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良知之学里有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就是知错，改错。
在后来讲学的时候王守仁这样说：“悔者，善之端也，诚之复也。君子悔以迁于善，小人悔以不敢肆其恶；惟圣人而后能无悔，无不善也，无不诚也。”意思是说，改错是良知诚意的高标准，是个高境界，君子能改错，其良知境界就能得到提升；小人知道改错，虽然未必提升境界，至少他也不敢再作恶了。
在庐陵做县令，这是王守仁第一次在地方上任职，因为缺少实际工作经验，犯了个可笑的“幼稚病”，好在这位阳明先生是个满心良知的君子，知错即改，善莫大焉。立刻放下“替百姓审理冤案”的幼稚想法，开始为庐陵百姓们办起实事来了。
此时的庐陵县已经连着遭了几年旱灾，庄稼减产，百姓们的日子挺不好过，可上头派下来的捐税却丝毫未减，百姓们税负沉重，日子艰难得很。王守仁到任的时候县里前一年的粮税已经收齐，大半装船运走了，可还有一部分吉安府的官差赖在乡下不走，想借着征粮的机会从百姓们身上揩些油水。因为前任县令王关离任，县衙一时无主，宋海就把这件事和王守仁商量，看怎么想办法督促这些差官早点离开庐陵。
王守仁虽然没做过地方官，可他早先在刑部也做过一阵子主事，熟知律法，也知道胥吏差人中有些无赖，祸害起百姓来比贼还狠，对这些人，当官的必须摆出一张铁面孔，拿出硬手腕治他们。立刻告诉宋海：“天下事最怕的是‘上行下效’四个字，治住一个官差，比治一百个百姓还管用，治不住官差，百姓们有样学样，一个个都要去做贼！这是大事，要从严办理。你马上出一个告示，命令在县里收缴粮税的官差不论是何处来的，立刻把征集的粮食运走，不准在地方上停留，更不准借机讹诈百姓，有不听令的，都报到县里来，我有办法治他们！”
宋海忙问：“太尊的意思是让里正、保长们举报这些人？”
王守仁又想了想，把头一摇：“单靠里正保长还不够。官差散在各处，手里有公文，背后有靠山，保长能把他怎么样？就算真报到县里来，等咱们知道，派人去拿，这帮当差的早就走了，也找不到人。我看这样，告示上只管写明：凡是手里没有公文却在地方上征粮要税的，百姓们都可以当他是骗子——就算手里有公文，多征滥征也不行！凡遇到这些人，百姓们就立刻把粮船扣了，船上的人不论自称官差还是船户，一律绑起来送交县衙处置，有公文在手的，把公文封起来一并上交，当堂验看真伪。”
王守仁办事的手段十分凌厉，宋海跟过几任县令，还没见过这么厉害的官员，吓得直缩脖子。可宋海也是个办事的胥吏，仔细一想，又觉得王守仁这套整治官差的办法合情、合理、合法，就算是吉安府派来庐陵公干的差人，因胡作非为被百姓绑拿，庐陵县治他们的罪，谁也拦不住。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地方官是能管住差役的，只不过有些当官的念着“打狗还要看主人”，怕得罪上峰，不敢严管差役。如今王守仁丝毫不信这个邪，就是要严管！宋海对这位新到任的太尊又敬又佩，赶紧写了告示贴出去了。
这份告示发到乡下，效果立竿见影，那些赖在地方上揩油的差人见了告示，知道这事不是儿戏，谁撞上谁倒霉，要真被百姓们“绑送”庐陵县，丢人现眼不说，弄不好连饭碗也丢了，急忙各自起程，押着粮船回吉安府交差去了。结果不到十天，这帮穿着官衣在乡下害人的“蝗虫”呼啦一下子飞得一只不剩，百姓们总算松了口气。
哪知这场麻烦事刚过去，因为天旱水浅，饮水不洁，乡下又闹起了瘟疫。
庐陵百姓们早就衣食不周，老幼妇孺身体尤其虚弱，瘟疫一发，这些人立刻病倒，一开始病人只集中在几个乡，很快就扩散开来。眼见疫情严重，王守仁顾不得“县令不下乡”的旧例，换上便服带着宋海、林嵩、陈江几个人亲到有疫情的乡镇去查看，只见当地百姓个个面有菜色，疫情严重的地方家家都有病人，尤其老年人患病的多。最厉害的地方有些人家已经烟火断绝多日，保长们害怕瘟疫，也不去管，直到王守仁来了，让保长带着去探视，推门一看，患病之人全家皆死，尸身都已腐烂，其状惨不忍睹。
看着百姓们的苦难，王守仁心如刀绞，回到县衙急忙找宋海商量救人的办法。可庐陵是个穷县，粮库没有粮食，银库没有银两，拿什么救济百姓？王守仁只得从自己俸禄里拿出些钱来，又说些软话从手下人处凑了些钱，请了几个郎中到乡下给百姓们诊治，然后回到县里共同研究病情，捡那些廉价易得的药物写出一个方子来，由县里的官差把药方和银钱分派到各处乡村，交给村里的保正们买药，熬好，给生病的人喝。
到这时候，王守仁也当了一段日子的地方官，把身边的情况都摸透了，知道宋海、陈江这几个胥吏还算不错，可庐陵县里的差人衙役十个里有六七个不是好东西，地方上的保长、里正之流坏人也不少，把有数的几个钱交给这帮人，让他们派发药物给百姓们治病，恐怕这些没天良的东西会从救命钱里捞油水，真正派发到百姓手上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了……
好在早先王守仁用一纸严令唬住了一帮官差，这些就如法炮制，又发下告示，让百姓们如果发现官差、保甲有侵吞钱物、不照县里要求发放药品的，都可以到县里来告状。
至于百姓们敢不敢告发这些骑在他们头上的保甲，王守仁就实在无法可想了。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些措施，对治住瘟疫还是起了作用，几个月下来，乡下的疫情渐渐好转，哪想到这一年庐陵县真是多灾多难，因为旱情严重，天干物燥，县城百姓用火不慎，竟引发了一场火灾！等人们发现的时候大火已经到处延烧起来，王守仁也顾不得官员的体统，穿着一件短衣亲自钻到火场里指挥救火，可庐陵县城狭小，民房盖得密集，大火一起救也救不过来，整整烧了一夜，烧毁房屋上千间，半个县城成了废墟。
面对这场无情的大火，所有人都傻了眼。王守仁正不知该怎么救济受灾百姓，县里的典史林嵩走了进来：“太尊，外头有人来打官司。”
王守仁忙问：“什么事？”
“县城东街上有两户百姓彼邻而居，一个叫吴魁昊，一个叫石洪。昨晚县城失火的时候，吴魁昊和石洪两家为争抢火巷起了争执，打了一架，现在吴魁昊到衙门来告石洪，想求太尊公断。”
所谓火巷，就是比一般街道更宽且直的街道。南方县城大多房舍密集，街巷狭窄，一旦起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当地人专门建起一些“避火巷”，就是把两处房舍之间的道路拓宽，巷子两端设下排水的明沟，使街对面的火不至于延烧过来。
吴魁昊和石洪两家是邻居，中间隔着一条宽敞的火巷。当大火烧过来的时候，吴魁昊和石洪都急着把自家的东西往外搬，想从火巷宽街上抢运出去，结果两家撞在一起，互相争路，打了一架，吴魁昊吃了亏，一时气不过，就到衙门里来告石洪。按说这个事儿不大，可林嵩却有个意外的想法：“刚才小人把案情大概问了问，争夺火巷的时候石洪先动手打人，亏了理，另外，这石洪家里又是个‘军户’，太尊处置案子的时候不妨严厉些……”
林嵩这话里带着几层意思。一来打架斗殴的时候总是先动手的理亏；二来县城失火，民情汹汹，万一闹起事来就麻烦了，这时候县令出告示惩罚几个人，虽然与别的百姓无关，毕竟能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也算有好处；三来石洪家是个“军户”，而军户们的名声总归不好，如果王守仁处罚石洪，替吴魁昊家出了气，县里的人会觉得县令向着百姓，大家心里高兴。
林嵩话里这些意思王守仁都明白，也正因为明白这些意思，听了这话，王守仁有些恼了。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把百姓们分为“民户”、“军户”、“匠户”等，其中“军户”就是世代当兵的人。按规定，军户人家每户需要出一个壮丁到营当兵，称为“正兵”，再出一人到军营照顾这个“正兵”的生活，称为“余丁”，又要出一人在家耕种，所得专门用来供养这名“正兵”。如此一来，一个军户至少要生四个儿子，三个都给国家干活，第四个儿子才是给自己家种地的。为了让军户的日子好过些，明朝规定军户家的田地在三顷以下的免交税粮。可是当兵的人在军营里花费不小，出征之时更得花钱，军户人家本就负担不起，加之军户地位低下，长官对他们任意欺凌克扣，“免征税粮”的承诺在地方上也难以兑现，所以军户的日子过得比普通百姓更艰难，所以百姓们都把军户人家看得低人一等，家里有女儿的也不愿意嫁给军户，免得将来生的孩子入了军籍，一世受苦。加之军户都是当兵的出身，粗野无文，平时与邻居们打架生事在所难免，大家就更瞧不起他们，军户与百姓之间因此有了矛盾，甚而互相敌视。
这次军户石洪打了当百姓的吴魁昊，吴魁昊到县里喊冤，又正值火灾刚过，典史林嵩是个有经验的胥吏，就想劝王守仁借机整治一下石洪，哄哄受灾的老百姓。
一个人的心态，有时候取决于他的工作。比如，屠夫不怕动刀子，医生对死亡看得很淡，而在官府里做胥吏的人，有时候会对道理、公平比较漠视。
在林嵩想来，他出这个主意是为王守仁好，可在王守仁听来这话十分刺耳。想也没想就说：“林典史，你让我借着打架的事重办军户，给百姓出气，可你想过没有，军户们一家要派三四个壮丁，日子本就困难，差役又繁重，据我所知，石洪所在的吉安守御千户所半年没发月粮了，军户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况且石洪在吉安千户所当兵，他家就在庐陵县住着，离得近，互相有个照看，总还好些。如果我判石洪有罪，他就会被送到边关去服役，依军法，‘正兵’一动，‘余丁’也要跟随，这一下就有两个男丁从江西远赴边关，能不能再回来都难讲，石洪家里要拿出多少钱来供养这两个远赴边关的男丁？就因为口角打架的小事，我就把一个军户弄得家败人散？我办事依的是个良知，倘若石洪真是有罪，自然治他，绝不手软，可你让我惩办军户给百姓出气，这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吧？”
王守仁一句话把林嵩说得面红耳赤，忙赔笑道：“小人只是随口说说，也没有别的意思……”
王守仁把手一摆：“我在庐陵做县令，民吾民也，兵，亦吾民也！大家一视同仁，没有区别。这个案子我自会去问，你就不必多说什么了。”
后来王守仁把吴魁昊和石洪叫来问了问，发现两家虽然打架，却也没有多大的事，劝了几句，把这事和解过去了。
但吴魁昊和石洪两家争抢火巷的事倒给王守仁提了个醒，当百姓们在火灾原址重建房屋的时候，王守仁又专门发下告示，让百姓们共同商议，把房基各自让出一点来，拓宽街道，多留火巷，以免再遭这样的大灾。
转眼工夫，王守仁到庐陵县也有一年了，县里的公务渐渐上了正轨，胥吏官差都被王守仁管得服服帖帖，不敢随意生事。百姓们对官员所求本来不多，只求县令公正明白就好，对王守仁也满意，于是庐陵县虽然先后遭了旱灾、瘟疫、火灾，大家咬咬牙，日子还能过。
可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县里的情况刚刚有些好转，一件天大的难事又降临在王守仁这个县令的身上。
这天王守仁正在二堂办公，主簿宋海也在边上整理文书，忽然从外头走进几个人来，领头的是吉安知府手下的主簿郭孔茂，宋海赶紧上前笑脸相迎。郭孔茂只冲他点了一下头，撇着嘴恶声恶气地说：“宋主簿，你去把县上的书办陈江叫来，府台大人找他问话。”
郭孔茂这话说得似乎不怎么厉害，可他身后跟着六个捕快打手，提着棍棒绳索，凶神恶煞一般，一看就是来拿人的。王守仁不知道书办陈江惹了什么事，忙问：“府台大人叫陈江去问什么话？”
郭孔茂对王守仁拱拱手：“大人还不知道吧？陈江负责征收庐陵县内的‘葛布捐’，一共才一百零五两银子，拖了一年多还征不上来，府台大人怀疑陈江把这笔钱私自挪用了，所以叫他到知府衙门问话。”
郭孔茂说的事情王守仁竟不知道：“你说什么‘葛布捐’？”
郭孔茂虽然只是个主簿，可他是吉安府派下来的公干，仗着知府的势力，对王守仁这个县令也不怎么放在眼里。听王守仁问这话，也不知他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只淡淡地说：“这笔捐是前任太尊在庐陵时征的，与王大人无关，大人就不必过问了。”回头叫宋海：“你去把陈江找来说话。”宋海不敢违拗，赶紧往后面去了。
片刻工夫，宋海和典史林嵩一起出来，却不见陈江的影子。林嵩对郭孔茂说：“陈江今天一早到衙门办公，刚才我让他拿账册给太尊看，宋主簿来找他的时候已经不见人了，只看见这些账册扔在二堂口上，大概是陈江过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吉安府的差人，知道要拿他，扔下东西就跑了。”
一听这话郭孔茂气得大叫起来：“这还了得！你们知道他住在何处吗？”
“知道。”
“带我到他家去找他！”
林嵩赶紧领着郭孔茂这几个人出去了。
眼看郭孔茂走了，王守仁才问宋海：“到底是怎么回事？”
对王守仁这位县太爷宋海是信得过的，忍不住叹了口气：“太尊到任不久，还不知道，正德二年江西来了一个织造太监，说是奉皇命给各地加派捐税，结果给咱们庐陵县派下来一个‘葛布捐’。葛布这东西大人知道吧？这是一种轻薄的布料，天热的时候拿来做长衫最好，这葛布在江浙广东都有出产，可庐陵县从来不产葛布，现在上头硬派下一个‘葛布捐’来，每年征收一百零五两银子，这一下把前任太尊难住了。派人下去征收‘葛布捐’吧，收税的衙役还不让老百姓打死？不征收，上头盯得紧，又躲不过去！没办法，前任县令王关王太尊自己拿出俸禄来，又把我们这些当差的找来商量告借，硬凑了一百多两银子交上去。本以为‘葛布捐’只征一年，混过去就完事了。哪知第二年吉安府照样来收这笔银子，王太尊没办法，又找我们凑钱，一连凑了三年！这三年里王县令一两银子的俸禄也没得着，我们这些胥吏也都垫了不少钱。到后来王县令眼看熬不住，干脆官也不做了，挂印而去，结果第四年的‘葛布捐’无处征收，全着落在书办陈江身上了。这不，因为‘葛布捐’征不齐，吉安府派差官来捉陈江，我趁着上差没留意，跑到后头告诉陈江，让他先找地方躲躲，混过今天再说吧。”
王守仁到庐陵也一年了，处得久了，知道宋海、陈江都是有良心的胥吏，听说陈江惹上这样的麻烦，忙问：“林嵩带着郭孔茂到陈江家里去找人，不会闹出事来吧？”
宋海忙说：“陈江必不敢回家，林典史也会从中疏通，想来问题不大。”知道陈江不至于让吉安府的人捉去，王守仁松了口气，可回想此事，越想越恼：“不产葛布的穷县倒要交什么‘葛布捐’，这是哪家的王法！”
宋海叹了口气：“大人初到地方为官，很多事还不知情。地方上像这些巧立名目乱摊滥派的事多得很。就说庐陵县吧，除了正常的钱粮赋税之外，还有杉木、楠木、木炭、牲口各项杂税，弘治十八年小人到庐陵来当主簿的时候，这些杂税一年共缴白银三千四百八十九两，可去年已经增到九千多两，今年各项税费还没摊下来，但依我算来，总数估计要过万两了。”
单是庐陵这么个穷县，每年征收的苛捐杂税竟有万两之多，说出来实在吓人。单是一个穷县就收这么多杂税，大明朝一千一百多个县，滥征的税银就十分惊人了。
可仔细想想，这笔钱用在大明朝的财政上，又根本不够用。
大明朝立国一百多年，整个国家养活着朱姓亲王三十人，郡王两百多人，又有文官两万多名，武官超过十万，地方胥吏五万五千名，由国家提供生活费的廪膳生员三万五千名，而大明朝全国的税粮总共只有两千六百六十万石，分给这么一帮米虫子，根本就不够吃。怎么办？只能是文官吃百姓，武将吃兵丁，皇亲国戚更不用说，什么财都敢发，谁的肉都敢吃，吃来吃去，大明朝六千万百姓一个个被当官的吃得精穷。
国家已经是这么个烂摊子，偏又赶上正德这么个皇帝，荒**无度，享乐无边，手里的银子不够花了，就叫派到各地的太监给他进贡“孝敬钱”，还立下规矩，南直隶每年征收十五万两，两广征收十三万两，湖广征收十一万两，四川征收九万两，河南征收八万两，陕西征收七万两，山东、山西、福建、浙江、江西各省都有。
皇帝要收十万两“孝敬钱”，镇守太监们就向地方上征收二十万两，官员们借着太监的势力，干脆在地方上征收五十万两！横征暴敛，无法无天！光是庐陵县的杂税几年工夫就增加了三倍，真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了。
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王守仁也替陈江担了一份心，和宋海一起在衙门里等着。过了好半天，典史林嵩回来，悄悄告诉王守仁：陈江逃离县衙之后并未回家，郭孔茂到陈江家里没抓到人，坐等了一个时辰，连人影也不见一个，只能说了几句狠话，带着人回吉安府了。
知道陈江没给人捉去，王守仁略微放心，这一晚回到住处辗转难眠，一时想着陈江惹了这样的麻烦，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该怎么帮他的忙？一会儿又想着正德皇帝可恶，庐陵百姓可怜，自己身为县令，却帮不了百姓，心里又急又愧，一直到天快亮了才勉强睡了一会儿。
哪知天刚亮，县衙门外忽然吵嚷起来，王守仁在后院也听见声音，不知出了什么事，赶紧披衣起身赶到大堂。只见大门外挤满了成千的百姓，大堂前也围了几十个人，见太尊出来，这些人一起抢上前来跪倒，当先一个须发花白的老人颤声道：“小民们活不下去了，恳求太尊救我们一命！”
王守仁赶紧上前搀起老人：“老先生不必如此，有话慢慢说。”
那老人冲王守仁拱着手哆哆嗦嗦地说：“昨天吉安府来了一伙差官，不知要抓什么人，我们私下打听，说是官府要来收税，今年光是庐陵一县就要缴纳一万一千多两银子！可庐陵县一年之内先遭大旱，又遇大疫，加上县城失火，百姓已经穷得过不下去了，这一万多两银子的捐税我们实在凑不出来！小民等只是乡下野人，不懂事，可我们也知道太尊是位讲道理的好官。所以斗胆来求太尊，看在我等穷苦可怜，为小民做主，减免一些捐税，留我们一条活命，小民等感激不尽！”话音刚落，大堂上几十个百姓齐刷刷跪在地上，挤在衙门外头的人们也呼啦啦跪倒一地，都给王守仁磕起头来。
王守仁当官也有十年了，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势，急忙上前搀扶老人，下意识地说：“老先生不必如此，捐税的具体的数目还没下来……”说到这里，忽然嘴里发干，一句话硬是说不下去了。
今年的税款是多少银子，王守仁虽然知之不详，大致数目也猜得出，现在他说这话，分明是在推托。可王守仁是个有良知的官员，知道自己身负的责任，面对一县父老乡亲，实在不敢推托了事。半天才说：“容我想想办法，今天必定给你们一个答复。”低着头进二堂去了。
说是给百姓们想办法，可面对上宪派下来的捐税，王守仁这个小小的县令能想出什么办法来？
老百姓纳税完捐是国家法令，也是件天经地义的事，自古至今莫能免除。至于税收是多少银两，知县、知府乃至布政、巡抚都说了不算，这是京城里户部衙门的事儿，户部尚书秉承的又是皇帝的旨意，百姓抗税就是抗旨，罪大恶极！王守仁身为地方官，光是动一动蠲免捐税的心思已经有罪，若真的自作主张替百姓免税，丢官罢职是轻的，坐牢、流放也都避不过去。
若是以前那个王守仁，大可两眼一闭不闻不问，反正税银是胥吏衙役们去征，百姓交不出，这些人自有办法制他们。可现在的王守仁悟到了良知，真正立了一个“做圣贤”的大志，一心要学孔子克己复礼，救民于水火，现在成千的老百姓跪在外头等着他救，王守仁也真心想救他们，才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孤立无援，胥吏们指不上，百姓们也指不上，上峰上宪都是他的仇人，国家法令更是他的对头，除了心里的一点良知，一份恻隐，剩下的就是圣人的一句话：“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想到这里，王守仁终于拿定了主意，从二堂出来，面对百姓们高声说：“诸位的苦情本官都知道了，我现在就写一道公文递上去，请求将本县今年各项捐税全部免除！今天大家先回去，等有了消息，本官自会发告示知会乡亲。”
听了王守仁这话，堂上的百姓们忍不住欢呼起来，又一起跪下给太尊磕头。一边的主簿、典史和衙役们却一个个吓得脸色蜡黄，不知所措。
百姓们走后，王守仁真就写了一道请求蠲免捐税的公文，递到吉安知府衙门去了。
吉安府与庐陵县在同城办公，王守仁的公文当天就送到府里，天还没黑呢，那个刚来捉过人的吉安府主簿郭孔茂已经到了庐陵县衙。
这一次郭孔茂的神色看起来比早前温和些，话也说得十分客气：“今天小人在府里办事，忽然看见王大人递上来的一道公文，说是请求减免捐税钱粮，赶紧转呈府台大人，府尊竟不知大人是何意，命小人来问问缘故。”
守仁忙说：“庐陵县连遭三年旱灾，尤以今年为重，几近颗粒无收，加之乡下一场大疫又死了不少人，百姓的生活困窘至极，无奈之下到县衙请命，都说实在无法交捐完税，本官知道百姓所说是实情，斗胆请示上宪对今年捐税给予蠲免，暂时与民休息，以免激起民变。”
郭孔茂冷笑一声：“太尊这是危言耸听了！你说百姓到衙门来闹，可小人来了这半天，没见一个闹事的人，牢房里也没有关押一个刁民，请问太尊，你说的闹事刁民在何处？”
郭孔茂这番皮里阳秋的邪话把王守仁气得七窍生烟：“百姓们都是老实人，不逼得走投无路，就不会闹事。现在本官已经答应替他们请求减免捐税，这些人都回去等消息去了。当官的吃着国家俸禄，就是要救护百姓的，现在庐陵百姓生活困苦衣食不周，皆是官员之过，咱们自己不认错，反而对百姓们捕打拘拿，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郭孔茂又是一声冷笑：“大人倒真会做人，百姓来闹，你就说好听的话儿哄他们，这些是你自己的事，小人不过问。可税收是国家王法，没有上宪文书谁敢擅自免除？大人要免庐陵县的税赋，不知是奉了谁的令，可有公移文书在手，能拿给小人看看吗？”见王守仁气呼呼地不理他，说出的话也就更不客气了，“大人说当官的吃国家俸禄，是要救护百姓？我却不这么看。咱们吃着皇家俸禄，是要维护王法纲纪。刁民抗税的事到处都有，庐陵县里有衙役捕快，还有一两百号兵丁，为什么不惩办刁民，倒写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文书替刁民说话，为难知府？要是地方官员都像王大人这样办事，国家还要不要了？”
郭孔茂这话说得在理，可他这是个不讲理的“道理”，王守仁哪里听得进去：“你这话不对！孟子说：‘百姓为重，社稷次之’……”一句话还没说完，郭孔茂已经打断了话头儿：“做县令的是你，不是孟子！孟子可以说轻巧话儿，大人这么办事却不行！庐陵县的捐税收不上来，让吉安府怎么办差？”
“吉安府也是护民的衙门！难道不顾百姓的死活？主簿大人何不到乡下走一遭，看看百姓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只怕主簿大人也看不下去吧！”
郭孔茂扬起脸来冷冷地说：“看不下去就不要看嘛，王大人是来做官的，只要把官做好，三年升个知府，五年升个道台，再升按察、布政，这才叫本事！你不在这上头用心思，没事总跑到乡下去干什么？”
郭孔茂竟说出禽兽一样的话来，王守仁真是无言以对了。半天才说了一句：“请主簿回去告诉知府大人，本县受灾极重，捐税务必蠲免，如果有罪，就请府台大人治我的罪吧。”
听了这话，郭孔茂也无话可回，把手一拱，扭头就走了。
郭孔茂走后，王守仁回到书房又写了一份公文，把庐陵县的灾情和自己蠲免捐税的请求一一写明，最后专门加上一句“蠲免捐税之事已与民约定，岂能复肆科敛？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势有难行。本职自到任以来，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处下位？苟欲全信于民，岂能免祸于己？合请上宪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势之艰难，为特赐宽容，悉与蠲免。如有迟违等罪，止坐本职一人，即行罢归田里，以为不职之戒。心所甘愿，死且不悔”。
“心所甘愿，死且不悔！”这就是王守仁的良知。
可惜，王守仁一个小小的县令，凭着一点良知要克知府，克朝廷，为民请命，力量实在微不足道。连他自己都知道，庐陵县的捐税是免不掉的，王守仁被罢官之后，朝廷立刻换个知县来庐陵，捐税照收，百姓们再来请命，新县令只管捆打捕拿，不会手软。
先“克”自己，再“克”官府，再“克”朝廷，最后才轮到“克”百姓，这是“克己复礼”的本意。可做到这一步实在太难了。孔子努力一辈子也没做成事，现在王守仁想凭着自己的良知去“克”吉安知府，顿时也像当年的孔子一样碰了壁。他心里这份倔强的良知，对整件事没起任何作用，唯一的结果就是王守仁自己丢官罢职，下狱流放。之所以弄成这么个结果，是因为王守仁只知道“要克官府、要克朝廷”这个模糊的道理，却不知道怎么改造朝廷，如何修订王法，怎样制约皇权，如何救护百姓。
还是那句话：知而不行，只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