他，凭他，随他，尽他，让他，由他，任他，帮他，再过几年看他。”好一个凡人望尘莫及的钱王王炽。但《道德经》管这叫“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另一方面“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些博大精深的论述，常常令到西方人一头雾水，不明所以，不知所谓。因而也都需要西方人琢磨是什么意思，什么逻辑，属于什么思维方式。
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李嘉诚，但所有人都应该分享李嘉诚的精神而非图谋分享他的财富。如果那些人把羡慕、嫉妒、算计李嘉诚的精力，都变成仿效李嘉诚不断提高自己的动力，把李嘉诚的精神财富化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那么何愁香港社会经济没有后劲呢？又何愁自己不能成为李嘉诚式的张嘉诚王嘉诚呢？甚至来个特殊的后起俊秀李嘉诚又何尝不可呢？
名誉
2001 年4 月7 日，5 月1 日即将走马上任的候任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与城中首富长实集团主席李嘉诚相约打高尔夫球，梁锦松虽然形容只是“普通社交活动”，但有公务员团体代表批评，作为高级公务员与商界过从太密，会引起市民质疑，应该避嫌。
7 日清晨七时半左右，梁锦松和李嘉诚这对高尔夫球长期波友，在深水湾高尔夫球会的球场齐齐出现，两人均一身运动服装打扮，头戴白色运动帽，李嘉诚更身穿短裤、波鞋，神态轻松。现场所见，候任“财爷”和李超人相当熟络，还边走边向场上其他球友挥手致意。在同场竞技过程中，两人不时交头接耳“密斟”，历时逾一小时仍未离去。梁锦松傍晚透过财政司司长新闻秘书表示，他和李嘉诚先生打高球只是一次“普通社交活动”，在场上彼此只是“握握手，聊闲天”，他不觉得涉及任何利益冲突。发言人也表示，政府官员与各界人士联络是平常事情，如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财政司司长曾荫权也曾不时与商界人士私下聚会及吃饭，她强调政府内部有一套有关官员申报利益的机制，以防止官员出现利益冲突。不过，公务员公会联合会主席梁筹庭认为，一般商界人士打高尔夫球都会“有生意倾”，如无特别需要，梁锦松应该避嫌。
李嘉诚视名誉如生命。他常常说：名誉是我的第二生命，有时候比第一生命还重要。
李嘉诚视名誉为生命，他看重的实际上是清誉，而非荣誉。而对这种清誉的过分执着，有时到了俗人凡人不能理喻的程度。
李嘉诚控有香港最大的综合性财团，多年荣膺香港首富乃至世界华人首富。
他同时又是个道德至上者。他说的每句话，莫不以传统道德规范为准绳。他既是这般说，亦是这般去做。可能，一些偏狭短视的人，有这样那样的怀疑。随他去吧，就让他在常戚戚中闷头苦思去吧。在西风氤氲的十里洋场香港，李嘉诚能将大发达与守道德恰如其分地结合一体，并将传统的道德思维与**的现代商业社会融为一体，实为难得。由此可见，既守道德，又生财有术者，实是在商家之上乘，万世之师表。由此可见，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中的价值，有待人们去挖掘。
李嘉诚在董事袍金a 上的做法，成为香港商界、舆论界的美谈。李嘉诚出任十余家公司的董事长或董事，但他把所有的袍金都归入长实账上，自己全年只拿五千港元。这五千港元，还不及公司一名普通工人在20 世纪60 年代初的年薪。亦不及今日一个清洁女工的月薪。以80 年代中的水平，像长实系这样盈利状况甚佳的大公司主席袍金，一间公司就该有数百万港元。进入90 年代，便猛增到数千万港元上下。李嘉诚二十多年维持不变，只拿五千港元。按现在的水平，李嘉诚万分之一都没拿到。对李嘉诚这样的超级富豪来说，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来讲只是一个象征意义，根本不具有寻常人家多一个零或者少一个零的意义，大数是他所持股份所得的股息及价值。
小利不舍，大利不来，有舍才有得，这是定则。
如果一单生意只有自己赚，而对方一点不赚，这样的生意绝对不能干。
李嘉诚的意思是，生意人应该利益均沾，这样才能保持久远的合作关系。
相反，光顾一己利益，而无视对方的权益，只能是一锤子买卖，自己将生意做断做小做少做绝。
数码港项目是一项全新的、前瞻性的项目，其没有如地产发展般拿出来竞投，不应无端受到訾议，何况日后港府也随着形势的发展，修改了港府与盈动彼此所占的权益比例而平衡了各方面的利益。所以，就算人们欣赏欧洲议会报a 董事袍金：以企业纯利2% 左右作为对公司董事工作的报酬，含薪金、佣金、花红、车马费等。
告所抱持的善意，但对其误解所产生的观点，却不敢苟同。尤其是报告所可能造成的不良印象及不利影响，更是感到忧虑和关注。在商场大小通吃的李嘉诚，年前曾感喟的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非李嘉诚，莫能感同身受。
香港经济现状是李嘉诚的一块心病。他认为香港经济必须经过痛苦调整才能恢复其亚洲地区商业中心地位。由于他在日本东京市中心投资兴建一大厦，与香港房地产市场相对较低的生产率一比较，发现香港的建筑成本竟比日本的还高，不禁叹道，“亚洲其他地方都比香港便宜。”李嘉诚在香港的投资份额与海外的投资份额不相伯仲，但是海外的投资回报却占集团年收益的七成，而香港的收益仅占三成。不知那些天天高喊李嘉诚垄断的政客，究竟是昧着良心说话？还是完全视而不见，抑或确实别有用心？也许是认为香港经济彻底恢复元气尚需时日，因此虽仍以香港为大本营，李嘉诚已开始把精力转到西方的投资项目。
2002 年7 月11 日，香港立法会议员刘慧卿致函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促请当局否决TOM.com 入股亚视的申请，因为若申请获批，李先生及其家族便可以借着控制亚视进一步扩展其广泛业务网络，削弱香港多元化及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本人同时促请当局积极考虑制订《反垄断法》，捍卫公平竞争的原则，保障消费者的权益。”之后，刘慧卿更于2002 年7 月26 日在《经济日报》刊登“垄断之风不可长”的故弄玄虚之文，充分发挥其政客之政治角色的政治功能，大肆攻击李嘉诚的投资战略，甚至攻击李嘉诚本人。
这位泼辣的刘议员向特首董建华指出，李先生及其家族所涉业务十分广泛，包括房地产（住宅、写字楼、商场、工业大厦及酒店、物业管理）、港口营运、能源、电台、电讯、科技及互联网、超级市场、零售、生命科技等。刘慧卿并指李先生及其家族这些遍及多方面的业务“容易联成一体，造成垄断效应，”
令其他经营者难以经营，例如长实或和黄辖下的地产发展项目经常保证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及丰泽在该些发展计划的商场营业，最近百佳超级市场更获得数码港超级市场的营业位置，而数码港的发展商是以李先生次子李泽楷为主席的盈科数码动力。这位长期对李家横挑鼻子竖挑眉的尊贵的女议员，更是抓住李嘉诚一次表达不满的过火讲话，借机火上加油：“有钱唔系大晒。”公开呼吁市民拿出实质行动反制李嘉诚。
李嘉诚曾无奈何地反驳说：“香港人是想我投资多一些，还是少一些？”
刘慧卿对此的回复是：“任随尊便吧！但请记着，你投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为了帮香港，香港人没有欠你什么。”投资是为了赚钱，没错，若说不是为了香港，甚至对香港无益，相信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位尊贵议员的智商。
“使你疲倦的不是前面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子。”面对一粒又一粒圆滑坚硬细小的沙子，李嘉诚是否感到疲倦？让我们看看实际情况究竟如何？
其一，香港有多家公司经营超市，更有星罗棋布的街头巷尾铺，李嘉诚就算是有垄断之心，实际上也难有垄断之力。况且，与百佳超市旗鼓相当的另一家超市，也是同样在自己集团旗下的物业开设超市，此一情况，香港人人人皆知，莫非唯独刘议员不知情？况且，作为发展商，任何人都希望能将自己的物业尽快放租出去，最好是能够大面积放租，以便于集中管理。这本是商家最基本之营商策略。莫非，百佳超市放着现成生意不做，而要摆出大公无私的高姿态，上门去恳请另一家竞争对手来经营吗？
其二，这种悉听尊便的口吻，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政客的腔调。作为一项投资而言，受惠的绝不仅仅是投资者本人，而且必然也会惠及受资地域，这是一个简单到连小学生都知道的道理，为什么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如斯富庶发达的国家，都把争取投资看作是自己国家长远发展的推动力呢？李嘉诚多年在香港的投资，不可否认，确实赚到了钱。但是，仅就百佳超市的经营情况来看，其利润低时仅为百分之二，好景时也就百分之三点几，完全低于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任何一项投资，这中间固然有香港经营成本偏高的内在原因，更从另一个方面反证到，香港零售百货竞争剧烈，经营超市其实并不易为，亦根本不可能有暴利可图，又何来垄断之说。
其三，确实，香港人或许不欠李嘉诚什么，同样，李嘉诚也不欠香港人什么。只是，作为一个政客，不能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长和集团在香港有三万八千名雇员，缴数十亿港元的税，为什么有些人会忽略到这一基本数据呢？为什么有人会对这些数据视而不见呢？政治与商业的公正与否，在此显而易见。
内地《人民日报》亦在2002 年7 月15 日刊登评论文章，指香港人应该为李嘉诚而骄傲，作者引述李嘉诚自己的说话谓他“对香港只有爱心，没有野心”，他有“香港的良心”。
亚洲金融危机虽然影响到李嘉诚手下的公司，但只是皮外伤，并未伤筋动骨，原因是“我们一直在做最坏打算。”由于把业务分散到了海外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方面，李嘉诚认为，不论香港的经济差到什么程度，他旗下公司的整体经营仍将产生稳定回报。并非是李嘉诚在自夸。多数证券分析人士也看好李嘉诚企业帝国前景。以李氏家族企业的旗舰长江实业为例，该公司拥有上市的和黄公司半数股权，而和黄的业务不仅多元化，从港口、手机到高速公路和桥梁等都有，还在国外和内地都有投资。高盛证券公司十分看好该公司盈利前景，称其为香港流通性最好的上市公司，由于拥有近百亿美元的流动资金，且资产负债率只有30％，和黄成为香港股市最受投资者追捧的热门股票之一。
当然，和黄与长江实业并非没有经营难题。受香港房地产市场不景影响，两家公司仅1998 年利润就减少40％。长实旗下电联网络香港有限公司，推出电线宽带上网服务，该公司由长实和中电合组，长实占八成一股权。中电原本有志于上网业务，但Oxygen 一直打不开销路，索性注入电联。
管理丽港城的港基物业管理，是长实旗下，该公司在未经招标情况下，为其中三期六千多住户，与电联签下为期三年，总值800 多万港元的合约，平均每户月费约38 港元。整笔款项由管理费支付，全体业主分文未支。大部分丽港城业主对此不甚了了，皆因港基一直以“免费”服务向住户招徕，兼且没有加管理费，住户自然大表欢迎。然而，个别住户在政客煽动下，公然跳出来反对，说什么没有公开咨询他们，与其使用电联宽带，不如将港基公司的管理费盈余分给他们好了。这就是反对者的逻辑。一派胡言，直情荒谬。免费宽带虽然好，如果分钱才为妙。管理公司的盈余，那是公司开源节流，管理得法的结果，现在公司利用这笔钱为住户做点有益的公益事情，就嘈嘈声大加反对。好像这笔钱是自己口袋里的钱一样，只有分到自己的口袋才算合理。
就在同时，被丽港城个别声音吵昏头的海柏花园业主，起而反对引入电联宽带。由于业主反对声音居多，结果改为投标拣选宽带公司。当然用者自付，每个住户需要自己掏钱给电联营运商。而且是高出很多的费用。此时此刻，这些住户反而哑口无言，无话可说。有些人甚至拍着胸口叫唤，只要我愿意，掏多点又何妨？不知道，这又是什么逻辑？而那些“仗义执言”的政客又在那装聋作哑，视而不见。
“电线上网”是以电线代替电话线传送信号的新技术，用户只需将计算机接上资料机和插座，便可上网。由于屋内的电线早已存在，电联无需重新铺设网络，只需在大厦装设机房，负责分配信号和频宽，故成本极低。一名熟悉大厦管理的人士表示，香港大厦管理法例上存有“盲点”。根据一般大厦公契和《建筑物管理条例》，管理公司签订的合约价值，只要未超过整年开支预算的两成，就无须公开投标，亦无规定需得到多少业主支持。依此推论，丽港城的管理公司港基公司的决定完全合法合理合情合义。
电联下一个目标，是拥有九千多户的香港岛南部的海怡半岛。据知电联向海怡开出的价钱，约为每户月费30 港元，合约为期三年，同样由管理费支付。
让我们比较一下同期其他宽带商推出的宽带服务合约，其中两间公司为月费178港元，直到2005 年初，其中一家的月费才降至101 港元，但必须签约18 个月。
相比较30 港元月费的电联合约，还有什么理由指责其公道与否呢？
长和系旗下公司管理逾五十八个屋苑，合共超过八万五千户，如全部光顾电联，以每户收40 港元计算，一年收入已达4000 万港元，还未计已安装此服务的新楼盘，如都会轩、港景峰等。这些人算计的不是电联为住户省了多少钱，而是李嘉诚赚了多少钱。总之一句话，别的营运商赚多少钱无所谓，李嘉诚不能赚我的钱。可能，考虑问题的出发点确实不同。这就是凡夫俗子与超人的差别。
这就是活生生的阿Q 逻辑。
我们生活在社会中，要与社会互动，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以及如何与别人相处。大家要有同理心，能易地而处，张开心胸去体会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不同种族的人们所思所想，才可以超越种族、性别、年龄、文化及其他隔膜，不单要努力提升自己，更要致力建立社会共同的尊严，否则我们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要能彼此和谐共处，只是遥遥不可及的希望。
李嘉诚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似乎一切都看得很开，很化，很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