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正本清源

在庐陵县当县令的时候，王守仁依着良知做了个大胆的决定，上了一道公文请官府免除庐陵县的捐税。一个小小县令竟敢做这样的事，原本注定了要倒霉，哪知公文递上去久久没有回复，王守仁正在疑惑，忽然接了京城来的圣旨，命他扔下县令的差事回京等待任命。

到这时王守仁才隐约听到个消息：大太监刘瑾垮台了。

刘瑾是早年正德皇帝为了镇压大臣选出的一个酷吏，或者说得直白些，是一条专门替皇帝咬人的恶狗。可刘瑾的有趣之处在于他竟不知道自己只是皇上脚边的走狗，还以为手中那些权柄都是真的。掌权五年来，这个太监上蹿下跳，一手打击文臣，一手拉拢亲信，忙忙活活，一刻也不闲着。

就在刘瑾闹腾不休的时候，正德皇帝也悄悄忙着他的事儿。先是打击重臣，夺了朝廷的实权，接着在皇城西内的太液池西南岸扩建了一座“豹房”，于正德二年八月从乾清宫搬到豹房，在这里安了家，从此摆脱了母亲张太后对他的管束。之后又把早年当过詹事府詹事的亲信能臣杨廷和提拔为内阁首辅，稳住了朝局。三件事做下来，正德皇帝已经大权独揽，再也用不着刘瑾这条走狗了，加上刘瑾在掌权的几年里广布冤狱，培植党羽，收贿索贿，卖官鬻爵，聚敛金银，名声太臭，得罪的人太多，这种东西留在身边只能给正德皇帝脸上抹黑。于是正德皇帝不动声色地布了个局，明里重用首辅杨廷和，疏远刘瑾，暗中培植与刘瑾有仇的大臣杨一清和大太监张永，借着宁夏安化王谋反一事搜罗证据，向皇帝告发刘瑾想要“谋反”。

听说刘瑾这个阉奴居然想造反，正德皇帝勃然大怒，只一抬手，就把被称为“立地皇帝九千岁”的大太监刘瑾关进了死牢。之后毫不客气地判了他一个凌迟之罪，于正德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把刘瑾当众千刀万剐，由此把“祸国殃民”的罪责都推卸在这么一个太监头上，正德皇帝自己被洗得干干净净，重新成了万民膜拜的圣主明君。

刘瑾既死，早先被他迫害的大臣们沉冤昭雪，死了的由朝廷给予抚恤，活着的重新召回京城做官。作为遭遇迫害的忠直大臣之一，庐陵县令王守仁也被列在第一批官复原职的名单之中。这种时候吉安知府哪敢追究王守仁那道胆大包天的公文，只当没这回事罢了。于是早就做好丢官下狱准备的王守仁侥幸躲过一劫，坐着小船晃晃悠悠进了京城，被分派到吏部验封司，时隔五年之后又做回了他那个六品主事。

这时王守仁的父亲原礼部左侍郎王华早已致仕退休，回家养老去了。王守仁在京城里没有一个亲人，也没个住处，就借住在大兴隆寺里。此时的王守仁虽然官卑职小，心里却已良知充沛，对孔孟儒学领悟极深，于是会同早年间认识的朋友湛若水、黄绾一起在大兴隆寺讲学，所讲的学问被归为“心学”一脉，时人称为“知行合一”之教。甫一开讲，立刻震动京师，听者如云。

在京讲学两年之后，王守仁由吏部验封司主事升任考功清吏司郎中，是个五品官职。但此时的王守仁早已无心做官，只想辞官回乡，一心讲学。

儒学，是个“克己复礼”之学。这“克己”二字包含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层道理。儒生们先修炼自身，克制自己心里的私欲，然后就要去克官府、克朝廷、克皇帝。但皇帝好比一头大象，儒生好比一只蚂蚁，以一个人的力量去克朝廷、克皇帝，正是蚍蜉撼象，晃动不得。此时唯有讲学，才能把这良知之学教授给百人、千人、万人，到最后，成千上万的儒生都懂得了“克己复礼”的真义，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人人修、齐、治、平，大家一起来克朝廷，克皇帝，才能达成那个“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境界。

对阳明先生王守仁而言，做官当然要紧，讲学也很重要，两者不可兼得，则官可以不做，学，不能不讲。在其后十多年间，无论官当得多忙多累多苦，王守仁从没忘了讲学。即使在家赋闲不做官了，良知之学仍然每日讲习，一生不辍。

就在王守仁讲学讲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忽然有一位老朋友到大兴隆寺来访他。

这位老友名叫顾璘，自号东桥居士，江苏长洲人（今江苏吴县），弘治九年中的进士，是大明朝一位出了名的大才子，在家乡时就以才华闻名乡里，进京之后又因诗文出色，与李梦阳、何景明等人齐名，称为一时俊杰，也是王守仁年轻时交下的一位故友。

明朝弘治年间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京城的文坛上也出了一批年轻俊杰。其中以陕西才子李梦阳、河南才子何景明为首，又有顾璘、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王九思等人相唱和，都是气节之士，反对流行一时的“台阁体”诗风，崇尚复古，成为一时的文学领袖，名气极大。那时候王守仁刚刚中了进士，正在工部、刑部担任闲职。王守仁从小志大才高，可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对良知之学一无所知，心里的私心私欲太重，空谈志向，光说不练，整天游手好闲不干正事，老想争光露脸出人头地。听说京城里一帮大才子结了诗社，觉得有趣，想办法挤进了这个诗社，可是动起笔来才知道，原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自己这点儿才气与那些真正的大才子相比差得太远，根本不能望其项背，没待多久就觉得没意思了，干脆找借口退出了诗社。

王守仁年轻的时候虽然不怎么成器，毕竟还是个有大志的“狂者”，和李梦阳、顾璘这些大才子私交很深，后来这些人各自都做了官，但他们的交情从未中断。

再后来正德皇帝登基，胡作非为，王守仁斗胆上奏劝谏，挨了廷杖贬了官，倒因此博得了一个“直臣”的名声，那些早年结交的朋友对他十分敬佩，交情也就更深了。

其后王守仁龙场悟道，创出“知行合一”的学说，在北京城里广收弟子，大讲学问，名声越来越响，他的“知行合一”之教渐渐传播天下，顾璘当然也知道了这事，早就想找机会和王守仁仔细探讨一番学问。可惜身不由己，始终没有碰面的机会。这次顾璘因事进京，就抓住机会跑来和王守仁见一面，叙叙旧。

故友相逢欣喜异常，王守仁赶紧烫了壶酒，备了一桌简单的菜肴给顾璘接风洗尘。

喝了两杯酒，说了些闲话，两个人渐渐把话题扯到学问上头来了。顾璘笑指着王守仁说：“自从京师一别多年没见，想不到你的学问越做越好，名声越来越响，已是一代宗师，可以和娄一斋、陈献章相提并论了。可惜我这些年都被困在官场，整天操心劳神，竟没时间钻研学问。”

听了这话王守仁立刻说：“东桥这话可不对！咱们所说的学问其实是孔夫子的‘克己’功夫，这套功夫是随时随处都可以做的。尤其做官的人责备重大，每每要以良知判断是非，又要护善去恶，若能把处理公务看成克己功夫认真去做，肯定比一般人收获更大。”

王守仁的说法很新奇，顾璘笑着问：“当官的人该怎么做学问？”

王守仁略想了想：“你看，审案的官员牵涉是非曲直，一句话说错，一件事办错，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官员们不但要公正清廉，还要冷静沉稳，不能因为案子复杂就起怒心，不能因为原告或被告会拍马屁就起喜心，不能因为原告或被告走了后门就刻意重办人家，不能因为原告或被告哀告乞怜就忽视了法律，不能因为自己事忙就随意乱判案子，不能因为怕别人说他判案不公，或者希望老百姓赞一声‘青天大老爷’就依着大众的意思去判案，上述种种都是私念，这些私心杂念都藏在这个当官的心里，别人不知道，就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如果这个官员能认真下一番良知功夫，把这些私心邪念克制掉，这不就是《大学》里讲的‘格物致知’的道理吗？格的什么‘物’？就是日常工作、日常事务；致的什么‘知’？当然就是提炼良知呀。”

王守仁这番话说得极好！由此推之，做官的人可以在处理公务时提炼良知，生意人可以在买卖之中提炼良知，工匠艺人可以在做手艺时提炼良知，农夫可以在种田时提炼良知，学生可以在学习功课时提炼良知。由此推之，世上的人随时、随处、随事都可以提炼良知。

“这就是你平时讲的‘知行合一’的境界吧？”

听顾璘动问，王守仁坦然答道：“知行合一，本该如此。”

顾璘笑道：“你那个‘知行合一’的道理我早听人说了，可在我想来，这个道理未必讲得通。”

这些年王守仁宣讲“知行合一”之道，常有人来找他辩论，现在顾璘也这么说，王守仁丝毫不觉得奇怪，只是笑道：“你说说怎么讲不通？”

顾璘略想了想：“请问：有这么一个人，他嘴里整天说‘孝顺’，说得天花乱坠，可是回到家里却根本不孝敬父母，这样的人是有的吧？单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知’和‘行’根本就是两回事，你说对不对？”

顾璘是个大才子，他说的道理一般人驳不倒。可王守仁经过龙场悟道之后，这些年一直苦学深思，于“知行合一”四个字已经彻底领悟，再无疑问，马上说道：“你说的这个人，我只送他八个字，叫作‘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王守仁说出的这八个字，是他自己苦苦求索，吃了很多苦头才慢慢领悟到的。可顾璘没有这样的经历，对这八个字也就无从理解，忙问：“这八个字究竟何解？”

王守仁微笑道：“我说的知行合一，这知是个‘良知’，这个行，就是‘践行良知’。你刚才举的是个‘孝’的例子，这孝是个‘良知’没有错吧？你刚才说的那个人，他嘴里总谈一个‘孝’字，可真正到了父母面前却不能尽孝，因为他嘴里所说的并不是心中所想，这个人对别人说‘孝顺’，不是他想孝敬父母，而是用这些话骗人，让别人以为他是个孝子，得到别人的敬意和信任，然后从这上头捞取好处。其实他心里并没有产生‘孝’这个良知，良知没有产生，怎么去践行呢？当然就没有行动了，这叫‘知而不行’。为什么此人心里没有产生‘孝亲’这个良知呢？因为孝只是一个‘亲情’，偏偏他心里对父母并没有生出亲情来，他从根子上就不知道什么是‘孝’，这叫‘只是未知’。”

王守仁这话很有道理，顾璘却还有疑问：“一个人嘴里说‘孝顺’，心里却没有亲情，这我倒能相信。只是这个人为何会如此心口不一？又是一件怪事了。”

王守仁摆了摆手：“一点也不怪！此人心口不一，口是心非，只因为他心里的良知已被私欲隔断，被邪念蒙蔽。你以为这个人完全不知道‘孝’为何物吗？也不是！他心里自有良知，知道‘孝’是什么，可他的私欲邪心太重，‘孝亲’这种良知已经被私欲蒙蔽，以致‘知而不行’了。这样的人很多，也不止一个‘孝亲’的问题。比如，官员嘴里说要廉洁，底下却在贪污，不是他不知道廉洁，而是他人太软弱，邪念太强，硬把‘应该廉洁’这个良知给遮蔽了；商人说要诚信，底下却在欺诈，不是他不知道诚信的重要性，而是他私欲太强，太喜欢银子，把‘应该诚信’这个良知给蒙昧了。良知一蒙昧，做人做事必然口不对心，自欺欺人，如此看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实在是世人身上一个顽疾，多少人病入膏肓，却还在讳疾忌医呢！”

王守仁这么一解释，顾璘也听懂了，可紧接着又生出一个疑问来：“如今世道恶浊，贪婪腐败之辈比比皆是，要按你说的，这些人都是自己蒙昧了良知，任由私欲横行，才堕落至此。我想问你，一个人若是良心不被蒙蔽，纯而又纯，会是什么样子？”

顾璘这一问却不好回答。王守仁想了一会儿才说：“一个人的良知未被蒙蔽，纯而又纯，那他必然是心里有个良知，立刻就去践行，没有丝毫犹疑。打个比方说，一个人知道疼，必是身上有地方疼了；知道冷，必是身子已经觉得冷了；觉得饿，必是因为已经饿了。这些疼痛、寒冷、饥饿都是人的本能，在这上头没有私欲隔断，没有邪念蒙蔽，所以在这些事上‘知行合一’做得最明白最透彻，一觉得疼，就赶紧躲闪；一觉得冷，就赶紧添衣；一觉得饿，就赶紧找东西吃，在这些事上每个人都能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无法分开。同样，一个人知道孝，必是先有了与父母之间的亲情，知道悌，必是先有了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若没有与父母的亲情，说一百个‘孝’字也是假的，没有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说一百个‘悌’字也是假的。所以说，我们只要说一个‘知’，就已经有‘行’的内容在里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这两点是分不开的。若有人心口不一，嘴上说‘良知’，却不见他行动，说明他嘴上说的是假话，心里的良知其实已被蒙蔽。良知一蒙蔽，就成了‘不知’，没有良知指引，践行也成了‘难行’，两个全误了，等于什么也没有做。究其病根，还在于良知被蒙蔽，所以说这个人知而不行，‘只是没找到良知’。”

听了这些解释，顾璘心服口服。半晌问道：“这‘知而不行’的毛病怎么治呢？”

王守仁微笑道：“病根已经找到，病就好治了。‘知而不行’的病根就是良知被私欲蒙蔽，只要把良知提炼出来，病也就治好了。”

顾璘是个大才子，也是个好官，他心里的良知倒没被蒙蔽得很厉害，听了这话连连点头。又想了想，忽然问道：“既然知与行本是合一的，那古人为什么又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来说？”

王守仁略一沉吟，随即说道：“在我想来，古人这样说，其实是为了救人。因为世上有这么一种糊涂固执的人，糊里糊涂得只知道凭空想象，却不肯实践，对这种人，不得不强调一个‘行’，让他们赶紧出来做事，不要在家里空想；又有一种人，莽撞得很，根本不动脑子，只管无头苍蝇一样乱碰，对这种人，就要强调一个‘知’字，劝他深思熟虑之后再做事，免得一上手就把事办错了。在古人想来，把‘知’和‘行’分成两件事，对只知道‘求知’却没有行动的人，劝他多行动起来；对只知道闷着头干事却不肯学习知识的人，劝他多动动脑子，这是个治病救人的办法。可南宋的朱熹老夫子却在这上头做了手脚，强调一个‘知先行后’，非要让人去做一个‘知’的功夫，待到‘知’得真切了，才去做‘行’的功夫。很多读书人中了这个圈套，一辈子都闷在屋里做学问，却不敢把他的学问拿到社会上去实践，一辈子什么事也没干，把一肚子学问都荒废了，这是个大毛病，害人不浅！”

王守仁说的话顾璘驳不倒，而且越听越信服。可南宋大儒朱熹数百年来被奉为学者楷模，他的一部《四书集注》更是天下学子考科举做官的敲门砖。顾璘是个饱学之士，《四书集注》早已烂熟于心，对朱熹的崇拜自然极深。听王守仁责备朱熹的学说，心里又觉得难以接受：“朱子之言精辟明了，一向被认为至理名言，就算有些错漏，也不至于成为‘害人之物’吧？”

对于朱熹理学误人害人之处，王守仁知之甚深，立刻说道：“东桥先生以为朱子之言精辟，我却以为未必。举个例子：古人说‘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朱熹也在这句话上做文章，说是‘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者，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认为只有把学问做到极处，到了什么都知道，什么都明白的程度，这时候自然处处皆通，事事皆明。这个说法表面看似有理，其实真正是胡说八道！”

王守仁向来说话直率，现在喝了两杯酒，说出话来比平时更强硬了。顾璘笑着问：“朱子之言怎么就成了胡说八道呢？”

王守仁冷笑一声：“天下的事物多不胜数，其中蕴含的道理更是无穷无尽，就算是个神仙，怕也不可能处处皆通、事事皆明吧？朱熹拿这话唬人，无非是想让学子们断了成圣贤的念头。要是依着朱熹所说的，圣人什么都知道，见了一朵花，就知道这是什么花，见了一棵草，就知道这叫什么草，见一只鸟飞过，就知道是个什么鸟儿，见了打铁的，就知道铁是怎么打的，见了盖房子的，就知道房子是怎么盖的，见了耍杂技变戏法的，就知道戏法儿是怎么变的……这不成了废话了吗？若世上真有这么一个怪异的人，我倒想见见——东桥兄见过这种怪人没有？”

王守仁一句话把顾璘逗得哈哈大笑，半天才止住笑，摇手说：“这种人我也没见过。”

王守仁把心气略沉了沉，这才又说：“其实圣人‘无所不知’，只是他们心里知道一个良知；圣人‘无所不能’，只是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良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凶险，什么样的**，也绝不肯蒙昧良知。孟子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孔子说‘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圣人心里有良知，又能坚守良知毫不动摇，做事就不会出错。于是他们办大事的时候就能办成。这才叫‘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于具体事件，另当别论。比如，圣人去盖房子，他会凭着心里的良知把房子盖得最好最结实，让百姓们住得安心；圣人去办河工，他会凭着心里的良知把大堤修得坚固如铁，让百姓们不遭水患。只要有这个‘良知’在心底，圣人干什么事都能干好，至于细节上，他不懂的，不会的，可以去向别人请教，可以去学。这个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向别人虚心请教，认真学习，又是个良知，你说对不对？”

顾璘仔细想了想，用力点点头：“你这话对！”随即又笑着说：“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笑话来，《论语》里有一条：‘子入太庙每事问。’朱熹在《四书集注》里解释说：‘礼者，敬而已矣，虽知亦问，谨之至矣。’我年轻时读朱子的书，看到这句就忍不住笑。”

给顾璘一说，王守仁也笑了起来：“孔子父亲早亡，自幼贫苦，又只是个士人的身份，虽然好礼勤学，却哪有机会到鲁国太庙这样的地方去观礼？后来因为与大司空孟孙氏交往，才有机会进太庙观礼。孔子好学，对太庙中的礼数仪式处处留心，事事问人，惹得主持祭礼之人厌烦，对孟孙氏说：‘谁说这姓孔的有学问呀，啥也不懂，处处问人。’这才有了‘子入太庙每事问’的典故。可让朱熹一解释，变成孔子明知故问了。哦，明明知道了，还故意在边上问个不停，惹得主礼之人厌烦，这叫‘谨之至矣’？依我看呀，这是朱熹老夫子吃饱了撑的，胡思乱想，倒把孔子解释成‘怪人’一个了。”

到这时，一顿简单的酒宴已至残席，外面的弟子们有些听到先生在屋里高谈阔论，渐渐被吸引过来，有些则仰慕顾璘的名气，想见他一面，就挤在门口往里看。王守仁干脆招手说：“你们都进来坐吧。”

只这一句话，屋里顿时挤进来三十多人，座无虚席，多数人只在人堆里站着，都听阳明先生讲学。

王守仁把众人看了一遍，这才说道：“中华本是文明之邦，礼乐之源，可是自夏、商、周三代以后，法家霸术横行，正道日渐衰弱，孔子于春秋末年首倡儒学，孟子于战国之初将其发扬光大，可到战国末年，圣学已经衰微，到了秦汉之际，圣学中的‘仁义’根脉已失，邪说横行天下。那些专以霸道诡术为能事的法家之徒窃取儒学之名，把一些看似儒学的东西拿来充数，表面上假仁假义，其实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于是有了一种东西，古人称为‘儒术’，其实这种邪说是儒家之皮，法家之骨，所推行的尽是法家霸道之类，首倡此说的就是战国名家荀况，而率先把这‘儒术’推行天下的就是汉武帝刘彻。”

听到这里，顾璘忍不住插了进来：“儒术’这一说我也知道，可是儒术和儒学都一样是教人向善的，这上头能有多大区别呢？”

王守仁冷冷地说：“东桥先生这话就错了。‘儒术’和‘儒学’不但毫无相同之处，而且还是一对死敌！孔孟儒学讲的是仁义良知，就像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也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依着孔孟的本意，人们只要在提炼良知这方面下功夫，到后来人人可以成尧舜，个个可以做圣贤！可‘儒术’是个什么东西？这种学说完全抛弃孔子孟子所奉行的‘仁义良知’，专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教条，把‘忠孝’二字摆在前面，‘仁义’两个字早扔进了粪坑！所以这‘儒术’与佛教、道教一样，也是一个‘教’，可以称为之‘儒教’。这儒教专以皇帝为教主，奉孔子为‘大神’，以朱熹的《四书集注》《性理大全集》为‘圣经’，把‘圣人境界’搞成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国’让读书人膜拜。不尊教主，不拜大神，不读圣经的人考不了科举，做不了官，只有完全信了这一套的人才能中进士做翰林，当大官。这样的人当了官，当然一心维护儒教，推崇儒术，这么个搞法，世上还有孔孟仁义之学的立足地吗？”

王守仁这番话不但顾璘听得惊心动魄，就连追随在王守仁身边的弟子们也是闻所未闻。

阳明先生讲透的，是中华大地上最沉重的一块黑幕！这些话若传出去，给皇帝知道了，立刻就要杀人灭口。今天阳明先生与故友论学，又喝了点儿酒，话说得太直了。幸亏对面坐的只是一位顾东桥，身边围着的都是阳明先生的弟子，这些话不管他们听了之后信也好，不信也好，到底并未流传出去。

话说到这里，王守仁满脑子都是想法，实在不吐不快：“自从‘儒术’横行以来，天下人都把这邪说当成了儒学正道，人人为求一时之利，极尽倾诈之谋，攻伐之计，欺天害人，斗争劫夺，不胜其祸，结果怎样？中华礼仪之邦渐渐沦为禽兽夷狄一般，人心败坏，天下大乱，朝代更替，百姓被屠，这都是霸术带来的祸害！”

“儒术邪说有这样的危害，那些大儒大贤又怎能不知？自汉唐至今，这些大儒搜集前辈典章，掇拾修补，也算是尽了心力。可惜圣学已经衰微，霸术邪说流传已久，积习已深，就算那些大儒大贤，往往也不免被邪说污染，本想恢复孔孟儒学的真面目，谁知反而助纣为虐，做了霸术的代言者。于是有了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辞章之学……纷纷杂杂乱七八糟，一个个都想争奇斗巧，夸耀自家，贬低旁人，简直不是做学问，不是用功夫，而是耍猴儿给天下人看！后来的读书人也全被这些训诂辞章之学所骗，闷在家里做空头学问，千年以来害了多少人！如今孔孟的‘仁义’之学越来越衰败，社会上到处是追逐功利的邪人邪说，功利之毒已深入脏腑，人人都背弃良知，不讲仁义，就连做手艺的工匠也要掺假，做买卖的也学会了欺诈贿赂，当官的更是无耻，不去为民造福，只知道削尖了脑袋往上爬，当县官的想升知府，升了知府又想升按察，升了按察就想当巡抚，巡抚还没当上呢，只怕已经生了当阁老的野心。这帮人心里邪恶无比，嘴上却假仁假义，说什么‘我当官是要为天下人谋福利的’。其实他心里全是私心私欲，哪有一点儿为百姓的良知？社会危机到了有目共睹的地步，再这样下去后果会是什么？真不敢想像了！”

“我所说的这个‘正本清源’的道理很重要，如果不能把这个道理讲透，儒学就会被越搞越偏，天下读书人想真正理解孔孟儒学就会越来越困难。因为社会上教给人的是一种蒙昧良知、贪图私欲、追求功利的坏学问，在这上头功夫下得越足，人就变得越坏，最后，读书人全成了禽兽畜生，干着最混账的事情，还以为从事的是‘圣人事业’！这个正本清源的办法讲不透，天下人就没有救！就算我豁出这条命不要，拼命去讲学，也救不了别人。”

阳明先生的话声声血泪，把社会积弊一语说尽，坐在对面的顾璘耸然动容，听讲的弟子们也都唏嘘不已。

王守仁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缓缓说道：“幸亏良知在人，无论如何，不能泯灭。圣人之学讲的就是一个良知，所以圣学的火种仍然深藏在人们心底，无论如何不会泯灭，这个‘不能泯灭’就是有救的意思。如今的关键就是要找到社会的病根，开出一剂正本清源的良药，把这儒术邪说、功利思想清扫干净，这才能正风气，挽危局，救万民，于你于我于天下人都是大好事。”

顾璘在一旁问道：“你所说的‘正本清源’的良药是什么？”

“自然是个良知。”

王守仁平定心神，对众人说道：“良知本是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是人生之准则，是我们心里的一根定盘针。孔孟倡导圣学，成仁取义，都只是‘良知’二字罢了。君王心里有了良知，他的心就与天地万物成为一体，他看待天下人就没有内外远近之分，把所有人都当成兄弟儿女一般，平等相对，赤诚相待。学子心里有了良知，就能知道‘仁义’，远离训诂辞章之类无用的学问，凭着心底固有的良知体认社会，知行合一，自然能有一番成就。学校里注重培养人的品德，既而分门别类施以教化，不看学校要教什么，而看学生们想学什么，因材施教，使学生各有所成。官员们心里有了良知，就只知道为百姓做事，其他杂念私心自然消除，于是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只为使百姓安居乐业。做工的人心里有了良知，就把工作当成乐趣，繁难之时不觉得累，平凡琐碎亦安之若素。做官的不因自己是官员就高高在上，弄权欺人，百姓们也不自卑自贱，这就好像眼睛能看东西，却不能提东西，手不能看东西，却可以提东西一样，眼睛和手虽然分工不同，其实意义相同。官员是眼，百姓是手，有眼无手不行，有手无眼也不行，所以大家皆是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只知道兢兢业业，不会互相攀比，也无虚荣争竞之念。”

阳明先生所描述的是一个由仁义良知构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君王仁德爱民，官员不能弄权，百姓不受役使，所有人亲如一家，各安其业，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状态，又有一个说法，叫作“大同”。

这个天下大同的社会状态，是中国人追求了两千多年的精神家园，可两千年走下来，“大同”离我们越来越远，到后来人们都不再相信有这回事了。其实中国人无法实现精神理想，最大的原因就是：讲求仁义良知的孔孟儒学，早已被讲求霸道独裁的“儒术”邪说掩盖了。

现在王守仁说出这么一番话来，里里外外只是围绕着“良知”二字，简洁明了，而且无可辩驳。因为即使最邪恶最奸诈最卑鄙的人，当着众人的面，他也不敢说自己没有良知，不讲仁义——虽然背后他可能会这样做，可当着大家的面，他绝不敢这样说。

于是从理论上说，良知之学真的可以确立，仁义之道真的可以传扬，君王、官员、学子、商人、手艺人、农夫人人都可以把良知当准绳，凭良知去做事。若真如此，则“大同”境界必能实现，“天下归仁”必能达成。

听了阳明先生这些话，在场诸人一个个心向往之，难以自已。王守仁也觉得胸中火热，定了定神，又缓缓说道：“当今世道早已败坏，在这种时候谈论圣人之学，宣讲仁义良知，很多人根本不听，甚至当成笑话。想传播孔孟儒学的人难免要碰壁。可无论如何，我们心里总要抱着希望，因为良知在人，无论如何，不能泯灭。天下有志之士看到我这个正本清源的药方子，必然悲喜交集，豁然醒悟，愤然而起，身体力行！所以天下事总有希望，我们这些人永远不要灰心。孔子弟子曾子说：‘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句话放在孔子和曾子身上合适，放在我们身上也合适！咱们这些人既然接受了良知之学，就要把良知功夫一直做下去，做到底！不计得失，不问成败，只求个‘死而后已’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