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上疏劝谏，宋仁宗开始关注起范仲淹。

1033年3月，实际掌权达11年之久的章献太后崩逝。留下遗诏：“尊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

宋仁宗问参知政事薛奎，太后在崩逝前，因病重不能言语，焦急地拉了几次身上的衣服，好像还有什么话要交代，不知是什么意思。

薛奎是个善于知人、敢言敢为的人，范仲淹也曾受他的提携。他说，太后生前所穿的哀冕是皇帝才能穿的衣服，太后想要告诉陛下穿着这件衣服，她无法见先帝。宋仁宗听他这么一说，忙下令给太后换衣服入殓。

章献太后去世后，关于宋仁宗的身世，才渐渐有人敢公开谈论。有人把这件事告诉宋仁宗，他才知道原来自己乃李宸妃所生，又号恸数日，追尊李宸妃为皇太后，并下诏改葬。有心怀恶意者对宋仁宗说，李宸妃死于非命，丧不成礼。宋仁宗也感到很怀疑，于是命令李宸妃的弟弟，趁改葬的时候开棺看个究竟，结果发现李宸妃的遗体容貌如生，服饰严整，根本没有被亏待的样子。

其实，李宸妃之所以按礼制发丧，是宰相吕夷简的功劳。后来，也是他与范仲淹发生极大冲突，终而掀起宋朝第一波的朋党之论。

宋太宗、真宗时代有位宰相叫吕蒙正，宋真宗曾经问过他，在他的孩子中谁最有能力，吕蒙正就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吕夷简。1029年，由于宰相王曾一再违逆章献太后的意旨而被罢斥，吕夷简升为宰相并掌有大权。

1032年，宋仁宗的亲生母李宸妃薨，章献太后命宫中人不给她治丧。吕夷简听说了这个消息后忙觐见太后，他故意问太后，听说有‘宫嫔’死去，不知是不是真的？章献太后不高兴地说，你堂堂一个宰相，难道要来干涉后宫的事情吗？说完就很生气地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章献太后又把吕夷简招来，询问他为什么那么问，吕夷简回答，如果太后不以刘氏为念，臣就不敢说什么意见；但如果太后顾念刘氏的前途，则臣建议，丧礼宜从厚，绝不可怠慢。

章献太后这时才悟出他讲得有道理，于是马上说：“死去的是李宸妃，你说该怎么办？”

吕夷简就提出他的意见，请太后准在皇仪殿治丧，用一品礼把李宸妃的灵柩放置在洪福寺，并以厚服入殓，用水银实棺。这些意见太后都采纳了，可是那些善于逢迎太后的承办官员却对太后说“岁月未利”，希望太后下令，出丧时不从城门出，要凿城墙而出。

吕夷简听到之后，立即求见太后。太后知道他的来意，故意不接见，只派宠信的内侍问他有什么事。吕夷简说：“凿城墙非礼，宜自西华门出丧。”章献太后没有理会他的说法。吕夷简坚持不走，一而再地劝谏太后。太后还是不许。吕夷简急了，就正色对内侍说：“再怎么说，李宸妃总是生下当今皇上的亲生母。现在去世了，竟然丧不成礼，看来终有一天，会有人因此而获罪，到那个时候，莫要说我吕夷简今天没说过这些话。”太后这才答应照他的意见，更改丧礼进行方式。

这年，宋仁宗亲政以后，开始大换朝廷官员，许多太后掌权时代所任用的大臣被外放，而另一批原被太后罢斥于外的，及不阿附太后势力的人，则逐渐被召回。

章献太后崩后的第19天，范仲淹被招回朝。24日，朝廷发布一批人事命令，包含同平章事吕夷简、参知政事晏殊，及枢密副使夏竦、范雍等人在内，都予以降职外调。而范仲淹则被任命为右司谏。有了专门谏言的职位，范仲淹对上书言事更加无所畏惧了。

太后的遗诏中指出，让皇帝和新立的太后共同商讨国家大事。范仲淹听说后，忙上疏奏曰：“太后，母号也，自古以来从没听说，因曾保护养育皇上，就可代替为太后的。现在一位太后才崩逝，又马上立一位太后，天下人岂不是要怀疑陛下，不能有一天没有母后之助？”

这个时候，宋仁宗已经决定把太后遗诏中“裁处军国大事”的字眼予以删除。但被章献太后指定为继任太后的杨太妃，仍获得“太后”的称号，只是不予正式册封。一方面免蹈覆辙，另一方面表示尊重章献太后的遗诏，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太后临朝决事叫做称制。章献太后称制，刚开始的时候，还说得上是号令严明，周围的亲信也少有狐假虎威的情形发生。甚至每当赐御食给族人时，必定命人把宫中用的食器换掉，免得御用的东西流入外戚家而引来物议，相当小心谨慎。可是后期作风就变了，她开始进用本家人，又让宠信的内侍查访宫外之事，产生了一些权倾一时的太监。

在她称制期间，难免有人受过她的压迫或贬抑。她过世后，宋仁宗很快得知她并不是自己的生母，而且在刚亲政时的政治作为方面，有意抛弃太后时代的旧事物。对朝中官员，尤其是重位之臣则进行换班式的大调动。于是，有善于逢迎的人，就在他面前极力数落太后种种的不是，大做翻案文章。

范仲淹却很冷静地向皇帝进言道：“太后受托于先帝，保佑圣躬达十余年，政治上并没有出现过什么过失，实在应该掩其小过，以全其大德。” 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看来，一般人所应声附和指责的，不外是些因个人恩怨而起的利害冲突，与危及大众的政治过失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太后既然在施政上没什么大错，就应看在她曾护佑皇帝的份上，全其大德，实在没有必要在一些小错误上，对已经崩逝的太后进行打击。这样，也有损皇帝的名誉。

宋仁宗看过他的谏言后，顿时大悟。于是下诏，说太后“恩勤至矣”，并指责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命天下人不准再谈太后时代的政令是非。

1033年7月，江、淮、京东一带发生蝗旱灾。范仲淹立刻奏请宋仁宗派使巡行，以安抚受灾的百姓。可是奏疏呈上后，皇帝毫无反应。范仲淹避去众人，找到皇上对他说：“宫中如果有半天没饭吃，该怎么办？现在天下严重缺粮，怎可不赶快设按救济？”宋仁宗这才明白过来，因此命范仲淹前往江、淮灾区赈灾。他所到之处，都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严禁**祀，并奏请减免各项税捐。

赈灾回来时，范仲淹还把灾民用来充饥的草根树皮和蝗虫，送到皇帝和妃嫔面前，让他们了解，遇到天灾时，老百姓苦到什么地步，以戒奢侈之心。

同时，由于目睹蝗旱灾的惨状，使他更切实体认到，虽然现在看上去是太平盛世，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范仲淹平时已经注意到要居安思危，但这次巡行，更加深他对这些危机的警觉。在赈灾过程中所显露出来的问题里，以财政问题最为明显和严峻。在回来的途中，他奋笔疾书拟好奏疏，上言匡正时弊的方法。

这份奏疏包括这几个主要方面：

一、严格控制和缩减各有关粮饷发放及衣服制作供应单位的开支。在太祖时代，政府收入比现在少得多，但可以养六军，在天下出现灾荒时可以顺利地度过。现在国家的财政收入很多，但一遇灾荒，连粮食和棉布之类的抗灾物资都严重缺乏。由此可见，这些机构的开支是多么庞大，甚至到了奢靡的程度。

二、太祖时代，为了恢复燕云十六州，把国库的结余都存入特设的“封椿库”，准备在有军事行动时不因额外征税而扰民。可是自从澶渊之盟以来，国家太平近三十年了，但由于对臣下的额外恩赏过多，已到滥赏的地步，把国库花费殆尽。要知道“聚于艰难，散于容易，国无远备，非社稷之福”，要求一切恩赏应依法办理。

三、国家的兵力大多集中在京师，为了养兵每年都要耗费大量的粮食，应该精简兵员防止冗兵。宋朝的征兵制以募兵为主，兵士终身在兵营，全靠国家给予补给。现在国家正处于太平时期，根本不需要作战，应该在平时农忙时让他们回去，有需要时再把他们征集回来。年老的士兵，有田地儿女的，应让他们回家养老。

四、江、淮诸路除了要运粮至京师以外，政府还到两浙收购米谷。这样造成的结果是虽然年年丰收，谷价却仍高居不下，官方伤财，民间乏食，而粮运京师更养些冗兵、冗吏，以及一些充塞京师的游惰之士。他主张削冗兵、削冗吏、禁游惰、省工作，这样一来，京师的用度节省，江淮的赋税运粮就可以减少，也可免去高价收购粮食，平稳粮价。

五、精简不需要的官员、官吏。宋朝为了不出现官员权力过高而反叛的现象，设置了大量的机构和职位，招收大批官员，让他们在工作中互相牵制，就形成了冗官、冗吏的现象。例如馆阁的一再增加；礼部有太常寺主管礼乐，又别置礼仪院、太常礼院；有刑部大理寺主管刑法，又设有审刑院等，应当予以裁汰合并。

六、国家每年耗费在向西北买马、养马上面的金钱不计其数，但为了战争需要西北戎马又不可不收。范仲淹建议可以收买之后转卖予民间饲养，这样可以省去大笔饲养费用。一旦有需要，可向民间再购买回来。

七、朝廷要节俭用度，不要奢侈，这样可以减少许多押运大宗物资的人员，减少国库开支。

八、建修寺观的巨大花费最无实质意义，希望皇帝以土木之劳为戒，将那些花费转作其他用途。

宋仁宗看到这份奏疏后，觉得言之有理，欣然按照范仲淹的建议发布命令。之后，范仲淹又奏请士兵服役七年后应当全部准予归农，这一奏请也获得采纳了。